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35.叛徒与奸细让中国革命无比艰辛
从世界政党史上你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导层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被对方屠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批伟人，一批真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艰难成长起来，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
在这两次大的损失面前，有两个很鲜明的特征。一方面，一批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另一方面，大量的叛徒，为了自己的苟安，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抛弃自己的理想，甚至出卖自己的同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这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就是被江苏省委秘书长出卖的，并且是叛徒亲自带人上门抓的。
赵世炎被捕牺牲，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继任江苏省委书记，又被江苏省委的交通员带人上门抓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后来离开了朱德，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其目的是为了到德国定居，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
而且贺治华竟然带人上门抓捕罗亦农。罗亦农当时本来有脱逃的机会，因为贺治华带领巡捕来抓时，他还没有回来，他夫人急中生智，把门口的一盆花给推倒，已经发出信号了。但是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罗亦农打着伞，低头躲雨没有看见门口的信号，进门就被抓了。
那一天还有一个险情，本来罗亦农约邓小平谈话，邓小平晚到了几分钟，如果邓小平早到几分钟，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在哪里？
从这些事例来看，中国革命何其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
邓小平后来向周恩来报告，贺治华叛变。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谨慎地说，我们还要调查，还要了解贺治华是不是叛变。最后，证实了贺治华叛变，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被打死在床上，贺治华在床上也挨了一枪，没有被打死，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
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
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
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
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
36.中国革命对共产党人严酷的筛选
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类比，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都多次被捕流放。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俄国革命是难以达成的，领袖基本都被杀掉。
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
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都被敌人捕获枪杀。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
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
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
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
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
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
37.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
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这些游击队，最缺乏的就是胜利，到处被围剿。项英看到龚楚的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他并不了解龚楚这个人，但当时陈毅对龚楚还是非常了解的。
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他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怕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果断行动，把当时规模很大的北山游击队带到包围圈内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这些游击队员和干部觉察到不妙时，龚楚的叛徒嘴脸露出来了。
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
38.红军叛将龚楚如何度过落魄余生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堰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老先生姗姗来迟。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军官。
别说一般军官，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到香港后，似乎觉得有几分不保险。后来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
身体越远，灵魂越近。
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乡，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在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
“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剩下他龚楚。
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变，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
39.张国焘相对毛泽东的“巨大优势”
我们前面讲到了大叛徒龚楚，这里再讲党内的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张国焘在党内的任职、资历比龚楚还要高很多。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两个人领导的苏区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苏区在毛泽东领导下，鼎盛时期红军兵力超过10万，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苏区时达到了8万多人。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话都极富鼓动力，毛泽东的讲话，语言直入普通将士、普通民众的心里，张国焘也是这样。
张国焘刚开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据他回忆，他演讲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开始有100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只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你们只讲了主义，只讲了信仰，只讲了你们心中的东西，没有和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民众不听你们的。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这对张国焘影响至深。
张国焘和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两人都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们党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说都是在共产国际笼罩下进行工作，始终没有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文。毛泽东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道路，张国焘也是如此。
两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较起来，张国焘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泽东要高得多。
毛泽东1919年进入北大，当时还是他的老丈人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毛泽东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同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资格。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还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左翼”同学聚集的中心。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图书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的最早记忆不是来自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毛泽东从北大返回长沙后创办的《湘江评论》，当时这份刊物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感觉到了几千里之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思想能量，却错过了在安静的北大图书馆与毛泽东会面与交谈。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
这一次张国焘同样优势很大。“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个人的发言。
“一大”当时选举出来三个核心人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会议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层，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而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与列宁谈过话，当面聆听过列宁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长期没有进入中央的核心层。而张国焘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40.中共缔造者与叛变者张国焘的人生丑剧
前面我们讲到张国焘早期在党内的任职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优势，但他到最后为什么会叛党而去呢？
张国焘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养老院，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可以说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
一、四方面军会师发生在1935年6月，当时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后来很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这一幕时说，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当时一方面军不叫一方面军，叫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前，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对中央红军怀抱神秘的感觉，认为中央红军很神秘、很伟岸、很高大。
但是两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很多同志感慨，走过来的是中央红军吗？他们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
中央红军长期征战，经过非常艰苦的战斗，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连一门山炮都没有了，最后一门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时候被扔到赤水河里去了。
一渡赤水完成之后，中央红军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装炮弹的60炮，后膛炮一门都没有了。整个装备比四方面军相去甚远，人数比四方面军也相去甚远。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看似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实际上，当时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周恩来说得很委婉，没有告诉张国焘真实的数字。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10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那一刻，张国焘开始了自己的打算。
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其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旧中国的军阀，谁人多枪多，他的势力就大。但是，红军不应该把实力带进争论中，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争论。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摊牌的表示，不解决组织问题，一、四方面军便很难联合行动。张国焘利用其在四方面军中举足轻重的权威，要求进行组织调整，要求在领导集体中处于主导地位。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王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并再次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陈昌浩是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准备作些组织调整。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他面对的不是红军长征前博古、李德这样对中国革命规律毫不知晓、对中国社会基本不太了解的人物。毛泽东与他们斗争，游刃有余。但张国焘通晓中国社会的情况，而且对根据地建设作出很大贡献，还领导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与毛泽东当时在担架上与王稼祥、张闻天商量怎么开一个会议，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而积极进行活动的形势完全相反。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986年回忆说：“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既要尽量考虑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所以考虑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时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时，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总政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权力很大。在红军领导体制中，总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方面军的总指挥拟订了作战方案，总政委最后予以核准，也可以推翻，重新拟订方案。毛泽东曾长期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其权威非常大。
周恩来再一次为大局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认为不做人事调整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这个让步是很大的。
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芦花会议是一个新的分歧点。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张国焘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会继续产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10余万，士气高昂。《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两军会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当红军走到毛儿盖的时候，张国焘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红军长征经过那么多艰难险阻才与四方面军会合，谁也没有想到新的危机产生了——一、四方面军分裂。
在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中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张国焘后来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从实力开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政治局委员的比例、中央委员的比例、中革军事委员会的比例都要体现在实力上，这是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张国焘一开始就想让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裂，一开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觉得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观的。
41.毛泽东作好了去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准备
1935年6月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张国焘在香港写回忆录，把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场面记得非常清楚。
当年，张国焘骑一匹白色骏马，在10余位警卫的簇拥之下，飞驰两河口。
当年，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他。
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出门欢迎过党内同志？为数甚少。毛泽东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做，充分考虑到了张主席的地位。张主席在中共中央高层长期任职，能力、威望和实力都非常强。
会师的场面对张国焘没有震动吗？张国焘震动很大，当时很感动。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骑马过来，看见政治局诸位委员站在雨中恭候他。张国焘翻身下马，冲上前去和众位委员一一紧紧拥抱。当然，激动之余就发现问题了，一方面军怎么搞成了这样，人数怎么这么少？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了。
毛泽东讲张国焘是实力派。一、四方面军的分裂，表面看是因为战略方针的问题，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实际则是张国焘的作用。张国焘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都体现实力，中央红军指挥也应该体现实力。张国焘最终被他手中所掌握的实力害了。
一、四方面军分裂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最严重的事件。
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
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一路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
现在看是这样，可在当时历史场景中，这是何其艰难的一步。
张国焘率领83 000余红军南下。
毛泽东仅率领7000红军北上，这是中央红军当时最为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在北上途中，1935年9月，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最严重的估计，7000人能搞多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了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毛泽东当时甚至作了队伍一旦被打散就去做白区地下工作的准备。
那是中国革命最严重的危急时刻。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改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
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这个过程可以用邓小平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
10月，陕甘支队过岷山，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最黑暗的时候过去，前面是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了。
俄界会议的决议在榜罗镇会议上很快被翻了过来。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了陕北为我们最终的根据地，那么这又是怎么选定的呢？
42.陕北根据地最终是怎么选定的
中央因为在俄界会议上对形势作出了非常严重的估计，甚至到了要去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了，直到榜罗镇会议，总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在榜罗镇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到陕北建立陕北根据地。
1934年9月，红军打下榜罗镇，缴获了榜罗镇邮局的报纸。
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读到后，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似1931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那么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红二十五军实际上已经把陕北完全掌控了。红二十五军是从鄂豫皖苏区直接打到陕北的部队。从战斗序列上来说，红二十五军是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在张国焘领导之下的部队。
红二十五军的主要指挥者是徐海东，徐海东与毛泽东从未谋面。
徐海东可以说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而且是张国焘的老部下。
毛泽东心里打鼓了。
徐海东能不能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
张国焘当时已经另立中央了，徐海东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
如果徐海东听张国焘的，中央红军在陕北的处境也是极其困难的。
当时毛泽东内心确实没有把握，他试探性地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讲了中央红军的极度困难，向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当然，这封借钱信，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试探。
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考虑，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来，说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五千大洋。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儿落泪。
从这段历史来看，这是我们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曲折的一段。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有正确的主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针和纲领，我们还有一大批像徐海东这样忠于主义、忠于信仰的战将。
徐海东与毛泽东素未谋面，而且指挥序列还不是中央红军的。但是中央来了之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忠于主义、忠于信仰，我觉得这是我们革命能够胜利的一个重大原因。这样一批人的存在，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一样，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
所以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复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因为伤病无法再指挥作战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徐海东都是在大连养伤度过的，没有参加解放战争。
1955年授衔的时候，当徐海东说鉴于自己没有参加解放战争，长期没有进行军事指挥，不评衔都可以。毛泽东却直接指示，徐海东不但要评大将，而且大将里面要排第二，仅次于粟裕，这充分体现了对徐海东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体现了对当年中央红军所处的绝境中徐海东杰出贡献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