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维金斯基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还最早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罗米那兹提议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65.“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上）
在任何一本辞典或者党史的资料里，都不难找到关于李德的条目。他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然而，正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事顾问，曾经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却因为他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
很多言论把李德所犯的错误归入共产国际的指导。那么李德这个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真的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中国干什么？他的到来，又给中国工农红军的这种革命战争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德所带来的大量的谜团。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花掉了七八十年的时间。
要弄清李德的真实身份，我们必须从一个更远的源头去追寻。
历史中很多事情的由头，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是由极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就像恩格斯所讲的那样，历史的必然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向前演进。
1931年6月就有一个偶然事件。
共产国际的信史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了。英国警察把约瑟夫抓捕之后，经过审问，发现约瑟夫是向马来西亚共产党人转移经费的。这些经费从哪儿来？从上海来。约瑟夫带的文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上海又有英国最大的租界，英国人高效地作出了他们的反应，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务处，通过这个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迅速查实这个地址。
这个地方住着牛兰夫妇。因为牛兰夫妇是被新加坡发生的事牵涉到的，并不是上海的地下党被破获了，或者什么交通员叛变了，可以说事先毫无预兆。牛兰夫妇来不及转移密码，也来不及转移账本，密码和账本被全部缴获。
有一个电视剧叫《潜伏》，片子的主角是余则成和翠平，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就相当于他们这个地位。当然，《潜伏》的片子它是一个艺术的描写，而牛兰夫妇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牛兰夫妇被捕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那么多证据都被掌握，上海租界从多方入手，但居然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夫妇一家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一定要证实嫌疑犯来自苏联。结果发现，牛兰夫妇当时年仅四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不会说俄语。
搞了很长时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搞清楚，牛兰夫妇到底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工作人员，还是在上海冒险经营企业或者贩毒的西方人士。一直到了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档案披露，才证实了牛兰夫妇当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定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她同样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夫妻。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他们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有三项：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这些任务看出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牛兰夫妇完全符合条件。他们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里，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牛兰夫妇就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联络站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祸不单行，牛兰夫妇虽然口风很严，但是恰恰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66.情报要员叛变，中共主要领导人死里逃生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负责人，负责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资金流等工作。牛兰夫妇被捕，使得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当时，牛兰夫妇隐蔽非常深，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无可奈何。
那时的上海有个特点，全世界的各种投机者使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骗钱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内外，见怪不怪。牛兰夫妇被捕，从口供、身份辨别不出来要害证据。案子虽然棘手，但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但就在这个关键点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工人武装力量纠察队副总指挥，一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特科负责人是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人就是顾顺章。顾顺章对党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损失。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给徐恩曾做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在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获得情报，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向外转移。对此事聂荣臻同志有段回忆，说：“那两三天非常紧张，恩来和我们都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任务。”
当国民党军政人员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到上海，把各个据点一扫而光，绝大多数据点都没有找到。后来，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当然他说得太绝了，哪是差5分钟，周恩来同志其实早就转移了。
后来周恩来多次讲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中。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虽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顾顺章叛变的影响被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于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并没有暴露身份。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见效果。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代英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代英提前释放。
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时顾顺章叛变了，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两个人物就是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二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这两人潜入瑞金。后来行动没有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这件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里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使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瘫痪。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组织具体的营救工作，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下）
1931年夏天，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关押、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一度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才得以逃出监狱。
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曾全力开展营救。中共中央方面派出营救牛兰夫妇的主要负责人是潘汉年，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营救牛兰夫妇的是佐尔格。
佐尔格是德国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苏联情报工作者。在“二战”期间德国疯狂进攻苏联的时候，包括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时候，由于佐尔格成功地搜集到了日本不会大举进犯苏联的情报，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使斯大林能够从东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战线，使莫斯科没有被攻陷，而且苏军对德军的反击提前了。
这是佐尔格的情报对苏联的巨大贡献。佐尔格由此被苏联的情报机构当做了一个雕像，认为他是苏联情报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情报工作者之一。甚至到了1964年，佐尔格还被赫鲁晓夫追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个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任务是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佐尔格当时就和潘汉年两个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对牛兰夫妇的营救。怎么营救呢？当时佐尔格就向莫斯科建议，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这2万美元打通关节，完成营救。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的法院系统是相当腐败的，用钱打通关节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马上行动，为了保险起见，派了两个人送钱。两个人每人带了2万美元，实际上就是4万美元。两个人走两条线路，而且两个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另外有一个人还在完成与自己相同的事情。这样确保即使有一人出了问题，另一人也能把钱送到；即使出了问题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会暴露出来。
因为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东北地区被日本人完全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苏军总参谋部就选派德国共产党党员执行这样一次送款的任务。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的东北，抵达上海，把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这两个人都是十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他晚年撰写文章的时候还非常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以后，和在共产国际、苏共、苏军总参谋部都大名鼎鼎的情报员佐尔格热情拥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员就是奥托·布劳恩，他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顾问”。
当年一个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送款的送款员，怎么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了？这里面又有些什么名堂呢？
68.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上）
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两个送款员都完成了任务，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
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自己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而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了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也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在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他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他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就是，佐尔格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而他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他来到中国，并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产国际指派。
奥托·布劳恩来的时机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
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足半数。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种说法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种说法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当时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这一年他24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现在来看，24岁的年轻人，不过大学刚刚毕业，读研究生的也就刚刚考研，但是24岁的博古已经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了。而且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损害，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经改变了，变成了苏区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苏区的工作主要是进行革命战争。当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你不具有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资格，那你就很难做。
当时的情况是，各个苏区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苏区的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苏区工作中的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那么作为领导人，不懂军事就无法摆渡。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为一个出了家门，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而当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运和兵运。博古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这是他最为欠缺的一课。
恰好在这个时候，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到了中国。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奥托·布劳恩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个学校都在莫斯科。两人在上海一见面就熟。而德国人佐尔格见了布劳恩，也有几分亲切。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站还有一位负责人，叫约尔特，也是德国人。
当时，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约尔特和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了。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德国人（李德是奥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国），真是老乡见老乡，完成这样一种历史巧合。
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叫李德的这个人，与约尔特熟，与佐尔格熟，与博古也熟，当时一见，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员迅速地走掉了，布劳恩没有走，留下来了。这一留时间还不短，从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来一边做些工作，一边与博古聊天，两个人就这样相处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就中国革命的很多问题交换了看法，怎么评估苏区武装斗争，怎么进一步发展这个斗争。至于具体聊了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奥托·布劳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相当的信任。
这种信任，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奥托·布劳恩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时一定要加“所谓”）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69.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下）
当时博古最大的软肋就是军事知识、军事能力不行，没有这方面经验。奥托·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而且他在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前，还在德国搞过武装起义，颇有军事经验，这些理由使博古与奥托·布劳恩的关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显待不住了，必须撤到苏区去。博古就撤到苏区去了。博古动身之前想带奥托·布劳恩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其实也想去，但他当时有自己的考虑。
到中国来，他不是军事顾问，他是一个送款员，为解救牛兰夫妇，送2万美元是他的任务。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为私人顾问，还是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当时没有明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他希望什么呢？就像中国人讲的，你要给我正名，给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分？
奥托·布劳恩当时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苏区，在身份认同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缺陷，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送款员，不是共产国际指定到这儿来当军事顾问的。所以，当博古想把奥托·布劳恩带到苏区去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相应指示。意思很明显：你博古说了不行，得共产国际说了才算，我去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这是关键。
奥托·布劳恩心里很清楚，他想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博古连续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负责人约尔特也发了几封电报，但是共产国际的答复迟迟不来。
共产国际的答复为什么迟迟没有来？
共产国际有自己的经验。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不管怎么说，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慎重考虑的。
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代表。他当时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当时会上出现意外，有陌生人进来的时候，马林及时警告全体会议代表，说地点已经暴露立即转移。大家当时还不太情愿，被迫听取了马林的意见转移了，结果当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马林要求提前转移，这个建议是以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
所以说，共产国际代表派驻中国，不能一概说都是来犯错误的，指导都是不对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地方。维金斯基和马林都是这样，而且作出贡献的，并不止他们俩人。
70.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如何从神变回人
鲍罗廷是第三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革命的顾问。
鲍罗廷来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曾经被称为“广州的列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也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没有武装起来，吃了非常大的亏。后来，他犯了错误被调回到苏联去了。
鲍罗廷之后还有米夫。米夫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他还最早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这些提法。今天看来，米夫当时也就是一个20多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米夫认识到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还有另外一个代表罗米那兹。罗米那兹后来提议撤销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刚刚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个半月后就被撤职了。罗米那兹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指责毛泽东，让你带部队打长沙你没有打，你把部队拉到井冈山去了，是右倾逃跑。他以这个理由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职了。
罗米那兹在中国革命指导中当然是犯了很大错误，但是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其指导的八七会议，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可以说有不小的贡献。八七会议的政治报告就提出来，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对中共中央转变方针起到了特定的积极作用。
从维金斯基开始，马林、鲍罗廷、米夫、罗米那兹这些人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老资格的革命者。连老资格的革命者在中国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从罗米那兹之后，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被共产国际规定，只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了。
像鲍罗廷那样目空一切的决定权不复存在，实际上从1927年之后共产国际再也没有派所谓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那么为什么又突然之间蹦出了这么一个没有经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连一个粗浅的了解都没有的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这个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到中国充当军事顾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他当年来中国是干什么的？为了解救牛兰夫妇送钱来的。当时连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决定权了，又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指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说，最终我们谁也怪不了，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奥托·布劳恩变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代表，从反映出的总体情况来看，是个骗局。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那么他怎样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呢？
1933年春，博古去了中央苏区，他比奥托·布劳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动员奥托·布劳恩跟他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他也有自己的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可以。作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曾经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险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他主要担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奥托·布劳恩的这个要求还是很巧妙的，要求共产国际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就是要凭这个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转换，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奥托·布劳恩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讲，约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具体发出了几封他也说不清楚。隔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之前，才收到共产国际一个正式的，但是带点儿含糊意义的电报。
这个电报的全文就这么一句话：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就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奥托·布劳恩想凭借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他完成身份转换，但是这封唯一指明奥托·布劳恩身份的电报，并没有帮助他完成身份转换。
它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第一句话，“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共产国际说，请顾问可以，他可以顾问，但是他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第二句话含义更深，“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态度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你们要注意，奥托·布劳恩是你们请的，他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此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都有军事顾问，但他们都是受支配于共产国际，而不是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在电报上特别指出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要讲清楚，这个人是你们请的，你们自己要负责，他跟共产国际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共产国际发出的有关奥托·布劳恩的电报就这么一封，而且以后共产国际也从来不曾给他发过任何指示电报。如果他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顾问的话，共产国际为何不直接电示他呢？所以奥托·布劳恩从来没有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关系。
共产国际随后派到上海有个军事顾问叫弗雷德。弗雷德抵达上海以后，给奥托·布劳恩（当时已经改名叫李德了）发电报，弗雷德的理解很简单：他就是我的一个临时工具，他到前线去了解有什么情况，有我在这里决策，他是没有什么决策权力的。
这就是李德的真实身份。
实际上李德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微妙关系。所以在进入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不许他这样讲。
在第一次介绍他的欢迎会上，博古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我们欢迎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而为了保密和奥托·布劳恩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这次会上，博古还专门讲了，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个称呼太过了。我们可以说李德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无法说他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指挥过什么成功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是什么军事家。
当时在会上，博古还说，李德同志作为顾问来到我党，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深切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这些就更过了。李德怎么可能成为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呢？他远没有达到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产国际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这些都给后来出现的问题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当然，这问题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博古为什么把李德捧到这么高的位子？
72.李德就是博古的“钟馗”
博古把李德捧上这么高的位子，给李德授以尚方宝剑，说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还戴上一连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军事家、斗争经验丰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等这样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还亲自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李德，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当然在中国革命史册之中，他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光彩的——已经成为每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想找出他来算算账的人物。
李德只是一个军事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一开始并不是太上皇的地位。他在日记中专门写道：别人对我有误解，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没有这么大的荣誉。博古也许还在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从这一点来说，李德看得还是很准的。
博古为什么有意识地容忍，不仅是容忍，实际上是制造了这种误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样，因为这样一来，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博古这样一位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在指导苏区的斗争中是毫无经验的，他担心苏区不服他的领导。而且进入苏区之前，很多人都给他作过分析，共产国际在苏区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苏区也都有地下代表，还说在苏区毛泽东同志是很难领导的，领导他是很困难的，很多这样的话。
对于年轻的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人博古来说，内心确实非常担心。他需要找一个钟馗来打鬼。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他一窍不通的军事的权威，李德实际上扮演了钟馗的角色。博古捧李德，实际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来达成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最后在某些方面，博古也对李德失去控制了，因为涉及军事指挥，博古确实也不懂，那只好由着李德来了。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来，李德就变成太上皇了。他慢慢由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变成一个有决定权力的军事顾问。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习惯了这种角色。
这一点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与博古经过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迅速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的指挥动作导致红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不了解土地战争，不了解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路，他学的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的老战法。
陈诚带领着湘兵，他不断琢磨红军的战略战术，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每次作战前都作好了充分准备，敌人变聪明了，歼灭敌人变得更困难了。而我方也在变，我方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军事理论来指导我们。敌人在变，我方也在变，只是敌人变得更强了，我方实际上变得更弱了。在保卫战、进攻战、短促突击等一系列的以正面对正面、以攻击对攻击这些带有李德印记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在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昌战斗。广昌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广昌战斗的失利，红军受到了最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几乎将红军的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进行战略转移。
广昌之战，从战斗任务的下达，到战斗失败的收场，整个过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在广昌之战中，李德拟定的电报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语言指挥前方的将士。
电报里讲，我支点之守卫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
这些复杂的语言，什么“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全部都是莫斯科伏龙芝学院的语言。还有跑步、利用死角避免在敌人火力之下不必要之死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料之外的突然攻击等一系列西化语言，使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脱离了毛泽东所指出来的这样一条道路。
不得不再次感叹：与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换了一个人，我们也换了一个人。敌人从以前的失败中变得更加聪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战更加有效了，而我军也换了一个人，却使整个反“围剿”都失效了。
广昌战斗持续18天，红军作战损失极大，伤亡了5500多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后广昌作战的失败，导致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
红军突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在广昌之战中已经决定了。而李德在广昌之战中起的很坏的作用，也是导致红军满盘皆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归于李德的话，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73.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
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共产国际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
如果李德是假顾问，弗雷德就是真顾问。
那么弗雷德来了，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到达上海，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短，但是3个月之后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得苏联可能的武器援助。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约尔特，还没有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弗雷德刚到中国想法太不切实际。李德到苏区之后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你说连李德都认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实际，可见这种顾问的意见荒谬到什么地步！
弗雷德当时还给苏区中央局去电，非常严厉的电报，电报里写：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方式来浪费我们任何时间。
口气多么强硬！有一个正式顾问头衔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强硬了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缺的不是顾问，缺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方针路线有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没有自身能得出的东西来，否则是不行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靠请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指导，希望从他那儿获得灵丹妙药，获得伟大的胜利，结局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些外国顾问的指导之下，我们付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惨重的代价。
当然，如果简单地把革命损失都归结于这些顾问的指导，也不尽公平。因为从这些顾问的不成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忆。他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人本身。
伍修权同志这句话讲得很对。
当然以博古与李德的关系，军事上不懂向别人请教无可厚非，哪怕请教的是个外国人，都可以。如果仅仅局限于请教，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如果是想借着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着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把李德变成钟馗，用他来打鬼——用李德这个形象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立战法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有问题了。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中国同志如果出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中国革命的不幸的话，李德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如果公平地认识李德的话，现在也能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李德还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分裂的时候，李德在德国写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写的《中国纪事》，对中国充满了怨言，对中国同志充满了怨恨。
经过了这么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再来看，怎样公正地认识李德，是我们党能不能真正成熟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74.红军“洋教头”李德为何出力不讨好
李德在1939年返回苏联，到了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鉴于他在中国的这些问题，给予了他比较严厉的处分。
李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时候是满腹怨愤，他认为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李德是承认的，他说他最大的吃亏就在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
他讲的是实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值得中国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的、批评过的这种现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崇洋媚外，把外国人在他特定条件下所获得胜利的经验或理论，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或者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或者用这个理论来威吓我们中国的一些同志。
直到今天为止，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其实，还可以作这样一个比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国革命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在长征初期他的指导也有些失误，但是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已经完全失去指挥权了。李德在中国的犯错时间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当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他的影响时间并不是很长，从遵义会议后他已经没有指挥权力了，只是跟着红军长征。
公平地看，二万五千里长征，跟着红军唯一从头走到尾的顾问就是李德。
他在中国革命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跟着红军走完了这二万五千里，他跟着走完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路程，而现在历史上对他没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们想到白求恩。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白求恩刚开始也不了解中国。刚开始来的时候，看到根据地的卫生条件如此简陋，而且医疗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发其火，非常严厉地批评八路军的医生。后来白求恩慢慢明白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就处于这么一个困难的境况，没有办法。
白求恩很快地适应了。只有从中国原有的条件、环境和中国民众的基本素质与受到的训练出发，而不可能超越这种发展的阶段。然后白求恩尽量用他的医疗技术，为八路军服务。最后白求恩同志牺牲了。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对白求恩同志作了非常高的评价，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可以说，李德参加中国革命的时间比白求恩长得多了，最后毛泽东没有写纪念李德的文章。因为当时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终反而把他给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的军事经验和特点来决定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加了解在他们本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无所获的。
伍修权同志就讲过，李德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我们当时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对此我们都应该加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是对李德的一种真正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今天把西方的经验看做是最好的经验，把外国的月亮看做是最圆的月亮时，我们今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怎么样脚踏中国的实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依然是有这样的教训。
这对李德来说，本身是个很大的教训。当然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
李德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付出了7年的时间，应该说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当时被捧得太高了，捧到了一个太上皇的地位，他从极高处重重地摔下来，摔得粉碎。
李德给中国革命留下的启示，到今天也没有完结，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电台被破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在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而在1934年9月，由于上海的电台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了。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的中断，它有坏处，也有好处。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不太正确的。
斯大林当时对蒋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蒋介石的身上，他曾经用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来比喻蒋介石，把蒋介石称为中国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第二，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看得非常轻。
当时中共中央被迫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
长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被迫中断。这对寻求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寻求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的问题。
可以设想，如果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始终都保持着联系，那么想要独立决定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独立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他发指示你执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陈独秀早年就想与共产国际建立所谓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国革命寻找一条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对我们的指导。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当然凡事都得一分为二，它带来好的一面，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选择自己独立革命道路的阻碍；它也带来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妨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
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长期的战略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针。而那些根据地都是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就是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面所讲到的。只要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产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便是毋庸置疑的。
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基于白色政权的战争与分裂，所以当时的各个苏区，都在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像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川黔苏区、闽赣苏区等。这些接合部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比较落后，自然消息也比较闭塞，这样的区域成为共产党革命发生的地区。
当革命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时候，消息情报和战略情报的匮乏是它的天然劣势。不过当时中共有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这也是中国革命非常有特质的一个表现：在上海聚集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精英，共产党的领导层精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居于上海，一方面，可以保持与世界最先进的力量和最先进思想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获得了最为英勇的战士，这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将士，作战极其英勇。
最先进的上海与最落后的苏区，形成了这种强烈的反差。
当时苏区的斗争通过上海的指导，当然，上海的指导包括中共中央的指导，包括中共中央转达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其中有些指导是不够准确的。但是总体来看，它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更大的视野。
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77.共产国际为何急于与中国共产党恢复联系
其实在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什么这么做呢？这跟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当时的中共代表团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脱离实际。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为了博取台下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掌声，说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多万人口，而且中国有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把这个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时都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里，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大吹大擂，当然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各国的代表一听，中国革命搞得这么成功，50万红军，5600多万人口，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100万游击队，纷纷纵情欢呼。
现在反过头来看看，当共产国际真的要去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6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0万红军到底在哪里，100万游击队到底在哪里，事到临头了，才发现是一场空谈。
但当时共产国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共产国际认定了中国革命是最具希望的，所以在失去联系之后，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而且共产国际刚开过“七大”，在第三国际史上，共产国际“七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七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如何让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成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
主要因为这些，共产国际必须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了三个人与中共中央沟通联系，第一个是阎红彦，第二个是张浩，第三个是刘长胜。
阎红彦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云南的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阎红彦本人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英文字母，并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熟记在脑子里。因为要靠这些密码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此的机密，不能带任何纸片，否则一旦被抓、被搜出来，那就是最核心的秘密被泄露了！
他于1935年4月回国。当时他是从新疆回来的，装扮成一个富商，骑着骆驼，载着俄罗斯的毛毯。骆驼队经过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当阎红彦到达北平之后，才听说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地结束长征到了陕北。阎红彦又立即从北平到陕北，找到了中央。
阎红彦从1935年4月出发开始，到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中间8个月的时间，全凭自己的记忆带来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凭借他带回来的密码，未能与共产国际联系上。究竟是由于长期记忆所发生的一些记忆不准确，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总之他带来的密码，未能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第一个人没有联系成功。
第二个人，共产国际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党员。他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就入党了，是中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而且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他在莫斯科的身份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此之前，张浩曾经在东北坐过一年日本监狱，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这个人非常硬，在党内有“钢人”的称号。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王明只是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78.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
张浩出发的时候，中共中央派来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陈云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这是个巧合，莫斯科派出了张浩代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传递密码、建立联系，而中共中央派出了陈云到莫斯科汇报情况，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是张浩与陈云两个人没有见面，两人在路上交错而过了。
阎红彦是从新疆方向进入中国的，张浩是从蒙古方向进来的，他回来也是扮作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了副货筐，风餐露宿，穿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在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
张浩在瓦窑堡见到中共中央相关人员之后，立即传达共产国际一系列新的决定：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把中间力量看做是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等，而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同时，张浩也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从这一点看，也不能说王明一点儿好事都没有干。《八一宣言》是中共党内一份重要文件，这一文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有相当的贡献。
张浩虽然是共产国际派出的第二个人，但他比阎红彦到得早，阎红彦是1935年12月份到的，张浩1935年11月份就到了。但是张浩带回来的密码，也没有完成与共产国际的沟通，非常遗憾。
当然，张浩后来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他后来在某件事情上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处理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件事情上。
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毛泽东甚至作了被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打算。
张国焘掌控7个军，8万余人。而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7000余人。就算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13 000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而且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原来一直由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力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由于张国焘实力强大，当时很多情况又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称号，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南下作战失败。张国焘赤化川西北的方针，整个没有实现。
可以说，张国焘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焘这一次实惠到了庸俗的地步。
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偏巧还遇上个不惜同归于尽的刘湘。
南下失败。
如果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军阀刘湘，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时，便不惜同归于尽；蒋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增兵。最后四方面军面对的敌军迅速增加至20余万人，四方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
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
79.李立三是一位电报密码专家
共产国际先后派了三个人带回密码，要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阎红彦和张浩两个人带回来的密码都没有发生作用，刘长胜带回的密码，最终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提到刘长胜带回密码，涉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李立三有关。
在长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已经把李立三给忘记了。因为1930年3月的“立三路线”之后，李立三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从1930年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才回来。而且其中有两年，李立三甚至是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的，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的刑罚，包括肉刑。
李立三当时吃了很多苦。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还在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当时的共产国际派刘长胜回国传递密码，这个密码就是李立三编译的。
李立三在上大学的时候，数学非常好，对数学的感悟很深，这为他编译密码打下了基础。1935年春天，也就是遵义会议过后不久，共产国际把李立三派到邻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国内人员的来往，同时了解新疆的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想通过李立三在阿拉木图建立的交通站，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李立三到了阿拉木图之后，派了两批人带着密码回国，但是两次都没成功。最后刘长胜也是从阿拉木图出发的，他带着李立三亲自编译的一套更加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到中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译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这个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这封电报收到之后，莫斯科谁也翻译不出来，因为这个电报的破译密码在李立三的手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康生，带着电报来到了高加索，找到了当时正在疗养的李立三，由李立三翻译出来。
这是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沟通的第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内容是报告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党内的形势。内容非常简短，就是：你们派出了几个人，林仲丹（即张浩）11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就是刘长胜）均到了。但有七个人已到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六人，余一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电报内容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恢复，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此前，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是时有时无的，最主要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国际视野、战略视野被打开。这使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看见了一个更大的局面。当自己在棋盘上经营棋子的时候，他们开始关注全局。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后，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本人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国际局势有一种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性的认识。
想想，这是多么巧合，如果当时电讯不能恢复，中国共产党人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西安事变”也许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甚多，土地革命时期错误也不少，但到了土地革命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前后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已经朝从错误的，到不那么错误的，到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这说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开始趋于完善的地步。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恢复，使中共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消息来源和国际视野。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转入了与苏共中央、与斯大林本人的联系，完成了这样一个替代。也就是说，以后这个联系虽然有所变化，但始终再没有间断。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
80.历史上的李立三到底功过几何
在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过程中，李立三已经变成共产国际派驻阿拉木图工作站的负责人，一个密码编译者，而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了。这与1930年那3个月所谓的“立三路线”期间反差是非常大的。
李立三在党内是被称为“坦克”、“大炮”这样一个很猛的人，而且这个人的本色与王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李立三本身力图以中国革命为核心，他让苏联革命配合中国革命，虽然他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根本利益是要以中国革命为核心的。
这一点王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明是一屁股坐在别人那边，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以共产国际、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
在中国革命中，李立三犯的错误是不小，但他的功劳也不小。现在提起李立三，毫无疑问“立三路线”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李立三一系列的功劳，现在讲得是不够的。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度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舍了一个儿子，中国革命有了安源路矿大罢工。
我们前面讲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李立三在里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同样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当时首先提起南昌起义的是李立三，首先建议中央要立即进行武装暴动的也是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