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米歇尔·福柯的死引起的；米歇尔·福柯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报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只有隐隐约约沙沙声。声音本来是存在的，但被记者的声音掩盖下去了，记者说那就是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声音。过不久，奥森·威尔斯死去，照样再来一遍。人们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大声说你听到这听不清的离得很远的声音是刚刚去世的奥森·威尔斯的说话声。这已经成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谈话的形象被记者的声音覆盖淹没，记者说人们听到的就是刚刚去世的某人某人的声音。这无疑是有关部门主管的一大发现，让记者与死者同时讲话，为继后播放节目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节目也不一定是体育节目，而是其他不同于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么东西。
在法国，我们简直无法与电视记者接近，无法对他们说：抢在面带戚容的微笑确定时刻前面以气象报告、容光焕发满面微笑作为抵押来加以炫示，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做不到的。只好另辟蹊径，如做出两种神态之间的某种神态，一种什么也不是的神态。设法让任何报道都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尽管上司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职责所在，无论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报告地震，黎巴嫩凶杀，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车发生车祸，愉快心情也只好丢开不顾了，你呀，你居然还急于寻找喜剧性新闻呢，对于车祸的喜剧性报道，你自己就会笑破肚皮。要是这样，你可就完蛋了。你夜里休想睡得着。你说了什么，你自己明白。弄出彻头彻尾的滑稽电视新闻，你呀，你就会把情绪搞得一落千丈。
除准时报道的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诺贝尔奖颁奖、议会选举以外，在电视上一般也看不到什么。没有人想到电视上去讲话。讲话讲就是了。这就是说：不论什么事，譬如一条狗被压死，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创造性地移想于宇宙万物，人就有这种奇怪的灵智，而且普及面很大，这就是一条狗所能引出的效果。在电视上看到的讲话那可是另外一回事。应当说，我们是顾客，电视机买主，纳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电视上的失误和事故，于是政府人员和月薪上千万的记者跑出来讲话了。希拉克在一九八四年书展开幕式上说他读诗是因为诗短小，对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十分适用，还有一个什么人宣称黑白电视在某一规定时间开播最好不过。我么，我也曾在电视上听到说起《广岛之恋》，阿兰·勒内和雅克琳·迪瓦尔的著名影片。我还听到谈及《英国情人》，由著名女演员玛德莱娜·巴罗尔主演。这么一个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从事电视演出了。
人们不停地听那些不扮演什么角色的人说出本色语言，听他们讨论时事，如果是这样，电视也许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变通，稍稍拉开一点距离，总是本色，过分的逼真。人们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因为在那里，在那样的内容和形式上，人们不讲真话，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有些记者准确谈到我们所希望了解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令人惊叹的大学生罢课前途将是如何，人们都在为那些记者捏一把汗。人们真想热烈地拥抱他们，给他们写信。他们的声援和学生罢课运动汇合成为一体了。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法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罢课一样。这的确是那些日报的一个伟大节日，直到帕斯卡和庞特罗放出他们的警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