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王青秀微笑着，听弟弟说着这些她听不懂的话。国家大事王青秀不明白，她不知道弟弟到底是为什么事情烦恼。但这样听着弟弟诉说，看着他变得轻松起来，自己也觉得格外欣喜。
王宵猎前世，学了许多知识，形成了很多固定看法。这些固定看法规范着他，也束缚着他，使他做事小心翼翼。每做一个决定，都要跟自己记忆中的教条相比对。然而实际中，许多事情都与教条并不相符，让他烦恼不已。最近终于想明白，教条之所以成为教条，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那些本是知识，自己理解不透彻，才成了教条。当把这些教条破开，突然间就柳暗花明了。
最常见的，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推导出最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真能够这样清晰分明白的，只有欧洲，其他地方并不明显。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时候，也说只是根据欧洲、中东、印度等地的情况来的，遥远的东方，主要是中国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后来成了教条，许多人认为到了古代中国，就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只要中国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就领先全世界了。甚至历史课本上，会专门列出来，明朝的晚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说明中国并不落后。甚至有人认为，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资本主萌芽了。
什么是资本主萌芽？谁规定中国就一定要走资本主义了？谁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说明了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哪个历史事实说明，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就领先世界？
这样的知识非常多，甚至成了一种固有印象。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会有一堆人嘲笑你。
人类社会有没有客观规律？应该有的。这个规律能不能总结成这样一个公式？应该是不能的。对于一个独霸一方的领导人来说，有这样的思想是有害的。
前世学的学术体系，很多内容是根据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原因，被人为构建出来的。这个体系可以用来统一思想，团结力量，但不能指导过去。或者说，不能因为欧洲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就认为人类社会必须像欧洲一样发展。纵然不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其他地方发生不了，也不能如此认为。因为你把中国改成像欧洲一样，最大的可能，也是发生不了工业革命。
人类社会本就是在各国交流、学习，甚至是争斗中发展的。这个知识你发现了，那个知识他发明了，自己没有发现或者发明，是人类的正常现象。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学习，并且善于学习。中国并不需要工业革命在自己的国内发生，只要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积极学习，并且善于学习，就足够了。
真实的世界，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样子。人类认识世界，所总结出来的规律与真实的世界永远不相符。如果相符了，人就是神，国家就是地上神国了。人的思想千奇百怪，在这件事情上统一，另一件事情上不统一，都不足为奇。但不能因为人的思想千奇百怪，就认为人类社会什么样子都是可以的。思想虽然不能够统一，却有一个主流。
前世留给王宵猎最伟大的财富，是政府要为人民服务，要以人民的立场看待问题。而不是这个思想那个主义，那些用处不大。以人民的立场，直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天命观，这才是革命性的。如果认为以前君权天授的天命观，皇帝是天。那么以人民为权力来源的新中国就是地，直接天翻地覆。
在这个角度上，才能明白建立新中国的教员的伟大。后人评论教员，绝大多数的评论，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无异于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不管是在立场上，还是在理论上，绝少人能够真正与教员位于同一条水平线上。自始至终坚持救国救民的理想，坚持与人民同一战线，更是无人能及。
教员有没有错误？当然有的。党的决定里就说了三七开。这个错误说是左的错误，不如说是对理论和人性认识的错误。众所周知，教员认为人性是一元的，一元社会性。建国后的许多政策，都是从这个对人性的认识而来。甚至教员从思想上认同法家，为秦始皇翻案，为曹操翻案，可能也与此有关。而王宵猎现在明白，用人的认识形成的规定，对人性进行定义，肯定是错误的。也正是因为教员有错误，后来的改革才是正确的。改成什么样才是正确的？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实践中探索。
不能够对人性有清醒认识，不足以谈政治理论。这就是中国自先秦以来认为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思想的珍贵。而到了宋朝，又进行了性情争论，形成了各种流派。
凡是文明，不能够跳过这个阶段。欧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同样有人性的探讨，只是表现为不同形式。比如性别的争论，比如女权，比如人性的解放，这是必须要经历的。至于中国的人跟着凑热闹，甚至以为那是先进思想的体现，只能说这样跟风的人从来就有，没有什么稀奇的。只是在中国，肯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结果。随着中国的发展，会自然消散。
人能不能认识真实的世界？当然是能的。人能不能完全认识真实的世界？大约是不能的。中国人对此并不在意，认为有天，认为最终可以天人合一。欧洲对此是在意的，着意于构建一个完全跟已有认识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合拍的世界，即理性世界。
自然科学家对此认识得比较清楚，有的人会迷茫，有的人会认为有神，有的人会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错的。虽然有人会指出，科学家认为的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其实没多大用处。其核心还是认为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已经完全认识世界。社会学家则不然，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真实的世界，更进一步还有人认为自己由此总结出来的理论，或者是规律，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思想太过于自大了，真实的人类世界，哪怕一切摆在你面前，也未必能够认识。
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认识世界，所有的主义与规律不足为恃，是重要的一步。认识不到，甚至还以自己东摘一句，西借一句，向人争论而自得，就更加不足取。
许多哲学家，因为学了欧洲的哲学，会说中国之所以产生不了科学，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没有理性世界。甚至有人说，这个理性世界，是思想自由的彼岸。认识不到这个彼岸，说明了思想文化的落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已经有太多的人提出了太多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数看起来都非常有道理，然而没有什么用处。事实就是这样，事后的分析有用，可以让后来者吸收别人的优点。但用处绝不是抄别人，并由此批判什么。
欧洲人有一种普世情怀，或者说传教思想。总觉得比别人强了，别人就要像我这样，一切都跟我学。那是欧洲的文化，跟其他人无关，世界也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人类的发展，从部落到国家，再到国家集团，这样一步步发展下来，将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在国家林立的时候，就必须以国家为基准，坚定地守住国家的界限。特别是中国没有普世情怀，就更加如此。
老子认为的理想社会，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后人说这是老子的局限性，总之是老子根据他那时候的社会现实，得出的结论。后世的社会，人类结合越来越紧密，当然不能如此了。如此来批判老子，也大可不必。谁又知道，随着人类发展，最后又如何呢？
对于世界的认识，人类其实真地好像孩子。自然科学领域，正确和错误相对比较明显，科学家看得比较清楚。社会科学领域则不然。许多人认为世界就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知道的。总结出规律来，甚至形成了思想和主义，就觉得这是世界真理，是绝对正确的。由此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的描术，就一定是正确的。许多时候这种看法跟宗教一般，非常顽固。
可以这样说，只要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那就一定是不正确的。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必须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明确知道知识和研究一定不是绝对正确，而是相对正确。同时还要相信自己的认识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某个阶段是正确的。绝对正确与相对正确，必须要清晰地分开。
中国哲学把世界分阴阳，发展到后代，又有了矛盾论。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但却不能就此认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知道这不是世界真实，又能够熟练的使用这些理论，才是正确的做法。
王宵猎看着天上慢慢升起来的一轮明月，心中百感交集。这些认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清楚地认识到却不是一件容易事。说给别人听，大约别人会觉得自己是疯子。
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经常说，要从这些复杂中，总结出简单规律来。用这简单的规律，来认识世界，解决现实问题。但实际上，简单的规律能不能说明复杂的世界？实际上是不能的。但总结简单规律的工作有没有意义？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对大多数人，前面的不能不适合说清楚。
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还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样做有意义，有什么意义，让人精神错乱。最终从这里面走出来，既能够跳出来看问题，也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实在有些难。
饮了一口酒，王宵猎对姐姐道：“这个世界上，想要活着很简单，但要活明白，那就难了。如果阿爹没有起勤王军，我守着这个老家，许多事情根本就不会想，活的简单而快乐。阿爹起兵，不幸战死沙场，由我来带这支军队，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许多别人不用想的东西，我必须要想。许多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事情，我必须要注意。哎，我烦恼了近一年时间，最近终于想通了。但愿以后不再烦恼。”
许多事情不面对，我们不须要想那么。纵然闲时想想，也不会追求正确。但当事情临头，就不能如此草率了。如果是闲谈，说你到了古代怎么救天下危局？许多人都能够侃侃而谈，能想出无穷无尽的办法。许多人觉得，自己三言两语，举手抬足，所有的危机都会烟消云散。但真到了古代，才会发现那些大多都没有用处。想解决问题，必须要脚踏实地，认真去做。
便如前中国面临灭国的危机时，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很长时间，教员其实并不能说服别人，也得不到支持。反而是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满口大道理，深受欢迎。最后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只是，绝大部分的人，依然还是会相信王明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