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第二天一早醒来就打电话给威尔，却不知道怎么联络他，有很多他相当隐私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他十二岁就开始喝咳嗽糖浆，我知道他未婚妻因为他酒醉后与她的父亲争吵而拂袖离去，我还知道随着他逐渐清醒，意识到他目前的婚姻触礁且危机重重。然而我竟然不知道他姓什么，在哪里工作。无计可施之下，我只好等到八点半的聚会。
聚会开始不久，威尔就到了。休息时间，他一个箭步走到我面前，问我看了那部片子没有。
“当然看了，那一直都是我最爱看的片子之一。尤其是其中有一段，唐纳德·萨德兰把一名将军关起来，自己去检阅军队，真是精彩极了。”
“老天爷，我要你看的是昨天晚上我拿给你的那盘带子，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开玩笑的。”我说。
“噢。”
“那东西我看了，虽然不是很好受，我还是全部看完。”
“然后呢？”
“什么然后？”
我决定不参加下半场聚会，直接跟他谈下去，我拽着他的手臂走上楼，来到外面街上。第九大道对面，有一男一女为了钱争吵，尖锐的声音渗透进温热的空气向四面荡开。我问威尔，那盘带子是从哪里来的。
“标签上写了，是我家附近拐角的录像带店，百老汇大道和六十一街交口。”
“你租的？”
“是啊，这部片子我看过，事实上，咪咪和我都看过好多次了。上星期在电视上看到续集，所以想把第一集租回来再看一遍。但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
“我知道。”
“那种东西叫色情片吧？”
“我想是的。”
“以前我从来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真的吗？我以为干警察和侦探的都……”
“没那回事。”
他叹了一口气，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意下如何，威尔？”
“要不要报警？我实在不想自找麻烦，但视若无睹又好像不太对，我猜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需要你的建议。”
那一对男女仍然在对街尽头互相叫骂。“别烦我！你他妈的别再来烦我！”那男子不断吼叫。
“好，现在，我们来理清楚，你到底是怎么租到这盘带子的。你走进录像带店，从架子上取下录像带——”
“从架子上拿下来的并不是录像带。”
“那是什么？”
他向我解释整个程序，他从架上取下展示用的空盒，再拿着空盒子到柜台去交换真正的录像带。他在那里有会员卡，他们把带子拿给他，收了一天租金，不知道是多少，反正要不了几块钱吧。
“那家店在百老汇街和六十一街的交叉口？”
他点点头，说：“从拐角算起第二或是第三家店，就在马丁酒吧隔壁。”那一家酒吧我知道，大大的一间空房子，像布拉尼·斯通酒吧那样。饮料很便宜，蒸盘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几年前为了招徕顾客，把早上八点到十点订为“欢乐时光”，所有的饮料一律半价，真不知道早上八点有什么好欢乐的。
“他们几点关门？”
“十一点吧，周末会开到午夜。”
“我去找他们谈一谈。”我说。
“现在？”
“有何不可？”
“呃……你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确定？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再回去聚会。”
“可以。”
他转身要走，却又转过身说：“噢，对了。马修，那盘带子昨天就该还，所以他们会多收一天租金，不管怎样，告诉我，我再补给你好吗？”
我要他别操心这种事。
录像带出租店就在威尔说的地方，我先回到住处，拿上录像带走进那家店里。里面有四五个正在浏览的客人。柜台后面站了一男一女，约莫三十岁左右，那个男的大概有两三天没刮胡子，我猜他一定是经理。如果经理是那个女的，她一定要他马上回家把胡子刮一刮。
我走上前去，对他说我想找经理谈一谈。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你要跟我谈吗？”
我把带子拿给他看。
“这是你们租出的带子吧？”我问。
“那是本店的标签，所以一定是我们的录像带没错。《冲锋敢死队》，这部片一直很受欢迎，怎么啦，有什么问题吗？你确定是录像带的问题，还是你很久没清洗磁头了？”
“两天前，你们这儿的一个会员租了这盘录像带。”
“你来替他还带子的？如果是两天前租的，就要收过期的罚金。让我查査看。”
他走到一台电脑前面，输入标签上的号码。
“威尔·哈伯曼，根据电脑上的记录，他已经租了三天，不是两天，所以还得付四块九毛钱。”
我并没有掏钱包。
“你对这盘带子很熟吗？不是影片，而是带子本身。”
“我应该很熟吗？”
“你若想保存你录的片子，就把保护片弄断。”
“让我瞧瞧。”
他接过带子，指着边缘说：“你看这里，通常，空白录像带这里都有一小块，这样就不会误录其他东西，商业用的录像带，会在这里挖一个槽，以防你不小心误按录像按键，非常聪明的设计是不是？但是如果想要重复使用，只要用胶布把沟槽贴起来就行了，你确定你朋友没这么做吗？”
“非常确定。”
他看起来半信半疑，过了半晌，他耸耸肩，说：“那么，他是想重新租一盘《冲锋敢死队》吗？没问题，这部电影很有名，我们还有很多盘，虽然不到一打，但算多了。”
他正想转身走开，我拉住他手臂。
“不是这个问题。”
“哦？”
“有人在《冲锋敢死队》中间录了色情影片，不是普通的限制级电影，而是非常残暴的性虐待狂拍的虐童影片。”
“开什么玩笑。”
我摇摇头。
“我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老天，怎么会这样。”
他碰了碰那盘带子，像摸到烫手山芋般缩回手。
“我发誓，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本店没有限制级影片，什么《深喉》、《琼斯小姐体内的恶魔》之类的垃圾，我们统统没有。大部分的录像带店都会有一个区，或至少放几盘这种带子，以给那些不常光顾时代广场那种污秽场所的夫妻提供一些视觉上的前戏。但是，在开这家店时我就决定，一点都不要沾那种玩意儿，我不希望有任何一盘进我店里。”
他看着那盘带子，碰都不想去碰它。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他问。
“可能有人想要录另一盘带子。”
“刚好那个时候，他的手边没有空白录像带，所以把它录在租来的带子上，然后再还回去？……这根本不合逻辑啊？”
“也许是弄错了，上一个租的人是谁？”
“你是说哈伯曼之前的那个人？嗯，让我瞧瞧。”他查询着电脑，然后皱起眉头说：“他是第一个租的人。”
“这盘带子是全新的吗？”
“不，当然不是，它看起来像全新的吗？我也搞不清楚，有了电脑，可以存下数不清的档案，但有时候就会出这种纰漏。呃，等一下！我知道这些录像带是从哪里来的了。”
他解释说有个女人拿了一整袋录像带来，都是一些经典名片。“你相不相信，《马耳他之鹰》上中下集都齐了！还有一部一九三六年的片子，贝特·戴维斯和沃里纳·威廉主演的《彗星美人》。乔伊·卡洛是阿瑟·特雷彻演的，而悉尼·格林斯特里特的角色，由一个叫做艾莉森的胖女人演的，信不信由你。还有呢！《马耳他之鹰》有一九三一年的原版带，里卡多·科尔特斯演那个油腔滑调的斯佩德，和一九四〇年鲍嘉演的那种英雄人物大相径庭。后来，休斯顿重拍的新版上演之后，原版被改名为《危险的女人》。”
那个女人说她是房东，这些录像带是她一个死去的房客所有，她想把这些片子卖了，看看能不能抵一些积欠的房租。
“我买了一大堆，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欠了房租，还是她想借此赚几个钱，不过她肯定不是小偷，带子不是偷来的，而且它们的品质也都不错。”他苦笑，“我检查过的都不错，只是没有统统检查，当然也没有看到这一盘。”
“这就说得通了，”我说，“如果这些带子是她的，不管他是谁——”
“他想要拷贝一盘带子，也许当时三更半夜他没办法出门买空白带。对了，这样就合理了，他不会录在租来的录像带上，在我向那女人买进来之前，它本来就不是出租用的录像带。那时候已经录了别的东西了。”他打量着我，“真的是虐童片？你没开玩笑？”
我说没有。然后他便说了一些世风日下之类的话。我问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就算当时我知道，现在也不可能记得了，何况，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有没有开支票给她？”
“好像没有，因为她要现金，大家通常都要现金。不过也许有可能，要不要我查查看？”
“麻烦你了。”
他花了一点时间，等一个客人离开后，走进身后的房间。一会儿，他出来说：“没有，我就知道是这样。不过这是交易记录，看起来挺惊人的，她卖给我三十一盘录像带，我付给她七十五块钱，钱很少，因为是旧片，你也知道，折旧率非常高。”
“你的交易本上有没有她名字？”
“没有。那天是六月四日，但这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那天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再见过那女人，她大概就住附近吧，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问的。他说威尔可以免费再租一次完整版的《冲锋敢死队》。
回到旅馆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威尔——现在知道他姓什么，联络起来就方便多了。告诉他有一盘免费的录像带，可以随时过来拿。
“截至目前，我们毫无插手的余地，有人用自己的《冲锋敢死队》去拷贝其他的片子，又阴错阳差地流入市面，拥有带子的人已经死了，到底是谁根本查不出来，更别提还能追溯原版的来源了。反正，那种玩意儿就是这样，东拷贝西拷贝，有癖好的人只能借此互相交流，市面上买不到。”
“还好是这样。可是，就这样置之不理吗？有一个小男孩被杀害了啊。”
“呃，拍摄时间可能是十年前，弄不好还是在巴西拍的。”
根据影片中的美式英语，这点比较不可能，但他听过就算了。
“这部片子真的很可伯，如果我没看过，日子会过得舒服得多，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在这个城市里，像这样的带子可能有上百盘在流通……呃，也许只有几打吧。它之所以特殊，只因为碰巧被我们两个看到。”
“交给警察也没用吗？”
“我看没用，顶多把带子没收，然后还不是被塞进贮藏室里？同时，你还要被叫去问带子怎么到你手上之类的一堆问题。”
“我不想那么麻烦。”
“没有人会想那样。”
“那么，”他说，“我想我们只好算了。”
然而，我却不能。
我所看到的，以及看到它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对威尔说的都是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亲眼看过那种东西，后来听说从中国城捜出过一盘，拿到第五分局用投影机放出来，告诉我这件事的警察说，那个说给他听的另一个警察，在看到片中一个小女孩的手被砍断的画面时，受不了，当场冲出房间。不过警察说的故事往往因为一传再传而加油添醋，就像酒吧里流传帕迪·法雷利的脑袋。我知道存在那种片子，我知道有人拍，也知道有人看。但是，那个世界和我，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片中有些画面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那个男孩，一开始还吊儿啷当——“嘿，那玩意儿有没有在拍？我是不是该说点话？”然后，当这个死亡盛宴露出它狰狞面容时，男孩的惊愕以及最后他对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的表情。
中途，那个男人把手放男孩额头上，温柔多情地替他将头发向后抚平，接下来的过程中，他不时做这种动作，直到最后用惨无人道的极刑把男孩处决，镜头带到离男孩双脚几尺远的排水孔，排水孔我们都见过，但是，现在的这个特写镜头，强迫我们看着黑白相间的西洋棋盘地板上，那一方网状的排水孔。血，红得就像皮衣女的嘴唇和她的长指甲，和她擦过胭脂的乳头，汇注成一条血河，流过黑白相间的方格子，消失在排水孔之中。
这是最后一个镜头，镜头里没有人，只有地砖、排水孔和鲜红的血液。接着，跳入空白的画面，几秒钟之后，李·马文再度出现，为了世界的和平安全以及民主自由而奋战。
接下来几天，大约有一个礼拜之久，我发现那些画面始终在脑海打转，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录像带收藏在保险箱里，没再看第二遍——看一遍就够受了——在这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似乎是我可以掌握的，到底是什么？说穿了，那不过是一盘录像带，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又和第三个同样身份不明的人性交，并且违反他的意志虐待他，甚至杀害他，没有任何法子能够查出他们是谁或者什么时候干的。
一天中午，聚会结束之后，我沿着百老汇大道一直走到四十二街，然后在百老汇大道上的不良场所消磨了几个小时，在一家又一家的色情商店之间穿梭。一开始还有点尴尬，没多久就习惯了。我慢慢地在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录像带区浏览。每一家店都有一些——奴役、监禁、虐待、用刑之类的带子，封面会用几句话介绍内容，并附加照片以迎合顾客的口味。
我并不期望会在出租的录像带中找到我们那部《冲锋敢死队》。时代广场正是电影审查最松的地方，但是虐待与谋杀的内容仍被禁止，尽管我两者全看到了。也许，那个男孩的年龄可以通过审查，甚至可以找一个好剪接把最可怕的地方剪掉，但是找到它的上市版本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也许穿橡皮衣的男人和皮衣女还拍了别的片子，可能一起也可能分别拍，不知道我还认不认得出来，假若他们穿着同样服装，应该有可能认出来。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如果我真在找什么的话。
四十二街的街头，大概是从第八大道向东走的第五家，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它和别家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性虐待的那个区比例比较高，录像带的标价从十九块九毛八分到一百元不等，还有一些叫《虐待乳房》之类的画报。
看过了所有录像带，包括日本和德国拍的，以及一些粗制滥造的小电影，贴着用电脑打的简陋商标，看到一半，我放弃寻找穿橡皮衣男人以及他没心没肺的另一半。我不再找了，只茫然地将自己浸泡在这个倏忽而至的世界中。它一直都在，离我住的地方还不到一里，我虽然知道它存在，却从来不曾涉入，因为没有涉入的理由。
最后，我走出了那家店。算算我在里面耗了将近一小时，什么都看但是什么都不买，如果站柜台后头的店员因此嫌我烦，那是他的事。他是一个来自印度半岛的年轻人，皮肤黝黑，总是面无表情，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事实上，店里的人都不说话，不只是他，就连我和其他的客人都安安静静的，小心避免接触他人的目光，进来出去，浏览或购买的时候，都假装旁若无人，好像大家原本就不存在似的。偶尔，会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偶尔，会有柜台一边数一边放零钱在客人手掌心的叮当声，或是换二毛五硬币，以便用来看后面小隔间里的录像带。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安静。
回到旅馆我便冲了个澡，感觉好了一点。可是身上还是带有时代广场的味道。晚上我去聚会，回来之后又洗了一次澡才上床。翌日早晨醒来，吃过简单的早点并翻阅报纸后，我折到第八大道，在“迪尤斯”左转。
当班的还是同一个人，他认不认得我是他的事，我径自换了十块钱的二毛五硬币，走进小隔间里把门锁上。挑选哪一间并不重要，因为每一间的录像机都连接在一个有十六个频道的闭路系统上，可以任意转台，就像坐在家里看电视，只是节目不同，而且一枚二毛五硬币只能勉强看个三十秒。
我在里头一直待到硬币用光为止，看那些男人女人用各种方法彼此虐待，那些被虐者好像还颇乐在其中，没有人看起来真正痛苦，他们是演员，或自愿演出的人，还有成人秀。
我看的这些片子，没有一部像在伊莱恩家看的那种东西。
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少了十块钱，感觉上却老了十岁。外面的空气燠热潮湿，连续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天气。我抹去额前的汗水，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到四十二街来，这里并没有我要的东西。
然而，我却离不开这个街区。我毫无兴趣地走进一家成人商店，也不需要这里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不想买毒品或召妓，也不想看功夫电影或买双篮球鞋，或某个电器用品，或一顶帽檐宽二寸的草帽。我可以买一把更换刀片式的小刀，它通常放在工具箱里整套出售，否则就算违法，还可以买一张假身份证，黑白的五元、彩色的十元，当场就能印出来，不然打打电子游戏，有什么派克侠、快打旋风之类的，甚至去听一个满头白发的黑人吹牛皮，他言之凿凿地说耶稣基督是生在现代非洲加蓬的一个有血有肉的黑人家里。
我在街上走过去走过来，走过来走过去，穿过第八大道，到港务局汽车总站一角的午餐吧，站在吧台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牛奶——那里的空调真是舒服——吃过午饭，不知怎么的，我又被拉回那条街。
有家戏院正在放映约翰·韦恩的两部片子，《战车》和《系黄丝带的女人》，付了大概一块还是两块吧，我进去看了第一部的后半段和第二部的前半段之后便出来。
然后继续游荡。
正当我迷惘失神。心不在焉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小孩走上前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靠近我。我转头打量他，发现他的眼神充满了挑衅。他约莫十五六七岁，和影片中被杀害的那个男孩差不多大，不过看起来世故多了。
“就是看看橱窗而已。”我说。
“每一家的橱窗都已经被你看遍了，这条街上上下下的，也不知道被你逛了多少回。”
“那又怎么样？”
“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不找什么。”
“你继续走到拐角，到第八大道的拐角等我。”他说。
“干嘛？”
“干嘛？这样别人才不会注意我们。”
我在第八大道等他。他一定绕了另一条路，或是从卡特饭店抄捷径过来的，以前那边是迪克西饭店，这家饭店的接线员接电话的方式很有名：“喂，迪克西饭店，你想干嘛？”他们之所以改名，大概是因为吉米·卡特从福特手上抢走了总统的宝座。也许是我乱猜的，如果真是那样，只能算巧合。
我站在一扇门前，看着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歪着头从四十三街，朝南向我走近，他穿着T恤、牛仔裤，外罩一件厚棉夹克。大热天穿那种厚夹克，一定要被烤焦了，但他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他说：“昨天就看到你，再加上今天一整天，看你在那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大哥，你到底在找什么啊？”
“没什么。”
“狗屎！每一个人上‘迪尤斯’来都有目的，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警察，结果你不是。”
“你怎么知道？”
“你就不是！”
后来他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你是吗？搞不好你真的是呢。”
我笑了。
“你笑什么啊？你很古怪啊，伙计。人家问你要不要买大麻。要不要买快克还是古柯硷，你摇摇头不理人家，连正眼都不瞧一瞧，你到底在找哪一种药呢？”
“没有。”
“没有？那你想泡妞？”我摇摇头。“想工帅哥？还是俊男美女一起上？你是不是想看秀，还是想‘作’秀？告诉我你要什么？”
“我只是来这里随便逛逛，思考一些事情。”
“胡扯。到‘迪尤斯’来思考。‘戴上我的思考帽，上街来打炮。’你如果不说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又怎么能搞到手？”
“我什么都不要。”
“跟我说嘛，我替你搞到手。”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操！像我，我就想要很多玩意儿，这样吧，你给我一块钱。”
他的语气中并没有胁迫或是恐吓，我问他，“我为什么要给你一块钱？”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儿上，我可以给你一点药嗑嗑。怎么样？”
“我不嗑药。”
“你不嗑药？那你嗑什么？”
“什么都不嗑。”
“反正你给我一块钱，我不会让你空手而回。”
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看看四周，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便从钱包抽出一张五元纸钞给他。
“这是干嘛？”
“我们不是朋友吗？”
“没错啊，但是你图个什么？要我跟你去什么地方吗？”
“不用。”
“你就这样把钱给我？”
“对。没有任何附带条件，除非你不想要——”
我伸出手去，他笑着闪开了。“你不能给了又拿回去。你妈没教你吗？”说完把钱塞进口袋里，然后他歪着头看着，“真是搞不懂你。”他说。
“没什么好伤脑筋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
“没为什么，没有任何理由。”
“你可以叫我TJ。”
“很好。”
“那么你又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布克’。”
“你说什么？布克？”说完他摇摇头，“狗屎，你脑子有毛病吧，什么布克，你根本不叫布克。”
“我的名字叫马修。”
“马修。”他一边说一边点头，“没错，这个名字棒，马修，马修，叫马修就对了。”
“那是真名。”
他抬起眼来，“嘿，你喜欢不喜欢斯派克·李啊？他的片子你看过吗？”
“当然。”
“我发誓你真的很难搞懂啊。”
“没什么要搞懂的。”
“你心里有事，但我就是猜不出来。”
“也许我心里根本没事。”
“来这儿的人会没心事？”说完，他荒腔走板地开始吹起口哨。他有一张圆脸，塌鼻子，眼光很有神，不知道那五块钱能不能让他吸一顿快克，吸快克的脑袋通常没那么胖，而且他也没有吸毒者残败的模样，话说回来那种样子是日积月累的。
“在‘迪尤斯’，”他说，“每个人都有所企图，有人想吸快克，有人想打架，还有人想打炮，想钱，想一步登天，或是想放松下来，如果有人不存任何企图，那他上迪尤斯干什么？”
“那你呢？TJ。”
他笑着说：“我想知道别人想干什么。我一天到晚都在挖别人心事，那就是我想要的，马修。”
我又和多混了几分钟。
他是五块钱能买到治疗四十二街忧郁症最好的特效药了。当我往回程的路上走时，笼罩我一整天的阴霾烟消云散了，我洗了澡，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去参加聚会。
第二天早上正在刮胡子时，电话铃响。我搭地铁到布鲁克林去见一位名叫德鲁·卡普兰的律师，他的客户是一件死亡交通事故的肇事者，被控撞人后逃逸。
“他发誓自己是无辜的。”卡普兰说，“我个人认为他满口谎言。可是，万一他对律师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总得给他机会，查查看是否有目击者证明撞死那位老太太的另有其人。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那件事花了我一个星期。后来，卡普兰又跟我说算了，他们给那名被告一个机会，以过失肇事又离开现场的罪名起诉他。“至于杀人的罪名会被撤销，我个人强烈建议他接受这个提案，他也终于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免除他的牢狱之灾。大概判了六个月吧，不过我知道法官会同意缓刑，明天我就得去回复接受提案了。除非，上次我们谈过之后，你已经找到某个有力证人。”
“我今天下午找到一个人。”
“是个神父吗？是个左右视力二点零，手上捧着国会荣誉勋章的神父吗？”他说。
“不，是一名有力的目击者，是这样的，他很确定的确就是你客户干的。”
“我的天哪。对方知不知道这件事？”
“两小时前还不知道。”
“这样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告诉他们。”他说，“我明天就去结案。喏，你的支票，按照规矩是应该寄给你的，你还是没执照？报告你也不肯写。”
“除非你要存档留底？”
“事实上，”他说，“这件案子最怕的就是留底，所以你不必交报告，我也会忘掉今天的谈话。”
“我同意。”
“太好了。对了，马修，你迟早该去申请执照吧，有好多工作等着你，可是你如果没有执照，有些案子我不能交给你办。”
“我一直都放在心上。”
“你的身份若是有所改变，记得告诉我。”
卡普兰的支票相当慷慨。我租了一辆车，带伊莱恩到伯克许花了一些。回来之后，华利从可靠侦探社打电话来，接下来我花了两天去和一名保险业者交涉。
那部影片已成为过去，它在我情绪上的纠结也逐渐淡去，之所以会受影响完全是因为看了影片的缘故。对我个人来说，或是我与片子之间毫无牵连。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生活习惯慢慢回到常轨，老实说在我的脑海中，它只是为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再添上一笔罢了，每天早晨摊开报纸，一定会有新的暴行从旧伤口中忽地冒出来。
偶尔，影片中的一些片段，会忽而飞掠脑海，但已经不像先前那样令人无力抵抗。我没有再去四十二街，也没有再碰到过TJ，甚至于很少想到他，他是个有趣的家伙，然而在纽约，形形色色的人四处充斥，他们无所不在。
岁月持续流转。大都会队在季赛中所向披靡，而扬基连边也沾不上。冠军赛中，两支来自加州的队伍狭路相逢，而最有趣的莫过于旧金山大地震了。十二月旧金山迎接它的第一任黑人市长上台，接下来那个礼拜，阿曼达·瑟曼在西五十二街一家意大利餐馆楼上被奸杀。
然后我看到一个男人的手，把男孩的浅棕色头发向后拢顺，所有的事情全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