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此时，我在阿拉伯半岛已经待了四个月。最近四个星期来，我骑骆驼走了一千四百英里，为推动这场起义战不遗余力。不过，我拒绝与在我身上安居许久的跳蚤再多相处一晚。我要洗个澡，喝点加冰块的饮料，换下脏乱不堪的衣服，吃些比绿椰枣和骆驼腱更可口的食物。我再打电话给内陆水运委员会，口气极为委婉，但没有效果，所以我开始光火了。然而他们还是拒绝我的要求。我火冒三丈，这时一个亲切的北方口音由军用电话线的一端传过来：“这样很不好，先生，这样跟水运委员会的人说话。”
这句话倒是真的。于是那个口音很浓的接线员替我将电话转接到载运局。利特尔顿，全世界最忙碌的少校，在此除了原本繁忙的事务外，还要设法游说由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每艘战舰，要求他们（有些乐此不疲呢！）挪出船舱来堆放运往沃季和延布港的补给品。他借着这种方式，已让我们数以千计的物资与人员免费地搭便船。他忙碌之余还要抽空与我们这些满心好奇的乘客微笑。
他不曾让我们失望。一听到我是谁，身在何处，以及我在内陆水运委员会碰的钉子后，一切问题皆迎刃而解。他的汽艇随时待命，半小时内可以开到夏特来。他要我直接到他的办公室，也没向我解释（或许直到战后）为什么一艘寻常的港务汽艇可以未经水运委员会允许，便进入神圣的苏伊士运河。一切完全如他的意思进行。我派手下与骆驼往北到库卜里，我则由苏伊士运河打电话到该地，替他们在靠亚洲这一岸的牲口营地安排食宿。当然，后来我也安排他们前往开罗，让他们大开眼界一番，以示慰劳。
利特尔顿看我劳累困顿，立刻让我到旅舍休息。许久前这种旅舍看起来还很简陋，如今却简直可以称为富丽堂皇。这家旅舍原本因我一身褴褛而不肯让我进去，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提供我梦寐以求的热水澡与冷饮（共六杯），还有晚餐与床铺。一位古道热肠的情报官在截获他们乔装藏身于西奈旅舍的情报员的密报后，立刻答应照顾我手下在库卜里期间的起居，并替我安排第二天前往开罗的车票与通行证。
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官员尽忠职守的“监控”使这趟枯燥的旅程平添乐趣。一支由埃及人与英国人混合编成的宪兵来到火车旁，仔细地盘查往来乘客并检验通行证。得罪查验官并不碍事，所以当他们以阿拉伯语盘查我时，我以流利的英语回答：“麦加谢里夫的——参谋。”他们大吃一惊。那位士官请我再说一遍，他没料到我会说英语。我告诉他，我穿的是麦加谢里夫所属参谋的专用制服。他们望着我光溜溜的脚丫子，以及身上的白色丝质长袍、金黄色头巾与匕首。不可能！“什么部队，先生？”“麦加军。”“从来没听过，没见过这种制服。”“你能辨识蒙特尼格罗王国的龙骑兵团吗？”
这句话正中要害。任何一支协约国部队穿着军服都可以不用通行证畅行无阻。宪兵也没见过所有的制服。我的部队或许真的属于鲜为人知的军种。他们退回走道监视我，并打电话向上呈报。在即将到达伊斯梅利亚时，一个满头大汗的情报官穿着湿透的卡其服上车，查验我的供词。由于已经快到站，我这才将苏伊士运河那位设想周到的情报官替我准备的通行证拿出来，证实我所言不虚。他觉得很不爽。
前往开罗的旅客必须在伊斯梅利亚换车，转搭塞得港开来的快车。这时旁边停了一辆有一节车厢布置成华丽交谊厅的火车，威姆斯上将与伯梅斯特及内维尔陆续从这节车厢中走出来，同行的还有一个极高阶的将官。他们沿着月台来回踱步等车，边走边聊些军国大事，月台上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军官们朝他们敬礼，一次，两次，他们仍来回走个不停。敬礼三次就令人受不了了。有些人退到围墙边，立正站好，这些是可怜虫；有些则躲得远远的，这些很卑鄙；有些则转身到书摊上专心地看着书背，这些很害羞。只有一个人厚着脸皮伫立原地不动。
伯梅斯特注意到我在凝视他们。他摸不清这是何方神圣，因为我被晒得满脸通红，而且因旅途劳顿而憔悴瘦削（后来我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剩不到四十五公斤）。然而，他终究还是认出我来了。于是我向他说明尚未公诸于世的突袭阿卡巴之役的详细始末。这使他兴奋莫名。我要求威姆斯上将立刻派一艘补给舰过去。伯梅斯特说“达弗林号”那天刚进港，可以将苏伊士运河内所有的粮食全部装上船，立刻运往阿卡巴，并将战俘运回来（帅呆了）。他会亲自处理这件事，不用劳烦威姆斯上将与艾伦比。
“艾伦比！他在这里做什么？”我叫了出来。“噢，如今已由他全权指挥了。”“默里呢？”“回家了。”这可是天大的消息，对我尤其重要。我也开始猜想，艾伦比这个高头大马、满脸红光的人是否和一般的将军一样，又要耗费六个月时间让他进入状况。默里与贝林达刚到任时很令人厌烦，所以我们那阵子心头想的，不是如何打败敌人，而是如何使长官能让我们放手做事。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并力求表现，才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及其参谋长回心转意，在他们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致函陆军部，推荐阿拉伯人，尤其是费萨尔的战功。这对他们而言算是宽大为怀，也是我们秘而不宣的成就。他们是两种极端的典型——默里只会异想天开与张牙舞爪，神经质，弹性大，善变；林登·贝尔则是坚持专业见解，不知变通。
到了开罗，我穿着凉鞋啪嗒啪嗒地走过宁静的萨伏伊长廊，去找克莱顿，他习惯省下午餐时间来处理繁忙的公务。我进门时他正伏案办公，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声“Mush fadi”（埃英语，意指“没空”），不过我一开口就使他惊喜相迎。我在前一晚留在苏伊士运河时，已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所以只需洽谈该做些什么。不到一个小时，威姆斯上将来电表示“达弗林号”正在装载面粉准备应急。
克莱顿领出一万六千镑金币，派人搭三点钟的火车护送到苏伊士运河，让焦急的纳西尔得以偿清债务。我们曾承诺，在拜尔、杰佛、圭威拉发行的钱票，在占领阿卡巴后都要兑现。这是一套很不错的制度，不过以前在阿拉伯从来没有人敢发行纸钞，因为贝都因人的衣服既没有口袋，帐篷内也没有坚固的房间，而纸钞又经不起埋藏。所以阿拉伯人一向对纸钞有成见，为了避免我们信誉扫地，有必要即早兑换成金币。
然后，我前往旅舍，想找些不会像这身阿拉伯装扮惹人注目的衣服。但原来的物品在几个月间都已蛀腐，所以三天后我才穿得像样一些。
这期间我听说艾伦比相当出色，也听说默里第二次攻击加沙时的惨败，伦敦方面原本以为加沙很脆弱或太精明，应该不会顽抗。我也听说我们如何参战，每个人，将军与参谋官，连小兵都认定我们会输；——伤亡人数达五千八百名。他们说艾伦比已调来生力军，并有数百尊巨炮，一切将会截然改观。
怪的是，在我尚未着装完毕前，总指挥官已派人通知要召见我。我在撰写报告时想着萨拉丁与阿布奥贝达，所以强调叙利亚东边的部落民族的战略重要性，善加利用即可充当对耶路撒冷交通的威胁。这与他的企图心不谋而合，所以他想找我去，以评估我的分量。
这次会面很滑稽，因为艾伦比高大魁梧，充满自信，而且因位高权重显得盛气凌人。他坐在椅子上望着我——不是直视，而是他习惯的斜视，满脸困惑。他刚由法国调来，在当地一直是个所向无敌的猛将。他满脑子火药与重炮这种西洋思想——这对我们这场战争而言是最要不得的——不过，他身为骑兵，已决心投身新的思潮，在亚洲这完全不同的国度，陪伴道内与切特伍德走过这段坎坷路。然而他没料到会遇到我这么个怪人——一个打着赤脚、身穿丝质长袍的小个子，宣称只要能获得物资与武器，以及用来说服并控制那些部落民族的二十万镑金币，就可以使敌人寸步难行。
艾伦比一时也无法分辨我是否真有此能耐，或只是夸大其词的骗子。他在脑中评估着，脸上则不动声色，我放任他自己思考。他没问太多问题，也没多谈，只观看着地图，听我述说东叙利亚及当地居民。最后他翘高下巴直截了当地说：“好吧，我尽量帮忙。”就这么结束了谈话。我不确定我的话他听进去多少，不过逐渐发现他说到做到，也发现他能帮的忙，对最贪得无厌的区区在下而言已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