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掳去了赵佶、赵恒二帝和几乎全部的皇室成员，留张邦昌在东京做傀儡皇帝。
在各种演义小说中，张邦昌是南宋初期最早出场的大奸臣，勾结番邦，卖国求荣，是奸人中的奸人，坏人中的极品。甚至，为了实现人物脸谱化，他还被描述为一个比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残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人渣。
而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人物，生性怯懦，仅此而已。
这个小人物一辈子的生存法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惜推来推去，老天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他推上了一个时代的风口浪尖。
张邦昌是永静军东光张家湾人（今河北阜城县大龙湾）。进士出身，先后担任过尚书右丞、右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
靖康之变这年，他官居少宰，位列使相，陪同康王赵构出使金营。在金营，他那胆小、怯懦的表现给金帅斡离不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金军将撤，张邦昌就成了斡离不心中傀儡皇帝的最佳人选。
对于这个帝位，张邦昌本人态度是：坚决拒绝。
然而，面对他几次三番的推辞，斡离不怒了，恶狠狠地警告张邦昌，如果不从，即日起纵兵血洗东京城。
为此，张邦昌才硬着头皮做上了皇帝。
作为登基的条件，他要求金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成功地让金人免除了岁币中的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而金人一走，他就脱下帝袍，除去帝号，既不在正殿办公，也不自称朕，还迎回早年被赵佶赶出皇宫的元祐皇后孟氏使其入住居延福宫，垂帘听政。
可以这样说，张邦昌不是奸臣，也不是叛臣。
他探听到了赵构躲在济州的消息，马上派人把御玺奉上，恭恭敬敬地请赵构回东京继承皇位。
赵构的回答是：称帝可以，回东京就免了。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一日，赵构册封张邦昌为郡王，自己从济州出发，没去东京，而是去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
刘浩的前军已从曹州（今山东菏泽县）进驻广济军定陶县（今山东定陶县），接到赵构的命令：原元帅府所属五军重新编组，张俊任中军统制，刘浩任中军副统制，五军迅速集结，向应天府靠拢。
显然，赵构是把登基地点选定在了南京应天府。
选在这儿登基有什么用意吗？
有的。赵构认为：这儿原为宋州，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在这儿做过后周的归德节度使，宋朝的国号就因宋州而来，在这儿登基，意味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而真实的情况是：他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万万不敢再踏入东京半步。
五月初一，二十一岁的赵构如愿以偿地在南京应天府举行登基仪式，拜天地，登帝位。改元建炎，遥尊被俘的赵恒为孝慈渊圣皇帝，大赦天下。史称“建炎再造”，或称“建炎中兴”。
不过，赵构根本不配称什么“中兴之主”，他不但不可与光武帝刘秀同日而语，与“借尸还魂”建立后唐的李克用父子相比，也差了十万八千里。
自古以来的中兴之主和开国之君没有不披坚执锐、亲冒矢石，驰骋战场的，就拿宋太祖赵匡胤来说，早年也是数次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打下了这大宋天下。而赵构依靠祖辈积累，既用不着像南明朱由榔那样担心自己的叔伯兄弟争皇位，也没遇上类似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强劲的造反派，反倒有一大群忠心报国的良将，算得上是一个运气超好的皇帝。
即位之初，朝廷里的班子成员草创，赵构首先重用在逃跑路上结下了深厚感情的黄潜善和汪伯彦，拜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另外也起用了在百姓中呼声很高的李纲，封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居群臣之首。
李纲，字伯纪，祖籍邵武，性情刚猛，铁骨铮铮，疾恶如仇。
金人第一次南下，他曾提出“御戎五策”，多次反对朝廷和金人议和，高呼道：“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
金人第二次南下，宰执均主张迁都以避敌锋。李纲说：“天下城池，莫有如都城之坚固，而且都城是宗庙社稷、百官万民依存之所，怎么可以弃之而逃？今日之计，只有整饬军马，固结民心，坚守待援。”并自告奋勇道：“陛下不以臣庸懦的话，请将军队交给我，我愿以死相报。”（“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计，当整饬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陛下不以臣庸懦，傥使治兵，愿以死报。”）
从此，朝野都知道李纲是个锐意进取的主战派，一提出李纲，忠义之士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
然而中丞颜岐却生怕起用李纲为相会激怒金人，在赵构耳朵边嘀咕说：“张邦昌既然深得金人喜欢，虽然他已官列三公、位居郡王，我觉得可以继续升他为同平章事，加强对他的礼遇程度；李纲素为金人厌恶，就不应该起用他为相了。”（“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
赵构默然不语，半晌，才幽幽地说了一句：“按你说的，我登上帝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乐意看到的，我是不是也应该退位？”（“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颜岐登时语塞。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纲向赵构开门见山地说：“昔日唐明皇准备起用姚崇为相，姚崇有十事要说，这十事件件针砭时弊。今日我也准备有十事奏于陛下，陛下如果觉得可以推行，请批准施行；如果不能推行，请恕我不能接受宰相的职位。”（“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然后提出了关于议国事、议巡幸、议赦令、议僣逆、议战守等十件当务之急的大事。指出在黄河沿线的防线既失的情况下，欲战而不足，欲和而不可，只能先自治，以守为策，先守而后战，战胜之后再议和。
可以说，在这“十事”的应对策略上，充分显示出了李纲高超的政治目光和政治才能。朱熹也因此在《朱子语类》中由衷赞道：“当年南京初建，朝廷全无纪纲，直到李纲来了，着力整顿，才略成规模。”（“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此外李纲还力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收复河北沦陷的州县。
对于李纲提出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赵构表面上大加赞赏，暗地里却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积极地策划着向南遁逃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