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萨尔同意了，于是我们沿上游宽阔的道路经过美沙里河谷，前往欧威斯，此地位于延布北方十五英里，遍地水井。此刻群山层峦，美不胜收。十二月的雨水丰沛，随后温暖的阳光使大地误以为春神已莅临。各洼地与平地都长出嫩草，叶片（单叶，笔直而细长）由石缝间冒出来。由鞍座间往下俯视，或许看不出地表已添新妆，然而以水平的角度往前眺望远方的山坡，便可以看出在泛着暗蓝灰色与红褐色的岩块表面，到处洋溢着一片翠绿。有些地方绿意盎然，草木扶疏，我们那些劳苦功高的骆驼也大快朵颐，咀嚼这些幼枝嫩草。
动员令已经发布，但只对我们和亚格利人下达。其他单位在我们出发的路上一字排开送行，每个士兵站在蹲伏着的骆驼旁，在费萨尔走过时，默默向他敬礼。他开心地叫着“祝大家平安”，每位族长也以同样的话祝福他。我们走过后，众人便骑上骆驼，跟在他们族长后，所以身后的部队不断延长。我们到达分水岭后回头放眼望去，只见到一条士兵骑着骆驼的迤逦长河。
我们默不作声地登上山顶，山谷在眼前摊开，成为一道软沙砾与细沙质的斜坡，费萨尔这才开口与盘据此山的亚格利族长伊本·达希勒打招呼，伊本·达希勒退开一两步，引导我们走入他们列队欢迎的阵容中，并开始擂鼓。全军扯开喉咙，高唱颂扬费萨尔和他家人的战歌。两年前，伊本·达希勒曾答应土耳其人要率领亚格利人协助他们，但在阿拉伯起义爆发后，就带着全部人马投效侯赛因谢里夫去了。
随后行军的阵容变得很壮观，也很野蛮。费萨尔身穿白袍在前面领军，谢拉夫在他右侧，戴着红头巾，身穿斗篷长袍，我在费萨尔左侧，穿着红白相间的衣服。我们身后是三面已褪色的深红色丝质旗帜，旗顶有金矛，掌旗手之后是三个擂鼓手，奏着进行曲，紧接着是一千两百名精壮狂野的骆驼卫队，摩肩接踵地挤靠在一起，人员的穿着光鲜亮丽，骆驼的坐具亦鲜明耀眼，我们这条耀眼的长河填满了整座山谷。
在美沙里河谷的出口，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一位信差由延布赶过来，交给费萨尔一批信。其中一封是三天前“达弗林号”舰长写给我的，表示在见到我并深入了解当地状况前，不会载送扎伊德。“达弗林号”如今正停泊在雪姆这座距延布港八英里的孤立港湾中，舰上军官可以在海滩上玩板球，不会被延布港中挥之不去的苍蝇群骚扰。当然，他们距离那么远，对外界的消息也就不得而知了。这期间我们与“达弗林号”之间倾轧不已。那位亲切的舰长远不如激进的博伊尔那般高瞻远瞩，也缺乏“哈丁吉号”舰长林柏里的睿智——林柏里每到一座港口，便会不辞辛劳地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
显然我最好赶去找“达弗林号”，使事情步上正轨。扎伊德人不错，但让他拥有这段平白冒出来的假期，必会玩得乐不思蜀。我们此刻无暇旁生枝节。费萨尔派遣几位亚格利人与我同行，我们兼程赶赴延布港。事实上，我只花三个小时就到了，那支令人心烦的护送队伍（他们说不想因为我那么迫不及待而累坏骆驼或磨破臀部）还在半路上。在山中时，太阳仍高悬于半空，这时已近黄昏，阳光斜射入眼睛，使我必须腾出一只手遮挡光线。费萨尔给了我一峰健步如飞的骆驼（内志的谢里夫送给他父亲的礼物），是我骑过最能吃苦耐劳的一峰。后来在前往阿卡巴的路上，它因过度劳累、疥癣及人为疏失而病故。
我到达延布后，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扎伊德已经上船，“达弗林号”也已经在当天早晨前往拉比格。所以我开始思索，在前往沃季途中我们需要海军何种支援，以及运输的方式。费萨尔已答应在欧威斯等我的报告，待确定一切都已就绪才会上路。
第一道障碍是民间与军方势力的冲突。阿卜杜勒·卡德尔是个精力充沛但很情绪化的人，随着我们的基地逐渐扩大，他也被与日俱增的繁重任务搞得焦头烂额，于是费萨尔派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军官特乌费克·贝伊协助他照料军需品。不幸的是，军需品如何定义难有定论。那天早上他们为了几口装武器的空箱子归谁管而起了摩擦。阿卜杜勒·卡德尔将仓库的门一锁，径自去吃午餐。特乌费克则率领四名手下到码头，还带着一把机枪和一支长柄大锤，硬将门撬开。阿卜杜勒·卡德尔见苗头不对，跳上一艘小船，划向英国的护航舰——相当袖珍的“艾斯皮格号”——告诉那位立场尴尬但相当热忱的舰长，他想在舰上待一阵子。他的仆人从岸上送食物给他，他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军床上。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于是叫阿卜杜勒·卡德尔写信给费萨尔，请他裁示，同时叫特乌费克将仓库先交由我管理。我们派了艘拖网船“阿瑞塞莎号”到护航舰旁边，让阿卜杜勒·卡德尔指挥，将那些引发争议的空箱子运上船，最后再带特乌费克到“艾斯皮格号”上，设法居间斡旋，解开这死结。这次调解行动因一段小插曲而轻易化解，因为，当特乌费克在舷道向仪仗队回礼时（这支仪仗队平常备而不用，此时只是策略上的运用），他眉开眼笑地说“这艘船在库尔纳俘虏过我”，并指向一块写着“马尔马里斯号”的战利品标示牌，“马尔马里斯号”是一艘土耳其炮艇，在底格里斯河与“艾斯皮格号”交火后被击沉。阿卜杜勒·卡德尔对这则轶事也听得津津有味，两人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谢拉夫第二天到延布来，代理费萨尔的职务。他位高权重，或许也是费萨尔阵营中最干练的大将，但缺乏积极进取的企图心，一切依命行事，而非自动自发。他家财万贯，曾担任费萨尔的法院首席法官多年。他比其他人都了解部落民族，也更善于排解他们的纷争，他们也很敬畏他，因为他铁面无私，而且面貌凶恶，左眉角往下垂（旧伤造成的），使他看起来冷峻不苟。“苏瓦号”的军医曾替他的眼部开刀，受伤部位大致上已治愈，但一副尊容仍像个铁面判官。我与他共事过后，觉得他其实很好相处，头脑很清醒，睿智而善解人意，笑容很亲切——他笑起来嘴角变得比较柔和，但眼睛仍是一副怒目金刚的骇人模样——做起事来一板一眼，总是一丝不苟。
我们都认为在朝沃季进军时，延布被攻占的风险极大，也认为将所有军需品先运走方为上策。博伊尔适时地向我表示，“达弗林号”或“哈丁吉号”都可以协助运送补给品。我回答，此行任务艰巨，我宁可选“哈丁吉号”！“哈丁吉号”截听到这则电文，舰长华伦上尉认为我太夸大其词了，不过这也使“哈丁吉号”在两天后心花怒放地驶来支援。这是一艘印度运兵舰，最底层的运兵甲板在水面的高度有宽敞的秘门。林柏里帮我们将这些秘门打开，我们便将八千支步枪、三百万发子弹、数千发炮弹、大量的米与面粉、无数的军服、两吨强力炸药，以及我们的整支巡逻队，七手八脚地全塞进这艘船。
博伊尔心急如焚地赶过来打听消息。他答应要让“哈丁吉号”一直充当我们的补给舰，随时提供食物与饮水，这也解决了主要难题。英国海军已经集结就绪，“红海舰队”的半数可投入战场。海军上将即将莅临，每艘船舰的登陆部队都在训练中，官兵个个摩拳擦掌，积极备战。
我默默祈盼，虽然有这支生力军支援，却希望不要发生战事。费萨尔已拥有近万名人马，足以填满整个比黎族地区，而且足以应付不太严重或棘手的状况。比黎族人对这一点也心里有数，因此对费萨尔言听计从，全心投入阿拉伯建国运动。
我们攻下沃季当可如探囊取物，令我忧心的是费萨尔的部众沿途会大量饿死或渴死。补给是我的职责，也是一项重责大任。不过，中途通往乌姆莱季的地域属于友好地区，只要能保持友好关系就不会发生悲剧。因此，我们向费萨尔禀报，一切已准备就绪，于是他在阿卜杜拉传来欢迎艾斯计划并答应立刻响应的回音后，当天便朝欧威斯出发。我也在当天收到一则令我心情笃定的消息：奉调前来汉志担任军事代表团指挥官的英国正规军上校纽科姆已到达埃及，他的两位参谋官考克斯与维克里正在前往红海的途中，也将加入我们的远征军行列。
博伊尔以“苏瓦号”送我到乌姆莱季后，我们上岸打听消息。当地族长告诉我们，费萨尔今天可以到达瓦黑地井，往内陆四英里处的水源地。我们于是派人送信给他，然后前往博伊尔在数月前由“福克斯号”开炮炸毁的碉堡探视。如今这些营房已成为荒凉的瓦砾堆，博伊尔看着这废墟说：“我对自己居然把这么个小地方也夷成平地，觉得很羞愧。”他是个非常专业的军官，机警，实事求是，也很官僚，有时候无法容忍不拘小节的人与事。满头红发的人很少有耐性。他们称他为“红毛博伊尔”，听起来很亲切。
我们在凭吊废墟时，村中四名穿着灰衣的长者前来，要求借一步说话。他们说，几个月前，一艘有两支烟囱的船忽然过来，摧毁了他们的碉堡。他们被要求在原地重建一座营舍，供阿拉伯政府的警察使用。他们问我们这艘只有一支烟囱的船的好心船长，能否借他们一些木料，或其他建材，协助他们重建。博伊尔听他们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紧张地直问我：“怎么了？他们想怎么样？”我说：“没事，他们只是在描述‘福克斯号’炮轰造成的惨状。”博伊尔转身环顾四周，然后苦笑着说：“的确是惨不忍睹。”
第二天，维克里到达。他是个炮兵官，在苏丹服役十年期间已学会流利的阿拉伯语，能读能讲，不需要请翻译。于是我们和博伊尔到费萨尔的阵地，与他研议攻击的行程表。用过午餐后，英国人与阿拉伯人再度研商进军沃季的行程。
我们决定将整支部队打散成若干分队，并决定让这些分队自行前往位于哈姆德河谷的阿布杰雷贝特，这是我们的集结地点，此后到沃季沿路都没有水源。不过博伊尔同意让“哈丁吉号”在雪姆哈班停泊一个晚上——听说当地有个港口——并运送二十吨的水上岸。就这么拍板定案。
为了攻击沃季，我们提供博伊尔一支阿拉伯登陆部队，由数百名哈尔卜族与朱罕纳族的农民和自由人组成，指挥官是萨利赫·伊本·谢费亚，他是一个胆识过人、相当友善的黑人少年，对属下恩威并济，领导有方，对他们或我们伤了他的尊严也不以为意。博伊尔接纳了他们，并决定将他们安置在有多层甲板的“哈丁吉号”的其中一层。他们与海军将在沃季的北方登陆，再由此朝沃季进军。土耳其在当地未设哨站，无法防堵登陆部队。
博伊尔至少会调来六艘船舰，共有五十挺巨炮，足以轰得土耳其晕头转向，还有一艘载送水上飞机的船，用来指引巨炮的轰击方向。我们预定在当月二十日到达阿布杰雷贝特，二十二日在哈班等“哈丁吉号”提供的水，登陆部队则在二十三日拂晓抢滩，这时我们的骑兵也已封锁由城内往外逃窜的所有道路。
拉比格传来的情况不错，土耳其也没有因为延布唱空城计乘虚而入。这原本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博伊尔以无线电通知他们，让他们松了口气，我们也大获鼓舞。阿卜杜拉即将到达艾斯，而我们正在去沃季的半路上。阿拉伯部队已掌握主动权。我一时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一年后我们将踏破大马士革的城门。这时帐篷内突然静默下来，一股寒意袭上心头，我的乐观也被浇了一头冷水。后来，我听说维克里去找博伊尔，严词抨击我夸大其词，爱做大梦。不过，虽然我一时失态，那却也不见得是个无法完成的大梦，因为五个月后我真的就置身于大马士革，再隔一年后我更成为这座城市有实无名的总督。
维克里让我很失望，我也令他很不满。他知道我并非军事专才，也认为我是政治智障。我知道他是阿拉伯独立运动亟需的专业军人，然而他对这场运动的内涵似乎浑然不知。欧洲顾问缺乏的这种认知差点使阿拉伯人因问道于盲而搞得建国运动胎死腹中。这些欧洲顾问不了解起义其实不是战争，事实上，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是争取和平——或许可称为全国性的罢工。所有闪族人团结一致，拥抱同一种理念、同一位有武装的先知，掌握无限的可能性。若能交由高人指点，它的战功将不只是收复大马士革，而是一九一八年所达成的攻占君士坦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