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在前期经营北洋派失败了,后来经营民国派,土肥原成功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日本是一个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民族,很少有平等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日本人一点都不佩服中国人。美国人给日本带来过极大伤害,但整个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国人。
81.1927 年9月9日毛泽东为何处于生死攸关时刻
在毛泽东同志一生之中,有三个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
一个同样的日子三次嵌入他的生命,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9月9日是1927年9月9日。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就在这一天,他被清乡队抓住了。当时他是与一个叫潘心源的战友在返回浏阳的途中,被清乡队抓住的。
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乡队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主要把毛泽东绑起来了,要押送到团防局去处死。
如果这时事情不出现转机,我们可以想见,最后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后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的毛泽东,当年就栽在民团的清乡队手里了。
1936年斯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这一段。
他在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说:“押解我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募兵,枪毙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当时,毛泽东贿赂这个士兵,士兵同意释放他,可是押解队的队长却不允许。后来没有办法,只能伺机逃跑。
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机会,突然一下子挣脱出来,挣脱了绑缚,甩开士兵,往田野里跑。毛泽东身材比较高大,腿也比较长,跑得比较快。后面清乡队在追,他在前边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知道光跑是跑不脱的,一下子就跳到草丛里面,躲了起来。士兵们追到水塘,觉得他有可能藏在这个地方,当时还强迫周围的一些农民过来搜寻。
毛泽东后来回忆,有好多次,搜寻的人走得很近。他说,“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碰到他们”,情况已经惊险到这种程度。有五六次他已经决定放弃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被他们发现。
清乡队搜了几遍,没有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这才从水塘边的草丛中钻出来,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当时他没有穿鞋,脚伤得很厉害。
幸亏在路上遇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给毛泽东提供了住处,又带着毛泽东到了邻近的县城。当时毛泽东身上只有7块钱,他用这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最后,当毛泽东到达秋收起义的农民武装那个地方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之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后来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问他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就是从路上跑回来给扎的。
这就是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第一个9月9日。
这个9月9日是在革命最初爆发的时候,是在毛泽东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播点革命火种的时候。星星之火,要掐灭它是比较简单的;当火已成燎原之势,再要扑灭它就几乎不可能了。当毛泽东到陕北的时候,胡宗南占领延安,在陕北到处围剿,那个时候中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了,要抓住毛泽东是很困难的。
而在这一次,在最初播点火种的这个时候是多么危险啊!毛泽东被人抓住,五花大绑,还要押到团防局去处决。抓他的人不是什么主力部队,就是一些民团、清乡队,就这些人,差点儿把毛泽东同志给解决了。
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最为险峻的时刻。当然,这个火种没有被扑灭,由此以后要势成燎原就不可阻挡了。
82.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忘的9月9日,是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有很多的原因:
当时一、四方面军是长期分离作战的两个力量,会师之后双方互相不太了解,而且双方对各自领军作战方法都不太习惯,在处置的时候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刚开始抱着很大的期望,最后看到一方面军的装备差、人数少,再加上一方面军当时也有一些人过分地追究了四方面军。比如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放弃通南巴根据地等问题,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产生的一些矛盾。
任何长期分离作战的两支军队在会师之后产生矛盾,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矛盾达到了分裂的地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矛盾了,就达到了白热化。这个白热化,最初的触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最终造成这样的分裂,可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这是造成分裂的最大的原因。
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军分裂,往往讲得比较轻易,比如说“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这种概括是很简单的,而且这种概括完全没有体现当时一、四方面军分裂带来的严重性。
张国焘带领83 000红军南下,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看到这种严重的分裂,起码当时毛泽东不会感觉到一点儿光明。毛泽东讲,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毛泽东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毛泽东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准备。
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朱德后来也回忆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
一、四方面军会师,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有争论,但是“共同革命,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
当时,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先失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又失去了通南巴根据地;一方面军失去了中央苏区。这两支部队都被蒋介石压向西北一隅,也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大家既不知道外界的变化,而又集中评判过去的谁是谁非的问题时,有些原本并不重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原本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争论也变得非常激烈。
而在这个时候,张国焘钻了一个空子,反复强调自己的人多,有8万红军,中央红军只剩1万人。8万人和1万人,要显示比例,要显示出领导的比例,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都要显示出比例来。而且遵义会议是在四方面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开的,那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的呢?甚至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这样的问题背后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力。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他生命中难忘的第二个9月9日。
83.毛泽东如何探索开创“中国式革命道路”
1910年,毛泽东外出求学的时候,曾经题了一首诗留给他的父亲。这首诗是这样的: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的父亲绝对想不到,毛泽东自己也绝对想不到,他从此便一去不归,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1911年,毛泽东18岁,考上湘江的驻省中学。从今天来看,18岁上中学显得岁数大了,但毛泽东当年就是18岁考上了湘江驻省中学。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了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和孙中山的纲领。
毛泽东后来回忆,看见了第一份报纸,看见了孙中山的事迹,当时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校园的墙上,那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在1936年,他在延安跟斯诺讲过,斯诺把它记录下来了。
毛泽东说他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招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出任外交部部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梁启超,早年是毛泽东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毛泽东要一直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写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还有这么一段批注: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们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的毛泽东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成君主立宪。
孙中山一出现,毛泽东马上转变观点,赞成共和。但毛泽东由此抛弃君主立宪的观点,赞成了共和,并不是说共和就是一个终止。
毛泽东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最喜欢阅读的著作就是俄罗斯克鲁鲍特金的著作,崇尚无政府主义。
到了1920年,毛泽东又醉心搞湖南自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是给了毛泽东一个改天换地、再造自己的时机。
我们经常讲,毛泽东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当然建党不是他一个人建的,还有包括“南陈北李”等很多的领导人。不能说共产党是毛泽东的产物,但可以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产物,没有中国共产党,同样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有这样一个心理过程的,大革命失败了,怎么办?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怎么办?这是1927年4月。
但是到了1927年的8月,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了1928年的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至此,中国革命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共产党奠定了毛泽东,造就了毛泽东。
所以我们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点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这是第三个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9月9日。
84.“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因为当时抓一个活的鬼子是很难的,活捉汉奸44万。汉奸是什么人?汉奸就是跟着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有外因,也有内因。
这里先剖析一下外因。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板垣身材矮小,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他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曾经在关东军的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时,分析了一遍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少,关东军在整个东北地区才有一万八九千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这一万八九千人怎么战胜19万东北军,取得整个东北的权力,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
85.土肥原贤二拉汉奸,拉不动北洋派,却拉动了民国派
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比如,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到中国,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包括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比如段祺瑞、吴佩孚,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没有拉动。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拉过来,成为日本人的工具,但没有拉成,没有人跟他干。吴佩孚不干,段祺瑞不干,孙传芳也不干,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北洋军阀这些人物,从段祺瑞开始,到吴佩孚,再到孙传芳,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却成功了。比如汪精卫,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而民国派首领、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一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成了大汉奸。
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派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暗地藏着最复杂的心态。平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很容易,一旦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愿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喊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做起了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深奥莫测的、令人难解的哑谜”。
汪精卫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就做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做了中国头号大汉奸?要知道汪精卫在清末的时候还刺杀过摄政王载沣,那时表现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气!最后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货色,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
86.宋哲元如何最终坚定抗日决心
土肥原拉不动北洋军阀,便想方设法拉拢民国将领。其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时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真正地统一中国。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部分,是冯玉祥军队的一部分。
中国当时分成许多派系,包括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贵州军阀王家烈、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韩复榘,还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控制华北。中国的社会,就像板垣所讲的那样,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种平衡。
开始是在红军与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后来是在蒋介石与日本人之间玩弄平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存在这样的心理:完全服从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靠一个力量来制约蒋介石。
靠谁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它与国内的革命战争不一样,当一个外来的力量,当日本介入之后,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摆平国内的一些派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很危险了。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复犹豫,反复动摇,反复在亲日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义,但他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华北,他觉得有必要在日本华北驻屯军和蒋介石之间玩弄一种平衡,对蒋介石作出一种牵制。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人,蒋介石的军队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把华北占领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杂牌,将来怎么维持生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宋哲元开始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玩弄平衡。这种平衡术最后确实把宋哲元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后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过去。
从这一点看,我们最该感谢的是中国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动摇不定的时候,促使他终于坚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边,坚决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最大的原因来自什么呢?就是来自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发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公报》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学生、报纸、记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坚决抗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次觉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整个民族的觉醒。至此,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
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到了那一刻,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87.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
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
从这个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
前面说过,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是山西王了,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阎锡山待若上宾。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人之常情,阎锡山便慨然应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土肥原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包括桥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过,土肥原全都掌握了。
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他们未雨绸缪,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道路狭窄、地势起伏,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铁甲岭,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日军过不来,要过来也是小分队,大部队过不来。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
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最后,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全线溃退。
从这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自称山西王,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关注国家利益方面——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也是太粗心、太马虎了。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要灭亡中国,他们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了准备的。所以说,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一方面,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是漏洞百出、四处破绽,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
88.脱亚入欧理论如何影响近代中国
土肥原贤二在旅游之时记录了山西雁门关这一带的地形,让他的老同学阎锡山在抗战时吃了大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和日本民族之间,包括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日本的统治者之间不同的心理。
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有所谓的“维新三杰”,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还有包括伊藤博文这种日本的“伏尔泰”。实际上,在观察日本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物,就是今天印在1万元日本纸币上的这个日本人。
当今的1万日元面钞是日本货币中最大的面额了,世界各国货币的最大面额,一般都会印上自己的领袖,像美元上面华盛顿的像,人民币上面毛泽东的像,英镑上面英国女王的像,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但日本的1万元日币非常奇怪——当然对日本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奇怪,它印的是日本的一个大思想家,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是日本历史上脱亚入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先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这是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布的脱亚论,他提出来:“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谕吉在文章中还专门说了:“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脱亚入欧,然后用西方的手段来对付东方。福泽谕吉的这个观点,对以后的日本影响甚深。
当时日本对中国首先的肢解,就从肢解琉球开始。
琉球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大清王朝的藩属国,1852年,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带着舰队登上了琉球,当时他看到琉球国使用咸丰的年号,使用道光的铜钱,而且都在使用汉字。佩里后来给国会写了报告,认为琉球是中国的领土。
到了1875年,日军入侵琉球,并不是日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侵琉球,也不是大清王朝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皆破损不能出海。按照军力来说,当时日本是无力与中国全面抗衡的,但是清政府依然是那一套以情理交涉,不会适时使用武力的做法。日本摸透了清政府懦弱的本性,即使只有如此弱小的兵力,也胆敢入侵琉球。
1878年,日本废琉球为日本的郡县。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入琉球,把琉球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而且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掉中山国这个概念(中山国是当地人的称呼,并和中国形成藩属国的关系,中国也称它为中山国),把当地改名为Okinawa,就是今天的冲绳。
独立的琉球国就这样突然间变成日本的冲绳了。
肢解完琉球后,日本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两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三千万两白银。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日本在一块一块地蚕食中国,而且这种“有心”一代一代人都在继续,这是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89.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和革命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
比如甲午战争,那是日本对中国非常大的一次侵害。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王朝战败,割让台湾,赔偿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而日本依靠这些巨额的战争赔款,确立了金本位制,由一个潜在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帝国主义跟西方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帝国主义掠夺资本还有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而日本主要靠发战争财,而且主要是在中国身上发战争财。
甲午战争是第一次。
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军来兵最多,所以在庚子赔款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日本也攫取了最大的份额;然后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
可以看得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像1898年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一些主张、一些思想,有一部分来自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双双跑到日本,去政治避难。
再看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其实有当时日本政治人物的身影,而且很多的日本浪人也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
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取消袁世凯与日本达成的《二十一条》秘密协议,同时提出“还我青岛”,阻止“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是五四运动中两个主要的口号。
1915年,袁世凯政府跟日本人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它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权的延长。
根据中俄之间的协议,大连、旅顺的租借期是到1923年,但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大连、旅顺的全部权益。之后,日本又和袁世凯交涉,要求延长租借期,大连、旅顺的租期要延长到1997年,南满铁路的租期要延长到2002年。
这些日本侵略者做梦做得有多长!他们的胃口太大了,他们想在中国攫取的利益,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以百年为单位的。
90.日本侵略扩张道路显露的民族特性
中国近代以来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近代以来的很多革命理论,其实有大量是从日本传入的。
因为日本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不加分辨地把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译为日文的时候,把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也翻译成了日文。我们从中也获得了很多的西方先进理论。
要理解日本人的心态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像土肥原贤二。阎锡山与土肥原贤二是同学,老同学来了当然要热情款待,阎锡山招待土肥原贤二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趁机对山西的兵要地志做了记录——如何入侵中国的记录。这反映了日本人当时一种心态——总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够,生存空间狭小,于是要开拓他的生存空间,朝鲜半岛是一个方面,中国是更大的一个方面。
而且,日本是一个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民族。从近代来看,日本很少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或者是他崇尚的,或者是他鄙视的,很少有平等这样的概念。
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日本人一点儿都不佩服中国人,甚至从一种民族心理来看,还带着一种鄙视。
日本对待美国则不同,美国人是给日本带来过极大伤害的,但整个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国人。
不仅仅是两颗原子弹的问题。像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那真是非常惊人的。当时美军实施东京大轰炸的时候,派出的飞机叫“空中堡垒”B-29,它的机枪数非常多,上射、下射、左射、右射、仰射、俯射,上面有二十几挺机枪,一般的战斗机都难以靠近。但是美国空军司令要求每架B-29都把多余的机枪卸下来了,卸下机枪就是为了多装炸弹。因为美军的空中侦察机发现日军的防空体系已经完全被摧毁,这是其一;其二,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当时日本东京都是板房,而且板房密集,板房与板房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到两米。
美军决定轰炸日本,不用爆破弹,而是用凝固汽油弹。说白了,就是烧它。334架B-29,每架飞机平均携带6到8吨炸弹,300多架飞机携带了将近3000吨炸弹,全部是燃烧弹。半夜飞到了东京上空。
美军飞机在预定目标区投下照明弹,紧接着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当时东京出现了“火灾旋风”,就是大火造成的灼热的气浪与空气形成强烈的对流。2000多吨燃烧弹投下去,燃烧得非常厉害,空气中的温度非常高,足以使衣服全部烧起来。很多日本人躲到地下室里,但由于外面的温度太高了,形成负压,把地下室抽成真空,人就活活窒息而死。有些来不及跑到地下室的人跳到水池子里,结果周围温度太高,水池被煮沸,变成开水池,人就被烫死了。
当时的东京大轰炸,有将近84 000人被烧死了,10万人被烧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器的袭击。当然,广岛核武器袭击又另当别论了。但从广岛的核武器袭击来看,最终死亡的也是8万多人。而东京大轰炸被烧死了84 000人,规模是相当大的。
当时的这种轰炸,这种态势,使东京大量的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一夜之间被摧毁。东京有四分之一的建筑被摧毁。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大火蔓延过来之前,炽热的高温已经使整个防火线熊熊燃烧,火还没有过来,温度已经特别高,温度就使东西燃烧了。
东京大轰炸当时烧死了8万多人,加上后来不治死亡的有10万多人,死者大多数都是平民。美国的这次行为引起了极大争议。策划这次行动的美国空军司令说,如果这场战争美国战败,他本人肯定会被指控判刑,但他认为东京大轰炸也提早了战争的结束,从而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不管怎么说,日本发动了“二战”是必须受到惩罚的,但美国的这种惩罚方式也是极其残酷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最佩服的还就是美国人。日本这种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心态,让他们很少能与别的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
从民族心理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造成过这种伤害,但是今天日本民族中——当然不是说整个日本民族——其实有很多人还是非常友好的。但从一个相当的层面来看,提起中国他们仍然是鄙视的,相当的看不起。
我们将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日本是我们一个教员,这个教员当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完全说是负面的也不一定对,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我们也需要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从历史中得到足够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