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退回到十一月份。
理査德和阿曼达参加了一个在中央公园西侧举行的小型晚宴，接近午夜时，两人离开宴会。因为夜色很美——将近一个礼拜以来，天气一直温暖得不合时令——于是，他们决定散步回家。他们住的公寓占了那栋建筑物的一整层顶楼，位于第八与第九大道间的西五十二街上，是栋五层的砖造建筑。一楼是意大利餐厅，二楼分别被旅行社与戏剧经纪公司租下，三四楼都是住家。三楼有两户，一户住着一位退休的舞台剧女演员，另一户住着一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和一名男模特儿。四楼只有一户，房客是位退休的律师和他的太太，他们在这个月初去了佛罗里达，要到五月上旬才会回来。
瑟曼夫妇在十二点至十二点半之间到家。他们踏上四楼的楼梯口时，正巧撞见两名歹徒从刚行窃过的老律师家出来。这两名歹徒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约莫三十岁左右。他们持枪顶住瑟曼夫妇，把他们逼进刚才洗劫过的公寓里。他们抢走理查德的手表、皮夹，还有阿曼达的珠宝，又说他们夫妇是一对废物，一对没用的雅痞，被杀掉完全活该。
他们把理査德揍一顿然后五花大绑，用胶布贴住嘴巴，然后当着理查德的面，强暴了他妻子。最后，再用铁棍一类的东西重击他后脑，他昏了过去。醒来时，歹徒早不知去向。他妻子横躺在地上人事不醒，全身上下一丝不挂。
他滚下床来，试着踢响地板求救，可是地毯太厚，根本无法引起楼下房客的注意，他又把一盏台灯打翻，发出的声响依旧得不到任何回应。他挣扎着爬向妻子，试着叫醒她，她没有任何反应，鼻息也告停止，身体冰凉，恐怕已死去多时了。
他没办法挣脱被缚的双手，嘴巴上还贴着胶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胶带弄松后，他总算可以张口呼救了。可是，不管他怎么叫，窗子关着，这栋老房子的墙壁和地板又都很厚，他的喊叫声仍然传不出去。终于，他够到了一张小桌子，把桌上电话打落。桌上还有一支老律师用来通烟斗的金属棒，瑟曼紧紧地咬住金属棒，拨了911，报出名字、地址，告诉接线员他的妻子有生命危险，随即又失去了知觉。直到警方赶到现场找到他时，他仍昏迷不醒。
那件事发生在上一年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星期六深夜至星期天凌晨之间。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两点，我坐在吉米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喝着热咖啡。坐我对面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一头短黑发，仔细修过的胡子微微透着灰白。他身上穿一件灰褐色高领衫，外罩咖啡色苏格兰呢夹克，肤色给人一种长久以来都待在室内的印象，不过，在纽约的冬季里，这种肤色其实一点也不特别。他的眼光隐藏在金边眼镜后面，但掩不住重重心事。
“我认为，是那个混蛋杀害了我妹妹。”他用一种冷静的、不带感情的音调说着这些愤怒的字眼，听不出抑扬顿挫。“我认为他杀了她。而且，我认为他会逍遥法外，我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
阿姆斯特朗是一家位于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的酒吧，在这儿已不少年了。在此之前，它是在第九大道上，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那儿现在是一家中国餐馆。当年，我正巧住在那附近转角处的一家旅馆，一天几餐都在那儿打发。餐厅靠里面有我的老位子，我总喜欢坐那儿，与客户会面，和人聊聊天，消磨晚上时间。有时候，独自一人坐在那儿也好，点一杯加冰块的波本威士忌，为了不喝醉，有时也会掺一点咖啡。
我戒酒之后，心中暗暗拟了一张单子，上面列着一些想要刻意避开的人、事、地、物，阿姆斯特朗酒吧位居清单头一行。后来吉米失去了地契，把酒吧向西搬了一个街区，这种刻意的疏远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它已脱离了我基本活动范围，有好几年我都没再去过，直到有一次，一位不喝酒的朋友提议上那儿吃消夜。从那时起，我又摇身变成那里的常客，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在那儿用餐超过六次了。听人说，如果你要保持滴酒不沾最好别在低级酒吧里混，可是不管怎样，现在的阿姆斯特朗感觉更像一家餐馆，尤其是装潢，裸露的红砖墙上覆盖着青翠的羊齿植物，看起来亲切可人。餐厅里播放的是古典音乐，在周末还有三重奏现场室内乐，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像地狱厨房般充斥着血腥晦暗的罪恶之地。
莱曼·沃里纳告诉我，他从波士顿远道而来，我提议在他住的旅馆碰面。但是，他住朋友家，我的旅馆房间又太小，大厅也嫌挤，而且那种地方不可能激发你的信心或灵感，于是我再次选择吉米的酒吧，作为会见这位我未来的客户的场所。此刻我喝着咖啡，沃里纳则一边喝着伯爵茶，一边指控理查德·瑟曼谋杀他妹妹。背景音乐播放的是巴洛克管风琴五重奏。
我问他这事警察怎么说。
他皱着眉说：“这件案子虽然没了结，表面上好像还在侦办中，可是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他们已经放弃调查。”
“话也不是这么说，他们不会完全放手不管，只是不再那么积极罢了。”我回答。
他点点头，“我和一个叫约瑟夫·德金的警官谈过，我想，你们是朋友吧？”
“相处友善。”
他挑起眉梢，说：“说得好。友善和朋友很不同。德金警官并没有表示理査德该为阿曼达的死负责。但正因为他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才更让我觉得事有蹊跷。你应该懂我意思。”
“我懂。”
“我问他，我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协助调查？他说，凡是经由官方渠道所能做的努力，都已经做过了。这句话花了我好一会儿工夫才搞懂，他不能挑明了建议我去雇一名私人侦探，他只能引我朝这方向走。我就说啦，‘也许不需要经过官方渠道，比如战，请个私人侦探之类的……’他露齿一笑，好像在赞许我对此心领神会，已经懂得了游戏规则。”
“这种事他不便直接提议。”
“而且我相信，他也不能直接把你推荐给我。‘说到推荐，我想我最该做的，就是请你去查电话簿。’德金是这么说的，‘但这附近有个侦探，电话簿里查不到，因为他没有执照。就这点而言，他称得上是非常非官方的了。’你笑什么？”
“你学乔学得很像。”
“谢谢。只可惜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你不介意我抽烟吧？”
“请便。”
“真的？几乎每个人都戒烟了。我也戒过，但没成功。”他拿出一根万宝路，点燃，好像是对他所说的作补充说明。他猛吸了几口，仿佛正吸取一种生命的替代品。
他道：“德金警官说，你是个异端，甚至有点不合常理。”
“他用这些个词儿？”
“反正差不多是这意思。他说，你收费的标准很随意，而且经常反复无常。当然，他也没真用到这些词。他还说，你不会提供详细的调查报告，花费也经常控制不住。”说完，他的身子向前倾，“那些我都可以接受。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你这个人一旦有所发现就咬住不放，这一点才是我要的。如果那个狗娘养的杀了阿曼达，我必须知道。”
“你凭什么认为是他干的？”
“凭直觉，我知道这没什么科学根据。”
“但不表示一定错。”
“是啊，”他凝视着他的烟，缓缓地说，“我没把他给杀了。本来我真想这么做，可是阿曼达爱他，或正要爱上他，反正就那么回事，随你怎么讲。然而，要去喜欢一个厌恶你的人很困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瑟曼很讨厌你？”
“他一看到我，就忍不住恨我。我是同性恋。”
“就因为这个？”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我的性爱取向已足以把我排除出他的社交圈之外了。你见过瑟曼吗？”
“报纸上看过他照片。”
“我说自己是个同性恋时，你好像一点也不吃惊，你第一眼看到我就知道了，对吗？”
“也没有，隐隐约约吧。”
“其实从外表是看得出来的。我没对你使障眼法，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吗？”
“当然。”
“还是你比较喜欢马特？”
“都可以。”
“你可以叫我莱曼。我的意思是，我的外表看起来像个同性恋，当然对那些很少看过我身边同性恋同伴的人来说，我可能较难分辨。据我对瑟曼外表的观察，我相信，他是一个躲在衣柜深处、你无法穿透层层衣服一窥究竟的人。”
“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是他装的，还是连他自己都没发觉，在性的方面，他比较偏好男人，他憎恨那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因为，他怕骨子里我们是好姊妹。”
女招待走来替我加咖啡，并问沃里纳他的茶要不要加热水。他告诉她不但要，而且还要加个新茶包。
“这简直莫名其妙，喝咖啡的人可以免费续杯，喝茶的人却只有免费的热开水。如果要换一个新茶包，他们就算你第二杯的钱。可是对他们来说，茶比咖啡还要便宜。”他叹了口气，说，“如果我是律师，我会发动一群人来告他们。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话说回来，在我们这个好打官司的社会，某个地方一定有人正这么做。”
“那也没什么好吃惊。”
“……她怀孕了，你知道吗？她去医院检查，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
“报上写了。”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死了，我们家血脉就断了。我一直以为这种事应该不会很困扰我才对，可是，竟然还真的困扰了我。因为阿曼达死在她丈夫的手上，而她丈夫居然可以逍遥法外。当然我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杀她，如果我确定……”
“怎样？”
“就会少一点困扰。”
女招待把茶端来，他喝着换过新茶包的热茶。我问他瑟曼杀害阿曼达的动机是什么。
“钱，”他说，“她很有钱。”
“多少？”
“我父亲搞房地产赚了不少钱，其中很多被我妈偷偷花掉了。不过她过世之后，多少还留了一些。”
“什么时候的事？”
“八年前，遗嘱规定我和阿曼达各继承六十多万元，我敢说我妈把能花的钱都花掉了。”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已将近五点钟，到了酒吧的“快乐时光”减价时间。我的小笔记本写满了好几页，也不再添咖啡。莱曼·沃里纳先喝茶，之后改喝啤酒，然后再换成现在已经喝了一半、盛在高脚杯里的“日暮之首”。该是谈钱的时候了。
像往常一样，我不知道该收多少钱。我猜，不论多少他一定付得起，但我还是算不出来，我说二千五百元，他问也不问，掏出支票簿和钢笔，我不记得最后看到这种款式的钢笔是何年何月。
他问道：“马修·斯卡德对吗？两个‘t’，两个‘d’？”我点点头。他把写好的支票拿在手上挥来挥去，让墨水风干。我跟他言明费用多退少补，他点点头，似乎对这类事并不很在意。我接过支票时，他说：“我只想知道真相。”
“你能期望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査出是他干的，和在法庭上提出有利证据是两码子事。就算最后你的假设被证实了，仍然不见得能把你妹夫绳之以法。”
“你无须向法官提供什么证据，你只要向我证明就够了。”
感觉上，我好像不能不继续追问下去：“听起来，你好像打算亲自出马。”
“我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我不是已经雇用一名私人侦探了？不等凶手良心发现，也不等上帝用他慢吞吞的老方法来让坏人得到报应。”
“我可不想变成谋杀理查德·瑟曼的共犯。”
他沉默了半晌，说：“说从来没这种念头是骗人的，但我不会这么做，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那就好。”
“是吗？我很怀疑。”他招手要女招待过来，给了她二十元并要她不用找了，我们喝掉的，总数不到四分之一，不过这张桌子被我们占了将近三个钟头。他说：“如果是他杀的，那么他真是笨死了。”
“谋杀一直是很愚蠢的。”
“真的吗？我不大同意你的说法，可是你是专家，懂得比我多。不，我的意思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他应该忍一下。”
“为什么？”
“为了更多钱。别忘了，我也继承了同样的钱，而且我向你保证还没花光。阿曼达是我的继承人，也是保险受益人。”
他抽出一根烟，又塞了回去，“除了她，我还能留给谁呢？我的爱人在一年半前死于一种四个字母的病。”他凄凉一笑。
“不是风湿痛（gout）是另外一种。”
我没讲话。
“我是先天免疫不全症候群（HIV）阳性。”他说，“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骗阿曼达说检验报告是阴性，没什么好担心。”他定睛看着我，“你不觉得这是个善意的谎言吗？反正我又不跟她发生关系，何必说实话，徒增她的精神负担？”他又把烟抽出来，但没点。“还有，说不定，我根本就没病，吃抗生素也并不表示体内一定有病毒……算了，当我没说。今年八月第一块紫斑出现了，科波西氏瘤（Kaposissarcoma）。”
“我知道。”
“这可不是短暂的死刑，从发现到现在已有一两年了，也许我还能再活个几年，也许十年，或更久。”他点着烟，“但是我有预感，我不会活那么久。”
他起身从架上拿了外套，我也取下我的，跟着他走出去。一辆出租车驶来，他招手让它停下，打开车门，转过身来说：“这件事阿曼达还不知道，我本来想在感恩节告诉她，可是太迟了。她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以晚一点谋杀她的好处，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把烟扔掉，他说：“这可真讽刺。如果我早告诉她我快死了，也许现在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