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族在地中海沿岸首度逞威时，向世人显现出这个激动的民族短时间内强烈的体能活力；不过在热力燃烧完后，闪族人心灵中的耐性不足便彰显出来。侵略过的国家他们都置之不理，基于对制度的厌恶，还必须寻求被他们征服的臣民或更强盛的邻邦协助，以管理他们规划不周的草创帝国。所以，早在中世纪，土耳其人便已在阿拉伯国家立足，一开始是当仆人，接着是助手，然后像寄生虫般将老朽的政治躯壳吸食殆尽。最后，当旭烈兀或帖木儿大军满足了他们的嗜血欲，带着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将看不顺眼的一切悉数烧毁时，剩下的只有仇恨而已。
阿拉伯文明一向带着抽象的特质，讲究德性与知性而非实用；而缺乏公共精神，使他们杰出的私人特质派不上用场。他们幸亏生逢其时：欧洲已垮台，沦为野蛮之邦；人们不再热衷于学习希腊与拉丁的知识。相较之下，阿拉伯民族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心智活动更进步，他们的国家更富强。他们已为日后的中古时期保存古典的过去尽了一份心力。
随着土耳其人的到来，这种安和乐利的日子也沦为幻影。亚洲的闪族人逐步受到土耳其人征服，而且发现求死不得。他们的财产都被强行夺走；而在军事政府的淫威下，精神也枯萎了。土耳其人采取军警统治，他们的政治理论也一样粗糙。土耳其人教导阿拉伯人，地区的利益高于爱国主义，各地区的琐事比国家还重要。他们借着挑拨离间，使阿拉伯人互相猜忌，借此统治他们。即使在法院、公家机构及高等学校，也不得使用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只能借着牺牲他们的种族特质，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阿拉伯人对这些统治手段并非默默承受。闪族人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间多次对抗土耳其人的文化渗透与同化阴谋时，将不屈不挠的特性展露无遗。阿拉伯人不肯放弃自己优美的语言，改学粗鄙的土耳其语；他们反倒使土耳其语中增加无数的阿拉伯语，并且保存了他们的文学宝藏。
他们丧失了地理上的感觉，以及种族、政治、历史的记忆，不过却紧紧抓住自己的语言，将语言推崇得几乎成为自成一体的祖国。每个穆斯林的第一项义务是研读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这也是阿拉伯文学中最伟大的不朽杰作。了解到这是他的宗教，也只有他有充分的资格去体会并实践，这给每一位阿拉伯人提供了一个标准，让他们得以自行评断土耳其的成就有多么微不足道。
接着发生了土耳其革命，阿卜杜勒·哈米德王朝垮台，青年土耳其党掌握大权。阿拉伯人的领域转眼间豁然开朗。青年土耳其党起而对抗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观念及土耳其苏丹的泛伊斯兰教理论，这位老迈的土耳其苏丹渴望通过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而成为它的政界领袖。这些年轻政治家基于维护主权国家宪政理念的一股热忱，揭竿起义将他逮捕入狱。所以，当西欧正开始脱离国家主义进入国际主义，并不再借战争解决种族纷争时，西亚却开始脱离天主教，进入国家主义，并梦想着要借由战争来争取国家主权与自治，而不是基于信仰或主义而发动战争。这趋势在近东的巴尔干半岛各国最早爆发，也为势最烈，而且使它们得以熬过为争取脱离土耳其的目标而经历的惨烈牺牲。后来在埃及、印度、波斯，最后在君士坦丁堡都爆发国家主义运动，它们借着新的美国教育思潮得以强化：这种思潮在东方的古板气氛中发表时，掀起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学校借着发问的方式来教学，鼓励科学的超然及自由交换意见。他们倡导革命也是无心栽柳，因为生在现代的土耳其，身为长久以来一直受统治的种族——希腊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实在很难为国效忠。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初试啼声获得成功后，被他们基本方针的逻辑冲昏了头，也为了对泛伊斯兰主义表达抗议，而大力倡导奥斯曼同盟。那些容易受骗的受统治种族——人数远超过土耳其人——相信他们是接受号召要合作建立一个新的中东。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这工作，发表包罗万象的新思潮，并称土耳其人为盟友。青年土耳其党人被他们所鼓动的这股力量吓坏了，急忙想扑灭自己点燃的烈焰。他们的口号变成“Yeni-Turan”，也就是“土耳其替土耳其人塑造土耳其风格”。稍后，这项政策使他们致力于拯救他们被统治的同胞——在中亚被俄国人统治的土耳其人；不过，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肃清帝国内抗拒统治的异族臣民。阿拉伯人是土耳其境内人数最多的异族，故而首当其冲。阿拉伯人的议会因此被解散，阿拉伯人也不准组织结社，名流都遭到刻意打压。此时接掌大权的恩维尔帕夏对阿拉伯人的示威活动及阿拉伯语的强力打压，比起被斗垮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阿拉伯人已尝过自由的滋味。他们无法像改变行为一样立刻改变思想，他们顽强的意志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压的。他们阅读土耳其的文件，将爱国口号中的“土耳其”改为“阿拉伯”。他们受到镇压后，便采取激烈的暴力抗争。他们无法在体制内改革，便转而发动革命。阿拉伯人的组织结社纷纷走入地下，也由原本的自由派社团变成阴谋集团。阿拉伯社团中创社最早的阿克华社，被公开解散。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更具危险性的团体阿哈德社取而代之，这个组织非常隐秘，成员几乎全局限于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的阿拉伯军官，他们矢志设法向上司套取军事情报，以便发动革命的时机来临时，用来对抗土耳其，替阿拉伯民族效劳。
这个组织规模庞大，在伊拉克南部的不毛之地有个很安全的根据地，阿拉伯起义运动的领袖赛义德·塔利布在此掌控大局。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生的军官，十人中有七人加入该组织。他们的保密工作很彻底，因此直到战争末期仍有成员在土耳其军队中担任高阶军官。在起义发动后，艾伦比将军越过哈米吉多顿，土耳其已溃败，率领巴勒斯坦的败兵残将撤退的，就是这秘密组织的一位副主席；另一位成员则指挥土耳其军队在安曼地区横越约旦。再后来，在停战后，土耳其军中仍有很多阿拉伯高阶军官在待命，准备一旦接到阿拉伯方面的指示便窝里反。大多数军官都没接到这种指示，因为这些组织都只支持阿拉伯人，只愿为争取阿拉伯独立而战。他们认为支持盟国毫无助益，倒不如支持土耳其，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可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承诺。的确，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宁愿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成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也不要一个被列强瓜分的破碎家园。
比阿哈德社更庞大的组织，是叙利亚境内争取自由的菲塔社。地主、作家、医师、高阶公务员相继加入该组织，他们有共同的誓言、密语、暗号、出版社，及由中央保管的资金，致力于推翻土耳其帝国。他们凭借着叙利亚人的特质——他们是一个像人猿的种族，如日本人般敏捷利落，但很肤浅——让组织迅速茁壮。他们向外求援，也期盼能借着向人哀求来获取自由，而不是靠牺牲。他们与埃及联络，也和阿哈德社（该组织的成员都有美索不达米亚人的顽固个性，很看不起摇尾乞怜的菲塔社）、麦加的谢里夫、英国等有往来，四处寻求盟友。他们保持极度隐秘。虽然官方怀疑这个组织的存在，却总是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土耳其政府在找到足够证据让英国与法国外交官满意前，不敢轻举妄动；当时英法两国的外交官在土耳其都有一言九鼎的分量。这些外交官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爆发后被调回国，于是土耳其政府便肆无忌惮地铲除异议分子。
官方一声令下，生杀大权完全交付给负责清查的人员——恩维尔、塔拉特、杰马勒帕夏——他们是最冷酷、头脑最清醒，也最有野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毫不留情地铲除境内所有非土耳其的思潮，尤其是阿拉伯与亚美尼亚的国家主义。他们一开始便大有斩获，在叙利亚的法国领事馆找到一位领事留下的秘密文件，那是他与一个阿拉伯秘密组织的往来信函（谈论阿拉伯建国运动），这组织与菲塔社无关，不过成员却是更爱大放厥词、更不受欢迎的叙利亚沿岸知识分子。土耳其人自然是如获至宝，因为当时法国在北非的殖民侵略行为，使法国在阿拉伯语系的伊斯兰世界中恶名昭彰。于是杰马勒以这些信函为佐证，向伊斯兰教友表示，这些阿拉伯国家主义分子都是叛教的异端，宁可与法国勾结而背叛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
当然，他所揭露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该组织的成员都是德高望重之士。他们遭到逮捕、判刑、驱逐出境、行刑等，使叙利亚境内风声鹤唳，也使菲塔社的成员领悟到，如果不记取前车之鉴，这些亚美尼亚同志的命运必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亚美尼亚人早已武装就绪，但领导人却使他们未战先败。他们被解除武装，彻底瓦解，男人遭到集体屠杀，妇孺则被剥光衣服逐入时值寒冬的沙漠，饥寒交迫，成为路过沙漠的野兽的猎物，任他们自生自灭。青年土耳其党人残杀亚美尼亚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也为了同样的理由将大批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逮捕入狱，并在同一座绞刑台上将他们处死。杰马勒惨无人性的高压手段使叙利亚境内的各阶级与教派同仇敌忾，因而使一场联合起义成为可能。
土耳其人对他们军中的阿拉伯官兵也心存怀疑，并打算采取类似对付亚美尼亚人的策略，将他们分调各处，使他们无法聚在一起。一开始运输的困难使这计划窒碍难行，随后叙利亚北方在一九一五年出现阿拉伯官兵的会集（土耳其军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人说阿拉伯语）。他们设法将这些军队打散，派他们到欧洲、达达尼尔、高加索或运河区——哪儿都行，只要能将他们送到最前线或调至最后方，使他们无法协助同胞起义。宣告要发动一场圣战，可以使“统一与进步”这旗帜在老一辈的穆斯林眼中，给哈里发兼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令增添传统的神圣色彩。麦加的谢里夫也受到邀请——倒不如说是受命——附和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