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完案卷的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直在想着那些照片，开始想着特丽萨的，然后是我哥哥的。他们俩被永远定格成那些可怕的姿势，又被封存在信封中。我真想回到警察局，偷出那些照片，然后烧掉它们。我不想让其他人再看到它们。
到了早上，我煮好咖啡后，打开电脑，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系统，看看有没有留言。在等待建立连接、验证密码的间隙，我吃了好几把盒子里的脆谷乐麦片。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一直都放在厨房的桌上，因为我经常一边吃东西，一边使用它们。这总比我一边孤零零地坐在餐桌边，一边回想自己已经一个人用餐多少年了要强得多。
我的家很小。在这套一居室的公寓里，九年来家具一点都没变过。这套房子其实还算不错，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肖恩，我都记不得上一位来这里造访的客人是谁。跟女人过夜的时候，我也从不领她们来这儿，反正像这样的机会也没多少次。
我想起当初刚搬进来的时候，原本只打算住几年，然后大概就可以买上一栋房子，结婚或者养条狗，或者有别的什么安排。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猜，大概是工作的缘故吧，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我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公寓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放着一堆堆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我的文章。我喜欢重读自己的文章，然后储藏起来。如果我死在家里，有人进来发现我的尸体，会把我误认为那些收集癖中的一员——我曾经写过他们的相关报道，那些家伙抱着直堆到天花板的报纸和塞满床垫的现钞幽幽咽气。帮我收尸的那些人可不会有耐心捡起一份报纸，读一读我的文章。
电脑上只有几条留言。最近的一条是格雷格·格伦发来的，询问我的文章进展如何。发送时间是昨天下午六点半。这个时间真让我火大。这家伙星期一早上才委派任务，星期一晚上他就过问进展。当编辑问你“进展如何”，其实就是在说“稿子在哪儿”。
去他的，我想。我发了封简短的回复，说我周一一整天都在跟警察打交道，以及我已经相信我哥哥死于自杀。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开始着手调查警察自杀的原因和概率。
屏幕上，再往前的一条信息来自资料室的劳丽·普莱恩，发信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四点半。信里仅仅提到：“律商联讯数据库里发现了有意思的情况，已放到接待台。”
我回了条消息，感谢她高效率的搜索，并告诉她我因意外在博尔德城耽搁了，会尽快赶回去取她的搜索结果。我猜她对我有意，但我从来没有给过她工作之外的任何回应。办公室恋情什么的，必须得非常谨慎，而且把握十足才行。你要是做出了符合对方预期的进一步行动，会非常开心；但要是你的举动不是对方想要的，你收到的大概就是一起个人投诉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种事最好打一开始就彻底回避。
接下来我浏览了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看有没有刊载什么有意思的消息。有一篇报道说一位医生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妇科诊所外遭到枪击，一位反堕胎人士被警方拘留，医生目前并没有死亡。我复制了一份这篇报道的电子档，转存到个人储存站里，不过我认为并不需要就这一事件写点什么，除非那医生死去。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我先透过猫眼往外瞧了瞧，才打开了门。是简，她住在楼下一层的回廊对面。她住这儿已经一年了，我们的相识始于她刚搬进来收拾房子，请我帮她搬运几件家具。当我告诉她我是个记者时，她压根不知道这行当是做什么的，还很钦佩我。我们一起看过两次电影，吃过一次饭，在吉斯通滑过整整一天雪，但这几次约会分散在她搬进这栋楼的一年时间里，而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结果。我觉得是因为我在犹豫，而不是她的原因。她有着酷爱户外运动的那类女孩特有的吸引力，或许我犹豫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就是户外运动型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找个其他类型的。
“你好，杰克。我昨晚在车库看到你的车了，我猜你回来了。这趟旅行怎么样？”
“挺好的，能出门放个风真是棒极了。”
“你去滑雪了吗？”
“滑了，我去了特柳赖德。”
“听起来很不错啊。之前我本来想跟你打声招呼的，但是当时你已经走了。我想告诉你，要是你再出远门，我可以照料你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帮你收收邮件，或者其他什么的，只要跟我说一声就行。”
“噢，谢谢了。不过我没种什么花。干这份工作经常得在外头过夜，所以我什么都没种。”我扭头看看屋里，扫视一圈公寓，好像想确认自己到底种没种花似的。我猜我应当邀请她进来喝杯咖啡什么的，但是我没有。“你现在打算去上班吗？”相反，我这样问道。
“是啊。”
“我也是，我也得走了。不过，等下回我回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看场电影之类。”我们都喜欢罗伯特·德尼罗的片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爱好之一。
“好的，到时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待我关上门，又后悔自己没请她进来。回到厨房，我关了电脑，目光落到打印机旁那沓一英寸厚的纸上。那是一篇我没有写完的小说，一年多以前开始动笔，但始终没什么进展。我构思了一个作家，他因摩托车事故而四肢瘫痪，然后用庭外和解的赔偿款从当地的大学雇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帮忙把他口述的文段词句打出来。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姑娘在打字前会先把他口述的词句做一番修改润色，有时甚至还会重新撰写。于是他渐渐明白，这个姑娘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没过多久，事情演变成他缄默地躺在房间里，而她一个人打字撰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写。他想杀了她，用双手扼死她，但他连动动手指都做不到。他宛如身处地狱。
这沓纸就放在桌子上，挑逗我再次尝试。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把它塞进抽屉里，跟更早些时候我开了个头却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小说放在一块儿。我没有这么做，估计是因为想把它放在那儿，放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
我走进《落基山新闻》编辑部大厅的时候，那里还很冷清。负责早报和早间新闻的编辑与记者都聚在本地新闻编辑部那儿，其他人我没见着一个。大多数员工都不会早到，得到九点或更晚才会陆续进来。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自助餐厅去买咖啡，然后晃荡到资料室，从接待台上拿起厚厚一沓写着我名字的打印资料。我去劳丽·普莱恩的办公桌前晃了晃，想当面谢谢她，但她也还没到。
坐在办公桌后头，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他就在里面，像往常一样打着电话。我开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后地阅读《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我总喜欢这么干，每天旁观丹佛报界的往来厮杀。如果你能坚持做对比图，你会发现独家报道总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况下，两家报纸采录的都是同一桩新闻事件，而这才是一场堑壕战，是战斗争夺的关键所在。我会先读我们的报道，再读他们的，看哪一方撰写得更好些，哪一方采编到最佳的信息。我并不总是偏向《落基山新闻》。事实上，大多时候我持有的还是相反的观点。跟我共事的这帮人中，有些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浑蛋，我不介意看到他们被《丹佛邮报》痛打一顿，我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报纸这一行业，销量和竞争是天性。我们与别的报纸竞争，我们内部也互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肯定，每当我穿过编辑部大厅，总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轻记者看来，我几乎就是个英雄，擅长故事剪辑，才华横溢，在自己的采访领域披荆斩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违规操盘手，占据着一块不该得到的、条件无比优越的领地，就像个恐龙。他们想把我打下去。这没什么，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们的位置，估计也会这么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报纸，对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那些大报来说，都只是提供饲料的投食机。或许我早就应该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几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来自《洛杉矶时报》的邀约。我虽然没有接受，但利用这份工作邀请，从格伦那儿占下了现在这块警政新闻专版。他以为《洛杉矶时报》提供的那个职位是警务专访这种大热门，但其实只是负责一个名为“山谷版”的关注郊区的版块。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为我开辟一个警政新闻报道的专版。有时候我会想，当时我欣然接受他开出的条件，也许就是个错误，也许去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会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厮杀中，我们报社干得还不错。我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资料室的打印文件。劳丽·普莱恩在东部的几家报纸上找到了好几篇分析警察自杀原因的报道，还有几篇简短的国内若干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报道。她很谨慎，没有打印《丹佛邮报》上报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较长的报道都将这类自杀视为警察这份工作所带来的相应风险。每一篇文章开头都是一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然后笔锋一转，拐到了心理医生和警察专家关于“是什么导致警察吞枪自杀”的讨论。这些报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经历有关。
这几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还有几篇提到，联邦调查局资助的一项关于警察自杀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基金会主持。我用荧光笔标记了这则消息，盘算着可以引用联邦调查局或者执法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让我的报道既新颖又可信。
电话响了起来，是我母亲打来的。葬礼之后，我们就没说过话。几句关于我这趟旅行和大家的近况之类的例行寒暄过后，她切入了正题。
“赖莉告诉我，你正打算写关于肖恩的报道。”
这不是一个提问，但我故意把它当作问话一样回答道：“是啊，我是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约翰？”她是唯一一个叫我约翰的人。
“因为我必须得写出来，我……我只是不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走下去，就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我必须——至少我得试着去理解，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从你小时候起，你就总要把东西给掰碎，记不记得？你差不多毁了你所有的玩具。”
“你在说什么啊，妈妈。这是——”
“我在说，当你把东西拆开掰碎了之后，你无法保证每一次都有能力把它们拼回来。一旦失败了，你又能得到什么？什么都得不到，约翰，你会一无所有。”
“妈妈，你这是无理取闹。听着，我必须得这么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跟她讲话，总是那么快就会生气。
“你有没有想过除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会有多么伤人？”
“你是指爸爸吗？写出来大概对他也有帮助吧。”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想象着她坐在厨房的餐桌边，闭着眼睛，把听筒放在耳边。我的父亲很可能也坐在一旁，却不敢跟我谈论肖恩的事。
“你知道肖恩当时是怎么想的吗？”我轻轻问道，“你们俩有谁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她悲伤地说，“没有人会知道。”
又是一阵更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请求道：“再考虑考虑吧，约翰，让我们静静平复创伤不是更好吗？”
“就像萨拉那样？”
“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从来不谈萨拉……也从来都不告诉我。”
“我现在不想提这个。”
“你永远都不会提的，才刚刚过了二十年而已。”
“别用这种事对我冷嘲热讽。”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吧。”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气地挂了电话。她在生我的气，就像我在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让我写肖恩，这让我非常难受，就好像她还在试着保护和偏袒肖恩一样。但是肖恩已经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我坐直了身子，让视线能够越过工作间的隔板向外望去。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渐渐填满了编辑部大厅。格伦走出了办公室，正在本地新闻编辑部与早版编辑讨论堕胎医生枪击事件的报道计划。我缩回椅子里，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们又得冒出个主意抓我去加工润色。我总是想尽办法躲开改写报道这种苦差事。他们派出一群记者赶往犯罪或者灾难现场，这些人再把拿到的信息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还得费心纠结署名栏里附上谁的名字。在记者这一行当里，这活计无疑是最紧张、最激烈的了，但我实在是被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我现在只想专心写自己的凶杀案专版报道——我的独家报道。
我很想拿着这沓打印文件跑去自助餐厅，这样就躲到了他们的视线之外，但最后还是决定冒险留在办公室里。我重新开始阅读手头上的资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个月前刊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丝毫不足为怪。《纽约时报》简直是报界中的圣杯——它的报道是业界最棒的。我刚浏览了开头，就决定把它留到最后细读。将剩下的资料扫过一遍之后，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新阅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
这篇报道的着眼点是六周内连续发生的三起警察自杀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全无关联，受害者们生前互不相识，但都饱受警察抑郁症的折磨——文章里是这么叫的。两名警察用配枪在家中自杀，另一名在一个海洛因注射点自缢身亡，把六名刚吸完毒、神志恍惚的瘾君子吓得魂飞魄散。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一项正在进行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它由执法基金会和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合作开展。文章援引了基金会主管内森·福特的发言，我把这个名字写在了记事本上。福特宣称，此项目已经研究了最近五年内上报的每一起警察自杀事件，以期在导致当事人自杀的原因中找出共同点。福特表示，这项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事先判断谁更容易患上警察抑郁症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确诊，只要被病症折磨的警官寻求帮助，就可以得到妥当的治疗。福特称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再以此为基础拟定一套治疗方案，帮助警方管理层在悲剧酿成之前尽早处理警察抑郁症的相关事宜。
这篇文章还附有一则补充报道，介绍了一年前芝加哥的一起事件。当时那名警官已经为此求诊，但仍然没有挽救回来。读着这篇报道，我的胃一阵阵发紧。这篇文章说，芝加哥警探约翰·布鲁克斯深受由他负责的一桩残忍凶杀案的折磨，于是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那是一起绑架谋杀案，一个名叫波比·斯马瑟斯的十二岁男孩在此案中遇害。那孩子失踪两天后，遗骸于林肯公园动物园附近的一处雪丘里被发现，是被扼杀的，少了八根手指。尸检报告断定，那些手指是在孩子生前被截断的。这一点，加上迟迟不能找到并逮捕凶手，显然已经超过了布鲁克斯的心理承受极限。
布鲁克斯先生，这名曾获高度赞誉的警探，因那个有着一双棕色眼睛、少年老成的男孩的死亡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上司和同事意识到沉重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他的工作后，他请了四个星期的假，开始接受罗纳德·坎托医生的密集治疗。这位医生是由芝加哥警察局的心理医生介绍给他的。据坎托医生所言，在疗程伊始，布鲁克斯坦承了自杀倾向，说自己整宿整宿地被噩梦困扰，梦到那孩子痛苦地惨叫着。
在四周时间里完成了二十个疗程之后，坎托医生同意这位警探重返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岗位。所有人都说，他适应良好，而且继续负责并破获了数起新发生的凶杀案。他告诉朋友们，他的梦魇已经远离。他以“狂人约翰”的绰号闻名，正是因为他有一种不抓获罪犯不罢休的狂热工作态度。他甚至继续展开对杀害波比·斯马瑟斯的凶手的调查，重启先前那条尚未成功的缉凶之路。
然而，在这个寒冷的芝加哥严冬，某些东西已经在某个时刻悄然改变。三月十三日——如果那个叫斯马瑟斯的男孩还活着，他会在这一天欢庆十三岁生日——布鲁克斯先生坐在书房里最喜欢的椅子上。他喜欢坐在这儿写诗，这是他在凶杀案警探身份之外的消遣。他吞下了至少两片对乙酰氨基酚片，这是一年前他接受背痛治疗时剩下的。他在自己写诗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一行字句，然后将点三八转轮配枪的枪管放进嘴里，扣下了扳机。他的妻子下班回家后发现了尸体。
布鲁克斯先生的死亡给他的家人和朋友留下了无数疑问。他们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错过了哪些预示自杀的迹象？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这些让人困惑的问题时，坎托医生遗憾地摇了摇头。“人的思想有趣而难以预测，有的时候甚至是可怕的。”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的心理医生在办公室中说，“我原以为约翰和我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然而，很显然，我们所取得的进展还不够把他救出。”
布鲁克斯先生和那一直纠缠他的梦魇如今仍然是未解之谜，甚至他最后留下的字句也令人困惑。他写在本子上的这行字句，也无法让我们弄清那促使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内在动因。
“从惨白的宫门咆哮而过”，这就是他最后写下的遗言。这句诗并不是布鲁克斯先生的原创，而是引自埃德加·爱伦·坡的诗篇《闹鬼的宫殿》，最初见于其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厄舍古屋的倒塌》。在这首诗中，爱伦·坡这样写道：
宛如汹涌澎湃的滔滔冥河，
从惨白的宫门咆哮而过。
骇人的众鬼蜂拥冲出，无尽无边，
放声狂笑——却再无开颜。
这首诗曾给布鲁克斯先生带来多少影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文句中流露的阴郁之感，显然对他最后采取的举动具有引导意味。
与此同时，波比·斯马瑟斯遇害一案仍在调查。在布鲁克斯先生生前工作的凶杀案调查组，他的同事依旧在竭力追查此案凶犯。如今，警探们认为，他们是在为两位受害者寻求正义。
“就我现在看来，这是一桩双重谋杀案。”劳伦斯·华盛顿警探这样说道，这名警探跟布鲁克斯从小一起长大，又一同进入凶杀案调查组成为搭档，“无论是谁杀了那个孩子，他也害死了狂人约翰。谁也没法说服我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我猛地坐直了身子，环视了一圈编辑部大厅。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的目光重新落在这沓打印文件上，再次读了一遍报道的结尾。我震惊得不知所措，几乎就跟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来找我的那个晚上同样惊愕。我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怦怦声，内脏好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我已经看不进任何东西，眼中只有爱伦·坡那篇小说的标题：厄舍。我曾在高中时读过这篇小说，上大学后又重读过一遍。我了解这个故事，也了解这个小说标题暗指的那个人物——罗德里克·厄舍。我打开记事本，浏览前天在警察局跟韦克斯勒告别后草草记下的几条笔记。那个名字就记在上面——肖恩在那本侦查日志里写下了那个名字，那是他记下的最后一条记录：
拉厄舍
拨通资料室的电话后，我让对方替我找劳丽·普莱恩。
“劳丽，我是——”
“你是杰克。是的，我知道。”
“听着，我需要做一次紧急搜索，我是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搜索。我不知道怎么才能——”
“你要搜索什么，杰克？”
“埃德加·爱伦·坡，我们有他的什么资料吗？”
“当然有了。我们有非常多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我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没有他的短篇小说或者其他作品？我要找《厄舍古屋的倒塌》。对了，抱歉刚才打断你。”
“没关系。如果是他的作品的话，我就不知道我们能找到什么了。就像我说的，我们有的基本上都是传记之类。我可以找找看。不过，我觉得就算我们这儿没有，附近任何一家书店应该都有他的书卖。”
“好的，多谢。我这就去‘破烂书皮’那儿看看。”
我正要挂断电话，她却在那头叫住了我。
“怎么了？”
“我刚好想起这个。如果你要引用一句名言或者其他类似的什么，我们这儿有CD光盘啊，里面存着好多引文呢。我可以很快插上光盘搜索。”
“太棒了！就这样做。”
她放下了电话，我就这么等着，等待似乎没有尽头。我把《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又读了一遍。我现在的想法看起来就是一场豪赌，但我哥哥和布鲁克斯的死的确有相似之处，还有那两个名字：罗德里克·厄舍和拉厄舍，这一系列巧合我绝不能就这么放过。
“好了，杰克，”劳丽终于又拿起电话，对我说道，“我刚才查了我们的索引目录。咱们报社的藏书里没有收录爱伦·坡的全部作品。不过，我已经把诗篇分集的光盘打开了，所以就让它转转吧。你要找什么？”
“一篇名叫‘闹鬼的宫殿’的诗，是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的一部分。你查到了吗？”
她没回答，我听到了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好的，找到了，这儿有那本小说的精选文句，还有这首诗，整整三页呢。”
“很好，有没有这么一句，‘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
“对。我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标点符号。”
“这个没关系。”她敲击着键盘，“嗯，没有。这不在——”
“干！”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爆出这么脏的粗口，立即后悔了。
“可是，杰克，这是另一首诗里的句子。”
“什么？也是爱伦·坡的？”
“是的，那首诗名叫‘黑甜乡’。要我读给你听吗？整首诗都在这儿。”
“读吧。”
“好吧，我可不怎么擅长朗诵诗歌，你将就点。‘沿着一条阴暗孤寂的小径，只有邪恶的天使在旁逡巡；那儿有个尊号为暗夜的幽灵，高居黑色王座发号施令。我已回归黑甜乡，却是新抵，吾之来处是荒凉萧瑟的极北之地——那是片奇异的莽莽荒原，庄严超群，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就是这样。不过这里还有一条编辑注释，上面说第二句里的那个‘幽灵’就是幻影、幽魂的意思。”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若木鸡。
“杰克？”
“再读一遍。慢点，这次慢点。”
我把这首诗记到记事本上。我完全可以让她打印出来，然后过去取走打印件，但是我一步都不想走了。我想要在这片刻时间，彻底地一个人待着，好好看看这首诗。我必须一个人静静。
“杰克，这是怎么回事？”念完以后她问道，“你怎么看起来对这首诗这么紧张？”
“这会儿我还不能确定。我得挂了。”我挂了电话。一瞬间，我只觉得浑身发烫，而且像突然患上了幽闭恐惧症：身处偌大的编辑部大厅，我却觉得周遭的墙壁正不断向我逼近。我的心脏怦怦跳得厉害，脑海里不断闪现我哥哥在那辆车里的情景。
我走进格伦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他面前坐下。他指了指门，点点头，示意让我在外面等着，等他打完电话再说。我没动。他再次指了指，我摇摇头。
“不好意思，我这边出了点事。”他对电话那头说，“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怎么样？好的，没问题。”他挂上电话，“怎么了这是——”
“我要去趟芝加哥，”我说，“今天就得走。很可能还得去趟华盛顿，然后或许是弗吉尼亚州的匡提科，去联邦调查局。”
格伦没有买我的账。“游离于空间之外？超脱时间之际？我的意思是，别较真了，杰克，这就是脑子里那么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多尝试自杀或者确实自杀了的人都这么想过。事实就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家伙在一首诗里提了这么一句，这人还写了另一首诗，又被另一个警察死前引用了，这可谈不上什么阴谋。”
“那拉厄舍和罗德里克·厄舍又怎么说？你觉得也是个巧合？好，那我们就有了一桩三重巧合事件，你自己说说这值不值得调查？”
“我没说这不值得调查，”他听上去有些生气，“当然值得，你就把这事查下去。但是可以打电话查啊，一个个打电话追查。我可不想送你到全国各地旅游去，如果就凭你手头上这点东西。”他在椅子上一扭，转头查看电脑有没有未读信息。一条都没有。他又把脸转过来，再次看着我。“动机是什么？”
“什么？”
“是谁要杀死你哥哥和那个在芝加哥的家伙？这事有点说不通啊——那些警察怎么会错过这条线索？”
“我不知道。”
“好吧，你之前花了一整天的工夫耗在那些警察和这个案子上，在自杀结论中找出什么漏洞了吗？怎么会有人策划了这一切，然后就这样跑掉了？你昨天还相信你哥哥是自杀呢，这又怎么说？我收到了你的信息，你说你终于相信了。还有，警察为什么也认定是自杀？”
“这些问题我也没有答案，所以我才要去芝加哥，然后去联邦调查局。”
“瞧瞧，杰克，你手里有个轻松又赚名声的专版。我都没告诉你，多少次那些记者跑来我这儿说他们也想要这份待遇。你就——”
“谁啊？”
“什么？”
“哪个小子觊觎我的专版？”
“这不是重点，这不是我们现下要谈的。现在的重点是，你在这儿过得多好，只要在本州，你畅通无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像你刚说的跨州出访就不同了，我还得去说服内夫和内伯斯，向他们证明这趟差非去不可。我还有整整一个大厅的记者呢，个个都想在写报道的时候出去转转。我也希望他们能出去转转，这有利于激发斗志嘛。但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衰退期，我不能每一份递上来的出差申请都批准。”
我讨厌这些说教，我想内夫或者内伯斯——我们的社长和总编——才不在乎格伦派谁去哪儿呢，只要能挖掘到好故事就行。我手上这个不正是好故事嘛。格伦就是胡搅蛮缠，他自己也知道。“好吧，那我就休个假，自己单干。”
“葬礼之后，你已经把能休的假期都休完了。再说，如果你不是经《落基山新闻》委派出差，你就不能在全国乱跑的时候说你是《落基山新闻》的记者。”
“我停薪休假总可以吧？你昨天还说，如果我需要更多时间调整，你会帮我想办法。”
“我的意思是给你更多哀悼的时间，不是让你跑来跑去全国旅游的。再说了，停薪休假的规定你也是知道的，我保不了你的职位。你大可去休假，但等你回来的时候，你这个专版恐怕就不再署你的名字了。”
我简直想当场辞职，但还没有足够的勇气，而且我知道我需要报社，需要这个媒体机构旗下的记者身份作为敲门砖，去跟警察、研究专家以及其他每个相关人士打交道。没有这张记者证，我只不过是某个自杀者的兄弟，别人可以轻易把我打发。
“你手头现有的这点东西远远不够，我还需要更多材料来评判这趟远差的必要性，杰克。”格伦说，“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盲目的搜罗情报式的调查，我们需要确凿无疑的事实，一击必中的那种。如果你拿到了更多证据，我觉得芝加哥那一趟可以成行。至于那个基金会和联邦调查局，你完全可以用电话联系。如果电话行不通，我可以请报业集团在华盛顿分部的某个人出面，去那儿走一趟。”
“那是我的哥哥，是我他妈的报道。你不能把它给别人，任何人都不行。”
他抬抬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他也知道这个建议越界了。“那你就先打打电话，等有了干货，再回来找我。”
“瞧瞧吧，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说不允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出去调查，但我就是需要出去调查才能找到证据啊。”
回到座位上，我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输入我所知道的有关特丽萨和我哥哥的两起死亡案件的每一条信息。我记录下自己记得的警察局卷宗里的每个细节。电话铃响了，但我不接，专注于打字。我知道，只有拥有一个足够坚实的信息数据库，才能开展我的计划，然后才能以此为敲门砖，推翻之前我哥哥自杀的定论。格伦最后跟我订了个协议：如果我能说服警方重启我哥哥的案子，我就可以去芝加哥一趟。他说华盛顿的那趟远门还得再看看情况，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芝加哥，就能去成华盛顿。
我打字时，肖恩的照片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现在，那些苍白而毫无生气的照片令我痛苦不堪，因为我居然相信了肖恩会自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定让肖恩失望透顶，我现在才深刻体会到那种内疚。在那辆车里遇害的是我的哥哥——我的双胞胎兄长，也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