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现的历史自觉，大量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来体现；朱德在革命最困难时期的革命坚定性、坚决性，表现出了他的历史自觉；周恩来同志的历史自觉，体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组织协调。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是真人。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义无反顾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他们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29.周恩来的历史自觉在革命中的作用
毛泽东表现的历史自觉，大量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来体现；朱德通过对革命的信心与信仰，尤其在革命最困难时期的革命坚定性、坚决性，坚信革命能够成功，表现出了他的历史自觉。那么，周恩来同志大量的历史自觉是通过什么表现的？
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组织协调。
我们经常讲周恩来同志是一个很大的谜，他这个人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牺牲个人、维护组织，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周恩来同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尼克松对他有一段评价。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接触。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这个说法沾点边，但并不是太贴切。
我自己想了这么一个比喻：打开一个手电筒去照射的时候，顶多十几米光线就散了；而要是一束激光，几公里之外可能都能烧穿一块钢板。激光的能量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它的高度聚焦。
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就是“高度聚焦”。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由这么多人组成的一个党。尤其是党的领袖集团成员，兴趣各异、脾气各异、爱好各异，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各人有不同的主张。这样一个环境中，周恩来通过大量的工作，使大家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
周恩来在党内无人可替代。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长征之初，博古同志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有传言说他在长征的时候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想把毛泽东同志留在苏区。其实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讲清楚了，不是博古同志不想带毛泽东同志走，而是长征之前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提出来，他自己不想走。这封信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点：
首先，他与第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第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其次，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
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当然这里面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点，毛泽东同志不想和上海来的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在一起。因为这些同志从上海一来，很快就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掉了，而且很快中央苏区反“围剿”也失败了。以毛泽东的个性，他不愿和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在一起，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他提出来他不走。
第二点，当时叫战略转移，不叫长征，谁也不知道离开苏区后，就一去不回了，走了二万五千里都不知道。当时战略转移最直接的目标是去湘鄂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几个重要的因素之下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要一举拿下中央苏区的决心有所低估。
我们可以想，如果毛泽东同志要留在苏区，后果不堪设想。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同志、贺昌同志、刘伯坚同志都纷纷牺牲了，能活下来的也九死一生。而且长征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参加，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长征？红军还能不能走出来？我们还有没有遵义会议……
这就是在长征最初的时候，毛泽东表示他留下来不走的原因。
那么后来怎么样？谁劝说了毛泽东同志跟着部队一起走？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30.周恩来与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谈话
我们上节讲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写了封信，他要留下来坚持在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非常年轻，大约28岁，看见这封信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便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来，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迅速看完这封信，跟博古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周恩来同志当天骑着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住地找他谈话，核心就是劝毛泽东同志跟着走。那个谈话进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谈了些什么，谁都不知道。
当天警卫回忆当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流到斗笠上，斗笠湿了，从斗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湿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绑腿上，绑腿湿了，鞋子湿了。
领导人在里面的谈话迟迟谈不完。他们开门进去给领导倒水，门一开，两位领导同志一句话都不说了，就看着他们，等他们倒完水退出去，门关好了才又开始说。所以警卫也没有听见这两位领导同志在里面谈了什么。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同志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同志，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我觉得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却意义极其重大，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同志如果不跟着走，在苏区能保证他的安全吗？而如果毛泽东同志不走，那我们的长征是什么样的长征？红军能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的结局又将如何？
恩格斯讲过一句话：“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不是说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就是必然会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会经过许多路口，需要跨过许多急流险滩。
我们从这个问题上看周恩来，他不是对党和军队的命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吗？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周恩来终生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当时就认定：周总理肚子里要说的话很多，你们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随时准备好笔，把他说过的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哪怕在昏迷中说的话也要把它记下来。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按着叶帅的要求准备好了纸笔，要把周恩来说的任何话都记下来。
结果一直到周恩来去世，警卫也好，护士也好，他们准备的笔都没动过，纸还是一张白纸，一个字都没有记录。周恩来同志一辈子都是这样以组织为核心，以组织的生命为核心，以组织的利益为核心。
他完全牺牲了自己。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讲周恩来同志的贡献，但一直都讲得不够。
周恩来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称赞他。但也不光是称赞，诋毁周恩来的话也有，像周恩来同志的“世故主义”，周恩来同志如何如何“不讲原则”，周恩来如何“和稀泥”，这方面讲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不管是称颂的或者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周恩来同志作出的关键性贡献。当时的党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泽东的长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的毛泽东同样也不知道自己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的，我们走到这就是遵义会议，走到这就是延安，走到这就是天安门，没有这样的安排。全是什么？全是人的努力、奋斗、牺牲。
共产党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在这其中周恩来表现了极大的历史自觉。他通过组织，通过协调，把党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个散射的手电筒的光芒变成一束激光。
组织协调工作当然不光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这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在长征之前那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中国革命命运。
31.周恩来巧解博古心结，毛泽东获真正领导权
在长征的过程中周恩来与博古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地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配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
32.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这就像什么？普列汉诺夫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发起人？就是成为历史上一个重大运动的发起人。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所有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为什么他们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形成是“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33.蒋介石的大不幸是与毛泽东同时代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成功，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蒋介石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他们都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成与败，幸与不幸，都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蒋介石样样会使，而且每一样都烂熟于心，有硬的，有软的，有正面作战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兵力比他多的人，实力比他强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后都没有搞过他，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倒下。
为什么？
1930年，蒋、冯、阎大战。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辟、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就客观因素来讲，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来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这就是原因。
阎锡山忽略了蒋介石这个人本身。
1906年，不满20岁的蒋介石进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块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微生虫寄生在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准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刚20岁出头的蒋介石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3年前病死狱中。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已经24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古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相当的能量，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样一个集团和这样一支队伍，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属于蒋介石这个人了，没有人能弄过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的大不幸在于他和毛泽东处在同一个时代。
剿灭共产党，是蒋介石一生追求的目标。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只差了两个星期，不然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了。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蒋介石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关内关外的所有共产党部队。最后他被赶到台湾去了。就是在台湾，他还搞“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反攻大陆计划。蒋介石一辈子就想战胜共产党，一辈子没搞成，最后败了，就败在毛泽东手下。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介石也许终生不解。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在The Man Who Lost China中把蒋介石一生归为运气，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蒋介石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要说“运气”，那么蒋之大不幸，在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生活在同时代。
当然，共产党人在一段时期内被他追杀、被他围剿，有很多人被他收买，叛变。好几个时期，蒋认为共产党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党的力量。到了解放战争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只剩下你们这些人。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好学生是什么？当年蒋介石黄埔建军的时候在军校大门上贴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的意思是说，当年那些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事业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抗战胜利之后就剩你们今天这些人，房子、票子、车子到处捞、到处贪，整个队伍腐败了。
34.一代伟人予后人留下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叫真人？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我们党内就有一批这样义无反顾追求真理的真人，包括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
比如陈独秀，你说陈独秀不是真人吗？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错误，哪怕他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陈独秀毫无疑问是个真人，敢爱、敢恨、敢骂、敢作敢为。当然陈独秀也有他的另一面，有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他，著名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为他辩护。为了替陈独秀脱罪，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议会政治的政客，组织托派也是为反共等。章士钊辩护词未完，陈独秀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他所说的“本人文件”，即审讯前两个月写好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
唯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后来对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死前贫病交加，但风骨不改。已是国民党官僚的当年北大学人罗家伦、傅斯年亲自上门给他送钱，他不要，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救济。”这一番话弄得二人十分尴尬。
国民党交通部部长、当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托张国焘转赠，又拒之；张国焘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他在江津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遇大雨满屋是水。屋内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岳飞写的四个大字的拓片——“还我河山”。
早年陈独秀家里是非常殷实的。
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家里很有钱，尤其是他二叔。但他二叔当时没有后嗣，所以打算将来把资产都留给陈独秀。当时家里曾经派了两个伙计到北京来找在北大当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是告诉陈独秀，他二叔的这笔资产将来要留给他。
今天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谁来找我们说有笔资产要过继给我们，我们肯定大喜过望，这是相当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是陈独秀听了后很不高兴，陈独秀说，你们回去吧，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当时的陈独秀就是一门心思要革命。
这两个伙计看陈独秀是这个样子还不甘心，他们说：少东家你先别发火，东家在北京还有几处铺面，你是不是先到北京几处铺面看看再说。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说，你们给我滚，我要消灭私有制。
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他这样。
当时的这批人完全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心中的理想。
这是我们当时共产党一批人的骨气。
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是他们开创的，他们这批人真是为了心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追求。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装进棺材钉住，他的历史便完结了。既不会爬出来为将来增添什么，也不可能把过去再减少一点，可以对其一生功过是非作评定了。
这也是理想。
凡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之后，人们仍在对他争论不休。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后来又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怎样革……他以不惑的气概迎接这个世界，又带着一个又一个不解之思索，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独秀生前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毁，四周杂草丛生莫辨，陈独秀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样掘骨扬灰之灾。1979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共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
简朴的碑石正面只有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
这位中国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启蒙者、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终回归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了一本叫《两代军人的对话》的书。其中张胜用一句话概括他父亲张爱萍，我看完以后印象非常深。他概括他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干了一辈子革命，浴血奋战了一辈子，最后被他儿子概括为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这个概括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就是他一辈子为了心中的梦想，一辈子这个梦想没有毁灭，哪怕与现实不符了，但是他还是忠于自己的梦想。
这些我觉得都是标准的真人。
我前不久看到这么一句话，你用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去办一个公司，那么十有八九会遭到失败，但如果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我把这句话改了，就是怀抱理想主义者去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个伟大的成功。
任何伟大的事业，其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如果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没有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理想使人超越现实，使人超越物质，使人能够穿透时空。我觉得这是这一代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是伟人，他们也是真人，真正要做到伟人，你必须是真人。毛泽东和朱德，都有一个非常近似的地方，都是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长期不被重视，而且长时间没有进入中央的领导层，他是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走到了中国革命中心的位置。
朱德同志在军队中也是这样。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是真人。
说真话，办真事，行真理，义无反顾地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且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他们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