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来，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舞台上都表演了一番，而最终完成救亡命题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实际上我们有过相当广泛的选择，包括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包括三民主义，最后才到了社会主义。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
1.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1921—2011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讲党的历史之前，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国家21世纪头10年取得的成就。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继续增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我们现在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中国，这种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世界预料。
概括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坎坷历史，就是救亡、复兴。
从1840年到1949年，这逾一百年的命题就是救亡——挽救中华民族命运于危亡。为了完成民族救亡的使命，多少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但是纷纷失败了。1840年开始，林则徐禁烟失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成果被篡夺，走向共和的运动又失败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年救亡的命题才打了一个结。近代百年来，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中国舞台上表演了一番，而最终完成救亡命题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今天来看，继续完成发展命题，在世界范围内做得最成功，而且取得阶段性巨大成果的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有位学者曾经对我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想绕也绕不过去。她就是这样一股力量，想绕也绕不过去，想忽视也忽视不了，最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她在救亡与发展这两大命题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更广阔的历史纵深角度，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使命、所取得的成就与未来继续肩负的重大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救亡和发展这两大命题，下一步将继续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今天，当我们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绝不仅仅是歌颂党的光荣伟大政绩，我们还要继续肩负党的使命，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使命依然是我们今天的重大命题。
2.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当我们讲到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如果加以简单理解，好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就诞生了——在世界诞生了，很快在中国也诞生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社会主义在中国从能够站稳脚跟被人认识，到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成为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有一段很长很艰难的历程。
1840年，国门被踢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此跌入一个历史低谷。面对如此境况，我们历尽选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病急乱投医，什么药都吃，正方偏方全都上。
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好中国？
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实际上我们有过相当广泛的选择。比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所选择的思想武器，其实就是基督教义的中国化。他引进了天父、天兄，把上帝、耶稣变成所谓的天父、天兄，来改造、凝聚他的太平天国。他这种生硬的改造，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注定了曾国藩以保卫中国的“名教”这面非常有号召力的旗帜，很快聚集起大批将心兵力，把太平天国镇压了。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洋务自强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中国万事皆在西人之上，唯独制器不行。那么就是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所以怎么办？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主要是机器制造和科学发展，重点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洋务运动。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一直搞到1894年甲午战争，最后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这时候，清政府另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中国不是器物层面不如人，而是制度层面不如人。怎么办呢？改制。康、梁当时搞的戊戌维新，它的倾向就是君主立宪。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人被追捕，逃亡，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头，戊戌变法也就失败了。
接下来到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从制度层面对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举！沉睡之狮翻身猛醒，共和之蓝图大功将成。现在试想，当初中国要是走向共和该多好啊，省得后来那么多战乱，那么多运动，那么多革命，那么多流血！但是这也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设想。为什么没有走向共和？因为辛亥革命前期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
可是袁世凯在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之后我们还有12年的时间。我们想走向共和不是没有机会，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8年，我们可以充分地实验共和这个体制，可没有实验成功。这12年时间内，北京9届政府更替、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任统领，结果又是什么呢？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而且辛亥革命后的1915年，我们还有过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探索中国救亡这条路上，我们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出了问题，不仅仅是制度层面出了问题，而且思想文化领域也出了问题。
从上述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以来，不是我们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没有过别的选择，而是历经选择。我们什么药都吃过了，什么招都使过了，包括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有人在尝试、在推广，最后才到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幸运儿，而是我们反反复复选择之后的结果。
社会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打了一个大问号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都认为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社会主义无法救中国，这对于刚刚萌芽于中国这片土地的社会主义而言，其发展的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3.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
当初社会主义理念传到中国的时候，各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发表了一篇《论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就讲，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却？他的意思是说，你搞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化的生产，谈不上社会化的管理，搞什么社会主义？搞不成。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持什么态度呢？在这篇《孙文越飞宣言》里，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个人都不认为中国存在适合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
孙中山的“不认为”，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则是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越飞的观点，其实是一个矛盾，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妥协，支持孙中山，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
那还会不会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给予了帮助，越飞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种交换。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牵制力量，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不管支持中共成立，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产国际来看，在苏联来看，都是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让中国革命具有这样的牵制力量。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面临的最大难处，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最有力的指导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国能存在社会主义。1940年，斯大林就曾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牌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是人造黄油。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有规律地发展，无规律地跳动。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
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结果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列宁、斯大林当时为什么看好日本革命？因为日本工业最发达，日本工人阶级最成熟，而且日本当时已经传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怎么看日本都比中国强。所以斯大林将日本看做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瞎闹，中国革命就没有大希望。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革命导师、革命理论泰斗，包括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普遍的一个判断。
但是，日本没有发生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中国搞成了社会主义，这也是世界所预料不到的。
4.“南陈北李”缺席中共“一大”的史因
今天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事后开讲，因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让我们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很难绕过她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历史从来都是当局者迷的历史，我们从旁观者的视角去看，会更接近真实。
中国共产党当年成立时的13位代表，从其参与筹建的曲折经历来看，当初这个党的成立，并没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参加筹建这个党成立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党将来能有多大作为，能做出多么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经常讲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没能出席中共“一大”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我觉得这是中共党史以及中共“一大”的一个遗憾。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一栋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都是中共建党早期的中坚人物，“一大”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却都没有在上述两个地方出现。
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陈独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
那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
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当时李大钊在北京有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两人当时都忙。
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并非理想却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袁世凯也并非一出生就是“窃国大盗”，孙中山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对“南陈北李”来说，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结社很平常，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可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不一定能觉察到质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
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大。那么在当年谁看好这个党？谁认为这个党将来有大的作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让人遗憾。
我们前面也讲过，当时看好这个党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据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他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有个固定名额；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因“索薪委员会”无法抽身，去不了。刘仁静回忆道：“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
北京小组当时还有一位资深的党员邓中夏和另外一位资深党员罗章龙。邓中夏和罗章龙两个人是刘仁静的入党介绍人，俩人资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邓中夏的意见，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邓中夏不去轮到罗章龙了，罗章龙也不去。罗章龙为什么不去呢？罗章龙要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搞工人运动，也没有时间去。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就是当时中共成立时一幅真实的图像。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当时中国大地的情况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与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也不知道这个党成立能搞多长时间。
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而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立，南京离上海多么近啊！刘仁静作为北京小组一个资历很浅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出任中共“一大”代表，拥有中共“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展览，中共“一大”代表十三个人的名单、照片都有刘仁静，而邓中夏、罗章龙呢？随着历史的推演，人们对他们的印象越来越淡薄。
当然，刘仁静的后来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几年前，我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写道，1979年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后来书出版了，我才发现我写错了。中共“一大”13位党代表最后一位去世的不是张国焘，而是刘仁静。刘仁静19岁当“一大”代表，85岁（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车撞死的。这让人非常遗憾。
85岁的刘仁静，早起晨练，结果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一大”的代表，就这样去世了。由此，我们回顾刘仁静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荣参会中共“一大”，后来犯了参加托派、脱党的错误，到了新中国，又检讨当年的错误……至198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但到1987年便死于车祸，非常可惜。
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南湖的会议一开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条红飘带，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飘到延安，飘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党的这种艰难，这种艰辛，这种奋斗，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6.陈独秀为何没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有三个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的领袖。这三个领袖人物，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李立三，第三个是毛泽东。三个人都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但是前两个人没有走成。
首先是陈独秀。
我们经常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陈独秀不是不形于色，而是非常形于色，并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属于这样的人。陈独秀在大清王朝垮台之后，曾经与友人一起把别人按倒，强行剪人家的辫子，这种行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当然描绘出来的——从书斋里走出来，就文文静静，温文尔雅，搞一些理论推演。陈独秀不是这样的，他是个行动派，而且他的个性里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
中共“一大”，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依然选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党的经费非常紧张，因此，马林来华后，当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共产国际将给予中共经济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时，陈独秀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立即就来了。
这时候中央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和李达面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条件，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补贴来开展工作。
这无疑使李汉俊、李达二人和马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马林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张国焘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则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和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我们今天看陈独秀讲的话是很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党，没有任何经济支撑，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非常困难。党创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非常困难。你要办各种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还要翻译，这都需要钱。还有各地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坚持教书，还要做编辑，还要写文章，你要他们拿什么来生活，以什么样的资金来推动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当时上海小组派包惠僧南下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从私人手里借钱。
陈独秀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税。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困难总要去解决，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他们怎么办？怎么为党工作？怎么认识这个党？是不是接受外来的援助？陈独秀的性格虽然非常刚烈，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但面对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7.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上）
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很强的独立性的一面。陈独秀这个观点，实际上表现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个党人不想独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后来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是想让党员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来，陈独秀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成立这样一个党，仅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稿费远远无法支撑党的活动。
陈独秀的强硬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非常紧张。
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快转机就出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证据确凿这个架势。陈独秀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好，起码要坐七八年牢，不会比七八年更短。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了关键作用，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释放陈独秀，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了一次。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影响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有了这个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当然，陈独秀还是绕了个弯，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绕了个弯，下了个台阶，但最后毕竟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们从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数额极其有限。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产国际协款16 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缴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100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数额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额，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下）
共产国际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为中共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同时也因这种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这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中共党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其独立性而不被吞并？
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
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马林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称“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经承认了“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么持久了。
马林在他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立刻动用了组织的力量。
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是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你说有没有他的问题？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确实暴露了他在领导方面、领导力和路线选择方面的问题。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当时那种说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让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与对共产党路线指导的一切错误，这未免太过分了。
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问题，斯大林的指导有问题，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斯大林也不承认。最后指责陈独秀用什么语言？《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陈独秀下台以后，在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他终生想要实现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的心愿。
9.李立三和他的“立三路线”为何失败
陈独秀力图使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没有做成，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李立三的个性跟陈独秀非常相像，而且他比陈独秀更过的是什么？李立三的脾气更加暴烈。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年初，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船上和别人下象棋，象棋输了他竟然把棋盘一抡，棋子撒了一地。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炉前翻砂工，别人不愿干，他干，出大力流大汗，他都乐在其中。他的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提到反动势力，他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横冲直撞，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坦克”。
另外，李立三还有一个鲜明特点，演说感染力极强。当时国共合作，李立三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都是一些老委员了，资格老，年岁大。让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别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就是两个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新锐，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毛泽东，讲话口若悬河。
李立三在我们党内有两个非常大的功劳，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党员可能都不知道。第一个是1922年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这是党在早期组织大罢工唯一成功的先例。李立三是安源路矿俱乐部的主任，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当然，后来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对于这次大罢工，我们更多讲的是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也是当时安源路矿大罢工的领导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安源路矿大罢工的第一号人物还是李立三。
我们党早期的党员，很多都是来自于安源路矿的矿工，安源的矿工党员在我们党内占了很大的比例。1924年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这是李立三对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后来“二七”大罢工失败，五卅运动失败，很多党员被杀，我党损失很大，唯有安源路矿大罢工是我们党大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例。
对此，刘少奇曾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1926年，李立三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当时还有人说，李镜蓉（李立三的父亲，李立三因积极投身革命与父亲不和）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绝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大罢工成功后，李立三的第二个可能不为众人所知的贡献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李立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这是辞典里的记载，事实上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绝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路过南昌，因为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了革命，李立三要把武汉的革命力量撤到上海去，南昌只是个路过的地点。结果李立三到了南昌之后，发现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都在南昌附近，就立即给中央写了报告，意即在军事上赶快集中于南昌，动员第二十军与我们一致举行南昌暴动。
这是李立三给我党带来的又一大功绩，即时发现历史时机，并能成功策动，为党的革命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后来说，南昌起义的前方总指挥是周恩来同志，但是南昌起义的早期组织和策动，李立三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向忠发是个弱势人物，他是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对党的斗争历史知之甚少，总体来说，领导力和驾驭能力都比较差。李立三后来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代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实际上就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建议中央搞南昌暴动，就是要通过这个暴动计划，促成中国革命的成功。
当然这里面还隐有一条，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李立三同陈独秀一样想脱离共产国际，不同的是他采取的是坚决的行动。
不过，李立三也惹了很大的祸。
他不仅想独立于共产国际，甚至想把共产国际给指挥了，这一下把共产国际惹火了。结果不仅给他本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也给当时的中国革命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三路线”。
10.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如何脱离中国革命现实
李立三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
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正是基于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后来，一意孤行的李立三搞出了一个“立三路线”来。
当时正值蒋、冯、阎大战，就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展开大战。李立三认为这是空前的世界大事件，世界大革命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这是要采取大干的方法。
怎么干呢？
李立三提出中国革命势将成为全世界革命的最后的阶级决战，苏联必须放弃五年计划，积极准备战争，而且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的时候要立即发表宣言，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蒙古当时“独立了”，也得回来。当时西伯利亚有10万中国的工人，苏联应该迅速武装西伯利亚10万工人，从蒙古穿过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
很显然，李立三这次暴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当时并没有形成高潮，只是他说形成了高潮。最糟糕的是，李立三这个计划把共产国际一下惹火了，他是想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让苏联革命配合中国革命，让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全力援助中国武装暴动，而且要把苏联好不容易从中国分割出去的蒙古再重新拿回来加入中华联邦。这个设想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也给当时还在发育期的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指挥共产国际，指挥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这种想法对苏联、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来说无疑太狂妄了，所以当时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动经费。这是我们党建党初期受到的最严厉的制裁。当时李立三的中央办公地在上海，包括租房子的钱，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主要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在中央的工作立即陷入了困境。
陈独秀想独立，李立三想独立，都没有独立成，这两个人的经验和教训都至少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在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和领导人能不能创造性地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赖于经济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你是根本不行的。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的委任令。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已经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1930年，“立三路线”3个月后，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据李立三后来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
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自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改歌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近十年时间里，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因自己的错误受到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这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
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3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30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做“坦克”，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20世纪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旺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他的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11.毛泽东的艰难选择
陈独秀、李立三的选择，都想使这个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的道路，都没有搞成，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搞成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陈独秀和李立三在指导方针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尤其是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而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最擅长的。
毛泽东在选择方针路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牢牢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是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原定的方向是打长沙。毛泽东一看这个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放弃了打长沙计划，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为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中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刚刚开始进入中央的核心层就被撤职，撤职原因是：让你组织秋收起义主要是攻长沙，把长沙打下来。你没有打长沙，却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属于右倾逃跑。
现在我们看上井冈山这件事。就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毛泽东上井冈山恰恰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极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开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们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之艰难和中国领袖成长之艰难。
那么，毛泽东在这块红色土地搞了什么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论概括中，红色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而且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讲得是不够的，正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我们党才在经济上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曾经一直束缚着陈独秀、李立三的经济绳索，让中国革命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真正独立，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中央苏区也好，地方苏区也好，都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政策，既是红色政权政治运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经费、送黄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人以为上海中央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当然，共产国际是提供了一些经费，但是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苏区等各个苏区建立之后，苏区的财政全部自给自足，苏区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苏区有独立的工商税收，有独立的田税。
苏区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完全拥有了政权独立运作的模式。
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下建立。红色政权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这可以看做是中国革命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当年红色首脑不集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我们党不可能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不会收获后来众多的精英的领导；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顽强的战士。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讲到毛泽东道路的珍贵。毛泽东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其实今天来看也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中国革命不但要独立于敌人，而且要独立于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