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三十分左右。JR新干线东京到八户区间的单间车厢里，J博士和高木直子两个人正相对而坐。车窗外，东海岸建筑林立的城市带和低矮连绵的郊区，树林和山丘，海面与碧空一一飞掠而过。
列车飞速行驶着，你却感觉不到它的晃动，平稳异常。
J博士接到高木直子的电话时，就很愕然，因为她什么也不说，只问了他在什么地方。刚和一个教授朋友聚餐结束正待散步返回学校的J博士，于是被高木直子在回去的路上给截住了，他懵懵懂懂地跟着直子来到了车站。
“等上了车，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您的。”
列车开动起来后，直子把葬礼后两天发生的一连串惊悚事件从头说了一遍。当然，她并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比如她的真实身份，比如中村的死亡是个假象，比如谷垣现在的所在地点，等等。
J博士专注地听着，神情严肃。现在，他已经明白为何要选这个特殊地点与宋汉城会晤了。
中村的发现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J博士看来，却一点儿也不奇怪。高木繁护、中村增造、中村佑行，一直到眼前这位高木直子和尚未出场的宋汉城，这些人的命运似乎都被一条看不见的命运之线联结在了一起。
眼前的直子，目光里有和她父辈一样的表情：那种无尽探索的本能，那种焦虑不安，还有天马行空、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这个世界的探索者，都会有这样的特质和禀赋。
犹如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以及无数前赴后继的探险家们，他们的这一特质源于他们的“信仰”。此种信仰与其说是宗教性的，毋宁说是一种本能驱使的力量。
“为了宋先生的安全，请您暂时保守这个秘密吧。”
J博士当然点头答应，而且他很清楚，直子只对他说了能够说的部分情况：“当然，我能理解宋先生的处境，也希望他尽快摆脱这个麻烦。”
列车已经驶过了上野站。秋天的日光照进了车窗，映照在车厢内部。
在J博士眼里，直子依稀还是当初那个整天跟在父亲后面的小女孩儿。以前，高木议员经常带这个女儿一起来J博士家做客。大人们在书房里聊天时，她总会从J博士的书架上挑本书来看，要么就悄悄地溜出去，坐在起居室的钢琴前叮叮咚咚地玩弄着琴键。
“时间过得真快啊，直子，转眼你都出落得这么大了。”
“可是，您却没见老哦。”直子打趣道。从小时候起，她就将这个伯父看做是个老学究，戴着琥珀色的角质眼镜，鬓角和胡须修整得很有型，举手投足永远不疾不徐。
J博士想，时间真正的摧毁性力量是看不到的。也许，人只有到了他这个年龄才知道与时间的竞赛是多么地无望。而当个宗教历史学者会得到一个奇妙的馈赠，一个偶然性的发现就能让他克服那种绝望与焦虑。他探索的仿佛是时间和空间本身。
但是，在J博士的潜意识中，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桀骜不驯的中村带来的发现让他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在人类错谬百出的历史中，真实的成分又有多少呢？历史难道不正是由无数充斥了谎言、玩笑甚至是罪恶的书籍堆砌而成的么？信仰失去魅力后，历史陷入了迷雾。在原初的早期宗教里，那些已被神化的凡人因而变得模糊不清。他的研究，难道不也是某种空幻无常的泡影么？
他曾经努力克制自己，以免陷入信心的彻底崩塌中，却常常痛苦得失眠。他对中村研究成果的强烈兴趣，简直是在咬噬着人心。
一个私人的秘密，一个内在的痛点。
可当中村炫耀般地展示他的发现时，J博士却没有感到丝毫妒意。甚至，另一个自我得到了最彻底的解放，他感到了宽慰。
“岁月催人老啊，直子。”J博士望着窗外。他仿佛在倏忽而过的风景里看到了什么，有一阵恍惚。
直子的话将他重新带回到眼前的情境中：“博士，宋先生已经到了。”
车厢门还是关着，也没有敲门声，J博士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他就在隔壁车厢，请跟我走吧。”
J博士想，这个会面的安排真够“专业”的。在直子的引导下，两人沿着过道走到了这节车的最尾一间。直子敲了敲门。
门开后，宋汉城和J博士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才相互问好握手。眼下的见面似乎让人有些尴尬。J博士落座后，直子和宋汉城坐在了他对面。
“博士，我们有两个小时可以畅谈。现在，让我们好好解开中村设下的谜局吧。”
现在，在这个车厢里，在这个特殊场合下，J博士开始娓娓道来，他勾画出了他所了解的中村研究的谱系。其中，大段是关于高木直子的祖父的。
事实上，在日本佛教研究的众多派别中，高木繁护以及他的助手中村增造可谓是异类。他们合弃了从中土传入日本的很多部派经典，执著地在早期巴利文佛经中爬梳，这是高木繁护欧洲游学六年的结果。他回国后所发表的论文，让他成了昭和时代佛教学术界的异端而饱受攻击。
高木繁护受到排挤后，被曹洞宗一系的驹泽大学客气地拒绝留用，此后流落到一间地方普通大学教授东方哲学。当时二十出头的中村增造虽然没有与高木繁护受到同样的对待，暂时还能栖身其间，却也只能私底下偷偷与他的老师保持往来。
“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应该是一九四〇年吧，高木繁护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远在暹罗拉玛六世一九二〇年访问日本时，就曾特别去瞻仰了镰仓大佛。之后基于“暹罗民族与大和民族的宗教同源”，成立了“日暹协会”。受到鼓励的暹罗沙文主义，开始效仿日本实行宗教一体化政策。暹罗统治者剥离了佛教的非暴力教义，断言“佛陀从来没有禁止信徒们拿起武器进行自卫”，释迦牟尼的一些语录甚至还被编入了军队誓词。暹罗政府借鉴了日本神道教，宣布小乘佛教为国教，国王成了佛教的教首，成了暹罗版的天皇“现人神”。这其中，日本本土本愿宗的身影时隐时现。作为宗教的佛教，走上了彻底世俗化的不归路。
一九三八年銮披汶元帅上台执政，于佛历二四八三年（一九三九年）改国号为泰国。他积极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这是高木繁护突然受到重用的背景。
“曾经将高木繁护扫地出门的驹泽大学校长特地登门，在高木家门前谢罪。这样的境遇变化，真是颇具嘲讽意味。据说校长是受到了来自‘日暹协会’高层的直接施压，所以才如此降贵纡尊吧，”J博士停顿了片刻，“高木小姐，您父亲肯定没有和你说起过这事吧，当时高木议员才两岁。”
直子从未听父亲提起此事。关于祖父，父亲除了与家人每年去神社祭祀时会偶尔提起，几乎很少谈到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幼年时父子相处时间不多的缘故吧。毕竟，除了在珍珠港战事前的那年春天，高木繁护曾回家长住过一段时日，大部分时间他都随考察队辗转在东南亚地区，每次都是行色匆匆，逗留几日便又离去。
直子记忆深刻的倒是祖父的书信，父亲极其珍重地将这些已经发黄了的信函收藏在了一个镏金漆匣中。祖母过世前，惟一交代儿子好好保留的就是这些信件。匣子里，还有一尊雕刻精美的小佛像。
“那几年，高木繁护在学术界的声誉戏剧性地得到了提升。而个中原因，是由于他的研究非常偶然地与帝国在东南亚采取的‘同源共荣’政策产生了共鸣。一九四一年那年假期的最后几天，当时泰国驻日大使向高木繁护颁发了一枚奖章，以褒奖他的学术贡献。与北传佛教相对应的南传佛教，在学术界获得了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高木繁护同时也被聘为‘日暹协会’的特别研究员。颁授仪式就在驹泽大学的礼堂举行，对高木先生而言，堪称‘甜蜜的复仇’吧。而此时，日本佛教几大宗派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也纷纷开设了高木繁护先生的讲座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在早期佛教研究方面的三个重要建树：第一个是。早在一八八三年南条文雄出版的英译本《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第二个就是高木繁护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南传佛教正朔勘名》；到一九八〇年代，另一位日本学者‘批判佛教派’的中村元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印度佛教研究：附书目注》，这个中村元与中村增造和中村佑行可没有任何连带关系。此书出版后，日本学界对于梵藏文献的重视和比较研究，终于成为一个既定的支柱。这真是很啰嗦的学术史话，两位不会觉得厌倦吧？”
J博士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那感觉就像面对两个学生在当面授课。
此刻，对面的宋汉城和高木直子听得很入神。
“说来有趣，战前一直追随高木繁护的中村增造脱离了早期的学术轨道。战后，他在早稻田和驹泽两所大学的授课工作和学术研究一直不脱离曹洞宗的本门经典。表面看来，原先高木繁护的研究又沉寂了下来。在我担任中村增造助手的那几年里，他几乎是以一种严谨到刻板的态度，要求所有的弟子严守门规。我们当时的见解当然还处在一种相当粗陋浅薄的阶段，没有力量反叛，也不能不遵从导师引导的方向。
“让我现在想起来仍觉有趣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八五年。中村佑行那时已从早稻田毕业，他继承父亲的职业，希望进驹泽大学学部担任助教。虽然我和他年岁相差近二十岁，我们却极其投缘。中村增造是反对儿子走自己的老路的，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儿子的学术志向似有存疑。那天，中村佑行来我家，就是为了避免他父亲的阻碍，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举荐。
“我当然希望他先去自己父亲那里说明情况，如此暗中行事，老先生会很生气的啊。于是，我生拉硬拽地将中村佑行拉到了他父亲的办公室。两个人竟都默不做声，这场面真是让我为难，我只得勉为其难地代中村佑行说出了他的想法。
“中村增造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其实，他早就知道儿子的志向，也很了解他的脾性。两个人之间的冷战，因为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就这样开始了。
“最后的妥协结果，让我很感意外。中村增造教授提出了一个古怪要求：他找出了高木繁护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那本《南传佛教正朔勘名》，然后交到了儿子手里。你们猜他都说了此什么？”
直子和宋汉城示意J博士继续往下说。
“他要儿子带着这本书，自己找个不知名的寺庙持戒修行三年。三年后，中村佑行回这里时，如果能在默默修行中有所觉悟，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就将提前退休，举荐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这个终身教职。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挑战书啊。两个人就这样打了个赌，而我充当了居间证人，三人当下就抓起纸笔，立下了契书。中村拿着自己那份，恭敬地放在地上，跪伏在地，叩首三下，然后就退了出去。他找了老家鹿儿岛的一座几近荒废的寺庙落脚，一年中消息全无。在他修行的第二年，等我某次路过鹿儿岛，顺路去访问他时，庙里的主持却告诉我中村已不知所终。据他转述说，中村佑行某天突然告知他要出门远游，就这样辞别了鹿儿岛。
“下面发生的事，更让人奇怪。三个月后，中村意外地又出现在我面前，他还带了一个年轻姑娘过来，突兀地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并请我担任他的证婚人。原来，从鹿儿岛出走后，他返回了东京，竟然找到东京郊区的一所中学当了老师。那位年轻姑娘是他大学的同学，后来成了同事，也就是现在的中村夫人。我就被这个古怪家伙硬逼着做了证婚人。婚礼那天，中村增造教授没有出席，却叫人送来了一封书信，信里没有什么具体文字，只写了距离兑现约定的时间还有多少日子。而中村佑行，也同样大气地回复了一封信，上面写道：‘父亲大人请于几年几月几日履行前言。’
“据说中村做教师的那段时间似乎和校长还有同事们相处得很不错，只是在每个周末，他都会安静地工作，谁都不能去打扰。在假期里，他整天就泡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里。为此，我还让中村假冒了我助手的名义，为他找了不少关系，提供了方便。
“那段日子中村过得很平静。每年他都会带着媳妇回上野家里看望父亲和母亲，但父子两人除了家常话，绝口不提当初的约定。我也觉得当初的打赌似已悄然作废，可能双方都淡漠忘怀了。
“约定时间到了，可我却已忘了这事。中村增造特地打电话让我去上野他家。我到了后，中村佑行已经在那里了。中村增造当着我的面，说他打赌输掉了，他将提前退休，而中村将继承他的职位，并请我一同举荐。真是让我惊讶不已的一对父子。可我到今天，还不清楚中村做了些什么功课，通过了父亲的严格审核。
“以后的事情，大家应该都清楚了。中村辞去了中学的工作，在中村增造的研究部门担任父亲的助理。一年后，中村增造以身体健康原因向校方提出了辞呈。同一年，中村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研究生涯。第二年，他申请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佛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那里是英国乃至世界收藏佛教书籍最多的学院。他加入了巴利圣典会。对这个圣典会，我想两位都不会陌生吧？”
宋汉城当然知道，可直子就未必清楚了。J博士讲得兴起，浑然忘了这一节：“巴利圣典会成立于一八八一年，由里斯·戴维斯夫妇一手创办，在泰国皇室的赞助下，曾出版了巴利文三藏的英译本。原来，在日本和父亲打赌的三年期间，中村已开始自学巴利语、梵语和藏语，到欧洲求学，是他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早已规划好的既定步骤。
“中村在英国的第二年，又制造了一个意外。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离开伦敦大学，转入牛津的东方研究所，读考古学的博士。我当然为他祝贺，他的学术轨迹与其他日本学者大不相同。说到日本近代的佛教学者可谓灿若群星，从冈仓天心和释宗演，到集大成的铃木大拙，他们的研究路径，都是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进行东西方哲学精神的解析与对话。而中村佑行，我个人觉得，更与南泉普愿所说的‘须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的精神相合；中村显然并不关心现世宗教的问题，他的目光聚焦于原初佛教的本来面目，那几乎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顶峰。而他的方法体系并不拘泥于比较宗教学领域。
“于是，我就成了他‘宗教激进主义’的正面攻击对象了，连同以往所有的日本学者。他就像当初的高木繁护一样再次成了我们中间的异类。但即使他如此桀骜不驯，我还是默默关注着他，也非常欣赏他的胆识。他每次和我喝酒，都感念我当初对他的帮助。而且，我还是他和中村夫人两个人的证婚人啊。
“所以，我对发生的变故感到意外和震惊。虽然学术上存有异见，我却真心希望他不断贡献出坚实的学术成果。”
J博士目光是那么真诚。他热情洋溢的叙述感染了对面的两个听众。直子虽然和J博士以及中村佑行都很熟悉，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
“难道因为其研究，中村得罪了某些人？”宋汉城问道。
“我想像不到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但很显然，他向我透露的石板经文，可能引起了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兴趣。如果他的发现属实，佛教的根基将得以重新建构，这将撼动整个世界。不论南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亚洲文明与之相关的部分版图将被改写。联系到近日发生之事，中村最近的遭遇似乎就可以理解了。六月初他曾和我去慕尼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的随行行李在返程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机场部门才告知行李被错误地运到了航班的下一站莫斯科。现在想来，也许只是因为他那旅行箱里除了衣物和讲演稿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才能完璧而还吧。另有一次是中村家之前的遭窃，这事中村夫人可以作证，发生在他从德国开会回国一周后。中村谈到这些事情时，没感觉他受到什么惊扰，似乎只当做生活琐事来处理了。但也许是他早已预料到了可能的后果，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吧。”
“J博士，在您刚才所说的内容中，哪些可能成为寻找中村及其发现的线索？”宋汉城问道。
“在伦敦。”
“伦敦？”这个回答很突兀。
“是的，他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的源头，就是从伦敦大学开始的。何不从那里开始沿着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开始寻找呢？中村是巴利圣典会的终身会员。这个圣典会，有一个特殊遗嘱机制。每个会员为防止自己的研究工作因突然事故（意外死亡）而终止，生前都会指定一位学术继承人。而会员们会将自己的遗嘱和研究成果备份，交由学会保存看管。”
如此说来，中村可能在“圣典会”留有提示石板经文的文稿或者考察记录？
“极有可能，但我们该从何入手？”
“你们可以去找巴利圣典会的荷默教授，他是圣典会的理事。”
“您自己，为何不亲自去伦敦？”直子问道。
J博士呵呵笑了起来。
“没那么容易。巴利圣典会严格遵循它的游戏规则，只有会员本人亲自推荐的人，或者有会员书面引荐函的人，荷默教授才会予以接待。所以，我相信中村委托谷垣律师转交的，应该是一封提前写好的给宋先生的引荐函，可能还有获取中村遗稿的保险箱密码。”
直子和宋汉城已经见怪不怪了，看来英国这个机构可能就是线索提示的方向。圣典会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巴利文佛经的英译和辞典工具的编撰，如此秘密行事，实在出乎意料。
“巴利圣典会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否还有其他的隐忧和担心？”
“您说对了，宋先生。圣典会虽然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研究机构，但是，他们尊奉的信仰是其所认定的原初佛教的教义。他们认为现存的一切佛教部派奉持的都是后期衍生的教义。而一旦他们的信仰或者秘密研究公之于世，整个佛教世界都将与他们为敌。”
“中村是惟一的日本会员？”
“不，我相信高木繁护和中村增造也是。因为仅凭中村增造的举荐，中村佑行当初似乎并不能获得校方的认可。后来我知道，在获得教职前，中村在巴利圣典会的会刊和欧美其他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组很有分量的论文，那就是他与中村增造在约定的三年里做成的事情。论文的发表以及圣典会的公允评价最终使中村获得了许可。您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了解得这么清楚。因为，中村的论文以及圣典会的论文评价，后来直接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当时还在驹泽大学，是学术审核委员会的成员。”
“那么，关于圣典会的秘密规则，您又是如何知道的？”
接下来，J博士却答非所问。
“这是个在圈内众所周知的秘密。圣典会不会因为我而公开中村的资料，除非有中村本人委托。很可惜，我不是那个被委托的人。”J博士说到这里，神情甚至有些失望。
“我想不出中村为何委托给我。”宋汉城说。
“也许要继续他的工作需要足够的体力和精力，而我今年已将近七十了。我太过衰老以致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了吧。还有一个原因，您不是日本人，是宗教学者，还通晓梵文和巴利文。”
不是日本人，也是一个理由？宋汉城很不解。但他更想问的问题是这个：“那么，您也是秘密信仰者么，J博士？”
博士陷入了沉默。刚才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似乎让他很疲乏。
列车这时已驶过了盛冈，八户的终点站半个小时后就到。
“我要在下一站沼宫内站下车了。如果谷垣律师醒来后所说的与我的描述吻合，那么就请两位在出发去伦敦前，来我家一趟吧。”
看来，博士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了。
高木直子和宋汉城想，J博士必定还有新的秘密将会向他们公布，如果中村佑行的推荐信确实存在的话。虽然J博士的一席话非常坦诚，但应该还有尚未吐露的隐衷。
J博士下车后，特地跑到他们所在的车窗前，躬身向他们告别。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他的面部轮廓线条分明。列车重新开动后，宋汉城和直子在车厢里讨论着今天的谈话，继续沉浸在那已弥漫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烟云中。
在八户，他们下车买好了返程车票。
已是傍晚时分，在等候返程的两个小时里，他们走出车站去找当地的特色食肆。在一家名叫“东海料理”的店里，直子和宋汉城好好享受了一番当地有名的鳕鱼卷和本地清酒。等他们上了回东京的列车，两个人不一会儿就困得打起了瞌睡。
将近三小时的车程因为是醒一阵睡一阵，感觉倒不是那么漫长。前方，线网交织的铁轨延伸线上，东京正华灯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