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
思乡曲
1993年10月，我从福建转程北京，应维也纳大学邀请，即将飞往奥地利。在福建驻京办事处的宾馆里，有一位小名叫阿毛的记者来找我。我向来不接受采访，虽然是熟知的朋友，也不愿破例。离家之前，我刚从国外的长途电话中惊悉噩耗，于是下来大堂见他，其实只是为了多了解些详情。那年代没有互联网，所有信息都很慢很破碎。阿毛具有记者的敏锐和优势，第一时间获知新闻，又知道我恰巧在北京，立刻赶来试探。
后来阿毛在他短短的文章里，说我“面无表情地离开，走进电梯的背影很是疲倦沉重”。
距离顾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
童话诗人——给G．C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你的眼睛省略过
病树、颓墙
锈崩的铁栅
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
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
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
出发
心也许很小很小
世界却很大很大
于是，人们相信了你
相信了雨后的塔松
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
桑葚、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
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
无数被摇撼的记忆
抖落岁月的尘沙
以纯银一样的声音
和你的梦对话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1980年4月
这首标明写于1980年4月的手稿，应当修正于1981年。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年轻诗人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北京。诗刊社在虎坊桥的旧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朴素简易的小楼房，海棠果已经累累枝头。
正式报到的那一天，小会议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径直走到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年顾城二十四岁。
我已得知这批学员中，有《今天》的两位同仁，与顾城虽然初次见面，自是乡党一样格外亲。顾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来亲切握手，手上有烟卷味。
这就都认识了。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到会，我们便臭味相投形影不离。不过，我们外地人借住在办公室的临时宿舍里，北京学员只能“走读”。平日里，写作修炼各行其是，听报告或讨论学习才集中一起，而江河是几乎不来的。
诗刊社不开伙食，我们被安排在歌剧院（话剧院？）搭伙。在排队打饭菜的时候，江河告诉我，顾城很郁闷，因为安排的辅导老师严词厉色训了他。我们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师，把顾城调到邵燕祥老师的麾下，顾城就此获释。我们几位女诗人都划归严辰老师，他像菩萨一样慈眉善眼，对我们呵护有加。
诗会把尾声放在北戴河，而今回想，这应是最经济实惠、最具效益的公费旅游。（我的第一次公费旅游，当算“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大串联了。）
那真是青春鼎沸的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待在沙滩上，彻夜不眠。礁石上溅泼的磷光，飞鱼掠过海面的水花，月亮在幽蓝的天幕上，很是清凉洁净。我抱膝坐在一条大浴巾上，江河顾城则半卧半坐着。顺手捋开灌木丛上的星光点点，哦，后面还有梁小斌呢。
顾城约我去踩浪，江河会意地微笑着，他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挽起裤管顺着浅滩漫步，顾城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嵌着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辫子，明亮大眼睛，是谢烨。
他们的结识很浪漫。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假装读报，报纸挖一个窟窿偷看着。被发现了并不说破，那人只是红着脸，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匆匆把写着地址的纸片塞在女孩手中。于是“两地书”热烈展开。唉，没有手机的岁月，顾城的诗人气质必定更加发扬光大，经受距离的考验和谢家的担忧不看好，爱情最终瓜熟蒂落。
1983年，顾城谢烨来到鼓浪屿，说是度蜜月。我的儿子不到一岁，体质荏弱，住院挂瓶，我每天奔波医院。遂让他们住在百米外的我父亲家。朋友们来鼓浪屿，基本都由我父亲接待，从最早的艾未未、后来的芒克到江河。北岛曾多次说要到鼓浪屿看我，后来他听邵飞说，鼓浪屿不过是座大花园，就不来了。哼，我记恨着呢！
顾城夫妇住父亲的卧室，父亲搬去鸟房。父亲爱鸟，鸟房只有六平方米。
酷爱烹调的父亲，煞费心思安排手中的肉票、鱼票、糖票、豆干票，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好吃的。哥哥嫂嫂下班过海到家要中午1点多了，父亲怕饿着客人，让他们先吃饭。等哥嫂回家，掀开纱罩，四菜一汤均已扫荡得干干净净，连菜汁都不留。这以后，父亲不厌其烦分两次做饭，还很自豪：因为顾城小两口最能欣赏父亲的手艺，总是迫不及待、欢天喜地，让碗盘一一见底。
听朋友转述一则逸闻：说数年之后顾城夫妇辗转英国，邀请时间结束后，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合家旅游去了，待他们回家，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大概1985年吧？福建东山举办“蝴蝶岛诗会”，我代为邀请了江河、顾城、杨牧、傅天琳、陈所巨等老朋友。顾城信里问：能不能带谢烨？主办方没有多少经费，东山诗人刘小龙很为难，我便硬起心肠答：不！
于是顾城、江河等朋友都来了，玩得很开心。顾城总是赖在海滩上不走：我就埋在沙堆里，你们明天来刨我吧。东山的鱼虾蛤蚌又鲜又肥，众人每日里呼啸碰杯大快朵颐，唯顾城闷闷不乐。那晚见他站在窗前郁郁寡欢，问他。他答：这里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谢烨想吃个炒鸡蛋都不容易。
我太内疚了，至今不能释怀。
八十年代，凡有会议在北京，朋友们都会相约来宾馆看望我。
尽管他们之间并不那么和谐，我常开玩笑说他们：两雄不能并立呗。他们带上换洗衣服，轮流上卫生间洗澡，门开开合合，房间里热气蒸腾，人人面如桃花。这时候顾城总会频频起身探头窗外，看看他们那辆破自行车还在不在。很奇怪，公车票不过一毛钱，何苦大寒风里奋勇踩车向前？顾城解释：两人便要两毛钱，两毛钱够买几斤白菜了。那年代，大白菜一斤也就几分钱。两口子的伙食就是一大锅白菜粉丝，日日顿顿不变。
那时候的会议是不能蹭饭的。我把大家领到附近的小饭馆，塑胶杯装啤酒，炸酱面，大拌菜，京城随处可遇的家常菜罢。其他人都在座位上等待，只有手头最拮据的顾城和我抢着付钱，他预先准备的那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块钱，已经算是巨款。
顾城谢烨争着和我说一个小故事（他们两人向来争着说同一件事情，互相插嘴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故事结局让人辛酸，说起来却是兴高采烈声情并茂）。
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随便挑着发吧。于是稿费三元五元零星地汇来，白菜粉丝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来了一笔50元巨款，小两口商量后，手拉着手步行穿过八一湖公园，去小储蓄所存钱。次日，不幸车轮胎爆了要换，两人相挽去取十块钱；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贱卖，又取十块钱；再一天，他们刚进储蓄所，还未开口，柜员先发话了：“你们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块钱一起取走？”说的也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这样来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大概这段时间里，马悦然夫妇来鼓浪屿家中做客，用过便餐，我送他们到轮渡。他叮嘱我说：“舒婷，你多照顾点顾城吧。你看你生活得这么好，而顾城什么也没有。”
是的，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选择：“以纯银一般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
放逐孤岛
放逐荒岛
以童年的姿态
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
你捡柴禾，割牧草
种两距瘦伶伶的老玉米
偶尔抬头
送一行行候鸟归路
新西兰海域此刻无风
你的眼睛起雾了
他们在外面时
你在里面
鲜红的喙无助地叩响高墙
故国的天空
布满你的血痕
现在你到了外面
他们在里面
所有暗门嗒拉上锁
既然你已降落彼岸，就再不能
回到诞生的地方
眺望的方向不变
脚已踩在另一极磁场
黑眼睛妻子
坐在门坎上哺乳
发辫紧紧盘在头顶
有如一朵结实的向日葵
微笑着转动着
寻求你的光源而粲然
你用中山装的衣袖擦擦汗
站稳双足
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渐渐金黄
1990年5月16日
1986年5月，我应邀去了美国，先到旧金山，到纽约，再到明尼阿波利斯，到斯坦福、伯克利等好几个大学去朗诵和讲座。省里给的出国批文是三个月。
在纽约时，与美国诗人金斯堡几次见面，他主持我的朗诵会，并邀请我到他家去喝下午茶。他是艾未未的好朋友。我们三人讨论商谈举办一场《北京—纽约》的诗歌活动。中国诗人名单由我提供。顾城、江河、杨炼、李钢……十来个人吧？
1987年，邀请函发来，我的护照申请却被断然拒绝。原因是1986年那次出访，由于当时我正在美国，中国作协让我顺路参加洛杉矶大学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谈”。我已经提前离会匆匆返程，没有精准计算到时差，还是比期限延误一天，因之严厉受罚。不怪当时经办的官员，盖因铁规如此。
想了很多办法，求王蒙帮忙，让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给省里打电话解释担保，无果。金斯堡急了，甚至说服美国外交部属下一个什么机构给省外办发函，也许更加惹怒招恨，终不得成行。
那次活动究竟都有哪些诗人获得通行，我也记不得了。只听说江河是一下飞机，两手空空，宣称“壮士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他一直窝在纽约不动。顾城夫妇却是回不得家的，他们告诉我，因为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了。
还好中国诗歌刚刚走出国界，朦胧诗大盛。一个个诗歌节、国际笔会、大学演讲、驻校作家的邀请纷沓而来。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泊，在上一个活动和下一个活动之中，去熟人、朋友家中过渡等待，甚至被安排或介绍到素昧平生的屋子里借居。
谢烨怀孕了，就算有的邀请条件不错，那些国家的签证却很难得到。他们很幸运地，在香港获得新西兰签证。顾城说，面签时，谢烨怀胎都快八个月了。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不敢起来走动怕露馅，而签证官大概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吧？
出国后顾城给我的书信很少，大概是邮费太贵？难得写满几张信纸，常常短短半张而已。有时呼我干姐姐，有时赐封我“鼓浪屿大公”，自称“可汗”。字迹大大的，孩子气的，总是东一句西一句，读了心中微笑。有关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多半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的，在新西兰定居啦，生儿子啦，开始种庄稼啦。我真以为顾城已经心如所愿：“以童年的姿态/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关于顾城在新西兰的生活，旁观追忆很多。顾城自己也在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二十年来，这方面的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我收到的也不少。可是我并不大浏览它们。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
1992年5月，《今天》的大部分同仁被邀请到美国巡回朗诵演讲。老朋友们之间的距离和隔阂更加明显，当然，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在那团乱麻里面。一帮人从旧金山到纽约，共同旅行十多天里，还是顾城谢烨与我亲密，他们描述新西兰日子时，语气幽默快活，实质依然艰辛坎坷。
顾城在报纸上看到激流岛（那时应当不是这个岛名吧？中国人的音译？还是后来作为旅游景点的包装？）有座小屋被拍卖，占地不小却蛮便宜。他有大学教职，可以贷款。童年时期顾城就梦想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风摇它的叶子，草结它的种子。”他不假思索拍下这个岛，并获得贷款两万元，两口子很快搬到小岛居住。
顾城说：花了二十多年，才跨过那个倒霉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
顾城在奥克兰大学的聘约很快到期。一开始，他还不怎么在乎，但是还贷的重枷很快显示出分量，几乎把他压垮。
这个小岛退潮时露出沙地，可以步行或驱车通过，抵达民风淳朴的毛利人部落和热闹集市。涨潮即汪洋一片，真正成为孤岛。没有料及的是，小岛向阳那一面乱石叠嶂，背阴这一面长不出庄稼，顾城的农场计划因此泡汤。矗在半山斜坡上的小屋已经破败，他们俩没有力气，只好从山上合力把大石头推下来，先将就铺一条滚石道。后来顾城是如何学会凿石修缮，操作细节我已经模糊，想来必定殚精竭虑，比堆砌文字难上百倍。岛上没有水源，他们在屋顶砌了蓄水池，饮用、沐浴、洗涤。拜老天所赐，新西兰气候总是风调雨顺。若接不上呢？顾城笑嘻嘻：那就几天不洗澡。岛上空气纤尘不染呢。
“种二十回萝卜就可以了此一生”的梦想既已破灭，顾城夫妇想到养殖。他们去集市买了两百多只小鸡，垒了石栏圈养。鸡苗儿由机器孵化，几代下来都是农场模式流水线养殖，没有母鸡教诲，遗传密码里的自主觅食功能早已丧失殆尽。小鸡们集体发呆绝食。
他们俩只好一人一头抬着食槽，模仿机器左右摇晃，才将小鸡们的初级课程教会。小鸡渐半大，纷纷越狱飞过鸡栏，诗意地栖居于石缝草窝灌木丛里，成了都市人垂涎欲滴的跑地鸡。
可以准备收获鸡蛋了。
不料执法人员突然露面，意外的困难再度发生。原来根据当地法律，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头鸡（想起我们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吧？）。他们被勒令三天内处理这些有翅膀的新岛民，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斑斓多么无辜多么与世无争。
现在要召集鸡们没有那么容易了。顾城夫妇只好夜里捏着手电筒，满山遍野去捉拿被强光晃花眼的瞌睡鸡，顾城只敢捉脚，让黑眼睛妻子咬牙割颈，连夜褪毛剖肚。顾城说：舒婷啊，简直血流成河！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为何不放生？顾城老实回答：这些都是钱哪，我们还要生活呢。甚至有人就此发表言论：说顾城之血腥是与生俱来的，居然在三天里，杀掉亲手养殖的两百多头鸡。
那么多鸡肉该如何处理啊？我替他们发愁。顾城说，鸡肉都寄存在毛利人的大冰柜里，和他们的猎物冻在一起。谢烨用鸡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摆摊。顾城闲着无聊，也想出力，就在旁边画肖像，每张标价8块钱。可是谢烨说：岛民互相认识，画好了，基本都是白白赠送，收不了几个钱。但是顾城喜欢。两千多个岛民画着画着认识了不少。顾城不懂英语，孤独很久了，因为画像，有了一些朋友。
顾城谢烨叙述这一切时还是老样子，争先恐后诙谐有趣嘻嘻哈哈，让我跟着一起咧嘴开怀，鼻尖酸着。
破碎万花筒
黑子的运动，于
午时一刻爆炸
鸟都已平安越过雷区
日蚀虽然数秒
一步踩去就是永远的百慕大
最后一棵树
伸出手臂
悄悄耳语
来吧
美丽生命仅是脆弱的冰花
生存于他人是黑暗地狱
于自己
却是一场旷日持久
左手与右手的厮杀
黄昏时他到水边洗手，水
不肯濯洗他的影子
只有文字的罂粟斑斑点点
散落在
他的秋千下
一顶
直筒
布帽
静静坐在舞台中央
灯光转暗
他
不
回
家
1993年10月13日凌晨
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关于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顾城高兴，他会说，方方正正像故国的北京城。不耐烦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时候，他会顺题玄妙发挥：安全感啦避雷针啦保护伞啦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了，高帽对他其实很合适。
虽然他们在国外多年，买地置屋，安家生子，给我的感觉还是吃不饱。顾城鄙夷那些“满世界都是吃来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个人，就是一个必须吃东西的东西。”
主办方发放相当丰厚的饭钱。酒店带早餐，晚餐总是有活动和宴请，基本自己付午餐而已。我时差倒不过来，早上迟起没有胃口，只挑一块小蛋糕，掰一半慢慢啃着。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啦？我点点头，他伸手到我碟子上抓走，立刻塞到口中。我急了：顾城，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谢烨笑着解释：知道啊，他已经吃了六个。我才知道。顾城每天必定耗到早餐时间结束，尽量把自己填饱，仿佛动物有两个嗉囊一样。
中午？中午就睡觉，睡到晚上开会之前有晚餐吃的时候。失眠严重的我马上想到：那，夜里呢？夜里继续睡。谢烨说，顾城从小能睡，最高纪录连睡两天50多小时。
艾未未在纽约，他请我到中国城吃饭。这样那样，要了很多菜，蒸鱼啦烤大虾啦，甚至有拳头大的石螺。老板是朋友，过来提醒：菜太多了！未未说：上次我这位朋友从大陆来，我没什么钱请她吃饭，现在我要让她吃好的。未未打开钱夹给我看，哟，除了各种银行卡，还有厚叠百元大钞呢。
我这就提议，拐角就是我们住的酒店，能否把顾城夫妇邀来共进午餐？未未与那一对儿自是熟得不能再熟，当然不反对。就算多他们两个人，菜还是太丰盛。因为未未一直夹菜，我的碗里还剩很多。谢烨不但挨个把餐桌上的盘子，连汤带水倒在顾城碗里，最后还拿起我的碗，也倒给顾城了。我不知所措地瞪大眼睛。谢烨说没事！在新西兰，谢烨单独做饭，吃不完就倒在顾城的那个大锅里。顾城就“乱炖”着吃。
可以说，顾城不在意烹调，也不仅仅是珍惜食物。他能饿，所以深知能吃饱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吃饱。好像永远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似的。让人回想起来更加难过。
当时我不太明白，顾城多年的节俭是否变成一种痼癖？因为到1992年3月，顾城在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一年计划才结束，DAAD给付的生活费很高，他们应该存下不少钱的。
那天饭后，我们顺路逛街，走进一家小商店。谢烨在货架上挑选很久，挑了一个小玩具，笑着给我看。那是一只小青蛙，捏一下呱一声。底部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标价1.99美金。谢烨说：给儿子买一个中国的东西吧。临付款我才发现顾城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不进来，谢烨掏钱时，顾城竟然一屁股滑坐地上，把我大大吓了一跳，以为他犯病了，赶紧去拉他。谢烨厉声呵斥：别理他，让他去死吧。我就更吓坏了，回头看谢烨。她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
原来如此，我买吧，我正发愁给小木耳买个什么礼物好呢。
顾城并不小气。朋友吃饭他会争着付钱；那年来我家度蜜月，他送我两尺卡通印花棉布，我给儿子做了个小被套；时隔多年，在美国见面他还特别送我一只立陶宛彩漆小汤匙。东西都很小，但是让人感觉顾城有情有义，而且礼貌周到。
从商店出来，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远远避开，恨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顾城，你死了好！
我陪着顾城落在后面，作为干姐姐，我首先要数落的自然是顾城了。顾城解释着：舒婷，如果不能按期还贷，我的小岛就要被拍卖，我们就无家可归了，所以每一块钱都要存下来啊。小木耳一直寄养在毛利人部落里，酋长虽视为己出，但是根据西方伦理，酋长还是以遗弃罪把顾城告上法庭。说到木耳，顾城渐渐有了笑容。因为顾城付不起钱，毛利人竟然代顾城雇了一名律师。听起来，那毛利人仿佛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似的。在他们的观念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只是要求父母承担一点责任。法庭仲裁结果是，顾城必须每年付毛利人一点点抚养费。顾城说：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如果不付这一点赡养费，他们就要失去木耳的监护权。
咳，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顾城慨叹着。
我曾经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木耳。哪个木耳？白木耳的木耳。哦，顾木耳？不，没有姓，就叫木耳。
他们半开玩笑地解释过孩子的名字，也是时常更换版本，我没记住。
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里写成了桑木尔。木耳是小名吧？桑木尔也许是毛利人的习惯叫法？
顾城所画木耳
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连照片也没有。
在旧金山期间，我们被邀请到美国女诗人卡罗琳·凯瑟家中做客。卡罗琳·凯瑟得过普利策奖，与赵毅衡共同翻译我的英语诗集。客人们在他们家的户外游泳池里扑腾，谢烨的游泳衣里还加穿内衣，我觉得好笑：在国外许久了，还这么遮掩吗？她努着嘴示意顾城。顾城不下水，脸色阴暗地闷坐在荫棚里。我走过去故意大声说东说西，再小声骂他太过分，直到他心情明朗起来。
因为顾城想要谢烨保持初恋时那两条长辫子，谢烨就不能剪烫，顶多把辫子紧紧盘在头顶，像朵葵花，非常漂亮。由于顾忌丈夫的感受，谢烨不戴任何饰品，她的衣服都是棉麻质地，宽松的，在西方国家也很时尚。不过，谢烨基本不买衣服，都是朋友送的，邵飞送过，我也送过。纽约分手时，我把所有衣服摊在床上，让谢烨挑选。我清楚地记得她挑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一件水磨真丝枣红夹克和大红棉布衬衫。
1996年我应DAAD邀请，成为驻柏林作家一年。我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裤裆大街”（中国人的戏谑翻译，即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50号，1989年北岛应邀来此，住的就是这一栋公寓。留学生们告诉我：当年好些人聚集在这所房子收看新闻直至深夜，其中一对激愤的男女青年经常结伴并终成眷侣。1992年顾城夫妇从美国返回柏林，结束DAAD计划后，住在这对青年家中。男主人教会谢烨开车，带她去观光，陪她出去购物，近距离地，让谢烨看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男人。
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的漂泊操心，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这一年，顾城在国外朗诵作品时只用各种怪声没有字词，遭到诗友的批评，躲到沙发后失声痛哭。因为要坚守母语的语感，顾城拒绝学习外语，他在国外的所有交流都要依赖谢烨。那么，语言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
“黑子的运动，于午时一刻爆炸。”
即使根据目击者的作证、警察部门的结论，事后得以理性地剖析那一幕悲剧，但，谁能真正还原黑子运动的轨迹，那个深渊的无限黑暗，那一脚踩下去的万念俱灰？
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201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