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大夫在等我。一丝紧张的笑容刚要浮现在他的嘴上便消失了，接着，他又要露出笑容时，放开了我的手，移开目光，朝金属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指了指。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我说。
他的脚搁在膝头上，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他不停地咬着牙齿，眼睫毛飞快地颤动着。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我说的话。
“你为什么又想见艾略特？”他问道，注意力集中在他那突然快速转动的两个大拇指上。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他可能随时都问过那个问题。海伦每天都打电话找他；每天都有新的借口、新的理由来解释弗里德曼大夫为什么没能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见不见艾略特我无所谓，”我把右手翻过来，假装打量着我的指甲。
“我是来见你的。”
他的眼睫毛停止了眨动。他慢慢地抬起眼睛。
“你是来见我的？”
我更加仔细地看着我的指甲。
“对，来见你。”我把手指握成拳头，贴着我的腿边放下。
“你记得有个名叫雅各布·惠特克的病人吗？”
他转动转椅，把两只手放在写字台上。
“你是说谋杀法官的那个病人？”
“对——法官，卡尔文·杰弗里斯，和艾略特·温斯顿的太太结婚的那个法官。你记得，我以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谈起过有关他的情况。”
他的手指相互敲叩着，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他忙得不可开交，上次我们谈过的内容大部分都不记得了。
“你记得，”我说，回看了他一眼，意思是说我不相信他。
“是啊，当然。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说，想支吾过去。
“你想了解他的什么情况？我能告诉你的恐怕不会太多。他不是我的病人。”
“那么他是谁的病人？”
“我不知道。我得去查查。”
“你根本不认识他？”
“不认识，不是直接认识。你必须理解，安托内利先生。我们有几百个病人，而且我们不停地接收新的病人。”一我身体前倾，直视着他。
“但是你知道他逃跑了。”
“不，确切地说，我不知道。严格地说，他没有逃跑。他是有出入证出去的，那一次他没有回来。”
“那一次？你是说他以前出去过？”
弗里德曼对我甚至会问这种问题似乎感到很惊讶。
“是的，当然。惠特克来这里好几年了。他的病情相当稳定——只要他坚持接受药物治疗。他正处在回到社区去的过渡期中。”他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但这个过渡不是很顺利。有一段时间，他租了一套公寓，有一份在餐馆洗盘子的工作。但是他不愿遵守规则。那是一两年以前的事了。这一次他获准出去，每次只有几天时间，不允许他租住在公寓里，而是被安排在一个过渡疗养地。”
“什么规则？”我问道。
“他做了什么又被送回这里来了？”
他又靠坐在椅子里，耸了耸肩膀。
“我不是很清楚。我说了，他不是我的病人。我只是现在才知道这事的。因为那事发生之后，这里的医护人员在回顾工作时把它作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然后呢？”
他扬了扬眉毛。
“然后什么？”
“医护人员讨论的结果如何？”
“根据他的病情来看，大家认为一切都做得很恰当。”他说着便垂下了目光。
“他来这里是因为他杀害了他的父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允许离开医院并谋杀——或许我应该说是屠杀——了一名法官。还说一切都做得很恰当？”
弗里德曼叹了口气。
“我说，安托内利先生，”他说着微微抬起眼睛，不耐烦地侧眼看了看我。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愿意承认，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并不总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呢？”
他坐直了身体，朝身后的窗户挥了挥手。窗外应该是万里无云的夏日天空，而明亮的光线在尘土蒙蒙的脏玻璃上只投下一片暗淡的光亮。
“我们尽力把病人治好，让他们能够到外面去生活。我们这里不是监狱，是医院。有时候病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有时候他们的病情好转了又会反复。所发生的事情真是可怕。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诊断，同样的疗程，他服用的药物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我会不会把病人转入过渡阶段？会，绝对会。我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不会旧病复发，不会发作某种精神病？不，我没有。我知道我的话不会令人很满意，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我们治病救人。”
他刚要往后靠在椅子上，又想起来什么别的事情。
“你为被指控犯罪的人辩护。难道你就从来没有遇到过无罪释放后又重新犯罪的人？你就从来没有使某个凶手被宣判无罪，但他后来又杀过人？那是否意味着你就不再做同样的事了？你知道，为一个人辩护，如果你赢了官司，他被判无罪，对方也许就会伤害人。”
我可不愿意让他用假推论来安慰自己。
“我的工作是进行辩护；你的工作是要保证会危及他们自己或危及他人的人们不会伤害别人。”
他知道他触到了要害，他心满意足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两人都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他面带职业性的微笑问道，“你刚才说到另一个病人？”
我不理睬他。
“好吧。他不是你的病人。艾略特认识他吗？”
“惠特克？我不知道。他也许认识。”
“他也许认识？你不知道你的病人在这里认识谁和不认识谁？”
弗里德曼抬起下巴，眯缝起眼睛。
“他们也许相互认识，”他重复道。
“法医病房里有几百个病人。再说，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要是相互认识又怎么样？这里和外面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他说，朝着窗户和外面的世界点点头。
“我们这里的病人睡在相邻的床上，但从来互不讲话。我们这里有从来不开口的病人。这是精神病院，安托内利先生，这不是为偶感不适的富人和神志正常的人开办的私人疗养院。”他说完谦恭地瞥了我一眼。
“所以，因为他们有些人不能交谈，你们就不注意他们也许会彼此说些什么？”我尖锐地问道。
“说不定，他们空闲时在策划要杀掉波特兰城里一半的人呢。”
“安托内利先生，我还是认为你把州立医院和州立监狱混为一谈了。我们为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们提供治疗和一个体面、安全的居所。”
他用毋庸置疑的口气一字一句地说出官方宣称的方针。那好像在提醒他记住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缺乏他那种专业训练的人的面前表现出的极大优势。他用一种宽容的目光看着我，按他的想法，几乎是很体谅人了。
“我应该向你道歉，安托内利先生。我知道你的事务所一直想安排一次约见，只是因为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做。当你的秘书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你已经上路的时候……我有点儿生气——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气，你知道。”他并拢指尖，用他那具有洞察力的目光凝视着我，以一副职业面孔等待着。
“艾略特有没有像惠特克那样出去过——有出入证？”
弗里德曼摇摇头。
“没有，从来没有。也许将来有一天，不过——为什么？你不是在想象他与法官杰弗里斯谋杀案有什么牵连吧？那就是你想知道他是否认识惠特克的原因？”他又摇起头来，这一回摇得更用力了。
“那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我们知道，有些人会说服别人去替他们杀人。为什么不可能？你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惠特克，假如他确实认识他的话，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那不可能，”他坚持说，并分开两手。
“我了解艾略特。我已经和他配合了几年了。他几乎不记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痛苦太刻骨铭心了。”
“他记得他曾经想杀我，并且记得为什么想杀我。”
“不错。但是他认识到他当时有病，他当时的想法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根据。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不怪任何人。他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不，你恐怕错了。”他再次并拢指尖，越过指尖望着我。
“你忘了一点。这么多年之后，他即使想做这种事，那他究竟是如何说服惠特克去替他做那事的呢？你所说的这些案子——这不通常都是些为了谋财害命，或者由于某种误导的爱情而发生的案子吗？艾略特为了什么呢？”他面带苦笑问道。
“那么说，你认为仅是一种巧合而已？”
“对，为什么不会是巧合？一个不幸的巧合。”他神色严厉地补充道。
“一个精神病患者杀害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只是因为另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也许从来不认识的另一个人——在十几年前，在他患上精神病以前，认识受害人……想像力惊人，不是吗？”
“你忘记了一点。还有一个病人逃跑了。”
“你在说什么呀？自惠特克以后，没有任何人逃跑。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安托内利先生。”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惊讶表情。
“为什么？是什么使你这样认为？”
他肯定错了，我怀疑他是在撒谎。
“法医病房里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可能持出入证出去后没有回来？”我盯着他看，搜寻着他的眼神，想知道他是否在试图隐瞒什么。即使有这事，他也没有流露出来。
“没有，我已经告诉你了，自惠特克以后没有一个人逃跑。”他坚持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对这里的安全防范措施比以前更加注意了。”
他双唇紧闭，挤出一丝转瞬即逝的敷衍笑容，生一硬地点了一下头，并坚决地认为，关于这事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接着，他立即站了起来，像受派遣似的朝门口走去。他站在门口，又朝我气恼地笑了一下，等着我过来。
“很抱歉，我没有更多时间了。如果你想去看看艾略特的话，我可以带你去。”
我们穿过停车场朝主楼走去。在一楼的窗外，一个身穿粗斜纹棉布衬衫、塌肩膀、头发灰白的男人正在用一把钢刃园艺剪刀修剪灌木。我抬起头来，亮光刺得我眯缝着眼睛。我看着矗立在房屋顶部旗杆上油漆过的金属圆球，那里什么也没有，我以前见过的那只鸟已经在别处找到了家。
当我们一起走下宽阔的中央走廊时，弗里德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对我的话不理不睬，好像他在一门心事想着自己的事情，不愿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我们来到将艾略特住的地方隔离开来的铁网门前，大夫在摸索着钥匙。
“在我离开以前，我想看看艾略特的病历。”当他拉开大门时，我说。他停了下来，两只手抓着门边。
“那不可能，”他说，皱着眉头。
“病人的病历是保密的。你知道我不能让你看。”
在日间大活动室的远侧，一群病人挤坐在靠栅栏窗户的一张桌子旁。听见弗里德曼的声音，艾略特·温斯顿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他好像僵了似的缩成一团。其他人把这当作一种暗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纷纷离开桌子，向房间四处散去。艾略特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远处，他那苍白的五官冷淡如冰。
还是那副表情，或者，我应该说还是那副面具，我第一次来看他时的那副面具。我头脑里忽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他戴着面具时，他是否沉浸在面具后面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者，他是否在利用这副面具使你觉得，他并不想让你一直仔细地观察他，否则，如果他的表情太明显太直接的话，你也许会退缩。
我们站在桌子旁边，艾略特的目光从我们身边看过去。弗里德曼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后，他清了清嗓子，喊出艾略特的名字，见他没有反应，便把一只手放在艾略特的肩膀上。
“艾略特，安托内利先生看你来了。”
艾略特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机械地、礼节性地伸出一只手。他的所有动作都很唐突。从一个动作到下一个动作没有平稳自然的过渡。我们就好像是在看着这样一种人在动作：他学习过有教养的、风度优雅的人的举止，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将之变成他自己的习惯，因此，当他运用那些举止时，便变成了笨拙的模仿。
弗里德曼说了声失陪，便留下我和艾略特单独在一起。在病房的另一侧，穿着一身白衣服，以前就在这里的同一个黑人护理员手里拿着一本卷边的杂志，心不在焉地凝视着不停闪烁的电视机屏幕。
“他们没有告诉我说你要来，”当我们在方木桌前坐下时，艾略特说。他身上穿的不是我第一次来访时穿的紧巴在身上的西装和卡着喉咙的礼服衬衫及领带。和其他病人一样，他穿着一件白色无领短袖衬衫和一条白色抽带裤子。我把椅子拉过桌角，坐到他左边。他眯缝起眼睛看看我，然后移开了目光。
“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问。
“杰弗里斯法官——卡尔文·杰弗里斯——被谋杀了……”
“你上次来这里时就告诉过我了，”他插嘴说。
他将双手放在桌子上，叠在一起，突然间他两手又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又重复了一遍那个动作，仿佛那两只手是独立的，在争斗着哪一只手应该放在上面。
“你以前告诉过我了，”他又说了一遍，一脸不耐烦的神情。
“是被这里的某个人谋杀的，”我说完了刚才开了头的那句话。
我们坐得非常近，我能看得见他眼睛外缘皮肤上密密挤在一起的细细的皱折。一丝微笑开始浮上他的一侧嘴角，掠过嘴唇，消失在另一侧。
“是我告诉你的吗？”
“不是，恐怕不是你。”
第二丝微笑重复着与第一丝微笑相同的路线。
“他妈的！全凭运气。”他的目光好像是在嘲弄我，挑衅我，激我去了解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是雅各布·惠特克。你认识他吗？”
艾略特不吭声。他的表情，他的目光，都没能给我的问题提供答案。
“这么说，你不认识他？”我仔细地观察着他。
“我说过我认识他的话了吗？”他的目光闪烁着，对他自己的语法玩笑感到很得意，然后变得严峻起来。
“我怎么知道我认不认识他？我是精神病院里的一个病人。”
我们靠得很近，他说话时，那轻轻的呼吸中的气流灌进了我的鼻孔。我把手放在他的前臂上，又向他靠近了一些。
“没错，艾略特，你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但是，你并没有精神病，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过。他们歪曲了一切事实——杰弗里斯和你的妻子。他们把你逼得无路可走，他们逼得你发疯——和应该在这里的那些人不一样——只是逼得你稍稍越过了界限。你崩溃了，精神崩溃，但你并没有错乱。那天你来到我的办公室，挥舞着手枪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你并没有丧失理智。还记得你当律师的时候吗？还记得那个定义吗？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没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没有区分对与错的能力。你当时没有精神错乱，你现在也没有。”
他从我的手下抽回他的胳膊，瞥了我一眼，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然后向别处看去。他摇摇头，开始大笑起来。
“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精神病人。我这样想一定是有——什么来着——精神病。”他挠挠下巴，然后把手指塞在牙齿之间，咬着指甲周围的皮肉。在半开半合的眼睑后面，他的眼珠子两边来回转动。
“艾略特，你认为自己有精神病吗？”我用平静的声调问他。
他的眼珠子停止了转动，也不咬手指头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以后，他似乎不再像刚才那么激动不安或心烦意乱了。扭曲的表情沿着他的嘴边漾开。
“弗里德曼大夫说我有精神病，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签过字，封了口，寄出去了——一个经过鉴定的精神病病例。”
“我不是问你那个。我问的是你的想法。”我停顿了一下，凝视着他的眼睛，希望能看见一丝闪光，一种他也许打算信任我的征兆。
“你认为自己是个精神病人吗？”
他抬起头来，环顾着大白屋里分散在四周不同方位的病人。
“有谁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人呢？真是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吗？你们外面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精神正常的人，但是，那意味着我们这里的人都自以为是精神病人吗？不管怎么说，这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你们——我指的是把我们送到这里来的人，你那个世界里的人们——认为我们不是精神正常的人，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四目相对。
“你肯定是那么回事吗？你肯定他们把你送到这里来的时候是那样想的吗？”
他带着警觉和期待的表情等待着解释，而我则怀疑他是否需要解释。
“我看过档案，艾略特。法庭档案，记录，是案情记录，你的案子，你被指控故意杀人的案子，你表示认罪但提出申诉认为自己有精神病的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提出过那个申诉吗？你还记得那天的任何情况吗？”
他神情严厉地凝视着我，然后转过头去，目光掠过我。他直挺挺地坐在那儿，惟一的动静是呼吸通过他的阔鼻孔时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发出的轻微响声。
“你还记得你的律师——卡尔文·杰弗里斯为你请的那个律师——阿萨·巴特拉姆吗？以前你告诉过我，说你不知道代表你出庭的律师是谁。但是，你是知道的，对吗？他是杰弗里斯的合伙人，他照管杰弗里斯的业务。你一定是知道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一定知道阿萨一生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刑事法！”
他的目光定住不动，生硬地凝视着前面，仿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不理我似的。我愤怒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转身坐到他正对面的椅子上。我使出浑身力量，把胳膊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把脸贴到他跟前。
“阿萨·巴特拉姆不是刑事法律师，这你是知道的。杰弗里斯让他接这个案子，这你也知道。你还知道别的什么？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他们跟你说过会把你怎么样吗？”
他那不饶人的目光中蕴含着的严厉几乎变成了开心的蔑视。
“当时阿萨就很老了，现在他一定成古董了。告诉我，他们还是让他把汽车停在他写字楼前面不准停车的标牌下面吗？”
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但是，不论是仅凭一种预感，或者是出于多年来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的本能，我都不会告诉他的。此外，我到这里来是找答案的，而不是提供答案的。
“杰弗里斯告诉你什么了——是定论吗？他是不是告诉你，说你会被送到这儿来，送到医院，不要几个月就会出去的？”
我似乎在脑海里能看见杰弗里斯，下保证，许承诺，等等，做这一切时都带着那种一切已无法扭转的自信感，那种他常常用来掩饰他的阴谋诡计的自信感。
“他是不是对你说什么都不必担心——说他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
艾略特凝视的目光似乎变得柔和了些，不那么外露了。他身体窝坐在椅子里，十指交叉。
“我一直很信任卡尔文·杰弗里斯，”他含着淡淡的、自我轻蔑的微笑说道。
“甚至在我精神正常时也是一样。”
关于此事，他只肯说这么多。我询问了他有关精神病诊断报告的事，如果没有那个报告，他决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他声称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份报告了。
“你记得那个大夫吗？”
“不记得，”他说，两个大拇指不停地对敲着。
“记得他的名字吗？”
“不记得。”
“关于他的任何情况？”
“不记得。”
“在哪里做的检查？”
“我当时在监狱里。”
“是在那儿做的检查吗？”
“我想是的。”
“你肯定有检查报告吗？”
他停下正在做的动作，抬起头来。
“你看过档案。”
“一部分档案密封起来了。”
“哦，”他带着漠不关心的表情说。
“我来这里看你，艾略特，是因为又有一个法官被谋杀了。你知道那事吗？”
他抬起头来，转动了四十五度。
“我当然知道那事。我毕竟还是神志清楚的，不是吗？我什么都知道。哪个法官？”
“送你来这儿的法官：昆西·格里斯沃德。记得他吗？”
他望着我，想看看我提起这个话题的目的。或者，他是在试探我，看看没有他的帮助我到底能了解多少情况。
“杰弗里斯是在法院停车场里被杀害的，被一个从这里逃出去的病人捅死的。警方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抓到凶手。凶手招认了，然后，同一天晚上，在他牢房的混凝土地上一头撞死了。”我身体前倾，重心移到胳膊上，凝视着艾略特的眼睛。
“没有记录表明他认识杰弗里斯。也许只是一个胡乱行为，也许只是他碰巧在这里和你一起呆过好几年。”
没有反应，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看出艾略特在想什么，如果他确实在想什么的话。
“接着，昆西·格里斯沃德又被谋杀了，是在同一个地点，并且几乎是用完全相同的手段谋杀的。人人都认为那个凶手是如法炮制。但是，又有人打匿名电话，又在第一个凶手被逮捕的地方抓获了一个凶手。只是这一次他们抓错了人，逮捕了一个有杀人凶器的人，因为真凶把凶器给了他。真正的凶手，像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一样，是个逃跑的精神病人。两起谋杀案，两个凶手，他们两人都是从这里逃出去的，能把受害人和凶手联系起来的惟一线索是你，艾略特，只有你。
“杰弗里斯夺走了你的一切，而格里斯沃德是他的帮凶——那是能把他们俩连在一起的惟一线索，也是两起谋杀案惟一的作案动机。两个凶手与他们的受害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希望他们两人都死的人是你，惟一能够唆使那两个凶手去杀人的人也是你。”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坐在那里，像神态超然的旁观者，听得心满意足，仿佛我所说的话与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似的。我向后一靠，两手紧抱住抬起来的膝盖。
“我不能确定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钦佩地说，“在我当律师的这么多年里，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独创性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起天衣无缝的犯罪行为，它的意义更大，它是完美无缺的辩护案例，你不必对任何事情负责，你是个精神病患者，不是吗？州里这样说的。他们不能翻案，说你不是精神病患者：你因为犯罪时有精神病而被关在医院里。”
艾略特专心听着，食指在下嘴唇上来回触摸。
“我为什么需要那种辩护，或者任何其他辩护？我犯了什么罪？”
我想他一定是忘了刑事责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教唆行为与受教唆犯罪处罚相同。”
他扬了扬他的浓眉。
“教唆对某个特定的行为有某种特定的要求。”我看看他，吃不准他的意思。
“此外，”他继续说，“你说到的这两个凶手都是逃跑的精神病人，对吗？那么，请告诉我，你如何能够教唆精神病人去做任何事情？”
这我倒是没有想过，他凭着直觉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坐直身体，向前倾过来。
“你有没有想到，人们是多么轻易地就会被别人诱导着去相信那些毫无根据的东西？比如，宗教——不是说这个宗教，或那个宗教，而是所有的宗教。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有些人认为是恶的东西，其他人却认为是善的？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某些人愿意为他们相信的东西去死，而其他人则视为荒唐？当然，除非是为了他们信仰的东西。”
这种想法似乎点燃了他内心里的某种东西。他的眼睛睁得更大，神情更热切，他坐直了身体，再次变得刚劲笔挺，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于是，那种情况发生了，我以前来这里时发生过的同样情况，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莫名其妙的、彻底失去理性的状态中。
“人人都必须相信……伤心……编织……喘息……获取……”他停住不说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长长的睫毛在眼睛上向下扑闪着，仿佛在测量他此时心里默默说着那些断断续续的词语的节奏。然后，那种状态结束了，来去迅速。
“不管他是谁，是什么使你认为杀害格里斯沃德的那个人是这里的病人？”他问，显然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刚才的行为。
我头脑中还有些别的想法，一些我想留给他去思考的问题。
“难道你不觉得，要完成这么有创意的事情而且永远不被别人知道是很困难的吗？你真的认为，只要自己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复仇行动就足够了，而其他人仍然认为你是个精神病人，是个被人诬陷的可怜的受害人？”
他的头猛然抬起，眼睛眯缝起来。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复仇吗？不是为了结清宿怨，将以前的事一笔勾销；甚至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做一件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改变过去。”他的眼睛睁得大如铜铃。
“对，改变过去。你认为那不可能？你认为你永远改变不了过去？”他咬着牙，然后大笑了三声，嘴张得老大。
“你惟一能改变的就是过去。无视当前，瞻望未来，然后回过头去，改正过去所做的一切。那就是复仇要完成的任务。你可以因为自己的遭遇把自已看作一个受害者；或者，你可以因为你对别人的所作所为而对自己有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
他翘着头，就好像在捕捉远处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
“如果我被判了刑，过一种周而复始、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你认为我会希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杰弗里斯对我干了什么，或者——仅仅为了争论而已——我对他做过什么？”
“仅仅为了争论而已？”我疑惑地问道。
“仅仅为了争论而已。再问一次，是什么原因使你认为杀害格里斯沃德的那个人是这里的病人？”
“因为那是惟一的可能。”
“啊，惟一的可能。如果我是说服两个不同的精神病人去犯两起不同的谋杀罪的教唆犯，那么，告诉我，我的老朋友，第二个杀人犯到底是谁？你认为我会派他去按前一次的复仇方法杀害第二个法官？”
尽管弗里德曼否认在惠特克之后有任何人逃出去过，但是我不相信他的话。
“那个历史教师，会变数字戏法的那个人，在波特兰抹了某人脖子的那个人，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认为他在越南……就是要求获准上厕所的那个人。”
他越过我的头顶看过去，扫视着房间。
“你说的是他？”当我转脸看他在望什么地方的时候，他问道。
在房间的另一侧，那个我肯定已经逃跑过的病人，我知道他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并把刀子给了丹尼的那个人，我以为已经淹死在河里的那个人，正站在护理员身旁，等着被领去上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