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早上，所有的麻烦都如往昔般突如其来，然后迎刃而解。我们已如雨过天晴，一帆风顺。装甲车开进城了，看到弟兄们沉着冷静的脸，使我大感振奋。皮萨尼到达了，也使我发笑，这个好战士因政局的瞬息万变而茫然不知所措。他紧抓住他的军事任务当舵，带他航过这惊涛骇浪。大马士革已恢复正常，商店都已开张，街上的小贩也都展开营生，电车也开始行驶，谷物、蔬菜、水果的供应充裕。
街道上正在洒水，以免三年来因战争而聚积的尘埃四处飞扬。群众懒散但快乐，有许多英军在城市闲晃，没有武装。与巴勒斯坦联络的电报线已修复，阿拉伯部队昨晚攻下的贝鲁特，线路也已接通。我许久前在沃季便已警告过他们，若占领大马士革，不妨将黎巴嫩当诱饵留给法国，然后去占领的黎波里，因为就港口而言它比贝鲁特强，而且英国会在和谈时扮演诚实的中间人角色，替他们争取此地。所以我对他们的错误选择感到痛心，然而也对他们自觉羽翼已丰，可以否决我而觉得欣慰。
连医院的情况也已好转。我力劝肖韦尔接管，但他不肯。当时我认为他是想累垮我们，以便顺理成章地接管整座城市的大权。然而，我后来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在于我那一阵子神经绷得太紧。最后一回合当然是肖韦尔赢了，也使我自觉卑鄙，因为当他听说我要离去时，便带着戈德温开车前来，为我在他身陷困境时助他一臂之力而向我道谢。尽管如此，医院还是自行改善了许多。有五十名战俘将庭院清理干净，烧掉污秽的废物。另一队工役又在营区中挖了另一座墓坑，一有人过世就埋进去。其他人到病房内替每个病人盥洗，帮他们换上干净的衬衫，替他们将床垫翻面，让较能忍受的一面朝上。我们已找到可供病人进食的食物，重病者除外。每个病房内也都有会说土耳其语的看护兵待命，供病人差遣。我们清理出一个房间，重新粉刷并消毒，打算将病情较轻者搬迁进去，再去清理他们原来的房间。
依这种速度，我们三天内便可使一切上轨道，我正自豪地沉思其他好处时，一个少校医官上前来，问我能否说英文。他看着我的长袍与凉鞋，满脸嫌恶地说：“你负责的？”我谦逊地挤出笑脸，说可以算是，这时他破口大骂：“太可耻了，丢人现眼，太过分了，应该被枪毙……”我被他劈头一顿臭骂，像小鸡般吱咯笑出声，然后狂笑不已。我刚为自己将无可救药的情况改善得已步上轨道而沾沾自喜时，却被如此咒骂，实在可笑。
那位少校昨天没有到这停尸间来，没闻过那股恶臭，也没看到我们埋葬那些已残缺不全的腐尸，这一幕幕曾使我于半夜惊醒，冷汗直流，浑身发抖。他瞪着我，喃喃骂了声“该死的畜生”。我再度狂笑不止，他赏了我一记清脆的耳光，然后扬长而去，留下我在原地满心羞惭而毫无怒意，因为我内心深处觉得他骂得有理，而且每个成功地推动弱者挺身反抗他们主人的人，事后在价值观上必已受到严重污染，而觉得周遭没有什么是洁净的。然而，一切即将成为过眼云烟。
我回到旅馆时，外头围着一波波人潮，门口停着一辆灰色劳斯莱斯，我知道那是艾伦比的车。我跑进去，发现他与克莱顿及柯瓦利斯还有其他大人物都来了。他言简意赅地嘉许我在胜利后的混乱局面中，力排众议在此地与德拉建立起阿拉伯政府。他也正式委任阿里·勒扎担任他的军事总督，由他的陆军司令费萨尔指挥，管理阿拉伯与肖韦尔阵营的大小事务。
艾伦比同意接管我的医院及铁路的运作。十分钟后，所有令人疯狂的困难都已迎刃而解。艾伦比独力挑起全部重担，我可以安心地松一口气了。
这时我们听说费萨尔由德拉驶来的专用列车刚抵达。休伯特·扬亲自去向他传递口信，我们在窗外一波波雷动的欢呼声中等他莅临。两位领袖在胜利的中心点首度会晤，恰如其分，我则充当他们的翻译。
艾伦比交给我一封外交部拍来的电报，承认阿拉伯在交战国中的地位。他要我将这封电报翻译给费萨尔听，可是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看得懂这封英文电报在说些什么，更甭论要译成阿拉伯文了。费萨尔因受到他的子民热烈的拥戴，喜极而泣，这时含泪带笑，将那封电文摆在一旁，向艾伦比致意，感谢他的信任，才能造就他与阿拉伯起义运动今日的成果。他们是很奇特的对比：费萨尔浓眉大眼，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像一把精致的匕首；艾伦比则虎背熊腰，脸色红润，踌躇满志，是掌握世局的列强最适合的代表人物。
费萨尔离去后，我向艾伦比提出最后一个（我想也是第一个）私人要求——调职。他一时不肯答应。但我据理力争，提醒他当年的承诺，并指出如果没我在，新法推行起来会更轻松。最后他同意了。这时我也立刻知道自己有多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