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的谢里夫”这个地位一直是异于寻常的特例。谢里夫这头衔意指由先知穆罕默德传给他女儿法蒂玛，再传给他长子哈桑，一脉嫡系相传的先知子孙。可证实的谢里夫名单记录在族谱中——厚厚的一卷，保存在麦加，由麦加的埃米尔保管，他是由各谢里夫中挑出、公认地位最高的谢里夫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最近九百年来一直统治着麦加，人数达两万余人。
土耳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个先知家族既敬又畏。因为他们势力太强大，无法摧毁，所以土耳其苏丹借着隆重认可麦加埃米尔的地位，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这种无实质性作用的认可，经年累月后也树立了威信，后来新任的埃米尔开始觉得，必须经过这认可过程，他的上任仪式才算圆满。最后，土耳其人发觉必须将汉志也列入他们刚萌芽的泛伊斯兰观念中，成为由他们统治的版图。这时他们因缘际会地遇上苏伊士运河开放的良机，使他们得以派兵驻防这座圣城。他们辟建汉志铁路，并利用金钱、阴谋、武装部队等，扩大土耳其在各部落间的影响力。
土耳其苏丹在势力逐渐强大后，便试图让自己与麦加的谢里夫平起平坐，有时甚至会铤而走险地将一个他认为太过德高望重的谢里夫罢黜，再提名一个与这谢里夫素来不睦的人继任，希望借着分化他们而从中得利。最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将若干谢里夫送到君士坦丁堡软禁，其中包括日后成为领导人的侯赛因·伊本·阿里，他被软禁了将近十八年。在此期间，他让他的儿子们——阿里、阿卜杜拉、费萨尔、扎伊德——接受现代教育与历练，让他们日后得以有能力领导阿拉伯军队获得胜利。
阿卜杜勒·哈米德垮台之后，较不谙权谋狡诈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了他的政策，将侯赛因送回麦加当埃米尔。侯赛因立刻着手以他的老班底暗地重建旧势力，并经由在土耳其国会当副议长的儿子阿卜杜拉和担任吉达议员的费萨尔，与君士坦丁堡维持紧密而友好的关系。他们随时向他汇报土耳其首都的政治情势，直到战争爆发两人才匆匆赶回麦加。
战争爆发使汉志陷于混乱。朝圣的队伍皆暂时裹足不前，圣城的税收与商业也因而萧条。有人担心印度的运粮舰不会再来（因为侯赛因已成为敌人），这也不是杞人忧天。汉志地区本身并不产粮，必须唯唯诺诺地看土耳其的脸色，他们可以封锁汉志的铁路交通而使圣城人民活活饿死。侯赛因不曾对土耳其摇尾乞怜。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土耳其格外需要他投入他们的“Jehad”，也就是全部穆斯林对抗基督徒的“圣战”。
为了扩大圣战号召力，势必得由麦加当局来背书。然而一旦麦加出面背书，便很可能会使中东地区血流成渠。侯赛因是个品德高尚、高瞻远瞩、择善固执且极为虔诚的穆斯林，他认为圣战与侵略性的战争在宗旨上南辕北辙，而且与德国这个笃信基督教的国家结为盟友，更是荒谬至极。所以他拒绝土耳其的要求，同时对各盟邦发表一份义正词严的声明，表示错不在他的子民，并要求不要因此而使圣城绝粮。土耳其的回应是立刻对汉志采取局部封锁，控制朝圣必经的铁路交通。英国则开放沿岸，以供特别调遣来的运粮舰进出。
然而，侯赛因所面临的不只是土耳其的威胁。在一九一五年一月，美索不达米亚的统帅易辛，及大马士革的统帅阿里·勒扎，还有代表叙利亚人民的阿卜杜勒·加尼·阿雷西，联署提议要在叙利亚对土耳其发动兵变。美索不达米亚与叙利亚被压迫的人民，以及阿哈德社与菲塔社两个革命组织，都呼吁侯赛因这位阿拉伯国父、穆斯林中的穆斯林、他们伟大的王子、他们最资深的长老，出面拯救他们免于遭受塔拉特与杰马勒的毒手。
侯赛因身为政治家、国王、穆斯林、现代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不得不聆听他们的请命。他授命三子费萨尔代表他到大马士革，与他们磋商大计，再向他汇报。他派遣长子阿里到麦地那，命他在汉志各村落间偷偷招兵买马，起事的名义则随他编造，并要他们静待费萨尔的指示行动。最有政治头脑的次子阿卜杜拉，则负责以信函将此事知会英国，并了解英方对阿拉伯起兵对抗土耳其所持的态度。
费萨尔于一九一五年一月汇报，地方上的情况不错，不过发动全面战争对他们不利。在大马士革，有三个师的阿拉伯军队已集结待命。阿勒颇也有两个师，满怀阿拉伯国家主义的热忱，只要其他地方起事，他们必会闻风响应。托罗斯山的这一侧只有土耳其的一个师，一旦揭竿而起，可望一举攻下叙利亚。另一方面，舆论对采取激烈的手段却仍无心理准备，军方则确信德国可以战胜，而且是速战速决。然而，如果协约国愿意将他们的澳大利亚远征军（正在埃及培训）借调至亚历山大勒塔，以掩护叙利亚侧翼，则可谓是安全的高招，不仅可免于被德国击败，也不必先与土耳其和谈。
结果协约国的兵马不是前往亚历山大勒塔，而是去攻打达达尼尔，致使他们的计划顺延。费萨尔跟着这支兵马同行，以打听盖利博卢半岛的情况，因为一旦土耳其战败，便是阿拉伯人起兵的信号。随后几个月的达达尼尔之役使情势陷于胶着。最后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前锋部队在这杀戮的战场上被击溃了。土耳其伤亡惨重，费萨尔因此认定已是起事良机，于是火速赶回叙利亚，不料这时他却发现地方上的局势已转为不利。
他的叙利亚支持者不是被捕便是四处躲藏，而他们的亲友成百上千地遭受政治迫害。他也发现那些精心部署的阿拉伯军队不是被流放到远方的前线，便是被打散，安插在土耳其部队之间。阿拉伯农民被土耳其军方盯死了，而叙利亚在冷血无情的杰马勒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费萨尔的王牌都凭空消失了。
他致函父亲，建议再度将行动延期，直到英国准备就绪， ；而且土耳其也已穷途末路。不幸的是，英国的情况同样很悲惨。英军在达达尼尔惨败，在库特陷入胶着的战局已接近尾声，埃及的塞努西教团也发动战事，这时保加利亚又参战，使英国腹背受敌。
费萨尔的处境危在旦夕。他在战前曾是秘密组织的主席，如今只能期盼成员不会出卖他。他必须住在大马士革，当杰马勒的客人，以刺探敌方军情，因为他哥哥阿里在汉志起兵的托辞，便是他们两人将率领这支军队在苏伊士运河协助土耳其军队。所以费萨尔身为优秀的奥斯曼人，也是土耳其军官，必须住在总部里，还得忍气吞声于蛮横的杰马勒酒后对阿拉伯人的谩骂羞辱。
杰马勒屡屡召请费萨尔，把他带到他的叙利亚弟兄执行绞刑的地方。这些正义的牺牲者不敢表现出他们知道费萨尔真正的意图，费萨尔也同样不敢用言语或表情来泄露他的心迹，因为这个机密一旦曝光，他的家人，甚至他的族人，将走向同样悲惨的命运。唯有一次，他忍不住脱口说出，这类罪无可逭的暴行将导致杰马勒付出惨痛代价，最后，多亏了他在君士坦丁堡几位德高望重的土耳其友人出面为他陈情，才免于因逞口舌之快而惹祸。
费萨尔与父亲通信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由家族的老仆人传信，这些老人不会引人怀疑，他们将信藏在剑柄内、蛋糕内，缝在鞋底里，或用隐形墨水写在包装纸上，在汉志铁路上来回奔波。费萨尔在信中提及的都是局势不乐观，并请求父亲将行动延后至较妥当的时机。
然而，侯赛因并不为所动。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眼中只是一群人类及宗教的罪人——他们叛离当时的时代精神，也背叛伊斯兰教的最高利益。他虽已六十五高龄，仍雄心勃勃地要起兵与他们对抗，依赖正义来弥补所付出的代价。侯赛因将一切交付给神，把军事现况抛诸脑后，也认为汉志可望与土耳其一决雌雄。故而他派阿卜杜勒·卡德尔·阿卜杜送一封信给费萨尔，表明一切已准备就绪，大军只等他在麦地那阅兵后便可开拔上前线。于是费萨尔向杰马勒要求前往麦地那，可是杰马勒却表示他们的最高统帅恩维尔帕夏正要到当地去，所以他们可以一同前往麦地那，校阅当地军队。费萨尔原本打算一抵达麦地那便打出父亲的旗号，打得土耳其措手不及，如今却多了两个不速之客，而依据阿拉伯的待客之道，他不能伤害他们。他们或许会使他的行动延误，并使整个起义行动的秘密曝光！
最后事情圆满落幕，虽然阅兵的过程充满强烈的讽刺。安佛、杰马勒、费萨尔看着那些部队在城门外的平原上模拟骆驼战，来回冲刺，或策马做阿拉伯式的镖枪比赛。“这些都是自愿参加圣战的？”恩维尔转向费萨尔问道。“是的。”费萨尔说。“愿意挺身对抗与穆斯林为敌者，死而后已？”“是的。”费萨尔再度说。然后那些阿拉伯族长们依次上前接受引见，其中莫狄革的谢里夫将费萨尔拉到一旁，低声说：“大人，我们是否要现在杀了他们？”费萨尔说：“不，他们是我们的客人。”
那些族长纷纷抗议，因为他们相信若当下就动手，可以用两发子弹立刻结束这场战争。他们决定逼费萨尔动手。费萨尔只得上前在两个客人看得见但听不见之处，为两个曾绞死他最要好朋友的土耳其独裁者向几位谢里夫请命。最后他必须编造借口，将人马迅速带回麦地那，并派他自己的仆从在宴会厅担任警戒，同时护送恩维尔与杰马勒回大马士革，以免他们在路上被狙杀。他将这种大费周章的安排解释为阿拉伯人的待客之道。不过恩维尔与杰马勒对这一切已深觉狐疑，于是立刻严密封锁汉志的对外交通，并调派土耳其大军前来支援。他们想将费萨尔留在大马士革。不过麦地那传来的电报要求他立刻回去，以防止发生动乱，杰马勒只得极不甘心地放走他，但条件是必须将他的随从留下当人质。
费萨尔到麦地那后，发现城内全是土耳其军队，其中还包括由法赫里帕夏领军的第十二军团，这支最骁勇凶狠的部队曾残酷地“净化”了亚美尼亚的扎伊通与乌尔法两地的异议分子。显然土耳其已有警觉，费萨尔打算出奇制胜的如意算盘已不可能。然而，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四天后，他的随从骑马逃离大马士革，往东躲入沙漠，接受贝都因酋长努里·沙兰的庇护；费萨尔在同一天也采取行动。当他揭起阿拉伯的旗帜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不择手段推行的泛伊斯兰超级大国，以及德国希望与穆斯兰合作征服世界的期盼，也同时归于幻灭。单单侯赛因揭竿起义这个事实，已使这两个春秋大梦走入历史。
揭竿起义是政治人物所能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而阿拉伯起义的成败，则是连先知也不敢断言的危险赌注。然而，幸运之神总算眷顾了勇于下注的玩家，阿拉伯史诗总算摆脱积弱不振、痛苦与怀疑的长河，迎向鲜红的胜利。那是冒了如此大的风险后的合理结局，不过在胜利后，理想却逐渐破灭，接着，有一天晚上，那些身经百战的斗士们发现他们的期望全都落空。如今，他们了解自己已完成一桩足以激励后代子孙的不朽志业，洁白的和平终于降临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