钟摆的事情，让枢伯彻底相信了唐文郎是真的有能力改进刻漏的，于是在失神了半晌后，终于站了起来，郑重地向唐文郎行了一礼，随后将唐文郎请到了正屋内，为两人上了一杯茶。
主屋内与外面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料谁也不会想到，简陋的茅草屋内，任何一件家具的雕工都精妙无比，多宝阁上还摆着许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摆件，若是唐文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摆件中，许多的四肢甚至关节都是可以活动的，令人赞叹不止。
而最令人赞叹的，则应该是一件木做的五层镂空鬼工球，这种球全部镂空，内外五层，层层可动，却又没有任何拼合、粘接痕迹，均是由一整块材料慢慢向内雕刻而成的五层小球。这种技术在现代有专业电动工具的情况下依然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在明初了。
唐文郎在屋里扫视了一圈，基本上已经有了概念，这个枢伯远没有刻漏那么简单，他能做的事情，应该远远能超过唐文郎的想象。
“不知道文郎对于刻漏之事，还有何指教呢？刚刚你所演示的那以石计时的法子，确实神奇，但是恕我还是不明白其中精妙所在呀！”枢伯一脸诚恳地问道。
“那以石计时的方式，我愿称其为摆，这摆每次过底的时间，只与绳子的长短有关。此事，你多多试验便可以。但这摆需要在底端涮有重物，才能更为精确。”唐文郎简单地解释道。
“但是这刻漏的改良，需要的不单单是这摆，报时之处，也是可以改进颇多的。”唐文郎又继续说道。随后，他便要了一张纸，在纸上画起了表盘。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对于时间的观念基础是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小时。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人们开始不满足于这么模糊的时间跨度，所以一个时辰又被分为了两份，前一个小时称为初，后一个小时称为正，比如午初是十一点到十二点，午正便是十二点到一点。再之后，对于时间要求不断提高，但是由于计时设备的原因，所以中国古代最细也只是将时间精确到了刻，一个时辰分为八刻，每一刻对应十五分钟。但是比刻更为精准的时间概念，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很难做到精准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明初人们的时间观念，要么是看天，要么是听钟鼓楼晨钟暮鼓的整点报时，这对于商业、工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不知道时间的人，永远意识不到效率的宝贵。
表盘的出现，让时间从整点到整点的模糊时段，变成了每分每秒都在变化的直观感受，瞬间将时间的观念强化了出来，也诞生了钟表这种全新的计时观念。
其实表盘这种表现形式，与我国古代的罗盘非常相似，所以向枢伯与詹希原解释起来也非常的容易。而十二个时辰，正好可以作为时针的十二个分区，每个分区一个时辰。而分针则可以每隔十分钟，两小时一圈的概念，将时间更精准的划分。
这种方式，虽然相较于西方流行的十二小时转一圈，分针一小时一圈的概念并没有那么精准，但相较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十二时辰与罗盘象位，若是真的敢把子时与午时放在一起，估计连枢伯自己都不会理解的。
说不定，等社会真的有更准确的需求了，到时会自己发生转变，也未可知。
除了表盘，钟表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小型化的问题，唐文郎为了让枢伯相信自己，所以先拿出来的是钟摆。但是我们都知道，钟摆出现的时候，钟表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甚至于怀表都已经出现了。而钟摆解决的问题，只是让时间变得更为精准了而已。
在钟摆出现之前，在西方早期，与中国一样，同样适用的是刻漏计时，这种计时方式普遍被认为是通过蒙古人的征服而带到欧洲的。
但随后，发条这种改变钟表的事物出现了，与刻漏一样，发条不仅能够计时，同时也可以作为动力来源，为表盘的指针提供动力，随后，这种带有发条的钟表便成为了欧洲钟表的标准构造。
但是人们慢慢发现，发条的收紧与放松，所释放的力并不相同，而且非常容易受到移动等造成的影响。那是最好的怀表，每日的误差也在十分钟左右，虽然对于当时来说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科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随后，伽利略发现了单摆原理，而随后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单摆原理，最终1656年由钟表匠惠更斯，将钟摆应用到了钟表之中，才形成了我们印象中带有钟摆的钟表。
带有钟摆的钟表虽然也需要发条提供动力，但是相较于传统的发条钟，时间的精准度大大的提高了。
不过，钟摆的应用只解决了座钟的精准度，却没有改变怀表等小型钟表的精准度。当时的小型表或者需要移动的航海钟，还均是使用发条供能，并使用这种各样的擒纵机构，来尽量减少由于晃动等带来的影响。
但是这种方式只能相对的改变，直到今天，使用机械结构的手表，相对于电子表等，依然有较大的误差，即使是天文台认证的手表，误差也在每日负四秒到正六秒，也是就是每日最多可以慢四秒或者快六秒。
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经度法案》(longitudeact)，规定任何人只要能找出在海上测量经度的方法，便可以拿到2万英镑的奖金。这笔钱在当时可是巨款，大概相当于现在的600万英镑，也就是近5000万人民币。为了公正地找出获胜者，英国国会还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请来包括牛顿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担任评委。
这项大奖瞬间吸引了大量的能工巧匠投入到研发航海钟的事业中，其中就包括了约翰哈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