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领事馆的途中，吉达的景观让我们觉得赏心悦目。因此在午饭后，等气温稍微凉些，或者至少已过了正午，我们便在威尔森的副官扬的带路下，出去散步看风景。这位扬先生偏爱古文物，不喜欢现代制品。
这的确是一座颇具特色的小镇。街道都是小巷子，闹市的屋顶也是木制的，但其他地方的高大的白墙房屋则是露天屋顶。这些建筑有四五层楼高，横梁以桃红色碎布绑住，由底层到顶楼都以灰色木嵌板制的宽大弓形窗装饰。吉达没有玻璃，但是有很多精美的格子窗，有些在窗框的木嵌板上还有细腻的浮雕。门以厚重的双扇式柚木制成，雕刻很深，通常门上还有小门，以及豪华的铰链与铁制的叩门环。许多屋子涂有灰泥，较古式的房屋在门顶框及门侧框则有精细的石头直铺到可俯视庭院的窗户。
这些建筑作品像是狂放的伊莉莎白时代半露木建筑，带有雕梁画栋的英格兰柴郡风格，但是华而不实得极为离谱。房子正面有回纹图案，先刻好再涂上灰泥，看起来好像是用厚纸板裁割来当浪漫舞台剧的布景。每层楼都有凸出部分，每扇窗户各具特色地倾斜着，通常连墙壁也会倾斜。这里看起来像座死城，地面这么干净，这么安静。蜿蜒而平坦的街道上覆着一层湿沙，经年累月后凝固，踩起来像地毯般静悄悄。格子窗与隔音墙消除了所有声响。街上没有车子，也没有任何街道宽得可以行车，不见钉了蹄铁的牲畜，也没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一切都寂然无声，显得紧张兮兮，甚至是鬼鬼祟祟。我们经过时，家家户户的房门立刻轻轻掩起。没有狗的狂吠声，没有喧闹的儿童。的确，除了集市地区之外，几乎没有人迹。我们偶尔遇见的几个人都很消瘦，虚弱得像是久病缠身，满脸刀疤，没胡子，眯着眼睛，小心地匆匆溜过我们的身边，没瞧我们一眼。他们穿着朴素的白袍，修剪整齐的头发上戴着无边的便帽，披着红色棉披肩，打着赤脚，这完全一样的装扮几乎像是制服。
气氛滞闷，死气沉沉。似乎没有生命迹象。这时不算酷热，空气中有股湿气，以及一丝历尽沧桑的气息，似乎是此地特有的味道：不像士麦那、那不勒斯、马赛那种充满热情的气息，而是一种经过长久使用，由许多人的鼻息与经年累月的澡堂热气及汗水味所累积成的。感觉吉达像是已经有好几年没经过强风的吹拂了，街上的气息一年到头都是同样的味道，从城市创立那天，直到那些房子倒塌前都一样。集市中没东西可买。
傍晚时电话响了，侯赛因要求与斯托尔斯通话。他问我们想不想听他的乐队演奏。斯托尔斯愣住了，问是什么乐队，并对他的风雅表示佩服。侯赛因解释，以前在土耳其统治下，汉志的总司令部有一支管乐队，每天晚上演奏给统帅聆赏；当统帅在塔伊夫被阿卜杜拉逮捕时，他的乐队也跟着被俘。其他战俘都被送到埃及监禁，唯独那支乐队例外，被留在麦加，演奏给他们的征服者听。侯赛因于是将话筒摆在桌上，而我们则郑重其事地一个个上前去听话筒中传来的四十五英里外的麦加王宫乐队演奏。斯托尔斯替众人表示感谢。侯赛因慷慨地表示，那支乐队会由武装部队护送到吉达来，在我们的庭院里演奏。“还有，”他说，“到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让我也能和你共享。”
第二天，斯托尔斯到阿卜杜拉位于夏娃墓园旁的营地去拜访他。他们一起巡视医院、军营、市政府办公厅，并接受市长的款待。其间他们也聊起金钱、谢里夫的头衔，以及他和其他阿拉伯王子的关系，还有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两国使节该谈的都谈了。这些话题很沉闷，大部分时间我都借故离开，因为在早上与阿卜杜拉聊过之后，我认定他不是领袖的料。我们曾请他简单描述一下阿拉伯建国运动的起源，他的回答充分显露他的个性。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描述塔拉特，也就是第一个以关怀角度和他谈起汉志动乱的土耳其人。塔拉特打算出兵镇压，并像在土耳其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派兵驻守。
阿卜杜拉为了避免塔拉特出兵，草拟了一份使汉志的动乱和平落幕的计划，他知会基钦纳后没得到回应，于是将日期暂定于一九一五年。他打算召集所有部落聚餐，并暂时中止朝圣团进城。到时候参加聚餐者将包括土耳其的许多领导人，以及埃及、印度、爪哇、厄立特里亚、阿尔及尔等地的穆斯林领袖。他希望借着掌握这几千名人质，能引起列强的关切。他认为他们会对土耳其政府施压，以确保他们的国民安全。土耳其政府无力借军事行动对抗汉志，如果不向侯赛因让步，便得向外国承认它的无能。就后者而言，阿卜杜拉会直接与他们接触，并答应他们的要求，条件是要他们保证叛离土耳其。我不喜欢他的这个计划，在他不屑地说费萨尔听到后吓得请求他父亲不要这么做时，我倒暗自窃喜。这么说来费萨尔还不错，我这时寻找伟大领袖的期望已逐渐转移到他身上。
当晚阿卜杜拉来与威尔森上校共进晚餐。我们在屋前的台阶迎接他。他身后跟着他那群抢眼的家仆与奴隶，他们之后则是一群满脸胡子、容貌憔悴、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穿着褴褛的军服，拎着已失去光泽的管乐器。阿卜杜拉朝他们挥挥手，得意洋洋地宣称：“我的乐队。”我们请他们坐在前院的长椅上，威尔森向他们递烟，我们则走向餐厅，餐厅阳台的百叶窗已拉开，饥渴地迎接海风。我们就座后，那支乐队在阿卜杜拉的家仆的刀枪戒护下，开始演奏令人心碎的土耳其曲子，每个人各吹各的，我们的耳朵被噪音吵得发疼，不过阿卜杜拉倒是自得其乐。
这场晚宴真是特别。阿卜杜拉本人原是土耳其议会副主席，如今是阿拉伯的外交部长；威尔森是苏丹位于红海省份的总督，也是英国驻麦加公使；斯托尔斯于戈斯特、基钦纳、麦克马洪之后，接任开罗的东方事务大臣；扬、柯其兰科克伦，还有我及几个跟班；赛义德·阿里是埃及陆军的将领，分遣舰队指挥官，奉“席尔达”之命前来协助阿拉伯；阿齐兹·马斯里如今是阿拉伯正规军的参谋总长，在以前是恩维尔的死对头，曾率领土耳其与塞努西的部队合力抵抗意大利，也曾是潜伏在土耳其军中的阿拉伯军官的首脑分子，专事打击“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后因遵守《洛桑条约》而被土耳其判处死刑，但被《泰晤士报》及基钦纳勋爵所救。
我们被土耳其音乐烦死了，要求他们演奏德国曲子。阿齐兹走到阳台外，以土耳其话朝那支乐队高喊，要他们演奏些外国曲子。他们没什么把握地演奏着《德意志的土地高于一切》时，侯赛因正好由麦加打电话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的音乐飨宴。我们要求多演奏几首德国曲子，于是他们演奏《一座坚固的城堡》。演奏到一半，音乐声逐渐变弱，只剩有气无力的鼓声。鼓皮在吉达潮湿的空气中膨胀。他们要求生火，于是威尔森的仆人与阿卜杜拉的侍卫抱了些干草与纸箱给他们。他们将鼓拿到火堆前翻动烤热，然后开始演奏他们所谓的“仇恨圣歌”，虽然我们都听不出这首歌有欧洲旋律。赛义德·阿里转身告诉阿卜杜拉：“这是死亡进行曲。”阿卜杜拉瞪大了眼睛。这时斯托尔斯立刻插嘴打圆场，说了几个笑话化解僵局。我们将没吃完的菜肴送给那些愁眉苦脸的音乐家充当奖赏，他们对我们的赞美毫不领情，只恳求我们送他们回家。隔天早晨我搭船离开吉达，前往拉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