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下午，我找到了那个电影狂。
根据菲尔·菲尔丁的记录，他叫阿诺德·莱韦克，住在离录像带店六条街远的哥伦比亚大道。那是出租公寓，离高级社区比较远。两个男人坐在台阶上，喝着牛皮纸袋里面的罐装啤酒。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上抱着个小女孩，正在吸她奶瓶里的柳橙汁。
门铃上没有阿诺德·莱韦克的名字，我走过去问那两个坐在台阶上的男人阿诺德·莱韦克是不是住这里。他们耸耸肩，摇着头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我走进去看，连管理员的门牌也找不到，只好按一楼住户的电铃，直到有人开门让我进去。
走廊上散发着老鼠和尿骚味。尽头的门打开，一个男人探出头来，我向他走去，他说：“你要干嘛？不要走得这么近！”
“别紧张。”
“你才不要紧张！”他说，“我有刀。”
我把手臂靠在身侧，让他看到我的手里空无一物，我说我要找一个叫阿诺德·莱韦克的人。
“哦，是吗？希望他没有欠你钱。”
“为什么？”
“因为他死啦。”说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他是个老头儿，白发稀疏，眼眶深陷，看来好像过不了多久就要去和莱韦克作伴似的。他的裤子很松，用吊带吊着，法兰绒衬衫道袍似的挂着。除非他是去二手商店买衣服，否则就是他最近真瘦了很多。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在生病，不过别担心，这病不会传染。”
“我比较怕那把刀。”
“哦，天哪。”
他把刀子拿出来给我看，是一把木柄法国碳钢菜刀。
“进来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不会砍你的。”说着他把刀放在靠门的桌上，领我进屋去。
他的房子很小，被隔成两个狭窄的房间，大的那间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是这房子唯一的照明设备。三个灯座中有俩灯泡已经烧掉了，剩下的那个最多只有四十瓦。房间整理得很干净，可是闻起来仍有一股老年人生了病的气味。
“你是怎么认识阿诺德·莱韦克的？”他问。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他拽一条手巾捂住嘴咳嗽。
“该死！”他说，“那些混蛋把我浑身上下从屁眼到胃口都切除了，还是一点用都没有。这个病拖得太久了，因为我怕他们真会查出什么来。”
他尖厉地笑着，“结果还是被我料中了。”
我什么也没说。
“莱韦克这家伙嘛，人还不错，是法裔加拿大人，他一定是在这里出生的，因为他没什么口音。”
“他在这里住很久了？”
“多久才算很久？我在这里住了四十二年啦，你相信吗？在这种鬼地方一住四十二年，今年九月就要满四十三年了，不过九月之前我就会搬出去——到一个更小的地方。”说完他又放声大笑，笑得咳嗽不停，得再拽出手帕捂住嘴巴。等咳嗽稍微止住了，他又说：“一个更小的地方，像个六尺的盒子，懂不懂？”
“我猜把这种事情拿来开玩笑可能会好过一点。”
“瞎扯。没有什么会让我觉得好过。阿诺德住这儿大概有十年了，因为没选择余地，你懂吗？大部分时间他都关在自己屋里，当然喽，以他那种体型是不可能上街去跳踢踏舞的。”
我的脸一定看起来非常茫然。因此他说：“哎呀，我忘了你根本不认识他。他呀，胖得跟猪一样，我是说阿诺德。”他手往前一比，从上到下划一个愈来愈宽的弧形。“就像一颗梨子，走起路来和鸭子一样摇摇晃晃。他住三楼，不管去哪里都要爬两层楼，所以才不常出来。”
“他年纪多大？”
“不清楚，四十岁吧，一个人胖成那样，实在很难看得出来到底几岁。”
“他是做什么的？”
“你是说以什么维生吗？不知道。他以前上过班，后来就不常出门了。”
“据我了解，他很喜欢看电影。”
“哦，那还用说吗？他有一台那叫什么玩意儿？那种可以在电视机上看电影的机器。”
“录像机。”
“再过不久，我也会有一台。”
“那后来他怎么啦？”
“你说莱韦克吗？唉，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听？他死啦。”
“怎么死的？”
“被他们杀啦，不然你以为呢？”
这个“他们”，是一个很笼统的称呼。阿诺德·莱韦克被别人从背后刺杀，横死街头。吸食快克的人流浪到街头之后，那老头说，治安就一年比一年糟糕，他们会为了一张地铁车票把你杀掉，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应该是一年前吧，可是在菲尔丁的电脑资料中，他最后一次交易记录是四月十九日，我说莱韦克四月时还活着，他回答，他的脑袋已经没办法记得那时候的事了。
他告诉我如何才能找到管理员。“她也没做什么事，就收收房租罢了。”问他名字，他说叫格斯，再问他姓什么，一抹狡狯的笑容出现在他脸上。“知道我叫格斯就够了，你不告诉我你姓什么，我又为什么要跟你说？”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接过来，伸直手臂举着那张名片眯起眼看，并大声念出我的名字。他问我可不可以留着名片，我说当然可以。
“我到上面见到阿诺德之后，一定会转告他说你在找他。”说完他又笑个不停。
格斯姓吉斯坎德，这是我从信箱上发现的，我可不是个偷懒的侦探。管理员的名字叫赫塔·艾根，就住同一条街隔两户的地下室。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可能连五尺都不到，一张谨慎多疑的小脸，说话时略带中欧口音，还会一边弯手指。因为关节炎，她的手指都变形了，不过活动起来还算灵活。
“警察来过，还把我带到城里去看他。”她说。
“他们要你认尸？”
她点点头。“‘是他没错，’我说，‘是莱韦克’。之后又把我带回来，要我开门让他们进去搜査，我跟着后头进屋，他们却说：‘你现在可以走了，爱琴太太。’‘不要紧，我留在这儿吧。’因为这些人，有些还好，有些就会背着死人偷钱，这句俗语是不是这样说的？”
“没错。”
“‘背着死人偷钱’，只可惜，他们偷不到什么钱。”
她叹了口气，“搜查完了之后，我把门锁好问他们，现在我该怎么办？有没有人会来把他的东西拿走？他们说会与我保持联络，然后就没下文了。”
“他们就没消息了？”
“没，没人告诉我谁会来领走他的遗物或我该怎么办。既然他们不联络我，我只好打电话给管区警局，可是他们竟然搞不清我说什么。大概被谋杀的人太多了，谁都懒得继续追查下去。”
她耸耸肩，“我呢，我得把那间公寓租出去。除了家具以外，其他东西都被我搬到这里，没人领我就把它们扔了。”
“你把录像带卖掉了。”
“录像带？我把它们拿到百老汇大道，卖几个钱。那样不对吗？”
“没什么不对。”
“我又没偷，如果他有家人的话我早就还他们了。可是莱韦克先生连个亲人都没有，他住这里已经很多年了，我来上班之前他就住这里了。”
“你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六年前吧……等等，我说错了，是七年前。”
“你只是个管理员而已？”
“不然呢？难不成是英国女皇？”
“我以前认识一个女人，她告诉房客她是管理员，但实际上她就是房东。”
“喔，当然啦。”她说，“当然这栋房子是我的，所以我才能住地下室。其实我是一个大富婆，一个喜欢像老鼠一样住在地下的大富婆。”
“那这栋房子到底是谁的？”
“我怎么知道？”
我看着她，她说，“你去告我好了，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人知道。雇我的是一家管理公司，我收了房租就交给公司，随他们怎么办。至于房东，我从来也没见过。房东是谁很重要吗？”
是不太重要。我又问她莱韦克是什么时候死的。
“去年春天吧，再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旅馆后打开电视，三个台都在转播大学篮球赛，战况激烈到我根本看不下去。后来找到一个台转播网球比赛，相比较之下这个节目就安静多了。说自己在“看”球赛不知对不对，可是当他们把球在网子上空打来打去时，我的确睁着眼睛坐在电视机前面。
我和吉姆在第九大道上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那是我们星期天晚餐碰面的老地方。老板不在乎我们坐多久，也不在意替我们添几次茶水，因为这里从来都不会客满。这里的食物并不差，真搞不懂它的生意为什么没有更好一点。
他问我：“你今天有没有看《纽约时报》？上面有篇文章访问一个写了畅销小说的天主教神父，我忘了他叫什么。”
“我知道你在说谁。”
“因为有电话民意测验的支持，他说这个国家只有百分之十的已婚夫妇有过婚外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诚实。可他要怎么证明这个说法呢？很简单，因为那些电话受访者都这么说。”
“我们仿佛正处于道德复兴的关键期。”
“那就是他的重点。”
他掂起筷了，当作鼓棰敲。“不知他有没有打电话到我家来。”
“嗯？”
他避开我的眼光，幽幽地说：“我想贝弗莉有外遇。”
“知不知道是谁？”
“是她在艾尔-阿侬认识的男人。”
“也许他们只是朋友罢了。”
“不，不是的。”
他替我们俩斟满了茶。
“你知道，戒酒之前，我曾经胡搞过好一阵子，每到一个酒吧去，我就告诉自己要找寻艳遇。通常到最后只落得个烂醉如泥，可是也有走运的时候，其中有几次我甚至还记得。”
“有时候你宁愿自己忘记是吧？”
“是啊，重点是我刚开始参加戒酒计划的时候，还没完全放弃这种生活，酗酒最严重时，婚姻也差不多濒临破裂。可是后来我爬出了泥沼，渐渐清醒了，也度过了婚姻危机。她开始到阿侬去展开自己的生活，我们继续维持下去。不过我在外面还是有别人，你知道。”
“我不知道。”
“真的？”他想了一下，“啊，这么说来这事一定是在我认识你之前，那时你也还没开始戒酒。因为几年后我就不再拈花惹草了。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只是不再那么做罢了。也许是基于健康的理由吧，先是疱疹，再是爱滋病，我不知道。倒也不是被吓住了。是我不再感兴趣了。”
他喝了一口茶。
“如今，我是菲尼神父所说的那百分之九十，而她却开始在外面花起来了。”
“轮到她去找乐子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喔。”我应道。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她知不知道你已经察觉？”
“谁知道她知道些什么？谁又知道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只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保持原状。可是你知道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我说，“昨天晚上我和伊莱恩一起，她说了那个M开头的词。”
“什么M开头的词？‘操你妈的’？”
“结婚。”
“还不一样，婚姻就是操你妈的，她想结婚啊？”
“她没这么说。她只说如果我们结婚了，她就停止和客户来往。”
“客户？”
“嫖客。”
“喔，是这样啊。这是个前提条件吗？跟我结婚我就不做了。”
“没那回事，假设而已。后来她为此跟我道歉，我们都同意保持现状就好。”我用凝视威士忌酒杯的眼神看着我的茶杯。“我看不太可能。当两个人都不希望改变时，就是产生变化的时候了。”
“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别急，一天一天慢慢来，千万别喝酒。”
“嗯，我喜欢。”他说，“这话中听。”
我们又坐了好一会儿，天南地北聊个没完。我谈到手上正在办的两件案子，一件是正式受到委托却始终掌握不到头绪，另一件案子根本没有人委托我，我却紧咬着不放。我们还聊到棒球，因为职业棒球老板恶性休业，春季训练可能要延期了。此外就是我们聚会里的一个小孩，他过去有着惊人的记录——嗑药酗酒什么都来，在戒酒四个月之后去世了。
大约八点时，他说：“我今天晚上想做一件事，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聚会，把我和贝弗莉这些事全部吐出来，我没法在这里的聚会上吐。”
“你可以啊。”
“我是可以，但我不想。在这里我可是洪荒时代就戒酒的老前辈，在那些新来的人面前，我可不想破坏我那完美的长老形象。”他笑了，“我要到市区去，把自己说得听起来徬徨无助，搞不好会有一个恋父情结的年轻小姐正在寻找她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真是个好主意，”我说，“顺便帮我问问看她有没有妹妹。”
我独自去参加聚会。
星期天圣保罗没有聚会，所以我到罗斯福医院。出席的人大部分曾经是戒毒所的病人。那个演讲者一开始染上了海洛因，她参加明尼苏达州一个为期二十八天的住院疗程，戒掉之后，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又染上酒癮。现在她已经戒酒三年了。
等她讲完，大家围成一圈坐着自我介绍，大部分人只讲自己名字就继续往下轮。我决定要多说一点。例如她今天讲得很好，很高兴她戒酒成功，可是轮到我时我只说：“我叫马修，是个酒鬼。今晚我只听就好。”
聚会结束后，我回到旅馆，没有人留话。我回房看了两小时书，是一本向人借来的平装书，书名叫《新门刑案日志》，内容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犯罪记录，这本书在我手上大概有一个多月了，每晚睡觉前都会翻上几页。
大部分的案子都很有趣，其中更有几起案子特别精彩。我读了好几个晚上，感触很深。太阳底下，世事如常。以前的人，为了各种理由，或根本不为什么理由互相残杀，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尽各种手段。
有时这本书似乎变成翌晨早报的解毒剂。每天报上写的那些犯罪事件，让人很容易就下结论说，人性的丑恶正在空前急遽地恶化，世界末日来了，我们都要下地狱去了。当我看到这本书上的记载，几世纪以前的男男女女也是为了几个钱或为了情爱自相残杀时，我可以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并没有变得更糟，我们和以前一样好。
然而在其他的深夜里，这个发现带来的不是放心，而是绝望。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
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我们的罪恶之源永不枯竭。
那天晚上读的案子并没有给我什么启示，而我又还不想睡。午夜时分，我出去走走。天气又变冷了，寒风飒飒吹在哈德逊街上。我走到葛洛根开放屋，那是米克·巴卢开的爱尔兰酒吧，不过执照和产权证都不是用他的名字。
酒吧里几乎全空了。有两个独饮的酒客各自分占住长吧台两端，一个喝啤酒，另一个则在细细品味一杯健力士黑啤酒。两个老头穿着旧货店买的外套，在靠墙的桌前共饮。伯克站在吧台后面，不等我开口，他便告诉我米克整晚都没来过。“他可能随时会出现，但我想他是不会来了。”他说。我叫了杯可乐，坐在吧台前，有线电视在播《小凯撒》的黑白老片，爱德华·罗宾逊主演，中间没有广告。
我看了大约半小时。米克还是没来，也没有其他的客人再进来。喝完可乐，我便起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