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书信，王宵轻轻摇了摇头。张均这个人，有很多好处。比如聪明伶俐，说一知二。而且学东西很快，不管做什么，很快就学会。但也太过聪明，喜欢自作主张，惹事生非。在王宵面前乖巧，一旦离开，就会惹出天大的事来。
此次南去，王宵的本意，是让张均收敛行藏，不要惹人注意。打探一下现在唐州、邓州如何。市面经济，百姓生活，特别是两州军备。哪里想到，到了唐州，先惹出一场人命官司。虽然现在的唐州知州不管，终究不是好事。
这样的属下好不好？说实话，有这样的人在身边，许多事情好做。你说一，他就知道二，很多事情提前做了。但张均终究不是王忠那样的人，还是要领军的。一旦领军，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来汝州几个月，王宵在唐州、邓州建了信使。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只是向汝州送信而已。人物也不起眼，都是原来军中小校，在两州开个小店。他们的身份并不隐蔽，当然两州也不在意。
好的情报人员是非常稀缺的。不是随便找个人，给他钱，吩咐做什么，就能够完成任务。真正想了解两州情况，王宵还是要派张均前去。
正在这时，邵凌进来。叉手道：“知州，各县都已经查过了。吏人所说，基本符合。”
王宵道：“可真不容易。几天时间，杀了十六人，抄了他们的家财，这些吏人才看明白。世间的事，做起来实在难得很。早早看明白，早早说实话，何苦要这么多人赔上身家性命！”
邵凌道：“世上老吏最滑！想让他们做事，必须手辣才可以！”
王宵站起身，笑了笑，微微摇头。
什么世间老吏最滑。这种话，当不得真的。老吏也是人，大多还知书达礼，怎么就最滑了？给世人造成这种印象，只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待遇，导致他们做事的手法，让人觉得如此。
在中国古代，或者说包括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方的古代，上层知识分子对于基层事务不熟。这不是因为化，不是因为地理，或者其他的东西。而是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发展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先认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再去研究，去学习，最后慢慢熟悉。熟悉了，才能处理得有条不紊，才能有理有据。一步一步，人类对于人本身和社会了解得越来越多，处理得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是社会的发展，明的进步，人类向前走的脚印。
最开始，人类社会简单，治理也不复杂。上层的统治者不需要知道社会运行的细节，吏人们的日常事务，实际没人关心。对吏事不熟，管理不得法，才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对社会运行不满意，上层统治者提出要求，吏人们做不到，或者不愿做。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老吏最滑。为什么滑？对他们不满意，偏偏又离不了他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只能说一句老吏最滑了。
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不只是说老吏。比如宋朝打不过辽，打不过西夏，又打不过金，人们是怎么说的？说那些地方的军队军纪最严，宋军懒散，于是制定了大量严苛的军纪。说那些地方的人强壮，宋人孱弱，所以打不过。实际上是宋朝的军人比他们高大。说那些地方由于生活条件不好，所以人人吃苦耐劳。实际上呢？有多少比汉人还能吃苦的？
这种毛病不只是古代人会犯，后世的知识分子一样会犯。
王宵记得，前世特别流行什么企业培训，商业培训，成功学培训。一些老师经常讲一个段子。一颗螺丝钉要求拧三转之后回半转。德国人就会认真拧上三转回半转，而中国人呢？三转回半转，那就是两转半吗！结果呢？这个时候老师往往神秘兮兮。因为中国化不行！自认为聪明，实际上都是小聪明！拧两转半是不行的！人家教你，你也学不会！
这不扯淡吗！对于一个工科生，说是拧三转回半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了，怎么会要求拧两转半？这个故事或许有原型，本来说的是中国工程师有一段时间基础不扎实。到了一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嘴里，就成了中国化不行。
这也化不行，那也化不行，就你学了两句洋的行呗。贯彻到底的买办思想，成为了这些人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精神支柱。世间的事情，首先是踏实去做，做了就有收获。
经常有人说，民国有大师，现在怎么没有了？民国的大师，是什么样的大师？民国时期戴上这个名头的，大部分不是从西方学习一些方法，就是对于中国化彻底的批判。这些批判，是不是跟宋朝时这些知识分子分析军事差不多？
有用吗？当然有用。因为烂到底的时候，就是要首先批判。在批判中，有所扬弃，有所学习，有所继承。最后达到对这些事情的熟悉，在实践中找出正确的方法。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明才能前进，化才会发展。批判的目的是学习，是改进，而不是扬弃。
从高高在上，谈天谈地，到脚踏实地并不容易。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真正做到了的明，做到了的国家，实际上也屈指可数。大部分国家，精英从小在欧美学习，他们什么不知道？可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便高高在上。这件事情要这样做，那件事情要那样做，最后一地鸡毛。
王宵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叫白老虎。讲的是印度一个农村的低种姓人，被社会毒打，最后杀了主人，抢劫钱财成了成功人氏的故事。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的思想。他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落后的根源，还特别拿中国来对比。在中国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写一封信，问一问中国是不是有种姓制度。好像问出了这个问题，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早在一两千年前就没了种姓制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但早就废除了种姓制度，还有等富贵、均贫贱的提法呢。有用吗？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发展的还不如印度呢。
印度发展不如中国，是因为种姓制度？以前的南非，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呢。那时的南非，发展得难道差了？只不过成果是白人的，与黑人无关罢了。同样从殖民地发展起的美国，一样发展果都是外来移民的，本土人实际上被圈起来，差了多少？
一个明，从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到他们弯下腰来，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飞跃。民国的大师们高高在上，高谈阔论；民国的将军们挥斥方遒，意气风发。但社会底层民不聊生，军队只要是跟外国打，都是一触即溃。有用吗？
人类社会总是要从听到些名字、概念、理论、主义等等，就觉得醍醐灌顶，到真真正正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一步一步去学习、改进，需要时间的，需要成长的。不只是社会如此，人也如此。
王宵记得自己小时候，听到那些编出来的故事，那些新颖的名词，也会觉得如茅塞顿开。听到人家说德国人严谨，日本人精细，也会觉得他们好厉害，中国人不行。再长大一些，还会听到美国人善于创新，法国人浪漫，诸如此类。凡是发达国家，都有一个批判中国化的特点。等到再长大一点，慢慢发现这些说法，无非是茶余饭后的闲扯，当真可就有问题了。
当自己落后的时候，需要觉醒的时候，需要听到这些故事。不在于这些故事正确，在于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不在于这些特点真实，在于这些特点自己可以去学习。自己落后，没有办法的事。
当意识到了自己落后，思想上真正改造过来，这些说法就不需要了。再这样说，就只能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这些或许不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或许有些根据，但也真说不上是化。
鲁迅狂人日记有一句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句话非常有名，是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控诉。
但中国的历史书真就全部是“仁义道德”？中国历史就真全部是“吃人”？真这样想，就可应了鲁迅的名字，是个狂人了。这样的批判，在鲁迅所处时代，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但过了那个时代，这样说就显得可笑。中国历史如此，那这个世界还有历史？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社会、新思想的启蒙。两个内容，一是对旧中国的批判，二是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向往。对旧国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进，做得远远不够。但是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陷在五四运动中出不来。特别是那种批判，让有些人迷恋。
新化运动对旧化的批判，是歇斯底里的，是不留情面的，很多实际上是错的。这并不影响新化运动的伟大，因为确实启迪了新思想，迎来了新中国。但一百年前的新化运动，早已经过去。那样的批判，同样也不合时宜了。
我们长大，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无数的说法。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有的在一定时间、特殊条件下有道理，有的则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道理。一个人的成长，能不能把这些学来的说法、道理分清楚，是自己学习的成绩。
中国为什么落后？或者说，中国为什么在晚清民国落后？说法有很多。有的说法有目的，有的说法纯学术，还有的说法纯粹是人的瞎想。听多了这样的说法，许多人就以为自己有了许多办法。
如果穿越回古代，你要怎么让中国强大？答案实在是多得数不胜数。
有的人会大手一挥。中国自古就是重农抑商，只要重商，发展起来商业，可以进入强盛不衰。
有的人痛心疾首。中国对匠人、对技术不重视，导致科技发展缓慢。应该奖励技术，甚至如同历史上的英国一样设立专利法。
再有的人会说，中国的大一统，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技术的流动。要像欧洲一样，把国家分裂开来。成为一个一个的小国，技术就发展。
还有的人说，中国历史上都是皇帝、官员说了算，商人地位太低。应该让工商业主上台，掌握国家权力，提前进入资本主义。
还有的人说，中国掌握权力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人。应该把人杀光，让军人、商人、工场主来掌权，自然就能不败。
还有的人说，中国是儒家明。最后落后了，儒家罪不可赦。应该批判儒家，废掉儒家，甚至杀光儒家知识分子。从儒家的圣人孔子开始，就要先打倒在地。把这化的根掘了，自然就好了。
他们幻想着，中国会因为这样一个或几个办法，就此强盛起来。强盛起来之后，把欧洲白人强盛之后的路，都提前走上一遍。要殖民这里，殖民那里。要让这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
当我们茶余饭后，几个人坐着闲谈，说一说这些故事，当然可以。真把这些当成真的，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就大错特错。
一个人几十年时间学到了什么？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其中许多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精英人物，从小就在欧美受教育。实际上中国也相差不多，精英人物都喜欢送孩子到国外去留学。你几十年时间学到的知识，跟这些人相比如何？这些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人物，有几个改变了自己的祖国呢？
从晚清民国到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有多少人到欧美留学？其中许多人，还学习成绩优异。这些精英人物，找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办法了吗？没有。
真正改变中国的那个人，并没有到外国留学过。他当然学过新知识，接触过新思想，但却从来没有被这些新知识、新思想征服。
落后就要被批判，落后就要学习，落后本身就是错误。这毫无疑问。但怎么改变落后局面，就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不要说从学校的课本上，也不要说从哪些伟人的著作中，就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全部都学习一遍，都未必找到答案。
中国为什么落后了？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了？这个问题，也称为李约瑟之问。不过，哪怕中国慢慢发展起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为什么没有答案？因为世界的近代化、现代化，是由欧洲开始的。人类的明，已经深深带上了欧洲白人的烙印。很多的真相，实际上还掩藏在这层烙印中，看不清楚。中国是一种不同的明，用欧洲白人的眼光，来找中国落后的答案，怎么能找得到？
不只是科技，还有思想、化、社会、经济、哲学、历史诸般种种，都带着白人明的烙印。在这种烙印下，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这种自觉。
从科技发展，到资本主义，到后面的社会主义，诸般种种，都印着白人明的烙印。人们的思想还不能挣脱出来，真正看清自己的世界。这是事实，没有办法。
穿越千年而来，王宵当然知道许多中国的缺点，也知道许多中国的长处。最重要的，在思想上有两大法宝。一个是矛盾论，一个是实践论。
矛盾论并不成熟，也不完善，先放到一边。实践论是方法论，是认识世界的办法。
为什么要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怎么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怎么用实践改造世界？第一点，就是事情要去做，要去实践。对汝州公吏的大规模改造，就是王宵对这个世界政治的实践，刚刚开始而已。
邵凌所说的，老吏最滑，跟王宵的想法大相径庭。
用这样暴烈的办法，是因为吏人作奸犯科确实多，更重的是王宵没有时间。处理吏人，不是要夺他们的钱财，也不是要夺他们的职位，而是要改变他们的思想。
思想改造最难，也不能够一劳永逸。有时急，有时缓，只有长期做下去，才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