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方的第三天证词陈述由弗里德里希·左勒博士开始，他是对刀子上残留的血迹做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化验的实验室主任。他瘦高个子，颧骨突出，眼睛深陷，懒散地坐在证人席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摇晃着，一只胳膊笔直地向一旁伸出去。他陈述事实的速度之快，简直令人惊讶，而且他非常自信，使人几乎不可能认为他会出错。从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过几分休庭吃午饭前这段时间内，左勒博士给陪审团论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性质，并绝对肯定刀上的血迹是昆西·格里斯沃德的，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以她从未对其他人有过的敬重对待他。左勒不仅仅是个专家证人，而且是位科学家，她怀着十二分的敬意提出每一个问题，似乎在说，科学是不容质疑的。有目击者作证，刀子是在被告身上发现的，上面只有他的指纹，他用那把刀杀死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只有傻子才会怀疑这些证词。
我站在挂在陪审席和证人席之间两个大黑板架上的图表和图片前面，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色彩鲜艳、标签齐整的物证，然后双手背在身后走到陪审席的远端。
“我只不过是一名律师，左勒博士，”我看着陪审员们的面孔说。
“早些时候，我们听了某人关于指纹宙的证词。我想我听懂了你刚才的话，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鉴定同样可以作为侦破的依据。对吗？”
。。左勒从一开始有气无力地坐到证人席上起，就一很少动弹。他将头歪在肩膀上，睁大眼睛看着我。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他带着随意的笑容回答我。
“区别是，指纹只是像文字表述的那样：指宽的表层皮肤上的纹路。而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如我解释的那样——可以取自身体的任何部位：皮肤，血液，毛发，体液——嘴里的唾液，譬如说。”
“不，对不起，”我说着在空中摆了摆手。
“那个我明白。我想弄清楚的是这个问题：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像指纹一样，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两个人拥有相同的指纹或相同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对吗？”
“是的，是那样，”他说，脸上浮过同样屈尊俯就的笑容。
“不过，同卵双生体例外。”
我也对他微笑着。
“告诉我，左勒博士，同卵双生体指纹相同吗？”
他眨了眨眼睛笑容消失了，当他开始坐直身体时，一直在空中晃来摆去的手抓住了椅子扶手。
“我不这样认为，”他慎重地说。
“你不这样认为？”我问，仍然在微笑着。
“你不知道？”
“不，我认为它们是不相同的，”他说，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足轻重，便没有深究。
“指纹学不是你的专长。你是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方面的专家。”
他看起来一块石头落了地。
“对，是那样。”
“那么请告诉我。你给我们异常清晰地描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工作原理。你描述的遗传密码，是由数十亿非常具体的因素构成的——可以这样说吗？”
他坐得笔直，不放过每一个字。
“是的，这种说法很好。”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浩瀚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对吗？”
“是的，那是个绝妙的类比。”
我停下来，看着陪审团。
“这是个奇迹，不是吗？”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说——”
“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存在的奇迹？”
“不，我认为你不能说——”
“但是你已经说了，不是吗？你说它像一个计算机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有一个程序员，设计程序者，不是吗？”
“是的，但是——”
“你见过比遗传密码更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吗？”
“没有，但是——”
“你是位科学家，左勒博士。不太复杂的系统只能够设计而成，但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却要靠机会生成。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合理吗？”
他向后靠坐着，嘴上浮着谦逊的微笑。
“或者有赖于几百万年的进化。”
“那是机会加时间，”我轻蔑地瞥了一眼说道。
“那么，左勒博士，不管遗传密码当初是怎样编写的，你都能够确定刀上的血迹是本案受害人的血迹，因为一个血样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与另一个血样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匹配，对吗？”
“对。”他朝挂在黑板架上的一张图表做了个手势。
“我看见了。那个图表表明了，从受害人身上采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水平标记式样与从刀上血迹里采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标记相匹配。因为这两个血样里的标记彼此匹配，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它们属于同一个人，对吗？”
“对，完全正确。”
“我们可以相信，换句话说，它们拥有相同的起源？”
我绞尽脑汁想弄懂对于他那训练有素的头脑来说是不证自明的事情，我的样子似乎使他觉得很好笑。
“是的，它们拥有相同的起源，它们属于同一个人。如我所说，它们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带着科学的确定性——如果两个物体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相同的话，它们便是相同的并且拥有相同的起源？”
“是的，当然是的，”他答道，轻松而自信。
“甚至两起凶杀案？”我天真无邪地问道，一边朝着陪审团转过身去，走回辩护律师桌。
罗伊斯切愤怒地瞥了我一眼，站了起来。她急于向每个人表明我的推断是多么荒唐，几乎是吼着喊出公诉方的下一个证人的名字。
“州法院传杰克·斯图尔特侦探出庭。”
尽管被警察局的最高级官员抛弃已久，斯图尔特仍然遵守着正规的着装标准。也许，他仍然记得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的情景：他作为一位身穿制服的巡察官，在一群女性都穿着裙服、男性都打着领带的陪审团成员面前作证；也许，一人独居并快要退休了，他只是想找着一个穿正装的机会罢了。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也身着正装，那是一套制作考究、非常合体的暗色条纹套装。簇新且昂贵，那套装改变了她的形象，也改变了她的感觉。与以往相比，她的下巴稍稍拾得高一些，肩膀也挺得直一些。当她转身离开时，步态里多了一点自信，眼睛里闪着一股生气。在斯图尔特宣誓的当儿，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胳膊上，抚摩着袖子。
罗伊斯切迅速用几个问题确定了斯图尔特的职衔和阅历以后，直截了当地问起剩下的惟一一个问题，那个她认为是全然荒谬的说法：被告不可能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因为杀害他的人也是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人。她的手仍然放在袖子上，她弹敲着手指，对必须证明人人都已知道的事感到有些不耐烦。
“你曾是卡尔文·杰弗里斯法官谋杀案一案的首席调查员吗？”
“我是其中一员，”斯图尔特说明。
她来了个四分之一的转身，面对着陪审团，她问道：“在那个案件中逮捕人了吗？”
“是的，逮捕了。雅各布·惠特克被指控是谋杀杰弗里斯的凶手。”
“能否请你告诉陪审团，”她说，一边从她的袖子上抽出一根纱头，将之拂去，“你们逮捕的人认罪了吗？”
证人没有反应。罗伊斯切抬起眼睛。
“侦探！”
“他供认了。是的。”
这个回答听起来不像她希望的那样断然迅速，但是，当他最终做出回答时，还是清楚明了的。再问一个问题，一切便毋庸置疑了，他声音里的些许迟疑也将被彻底遗忘，那只是瞬间的记忆缺失，证人常常会碰上这种事。
她的目光落在陪审团成员的身上，嘴唇上漾着自信的微笑。
“请告诉我们，斯图尔特侦探，他招认了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以后又做了什么？”
“那天晚上发现他死在他的牢房里。”
笑容在她的脸上凝固了。当她向他转过身去时，她的眼睛闪亮。
“你是说他自杀了，是吗？”
“那是官方的发现，正确。”斯图尔特面无表情地回答。
她看着他，试图搞清楚他为什么不按他应该做的那样去回答问题，而是揪住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细节不放。他是个警官，不是律师，虽然他不应该撒谎，但也不应该使真相更加难以掌握。
“那么，我来归纳一下吧。逮捕了，供认了，供认的人，被官方证实，然后自杀了。最后一个问题，斯图尔特侦探。逮捕以后，供认以后，自杀以后，调查工作怎么样了？是继续，还是结束了？”
“结束了，”他回答。
罗伊斯切看看陪审团。
“凶手被抓到了，凶手也供认了，案子结了。”她坐了下来，然后好像刚刚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向法官席上扫了一眼。
“没有别的问题了，法官大人。”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以至于我不得不抓住椅子，免得将椅子碰倒了。
“斯图尔特侦探，我们以前见过面，不是吗？”我问道，当我磕磕绊绊离开椅子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他没有迟疑。
“是的，我们见过面。”
罗伊斯切的头仰了起来，她看看他，又看看我。
“在我担任辩护律师的好几次审判中，你做过公诉方的证人，对不对？”我问，一边把椅子扶正，离开桌子走过去。
“是的，不错，”他说。
罗伊斯切的目光回到她已经做了笔记的标准拍纸簿上。
“雅各布·惠特克——被逮捕的那个人，供认的那个人，被发现死在牢房里的那个人，你们怎么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
“一个匿名电话。”
“那个匿名电话说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凶手？”
“大桥下面。”
“就是莫里森街大桥，对吗？”
“是的，就是那座桥。”
“正是在那里找到了他——在莫里森街大桥下面，一个无家可归者？”
“是的。”
“你认为打电话的人——打匿名电话的人——是怎么知道谁是凶手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
斯图尔特摇摇头。
“我不太清楚。”
“惠特克知道可能是谁告的密吗？”
随着一声听得见的叹息，罗伊斯切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我看不出这些问题与本案有任何关系。”
宾汉姆看看我，等待着。
“我正在试图将一些事情联系起来，法官大人。在两个案子中，都有一个人打匿名电话告诉警方，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可能的凶手，而且两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我在试图弄清楚是谁能够掌握与这两起谋杀案有关的这个信息。”
罗伊斯切伸出两只手。
“这只是巧合罢了。侦探在证词里已经说过，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不可能与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凶手有任何关系。”她飞快地扫了陪审团一眼。
“死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待会儿自己对法庭说明，”宾汉姆厉声说道。
“好，安托内利先生，”他用惯常的声调继续说下去，“你是否快要结束这方面的讯问了？”
“就快了，法官大人。”我向证人转过身去。
“惠特克知道关于告密者的任何情况吗？”
斯图尔特歪着头，撅起嘴，眼睛眯成了细细长长“1”的两道缝。
“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不过，就是他知道的话，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当他被捕和宣判时，你认为他是个流浪汉，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告诉我，斯图尔特侦探，你是在结束了对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调查之前还是之后发现，供认杀人的那个人是州立医院的一个精神病人？”
法庭炸锅了，在庭审中，宾汉姆第一次使用小木槌让众人安静。公众从来没有听说杀害杰弗里斯的凶手是个逃跑的精神病患者。从罗伊斯切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她以前也不知道。
“惠特克被捕，供认，死亡，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当法庭上安静下来后，斯图尔特解释说。
“直到过了几天，他的指纹检测送回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他是干什么的。”
我紧追着他不放，仿佛我们是老对手而不是新朋友似的。
“他供认时你也在场，你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奇怪的举止吗？他给你的印象是一个完全正常——精神完全正常的人？”
即使我表现出非常愤怒的神情，那也不起作用。斯图尔特镇静自若。
“他的有些举止看上去似乎不正常。”
“譬如？”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杀人时，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句话。他不停地说：‘我真的不能说。’起先，我还以为他是说他不知道，以为他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杀人。后来，逐渐地，我认为他知道，但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说。”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
“那么说是有人不许他说？”
斯图尔特不会被诱导说出他不能确定的事情。
“他知道他为什么杀人，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们是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应该觉得很奇怪，某人供认杀了人——告诉你是他干的——但是又拒绝告诉你为什么杀人。”
“是的，我是觉得很奇怪。”他赞成。
那就是我需要的回答：州政府自己的证人——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首席调查员——承认，关于凶手的供认有些事情很蹊跷，有些事情不太对劲。这为我提供了一个争辩的机会，认为有理由去怀疑对杰弗里斯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后面还有着其他人，并且有理由去相信两起谋杀案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连精明过人的罗伊斯切也没有看出这一点，她在直接讯问时用几个措辞巧妙的问题结束了讯问。
“你刚才作证说，雅各布·惠特克供认杀害了卡尔文·杰弗里斯，但是不愿意告诉你他为什么要杀人？”她问道，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
斯图尔特点点头。
“是的。”
她站在桌子前面，左手的指尖撑在桌面上。
“安托内利先生问你是否同意这个用词——我相信他用的是‘蹊跷’这个词——对吗？”
“是的。”
她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自鸣得意的微笑，就像班上最聪明的女生常做的那样：当别人还不知道答案而她已经知道时，她们往往会这样表示的。
“但是，安托内利先生还问你是否知道雅各布·惠特克是个精神病患者。根据你的经验，斯图尔特侦探，一个精神病患者做出或说出我们其他人认为蹊跷的事是否不寻常？”
“是不寻常，”他同意。
她抬起下巴，确信不疑的表情代替了微笑。
“在那个案子里你是首席调查员。你只需告诉我们：对雅各布·惠特克是谋杀杰弗里斯法官的人，你有任何疑问吗？不管是什么样的疑问。”
没有片刻犹豫，斯图尔特答道：“没有，没有一点疑问。”
罗伊斯切转脸向着陪审团，她为了加强效果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
“没有一点疑问？”宾汉姆侧向长凳坐着，从他放在大腿上正在看的什么文件上抬起头来。
“需要再次反诘问吗？”
“斯图尔特侦探，”我站起来说道，“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是雅各布·惠特克杀了杰弗里斯法官？众所周知，人们有时会供认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是吗？”
“是的，不过在这个案子里，惠特克知道一些没有向公众宣布的有关这起谋杀的事情——细节。”
“斯图尔特侦探，什么细节？”
“杰弗里斯法官不仅仅是被刀子捅死的，凶手还掏出了他的内脏。”
“剖开了他的肚子？”
“是的。”
“当惠特克告诉你这事的时候，他的陈述是否清楚可信？”
“是的。”
“他没有吼叫，或者咆哮，或者做出我们会联想到疯子的其他一些‘蹊跷’的事情？”
“没有，他没有做出任何那种事情。”
“你发现惠特克是个精神病人。他为什么是个精神病人？他被关在精神病院是因为民事犯罪还是刑事犯罪？”
“惠特克被发现没有能力为他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
我走向陪审席。
“是什么罪行，斯图尔特侦探？”我问，我的头低着，双手反剪在身后。
“谋杀罪。”
我能感觉得到，当人们听到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以前杀过人，发出了听不见的喘气声——那种凝固法庭气氛的紧张感。我没有抬头。
“斯图尔特侦探，他杀了谁？”
“他的父亲。”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
“他的父亲？用刀子？”
“不是，他是赤手空拳把他打死的。”
“他为什么要那样？”
斯图尔特身体前倾，双肘架在证人席的椅子扶手上。他的头两边来回摆动着。
“有一段很长的虐待史。他父亲是个酒鬼，他一喝醉就殴打他的妻子——惠特克的母亲。最后，由于什么原因突然爆发了，我猜是，他真是疯了。”
“那么说他有杀人动机？”
“是的。”
“他杀害杰弗里斯的动机是什么？”
斯图尔特摇摇头，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
“那么，他认识杰弗里斯吗？”
“不认识。”
“杰弗里斯是把他送进州立医院的法官吗？”
“不是。”
“斯图尔特侦探，你无法发现惠特克和他杀死的那个人之间有任何联系，对吗？”
“是的，我们无法发现。”
“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动机，是吗？”
“是的。”
他看着我，脸上挂着探询的表情。
“那不是抢劫，是吗？”
“不是抢劫。”
“没有拿走杰弗里斯法官的任何东西，是吗？”
“是的。”
“这么说，那不是抢劫，那不是报仇；他甚至不认识他，没有任何动机，只是决定躲在那里等着他，用特别可怕的手段杀害他。但是，当然，他是个精神病人——精神不健全——那可以说明一切，不是吗？”
我修辞讲究地问道，卖弄似的扫了一眼卡桑德拉·罗伊斯切。
“斯图尔特侦探，他是哪个医院的精神病人？”
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
“俄勒冈州立医院。”
“他在那里已经十年多了，不是吗？”
“我想是的。”
“在州立医院的法医病房里，犯刑事罪的精神病人被关在那里，对吗？”
“是的。”
“那不是过去十二年来艾略特·温斯顿被关的同一个地方吗？”
“反对！”还没等他回答，罗伊斯切便抗议道。
“没有任何前提表明，证人会直接知道此事。”
“我撤回问题，法官大人。”我站在陪审席的一侧，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好，斯图尔特侦探，你已经作证说你对雅各布·惠特克是谋杀杰弗里斯法官的人没有一点疑问。但是，你还作证说你认为他的供认有些蹊跷。我不需要提醒你，你是宣过誓的，斯图尔特侦探，但是，我想请你仔细考虑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他告诉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问他为什么要杀人而他不能说时，你是不是认为这里面还包含着某些其他的意思，是不是认为他杀害那个他既不认识也没见过的人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是的，我认为有可能。”
“当昆西·格里斯沃德遇害时，你是否认为这两起谋杀案之间有什么联系——某种可能的联系，尽管第二起谋杀案不可能是第一起谋杀案的凶手于的？”
“两起谋杀案几乎完全相同。”
“几乎？”
“是的。两个受害人都是被刀捅死的，只不过第一个受害人被掏出了内脏。”
“但是，是否除了那点之外，它们完全相同？”
“是的，但是，那个差别起初似乎证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是从来没有向公众公布的一个重要细节。由于那个原因，我推测第二个案子是某种模仿杀人。”
“起初？”
“是的。当我了解到逮捕的方式和地点时，我对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表示怀疑：匿名电话，住在同一座桥下的流浪汉。很难使人相信两者之间没有某种联系。”
“你有没有采取行动去追究这个疑团？”
“当他们对嫌疑犯进行审讯时……”他停顿了一下，朝着辩护律师桌子点了点头。丹尼坐在那里，头低垂到胸前，半睡半醒的。
“我旁听了审问。”
“你没有参与调查？”
“没有。”
“我瞥了丹尼一眼，然后又看着斯图尔特。
“他供认了？”
“没有。我们没有和他谈多久。他身上很脏，必一须把他洗干净。但是，没有，他没有供认。”
我离开陪审席，走向丹尼坐着的椅子，他刚刚开始注意倾听。我站在他身后，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罗伊斯切女士刚才问你，对雅各布·惠特克是否杀害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有没有任何疑问。你旁听了警方对被告的审问。你对他有罪有任何疑问吗？”
斯图尔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这个问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多半是出于本能而不是有意，他留出时间让公诉方抗议。
他用不着等待很久。罗伊斯切的胳膊用力地挥向空中，用力之大，似乎要把她的整个身体都一起带向空中。
“法官大人！”她大声喊道，一只手重重地击在桌子上。
“这太过分了！”
宾汉姆几乎要被她的勃然大怒逗乐了。
“罗伊斯切女士，你想提出抗议吗？”
她看着他，嘴巴张着，眨了眨眼。
“是的，法官大人，”她平静下来。
“这个问题需要再三思考。”
“公诉人问这个证人，他是否认为被指控的那个人真的杀害了杰弗里斯法官，”我答道。
“同样，我也想问问这同一个证人，他认为本案的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
宾汉姆客气地表示不同意。
“我恐怕得说，我不完全赞成，安托内利先生。证人是头一个案子的首席调查员。公诉人是根据那次调查询问他的意见的。对那个问题没有提出反对。”他补充说。他想让我知道，如果那不是个恰当的反对意见的话，他也不会允许的。
“你在要求他对他没有涉及的案子发表意见。因此，反对有效。”
“我改述一下那个问题，法官大人，”我边说边将身子转过来，背朝着斯图尔特。
“关键不是他怎样改述问题，法官大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问。”罗伊斯切立即大声说道。
“她说得对，安托内利先生。”
“我下面只对斯图尔特观察到的事情提问。”
“你不能让证人发表任何结论性的意见，”宾汉姆坚持说。
“是，法官大人。我保证不会问证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判断。”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喊道。
宾汉姆举起一只手，然后靠回他的椅子上，手指开始互相敲击，严厉的表情笼罩在他的眉头。很快，他又坐起，那种常见的有礼貌的笑容又回到了他那清洁、端正的嘴巴上。
“我真是从来没料到你会说出那种话来。”
我不会在乎他的话，我甚至可以非常高兴地看着一名任性的、高傲的法官在怒吼。这种法官多以给在他们面前进行辩护的律师带来痛苦为乐。如果这位法官的看法是正确的话，这种伤害就更令人难以忍受。尽管那是从来不起作用的雕虫小技。
“我道歉，法官大人。那是不可原谅的。”
他久久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看看陪审团。
“有时候，在审判过程中，说了不该说的话，说话的人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像在这样的一个案子中尤其如此。在本案中，有些非常严肃的事情正在争议之中。安托内利先生所说的一些事情，我要求你们不予理会，而且我知道他真的希望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我想让你们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斯图尔特侦探被问了他对被告有罪还是无罪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看法；我知道的是，如果他有什么看法也没有关系。看法证明不了什么。事实，只有事实才是重要的。斯图尔特侦探，像其他证人一样，可以为他知情的任何事情作证——也就是说，他了解的有关事实。结论将根据审判中所确立的事实，包括斯图尔特侦探提供的事实得出。但是，做出结论的不是证人们，当然也不是律师，也不是我。那个工作交给你们了，各位陪审员，只能交给你们。因此，我现在要求你们，不要理会安托内利先生说的话，你们也不要根据证人的看法做出推断，去确定被告是无罪还是有罪。你们明白吗？”
当十二个陪审员恭敬地一齐点头时，宾汉姆的眼睛转回来看着我。
“你可以继续讲了。”
如果陪审团认为我是热心肠那还好说，如果他们认为我是生性好斗，那么我的律师生涯就到头了。
虽然这是法官的法庭，但却是我的案子。
“警方审问被告时你在场，对吗？”
“对，我在场。”
“当问他问题时，他的眼睛看着别处吗？”
“没有。”
“他是否紧张不安地摆弄着他的双手？”
“没有。”
“他在回答问题之前有没有花很长时间去考虑他的回答？”
“没有。”
“根据你的经验，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被看作是欺骗行为？”
“没有。”
“他否认他杀了昆西·格里斯沃德？”
“是的，他否认。”
“你相信他吗？”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喊道。
“安托内利先生，”宾汉姆开始说。
“撤回，”我挥手宣布道，离开证人，向我的椅子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