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半小时到了法院。一个肩膀瘦削、胸脯凹陷的老头在我前面一瘸一拐地走进法庭，胳膊下夹着一份报纸。他坐到最后一排靠走道的座位上，就在门旁。他是个常客，有时候是例行审判中的惟一听众，没有人记得那些审判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虽然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听说他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律师生涯，退休以后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日子。
“这个案子真有意思，”当我经过他身边时，他说道。
我继续往前走，假装没听见，但是，就在那时，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什么——想到了今后在我身上也会发生的某些事情——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
“你以前是位律师，是吗？”我问，尽量做出感兴趣的样子。
他那灰白的淡眉下露出目光清澈、炯炯发亮的眼睛。
“我一直干到七十五岁，一小撮臭名昭著的不称职的医生剥夺了我惟一的希望。”他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胸脯。
“心脏，”他解释说。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他说。
“我想那些医生现在都已经死了。”
他站起来，倚在前面的长椅上。
“现在我只能来看看。我喜欢审判。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结局。你最终会找到答案的。”
他急于和别人交谈，和另一个律师，一个理解他的人。
“生命不是那样的。你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结束，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审判中，你却可以知道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在法庭外面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焦虑的表情，他思索着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他站直了身体，拍拍我的胳膊。
“最好去做好准备，”他带着鼓励的微笑说。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当我转身走向空荡的法庭前面时，他又说道。
我坐在辩护律师桌前的椅子上，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老头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也许是在看讣告栏吧，没有几个人比他活得更长。他说的话不错：审判是故事，是关于其他人的生活的故事。刚开始，它们是各个互不相联的片段，到最后，这一个个的片段构成了一个整体，然后再以各个部分相吻合的方式讲述出来。那就是我的角色：一个能够明白别人的生活意义，却无法懂得自己的生活意义的故事叙述者；一个没有自己的故事可讲的故事叙述者。
法庭后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听见了沙沙的脚步声，又有人在旁听席上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门又开了。是哈博·布赖斯，他手里拿着笔记本，准备记下他认为明天早上能够奉献给读者的十分重要的新闻。五分钟后，也就是一点二十分，第一个陪审贺朝陪审团室走去，十分谨慎地不朝我这个方向看。
一个胡子花白、和颜悦色的代理法警赶上她，为她打开门。法庭里渐渐坐满了人，法庭记录员在她的打字机上装上一卷新纸，为下午的审讯做好准备。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感觉也没有，甚至对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任何预感。我听着渐渐恢复了生气的法庭里发出的声音，脑子里惟一的想法——就像坐在我身后什么地方旁观的老头想的一样——就是我将永远过着这样的生活：没完没了地重复每一次审判，重复每一个故事，一遍一遍又一遍。
法庭满了，最后一位陪审员回来了。被告被带了进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坐在红木长桌的另一头，埋头忙着做笔记。书记员，一个等着退休的心地宽厚的女人，坐到她二十年来一直坐的那个位置上。每一个人都各就各位。法警像个老兵一样，站得笔直笔挺，然后发出他一贯发布的命令。
“全体起立，”他说。他的话还没脱口，大家全都站了起来，等待着，莫里斯·宾汉姆目光直视前方，走向法官席。卡尔文·杰弗里斯走路也是那样，从来都是目不斜视，不过，他走得更快，就像是一个总是匆匆忙忙，想同时做两件事的人。
宾汉姆对陪审团点头致意。
“下午好，”他操着愉快温和的声音说。
“安托内利先生，被告方准备好传唤下一位证人了吗？”他问道。注意力向我转移。
“是的，法官大人，”我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被告方传艾略特·温斯顿。”
我眼睛盯着法庭后面的双扇门，不知道门是否会打开，如果打开的话，艾略特·温斯顿是否会从那门里走进来。我等待着，一直在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他逃掉了，正如我料想的那样，他逃跑了。也许现在他一个人正在电梯里，也许正在去他憎恨的那个女人和被他杀害的那个男人的住处的路上。我转过头，准备解释说我的证人失踪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被告方将要求传唤被告本人。
“法官大人，”我开始说道，但是宾汉姆从我的头顶上方看过去。
“我想你的证人到了，安托内利先生。”
艾略特·温斯顿就站在门内，两个肌肉结实的护理员中的一个正在除去把他的双腕紧锁在背后的手铐。艾略特的穿戴与我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他时的衣着完全相同：绷得太紧的破旧西装，磨破了的衬衫领子被同样歪着的领带在喉咙处扎紧。两个护理员倚在后墙上，而艾略特则揉着手腕，迈着缓慢的、有条不紊的步子从过道上往前走，不停地朝两边看。他的眼珠子转个不停，当书记员主持宣誓时，他刚刚在证人席上坐下，眼珠子也没有停止转动。他仿佛正在试图把法庭里看得见的每一寸空间，法庭里的每一件东西和每一个人都永久地印在他的头脑里。
“请报出你的姓名并拼出你的姓氏字母以便备案，”我说。
他看看我，但只是飞快的一瞥，然后，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又开始巡视起法庭来。当他的眼睛转回来时，目光不是落在我身上，而是在卡桑德拉·罗伊斯切身上。
“你是本案的公诉人？”他问，朝她微微欠欠身子。
她起初吃了一惊，然后她的表情迅速变得恼怒起来，眼睛看向法官席求救。
“温斯顿先生，”宾汉姆法官用平静但坚定的声音告诉他，“证人只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证人不提问。但是，不错，罗伊斯切女士是本案的公诉人。现在请你回答安托内利先生问你的问题。请通报你的全名并拼出你的姓氏字母以便备案。”
艾略特直挺挺地坐着，一脸傲慢的表情。他把宾汉姆的要求当作仆人向主人提出的请求。他也许会听，但是绝不会回答。他向我转过身来，右肘支在椅子扶手上，大拇指放在下巴下边，食指和中指按在颧骨上。起先像是有一个念头掠过他的头脑，接着是一个微笑荡过他的嘴唇。
“我的名字是艾略特·洛威尔·温斯顿，”他终于说道，然后慢慢地拼出姓氏字母。
我垂目瞥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打开的案卷。
“我相信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你的受雇情况？’”
我猛地抬起头。他本为表示恭敬而显出的笑容既无法完全掩饰脸上的愁容，也无法彻底掩饰某种怀旧感。
“我没有工作。我是有闲阶级的一员，如你所知，总是由州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供养着。”
“你是州立医院的住院者。”
“我刚才说过了。”
“你在那儿多长时间了？”我问，一边合上了案卷。
“十二年，五个月，三个星期，零四天。”他说，声音刺耳，近乎蛮横。他好像为此感到骄傲，并时刻准备蔑视任何想表示反对意见的人。
我沿着桌子后面挤出来，走过被告——可怜的一头雾水的丹尼面前，他似乎对坐在证人席上的这个怪物很好奇。当我经过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时，只见她不顾一切地用眼睛盯着艾略特·温斯顿。
“十二年，五个月，三个星期，零四天。”当我在辩护律师桌远侧稍作停顿，回头看斜对面的证人席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地大声重复道。
“你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需稍事休息，每星期找一位优秀的精神病学家稍微咨询一下就能治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年是怎么挺过来的？”
他没有回答，我能感觉到他在揣测我还知道些什么。
“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艾略特，”我倚在桌子前面，两手握在一起。
“我们知道是卡尔文·杰弗里斯安排你进了州立医院；我们知道没有做精神病鉴定就把你送到那儿去了；而且我们知道他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他不想让你碍事——当他夺走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们的时候，你在那样一个地方是无力反抗的。我们想问的是，你是什么时候才明白自己在那儿不会是只呆几个月的？他向你保证只呆几个月，对吗？他说你应该住到医院去，到时他会同样凭借他的权力把你弄出来，对吗？”
他因愤怒而脸色阴沉，他的目光向我直射过来。
“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可以信赖尊敬的杰弗里斯法官！”
“你第一次明白自己被欺骗了，知道自己在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出不了医院是什么时候？”
他的手从脸上滑了下来，放在膝头上。他身体前倾，后背依然笔直，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掠过他的面孔，我从未见过那么高深莫测的表情。
“我第一次看见他看我妻子的样子就知道了；直到我人院快半年了我才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带着某种满意的神情，注意到了我脸上的困惑表情。
“当我意识到她将永远不会来看我的时候，当我收到她的一纸离婚判决的时候，当我得到一个宣布我作为父亲的权利将被终止的通知的时候，当我发现她和杰弗里斯结了婚并让我的孩子们姓杰弗里斯的时候，当我意识到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对一切的看法都变了。眼神、言辞、姿势有了一种全新的含意。告别时他们互相亲吻的样子，他触碰她的姿势——我认为那是他非常喜欢她的表现——使我明白了，他们是多么地需要对方。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手不触碰对方是何其艰难的事情。”他的嘴轻蔑地向下一撇。
“我发现，你瞧，过去并不是我曾经想象的那个样子。他们改变了过去。”他又说道，一边把他的手从膝头移到椅子扶手上，再次坐直身体。
“当你意识到自己被背叛了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
他的目光冷漠、严峻，带着几分嘲讽。
“我思考着那事。”他停顿了一下，头稍稍偏向一边。
“那让你感到惊讶吗？我思考着那事。”他耸耸肩膀，两手猛然一抬。
“别的我还能做什么呢？”他再次身体前倾，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张开的一只手突然拍在椅子的木头扶手上。
“别的我还能做什么？”他喊叫着说道。
“我被宣布有精神病——我住在精神病院里，看在上帝的分上——除了思考着那事，别的我还能做什么？那是我十二年来所做的一切——思考着那事！”
“思考着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
“是的。”
“思考着你要怎样对付他们？”我问，试图诱他说出我可以利用的话。
他的头硬邦邦地昂着，开始颤抖起来，他的目光轻蔑地闪烁着。然后停止了。
“我思考了很多事情，”他说，一丝浅浅的笑容藏在他嘴角的胡子下面，很难让人察觉。
“我是想过怎样对付他们，我必须承认，”他说，嗓音嘶哑带着喉音。
“他们宣布我有精神病的同时，也赋予了我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绝对豁免权。”
自从他坐上证人席以来，他第一次转过头看了看陪审团。
“我曾经是位律师，”他带着有礼貌的微笑解释说，很像宾汉姆法官习惯性的微笑，我怀疑这一招是不是经过反复练习的。
他好像一时忘了他原来想说的话似的。
“赋予了你绝对豁免权，”我提醒他。
“是的，”他说，他的目光又回到我身上。
“正如你可以想象到的那样，带着那个念头我开始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精神病患者——州立医院这样说的——谁也不能让我对我做过的任何事情负责。”
他眼里流露出一丝狡黠。
“在那个意义上——也许不仅是在那个意义上——我和卡尔文·杰弗里斯一样，不是吗？超越法律，或者至少可以逍遥在法律之外。那不是人人向往的东西吗？为所欲为，不必对事情的后果负责。”
他停顿了一下，开始再次环顾法庭。
“你仍然喜欢干这一行吗？”他问，脸上挂着沉思的表情。
“当一名律师，在法庭上办案？当你警告我要注意杰弗里斯的时候，我应该听你的。”他说，眼睛睁圆，咬着嘴唇。他的思绪开始追溯到事情刚刚发生时。
“这始终是我希望终身工作的地方，”他说着看看我，一边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
“在法庭上，努力让陪审团相信我是正确的。”
他好像陷入了沉思。我走过辩护律师桌，站在桌子的一头，离陪审席和证人席都是最近的地方。我指着丹尼。
“艾略特，”我平静地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吗？”
他没听见我说的话，或者是他听见了，但选择不予回答。无论他那百感交集的脑海里在想着什么，他现在都深深地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的眼睛睁得更大，变得更热切了，他的脖子涨得粗粗的，他的衬衫领子，本来就太紧，勒进他的喉咙，他的脸色变红了。
“因精神错乱带来豁免权，但是正当防卫时，豁免权便风马牛不相及了。”他说，一字一字迅速地从他的嘴里吐出。
“当别人试图夺去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权夺去他的生命，不是吗？”他问道，看我敢不敢不赞成。
“你认识他吗？你以前曾经见过他吗？”我坚持问道，再次指着丹尼。
艾略特瞥了被告一眼，然后又看着我。
“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不耐烦地说。
“那该算是正当防卫，不是吗？”
“不，”我答道，压低我的声音。
“那不能算是正当防卫。没有人试图杀害你。但即使他们试图杀害你的话，那也是十二年前的事情。”
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一时间，我觉得我们是在重复我们以前有过的一次谈话。当他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时，我们进行过上百次那样的谈话，我们谈论刑法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候谈到可能被指控为谋杀的独特的防卫。
“正当防卫必须与攻击同时发生。否则，便没有什么需要防卫。你不能杀害过去某个时候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那完全是复仇。”
他等不及我把话说完。
“你肯定吗？”他问，眼睛冒火。
“假如一受到攻击，他就开始自我防卫——但是动作慢了怎么办。而且，”他接着说，头往前伸，“假如攻击一直在继续——日复一日的——持续了好多年怎么办？假如某人正在摧残剥夺他的生命，想掐死他，一点一点地越掐越紧，而心里却在想着怎样将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弄到手，他又该怎么办？然后，在事情发生多年后，他终于罢手了。你真能肯定那不是正当防卫？”
我拒绝承认任何事情。
“不，那不是正当防卫，这你是知道的。你在谈论的是你的感受，是你对卡尔文·杰弗里斯陷害你所产生的后果的感受。那不是正当防卫，因为为时已晚——太晚太晚了。你已无法阻止他对你的陷害，而且还因为你无法改变过去。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自己报仇。那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艾略特，不是吗？”
他失去了控制。
“无法改变过去？你难道什么都不懂？人们惟一可改变的就是过去！”
他的眼睛越睁越大，随着他说出的每一个字，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变得更加暴躁。他的精神几乎要彻底崩溃了。我现在必须得让他承认他所做的事情，要不然就太晚了。我向他迈出一步。
“你以为你杀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杀了昆西·格里斯沃德，你就能改变过去吗？”
“当然！”他坚持道。
“他们改变了我的过去，不是吗？”他的目光投向陪审团。
“我的妻子——我爱过的女人——变成了背叛我的女人。我的孩子——我爱过的孩子——变成了忘记我的孩子。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过去是一个被爱过的男人的过去；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被憎恨、被抛弃的男人的过去。”
他猛地扭过头来，再次死死地盯着我。
“无法改变过去？这些年来，如果我就住在精神病院里，住在关押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里，我的过去会是什么样子？回首我的生活，你看到的会是什么？一个疯子。当你回首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以及我孩子的母亲的生活时，”他怒气冲天地问道，“你看到的是什么？不论你看到了什么，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对吗？无法改变过去？他们改变了我的过去，我也改变了他们的过去。他们想写我的生命史，但到头来是我写了他们的生命史！”他大声喊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法官担忧地和护理员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护理员立即向证人席走去。
“别激动，艾略特，”我说着又向前迈了一步，设法让他平静下来。
护理员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法官。宾汉姆迟疑了一下，然后举手示意他不用过去了。
我还没有问完艾略特。还有一些我必须要问的问题。
“你是怎么干的？你是怎么指使雅各布·惠特克去杀杰弗里斯的？你是怎么指使切斯特——比利——去杀格里斯沃德的？你是怎么说服他们去杀人的？”
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傻子似的。
“我给了他们生活的目标。我给了他们值得为之去死的东西。我给了他们可以信仰的东西。”
“艾略特，你给了他们什么可以信仰的东西？什么东西使他们信仰得如此虔诚，竞愿意为之去杀人？”
“他们相信罪恶确实存在，恶人确实存在，如果你不阻止他们，他们便会不停地作恶。”他停顿了一下，一丝微笑爬过他的嘴上。
“他们是精神病人，记得吗？”
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又朝他迈出了一步。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臂之远。
“你承认你命令他们去杀死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
他大笑起来。
“命令他们？我没有命令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我们进行了一次审判，就像你们现在进行的审判一样。”他环视着法庭。
“或者也许更像他们判我有罪时所执行的法庭程序。我用任何一位优秀的律师都会采用的方法为我的案子辩护：我条理清楚，逻辑缜密，说服力强，恰如你的风格。然后，待我说完，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裁决。在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裁决以后，他们便判刑。他们再执行。我与它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的眼睛因自鸣得意而熠熠发光，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想说的还有很多，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说。
“这下你明白了吧，”他开始说道，“我的确改变了过去。”
正在这时事情发生了，那可怕的、可怜的、一齐响起的同音词，比我以前听到的情况更糟——要糟糕得多。
“我的确改变了过去……继续……规矩……汇聚……”那些词以短促的节奏脱口而出，越说越快。
他开始呼吸困难，他撕扯起衬衫领子，从喉咙上拉开领口，好像是衣领在堵塞他的呼吸似的。他的眼睛凸出，越来越使劲地扯着衣领，当他踉踉跄跄地离开证人席时，绊了一下，便开始往下倒。我伸出双手抓住他，当我在他的重压下往后倒时，护理员连忙冲进来帮忙。
他一定在梦中，在睡眠中，在脑海里千百遍地设计过他双手和双脚的每一个动作，直到那些动作完全成了舞蹈般的本能动作。我就在那里，扶着他，试图帮助他，我决没有看见那是怎么发生的。突然，我的手脱空了，艾略特站立自如，挥舞着护理员的手枪。
“安静！”他命令道，这时法庭里已乱成了一团。
“安静！”他又喊了一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恐慌。来旁听审判的人们正在设法躲藏，钻到长椅子之间的狭道中，有些人趴在了先卧倒在地的人的身上。艾略特举枪向后面瞄准，开了一枪。人人都吓得一动不动。
“听着，”他说，稳稳地举着枪，“我希望大家都非常仔细地听我指挥。”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吃惊。
“慢慢地，从第一排开始，我希望每个人都离开——每一个坐在那儿的人，”他说，朝着旁听席长椅子点点头。
“现在，”他说，“慢慢地，就像你们参加完婚礼或葬礼之后离开教堂时那样。每次走一排。”
人们按照他的吩咐，一次走一排，回头看着他，惟恐还没等他们出门他就改变了主意。当听众全都出去以后，他向陪审席上惊恐不安的十二个人转过身去。他用枪比划着，命令他们走进陪审团室。
“你们跟他们去，”他说，对书记员和书记官点点头。
当他们走出法庭后，他向护理员转过身去，命令他把被告带回监狱。
“跟他走，丹尼，”当他流露出不愿意留下我而独自离开的神情时，我说道。
现在法庭里除了艾略特外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宾汉姆、罗伊斯切和我——法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
艾略特走过法庭前面，倚在空荡荡的陪审席上，手枪从他的手中垂了下来。
“我们把陪审团请回来，单独进行一场审判，好吗？”艾略特问道，眼睛看着罗伊斯切。
“你认为我对卡尔文·杰弗里斯和我妻子的起诉恰当吗？”
当艾略特开始摆弄手枪时，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是没有惊慌失措的寥寥几人之一。当时，她笔直地站了起来，一动也不动，眼睛盯着他，仿佛他只是企图侮辱她而不是威胁她的生命。她拒绝回答，当他又重复了一遍问题时，她惟一的反应是用更加蔑视的眼神看着他。
她的沉默激怒了他，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你想干什么，艾略特？”我问，试着朝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用眼神警告我别靠近。
“你跑不掉的，”我告诉他，尽量显得镇定和自信。
“即使你能跑掉，又能怎样？去杀了你妻子？那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逃出医院，亲手杀死她？”
“杀死她？”他发狂地喊道。
“我不想让她死。我想让她永远活着。我以前全都告诉过你。”当他在空中挥舞着手枪时，他大声说道，眼睛里闪着阴沉、威胁的神情。
“我到法庭是来做记录的，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就像你想上诉一个你决不应该输的案子那样。杀死她？我想让她活着，让她明白人人都知道她是什么货色，干了些什么事情！”
我被所发生的一切弄得气愤不已、疲惫不堪，已感觉不到什么是恐惧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已经做了记录——你改变了过去。人人都知道。你还有什么要做的？”
他的眼睛怒火直冒。
“完成我十二年前开始的事情。”
“你开始的什么？”
“那天我到你的事务所去的时候，当我准备……”
于是，我明白了，不仅明白了他将要做什么，而且明白了他始终打算做的事情，很奇怪，那似乎也有道理。
“别，”我本能地反应说，但是，我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改变主意。太晚了。总是为时太晚了。
他用枪对着我。
“你们两个该走了，”他说，抬头瞥了法官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公诉人。
罗伊斯切转身要走，但是宾汉姆拒绝离开。
“这是我的法庭，”他坚持说。
艾略特似乎感到很吃惊。
“要是杰弗里斯的话，他早就走了，”他说道。他看着我，看我是否同意他的说法，然后又看看宾汉姆。他伸直胳膊，直到手枪贴近我的脑袋。他再一次叫他离开。
“如果您离开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他怀着一种敬意说道。他一定曾经想过，认为每一位法官都想听人那样对他说话。
宾汉姆还是不愿意走，他看着我。
“没事的，”我让他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你最好走吧。”
就剩下我们俩了，艾略特站到法官席前面，就在宾汉姆座位的下方。他用枪比划着，让我走到辩护律师桌的远端，那儿离空无一人的陪审席最近，离后面的双扇门最远。我们俩就那样站着，面对面，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不说。那个曾经喧闹无比的法庭现在是如此的安静，我敢发誓，我都能听得见思维掠过艾略特·温斯顿头脑的声音。
“你没有理由这样做，艾略特。”
他抬头看看钟。
“四点四十四分。我们再等一一分钟。四点四十五分。”
我站在那里，无计可施，凝视着左轮手枪的枪管，在我潜意识的深处浮起了阿纳托利·契切林对我讲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过的场景，他站在行刑队面前等待着，等待着开枪的命令，绝对肯定地知道那将是他听见的最后一个词。
“别开枪，”我恳求道。
“十二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个意外。那不是犯罪。”
一瞬间，他看上去像我刚认识时的艾略特·温斯顿，一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有他挚爱的妻子和他喜欢的孩子，他的整个生活展现在他面前，自信决不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
他摇了摇头。
“那不是犯罪？”他微笑着。
“那不是我的本意。”
我听见钟敲响了四点四十五分。
“别，”我再次恳求。
枪声在我耳畔炸响，然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惟有寂静，到处是一片寂静。随后，我听见了声音：脚步跑动、跳跃的声音，说话的声音，一声洪亮的似动物发出的咆哮声，接着是法庭后面的门在我身后撞开的声音。
我抬起头来，正好看见艾略特安静地毫无畏惧地对我微笑着，一边放下他刚才对空射击的手枪。
“别，”我再次恳求，当警察开始攻击时，我朝门口转过脸去。没有一个人听见我的话，但是，即使他们听见了也没有用。那一声枪响成了艾略特自裁的信号。他躺在那里，在法官席的底部，他的眼睛睁着，鲜血一滴一滴流过他仍然挂着奇特的微笑的脸。
两位警官设法帮助我离开法庭。
“艾略特·温斯顿到我的事务所不是来杀我的，”我对他们说。
“他是去自杀的。这一次他让其他人代劳了。”
两位警官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俩谁也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