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很像古罗马的末期。
这还说不上是个假设。这是在我以《罗马人的故事》为题坚持写作罗马通史期间脑海中浮现的感想。不过是感想而已，从来没有写下来公开过，只是在心里把玩。
比较这两个时期本身就不简单，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方面的结合体。但是，如果在了解这些困难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更准确地说进行粗暴的比较，如果认为统治世界至今的西欧文明在现代濒临危机，那么，人们便会认为20世纪末的当代相似于5世纪末的古代。
所谓危机，既有政治危机，也有经济危机，还有军事危机。这些危机不论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振兴期，还是在高速发展之后的稳定发展期都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所有这些危机都不会被轻而易举地克服。
但是，如果这种危机发生在振兴期和稳定发展期，它是可以被克服的。相反，如果发生在衰退期，便不可能被克服了。
举一个罗马历史上“蛮族入侵”的例子。只要阅读高中世界史教科书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蛮族入侵只是帝国末期的现象，罗马帝国也因此崩溃。然而，这种“危机”是罗马转变为帝国政体之前就一直存在的现象，可以说罗马的历史与蛮族入侵的历史形影相随。活不下去就要迁徙到能活下去的地方，这是人类的本能。遭受那些文明程度低因而生活水平也低下的族群的入侵，是建立了高度文明的民族的宿命。问题在于能否克服这些危机。
古罗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能够克服这种“危机”，他们有两种应对方法。
第一是行省化，即把对方纳入帝国之内。通过罗马的统治消除各部族之间的争斗，面对外敌由罗马军团保障安全，同时通过完善以罗马大道为主的基础设施实现生活的稳定。
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古代，西欧统称为高卢，包括现代的法国、瑞士、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德国的一部分。尤里乌斯·恺撒在这里完全称霸之后，高卢民族便从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变为农耕民族。只要消除了对敌人威胁的恐惧，人们就可以安心专事农活了。
农耕民族是定居型的。定居会让人对当地的土地产生一种执着之爱，就会努力提高当地的水平和繁荣程度。这种心情与罗马建成的基础设施合为一体，生活水平就会因此提高了，人们也不再是难民了。
罗马人的第二种应对方法是用军事力量击退蛮族的入侵。从各种条件来看，对入侵蛮族采用同化路线不现实的时候，罗马就会用实力将其排除。
这方面的例子是古代日耳曼尼亚。日耳曼尼亚的领土在莱茵河以东，相当于现代的大半个德国。
对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日耳曼民族，罗马采取了非同化路线。个中原因有三：
第一是地势上的原因，这里有许多白天也很幽暗的森林，在这里称霸不可能不遇到困难。
第二是这里的非定居型日耳曼民族的人口居多，具有典型的狩猎民族的特色。
第三是日耳曼人与高卢人不同，他们有着严重的厌恶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倾向。罗马允许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罗马军团士兵退役后与行省的女性通婚。也就是说，罗马人并不抵触混血。这使得罗马与日耳曼很难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就这样，罗马人克服了很多次各种各样的危机。然而从某个时期开始，克服危机变得困难起来，最终不仅困难，而是成为不可能，其结果就是罗马帝国的灭亡。
那么，为什么振兴期和稳定发展期容易克服，或虽有困难也能克服的危机会变得无法克服了呢？
我想，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在于“精神危机”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只要不发生精神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社会危机都是能够克服的。
那么，什么是“精神危机”呢？
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堕落吗？是贪图繁荣安逸吗？是怕吃苦的性格吗？是成功者的骄傲吗？
我觉得这不是可以如此简单便能分清的问题。我现在不能断言罗马人的情况，因为还得再过8年，我才会写到精神危机侵袭罗马人的时期。
不过如果发挥想象的话，我认为所谓精神危机就是对以前曾有自信的事情不再抱有自信。换句话说，是社会出现了心里在想却回避明说的情况。
举个例子。在报道阿尔巴尼亚现状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这样的画面，有人拔起电线杆拿回了家，有人拆掉房子把砖石拿回了家，有人砸坏工厂的机器再哄抢废铁。
电线杆要排起来才能发挥输电的作用，一根一根的不过是铁棍而已。砖石和屋顶砌在一起才是房子。同样，工厂的机器如果被捣毁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
了解这些是最低限度的文明，连这点都不理解的人便是野蛮人。可是，西欧倡导以尊重人权为第一，根本不允许视他们为野蛮人。所以，历史上的“蛮族入侵”在现代便是“难民迁徙”。
当然，5世纪的罗马帝国没有18世纪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是如果信奉基督教的神，那么，文明人和野蛮人在神的面前便没有区别、一律平等。这样的基督教后来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文明程度再高，不皈依基督教的人就成了“不平等”之徒。文明的价值被替换成了信仰的价值。
有谁会为复兴失去的价值付出辛劳呢？所谓“精神危机”就是放弃原有的观念，因为以往被认可的价值不再被认可，“精神危机”的时代便到来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199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