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呢？”阿萨·巴特拉姆问道。他皱着眉头，在思考着自己提出的问题，淡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你一定是提出了上诉请求。这种请求几乎总是会遭到否决，但是，像这样的案子，那男孩说了那些话之后……”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了，脑子里又转出一个想法。
“卡尔文否决了你的请求，是不是？但他为什么要否决？”
他问完这话，两眼一闪，又点了点头。
“他觉得你可能还是会输掉官司，对不对？”
阿萨非常了解他的老朋友，他说对了。即便那男孩站在证人席上承认整个事情都是他编造的，杰弗里斯还是会在公诉人陈述完之后否决上诉请求。
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
“我没有提出上诉请求，”我说。
阿萨以为我在开玩笑。
“人人都会提出上诉请求。你应该提出上诉请求。”
“无效的法律援助，”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说道，仿佛他曾经在法院里工作过似的。
哈博·布赖斯笑了笑。
“那样，如果被告败诉的话，她就可以获准重新审判。”
米克罗尼迪斯面带茫然的表情看了看布赖斯，然后又看着阿萨，等着他作出解释。
阿萨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就是你不提出上诉请求的原因？”
我想说是的，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考虑得那么远。我当时脑子里惟一的想法就是不屑置辩。
“公诉人一陈述完，我就站了起来，传唤被告的第一个证人。
“‘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打断我的话。‘你难道没有什么要先对法庭讲吗？’
“当时那就像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场战争，我不会再使他从对我的否决中得到任何满足感。‘没有，尊敬的法官大人，没有。’我答道。当时我脑子里的惟一念头就是让珍妮特站到证人席上去。她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希望有机会能够对那些有关她的可怕的传言以及她被指控的可怕的事情做出直接的回答。她应该得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我惟一能为她做的事情，就是给她那个机会。即便是在这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觉得在我处理的所有案子中，没有谁比她的处境更糟糕。在许多情况下，以某事给某人定罪要比指控他容易得多。说实话，爱德华·拉金的处境比珍妮特·拉金要好得多。他做了某事，他承认了，那就成了事实，就可以着手处理了，那事就给所有其他事下了定义。她受到了指控，但她对此一筹莫展。她孤立无援，无能为力。无辜者背上罪名是最难以承受的。试想一下它给人带来的震动。如果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做了一件错事，然后被抓住了，当你听到自己被指控时，你不会感到惊讶。但是，当你没有做那事，而且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那种事，这时你如果受到指控的话，那简直是要把你活活折磨死。你感到有罪。你会觉得每一个看着你的人，在街上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你所做的那事，而实际上你并没有做那事。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你，都认为你做了那事。你的朋友——那些仍然来看你的朋友——对你说，他们相信你，但你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的相信你；你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了受害者。他们处在一种两难境地，即，处在对你的义务和他们每次接近你时感到的那种尴尬之间。没有人相信你，结果你自己也开始怀疑是否应该相信自己。你做过这种事吗？然后，由于这种事实在是太可怕了，又对它加以否定，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你不相信那是真的，但你又不得不承认，虽然那事似乎不可能，但它看上去又好像是真的。难道一个疯子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疯的吗？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珍妮特·拉金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形中。她没有变疯真是个奇迹。当我叫到她的名字作为被告的第一证人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还没睡醒似的，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噩梦的一部分。
“她错误百出。她回答问题时，她不看着陪审团，而是看着我。当她否认她和她儿子做过什么不得体的事的时候，她的声音又低又胆怯，没有人们想象中受冤枉者的那种愤怒，反倒使她听上去好像她自己也说不准似的。
“起初，她不愿回答问题。我只得直截了当地对她提出问题。‘拉金夫人，你有没有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与你儿子杰拉德·拉金发生过性交或性关系？’
“法庭里挤满了人。凳子上坐得满满的。在杰弗里斯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座位的人获准在后面靠墙站着。那一双双看着她的眼睛把她吓坏了。从她站到证人席上的那一刻起，她的眼睛就别无旁骛，一直看着我，直到我向她提出那个问题。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两肩向前倾，两眼看着自己的双手。她开始搓动着双手，仿佛要把手洗干净似的。直到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她才停下手，重又抬起头来。
“‘没有，’她说道，来回摇着头，圆睁悲伤的双眼。‘我从来没有伤害过我的孩子。’
“我不得不剔除任何有可能造成模棱两可的意思的话。‘你从来没有和你儿子发生过性交？’
“她咬着嘴唇，浑身颤抖了一下。‘没有。’
“我让她把整个事情回顾了一遍，如她丈夫对她女儿做的事情，她什么时候知道那事的。我让她描述了一遍她是如何帮助她女儿的，是如何帮助她儿子的。
“‘有一天我儿子告诉我，说他认为他爸爸不应该一个人住。我告诉他，他可以去看望他爸爸，但他必须住在家里。’
“‘在他提出对你的指控后，他就被从你家里带走，获准和他爸爸住在一起，对吗？’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我只剩下了一个问题。
“‘你认为那是你的过错，对吗？我是说，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事，还有发生在你儿子身上的事，到最后他编了那么个故事。’
“我不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时间，多少天，梳理她婚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事。一次都没有谈过。我现在问她是因为突然之间那似乎是惟一有意义的事。她看着我，仿佛我刚才泄露了什么秘密似的。她的嘴开始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只得强迫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我认为是的。我应该想到那一点。’她说着，用双手掩住面孔。‘是我的过错。我应该想到那一点。’
“因为斯宾塞·戈尔德曼从一开始就相信了那男孩的话，他对男孩的母亲没有丝毫的同情。
“‘你是想告诉我们，你丈夫与你女儿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发生了很多年，而你却一无所知？’
“他的态度冷冰冰的，带着讥讽的口吻，而且问题提得飞快，几乎还没等她回答上一个问题，他就接着大声地问下一个问题了。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我都提出反对；而每次我提出反对，都遭到杰弗里斯的否决。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就像是潘趣和朱迪滑稽戏里的木偶一样。
“‘反对。’‘反对无效。’‘反对。’‘反对无效。’最后，我跳了起来，没有说反对，而是说：‘尊敬的法官大人，也许你应该把你的木槌借给戈尔德曼先生，那样他就可以省去我们在这里审判的麻烦，直接打得她招供就行了。’
“你恐怕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愤怒的表情。‘你是不是想因蔑视法庭再次被关起来？’
“‘至少那种做法是我们两人都可以同意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答道，有意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他确实已经黔驴技穷。无论他说什么，他都无法再蔑视我，也不可能把我从法庭上拽出去。我们在法庭上较量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此外，还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呢。杰弗里斯常常滥用职权，他已经不懂得最好应该是在私下里那样做。他惟一的回答，至少在那一刻，是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紧接着就将注意力转向公诉人。‘请继续讲，戈尔德曼先生。’
“我继续表示反对，我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反对有可能被采纳，而只是想给珍妮特·拉金一些时间，好使她镇静下来。戈尔德曼永远也无法击垮她。她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她说的全是真话。她所拥有的也只有真话了。她丈夫已经把其他一切全都拿走了。他带走了她的女儿，他带走了她的儿子，不单单是带走了他们，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偷走了他们的天真无邪，彻底毁了他们。
“由于害怕说错话，也知道有数百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她就像教孩子初识字母的母亲一样，格外小心，每次回答时都字斟句酌。戈尔德曼时刻准备着下一个问题，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了。当他催促她时，她根本不理睬他；当他试图打断她时，她只管继续往下讲，就好像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他不断地追问她，反复地问同一件事，想让她承认他认为她干过的事，或使她改变证词，那样他就可以利用她前后矛盾的话来反驳她。他用极其凶狠的态度向她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要是办得到的话，真会用石头把她砸死。他的企图毫无效果。她像一个装着玻璃眼睛的机器人一样坐在那里，从头开始把她的回答又重复一遍。戈尔德曼气急败坏，最后只好放弃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永远否认下去，拉金太太，但是，你我都知道你强奸了你儿子！’
“那句指控的话音在空中回荡，戈尔德曼又看了一眼被指控者，然后转身离去。
“‘被告方传艾米·拉金，’没等戈尔德曼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就说道。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知道珍妮特·拉金的女儿是否会出庭。她曾说过她也许不会出庭。她知道她的出庭对她母亲的辩护是多么重要——我使她在这一点上确信无疑——但是，她告诉我，决定要由她自己来做，并说她不想被人强迫去做任何事情。我让法庭给她送了传票，但那毫无用处。如果她决定不出庭作证，那谁对此都无能为力。她很任性，但并不无礼。她不会对把她叫到法官面前，或因她蔑视法庭而把她投入监狱的权贵们提出质疑。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她只是不愿意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再也不愿意了。
“自从她母亲的案子审理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她，我也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那个案子结束之后她的情况怎么样了。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也许我更愿意从某种幻想中得到安慰，隐约地希望一切都好。我所能肯定的一点是，虽然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显得更聪明，但那种聪明并不会给她带来所谓的幸福。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她是一名证人——在我看来，是一名关键证人——她必须出庭作证。要是有人说我所做的事情和她父亲的行为一样荒唐的话，我也许会反驳他，说他的看法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就像是出自对刑事审判一无所知的人之口。但是，他们也许是对的。她所经受的难以启齿的事情都是在私下里悄悄进行的，都是些她永远也无法对别人说的可耻的秘密。在招供中，她父亲两次出卖了她。他违反了一个家长的基本责任，将他的所作所为毫无隐瞒地袒露在众人面前。被传唤到庭为她母亲作证时，她被迫告诉数百位陌生人她多年来隐藏在心里的也许永远也不会说的秘密。我有什么权力——谁有这个权力——对她那样做？
“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些。我当时关心的只是她能够出庭，来到法庭上，举起手听着法庭职员念作证誓言。
“她看上去没有丝毫的紧张感，不过，又有多少证人会表现得紧张呢？他们坐在那里，心里怦怦直跳，脑子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道在回答问题时是否张得开嘴，不知道如果他们张嘴的话，是否能说得出话来。但是，他们在表面上总是装出很镇静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他们的日常事务似的。我们人人都是演员，戴着我们认为别人都想看见的那个面具。
“我率先提出了公诉人陈述的核心问题。‘在你和你爸爸发生性关系的那段时间里，你妈妈知道吗？’
“她坚决地摇摇头。‘不知道。如果我妈妈醒着的话，我从来不让他进我的房间。’
“她的用词使我感到非常吃惊。‘你不让他进你的房间？’
“‘我让他向我保证，我妈妈永远不会发现。我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她只有十六岁，但她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个和她最要好的朋友的丈夫有风流韵事的女人一样。
“‘你怎么能肯定她不会发现呢？’
“她立刻就否定了我的话。‘她要是知道了，不会装在心里不说的。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转向陪审团。‘公诉人说，她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就像你和你爸爸发生那种关系一样，她也在和你弟弟发生着那种关系。’
“‘简直好笑，’她说。她的声音里充满鄙夷。
‘杰拉德和我妈妈！他是想报复大家。’
“戈尔德曼站了起来。‘反对。无效。’
“杰弗里斯没有丝毫的犹豫。‘反对有效，’他大声说道。‘陪审团将不理会证人最后那句话。’
“他的话还回响在法庭的四壁上，我就问道：‘你弟弟有没有对你说过，他和他妈妈之间发生着什么不正当的事？’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我已经说过了。他只是想报复大家。’
“戈尔德曼站起身来想要表示反对，但杰弗里斯没有等他说话，就向证人席倾过身子问道：‘年轻的女士，我知道你已经吃了不少苦。但是，你只能对你看见的或听见的事作证，你不能猜测某人也许做了什么事或没有做什么事，或他们由于什么原因说了什么。明白吗？’他说得很坚决。
“她不像你见过的任何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年龄对她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她答道。‘我不是在猜测。杰拉德对我说过，他要报复大家。’
“法庭里死一般的寂静。杰弗里斯慢慢地收回身子，但两眼依然盯着她，满脸怒容。‘你有没有想过，如你所说，他想报复大家，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她没有退缩。‘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她坚持道。
“‘你还有什么要问这位证人吗，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问道，急切地想把她打发走。
“我点点头，两眼看着地面，十分不情愿地开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知道那些问题是法庭里任何一个人都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会粉碎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相信什么的最后一点幻想。
“‘艾米，你爸爸第一次和你干那种事的时候，你多大了？’
“‘十一岁，’她毫不犹豫地答道。‘那是他开始触摸我身体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真正发生性交的时候，我十二岁。’
“她十六岁，她的头发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棕色或金色。她的脸上刚刚长出了一些雀斑，因此，即使她穿着裙子，看上去也像个刚刚把脸洗干净的假小子，班上谁也跑不过她。
“‘这种事刚发生时，’我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妈妈？你为什么不叫她让他住手？’
“‘他是我爸爸，’她说。‘他对我说那表示他是多么的爱我。他告诉我那必须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不过，那不是惟一的原因，对吗？’
“她和我四眼相对，但没有开口。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一切。我们两人都知道她要说些什么。她仍然不住地看着我，这时，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在等待着我，一直要等到她确信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她第一次告诉我时，她看见我惊讶地流露出不相信和尴尬的表情，她不希望我再作出那种反应。把大人当作小孩已经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我对她笑了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不过，那不是惟一的原因，对吗？’
“‘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不希望它结束。我喜欢那样。人们都忘记了这一点。性的感觉真好。’
“法庭里死一般寂静。我发誓，你要是能够将目光从站在证人席上的那个女人般的姑娘身上挪开的话，你一定能听得见心跳的声音。
“‘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次你还是希望这种事情能够结束，对吗？’
“她犹豫了一下，她那老于世故、镇定自若的面孔上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疑惑。不，不是疑惑，是肯定。她知道做那种事是错的，她知道——或者说她认为她知道——她可以阻止它发生。
“‘是的，’她说，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学生手。‘有时候我会叫他不要那样。’
“问那些问题就好像是在犯罪。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在从事某种极其堕落的恶行。
“‘你叫他别于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她抬起头来，眼里一片茫然。‘他就离开。’
“我们处在黑暗中，就我们两人，在往无底的黑洞里跌落下去。‘然后呢？’
“‘他又回来。’
“‘接下去？’
“‘他就坐在床边上，对我说他知道我实际上很想和他睡觉，还说没关系的，因为很多人都那样做；他还说，他真的很爱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将永远是我们的秘密。他说，他永远不会做我不想要他做的事。’
“‘然后呢？’
“‘然后我就做他想做的事。’
“‘但是，只是在他使你相信那确实是你想做的事之后？’
“‘是的。’
“‘你觉得那样做是错的吗？’
“她做了一个几乎和她母亲一模一样的动作，咬住嘴唇，点了点头。‘是的。’
“‘但是，他对你说那没关系？’
“她又点了点头。‘是的。’
“在某种意义上，那种行为比谋杀更恶劣，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强奸更糟糕。他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占有她。他的所作所为比那恶劣得多。他使她成了她自己毁灭的同谋。他使她为自己的被奸污感到有罪。他教会了她享受肉欲。他就是那样偷走了她的天真无邪。他使她想得到她认为只有他才能给她的东西。他让自己的骨肉堕落，而且就我所知，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那个念头。世界上任何一种心理治疗都无法改变他的念头。那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接受了心理医生的治疗——有两人在庭审中作过证。但是，那些医生并不知道发生在那个女孩身上的真实情况。他们只知道一个劲地说什么‘机能障碍关系’，他们描述了应付机制，说通过它最终人人都可以学会如何去适应所发生的事，但他们从没说起过人类的灵魂或乱伦的罪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所有这一切中都存在着一种疯狂：那位父亲的行为中的疯狂；那些自称为人类行为专家的人所做的，更确切地说，没能做到的事情中的疯狂。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人们可以从《创世纪》中，而不是从他们的学术专著中获得更多的智慧。那姑娘是被她自己的父亲逼着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迫离开了伊甸园，失去了孩子那毋庸置疑的天真无邪。更糟糕的是，她被迫相信那一切都是她的错，是她犯下了原罪。
“她当然认为，她对发生在她弟弟身上的事负有责任，因为她知道她父亲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爸爸有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事，使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对杰拉德做出什么来？’
“‘他告诉我有时候他会感到自己被激起了性欲。’
“‘被杰拉德？’
“‘是的。’
“‘你还记得为此你对他说的话吗？’
“‘我对他说，他要是对杰拉德做出什么来，我就把他和我干的事告诉妈妈。他答应我永远不会对杰拉德做什么。’
“‘你相信他吗？’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回答。‘我设法保护杰拉德。我很多时间都和他在一起。我到许多地方去的时候总是带着他，尽管我的朋友们不愿意带着一个小孩一道去。我尽我所能让他知道，他可以和我讲他想讲的任何事情，让他懂得，我不仅仅是他的姐姐，而且是最好的朋友。我告诉他，父母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理解孩子的经历。’
“‘杰拉德有没有说过什么，使你想到他当时，像他现在所说的那样，在和他母亲干那种事？’
“‘没有，当然没有。他什么都和我说了，但他从来没有说过那种事，直到……’
“‘直到？’。
“她用手擦擦眼角，然后，双手抓住椅子扶手，挺直身子，嘴紧紧地闭成一条直线。‘直到他搬去和我爸爸住在一起。’她苦涩地微微一笑，又说道，‘我爸爸很会引诱孩子，想让他们相信什么就能让他们相信什么。’她的目光移到她母亲身上，她就坐在我旁边，仿佛她想确信她没事。那是大人看孩子的目光。
“戈尔德曼并非傻瓜。他的反诘问大都很简短，旬句问到点子上，而且总是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在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你一定感到很欣慰，可以依靠你妈妈的支持了。’
“她很精明。她什么也没说。她看着戈尔德曼，等着他提问。
“戈尔德曼脸上闪过一丝讨好的笑。‘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对吧？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讲。’
“他不该那么不明智，但是，尽管那一切他都听见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在和一个没有经验的小孩子打交道，以为她不知道所提的那些问题往往比它们的字面有更深刻的含义。
“‘我不能告诉我妈妈，’她答道，咄咄逼人地看着他，‘因为那会给她带来难以想象的伤害。但是，杰拉德应该告诉我——他本来会告诉我的——他有什么理由认为那会给我带来伤害呢？’
“戈尔德曼依然注视着她，但是，他浑身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他感觉到法庭上的人都在警惕地审视着他。他企图用另一个问题来阻止她的回答，但是，她思维敏捷，他无法招架。
“‘我警惕地关注着他。杰拉德知道我会使他平安无事的。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他们让他去和我爸爸住到一起！’
“戈尔德曼的脸皮绷得比鼓面还紧。‘为了保护你妈妈，你宁可撒谎，是不是？’
“这种问题从来就不会有什么效果，我都听过千百遍了。
“‘我用不着撒谎，’艾米镇定地答道。”
说到这儿，我停住话头，打量了一下和我一起围坐在桌旁的其他三个人。哈博一直在凝视着他面前的空酒杯，这时，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米克罗尼迪斯轻轻地敲敲他手表的水晶表面，提醒阿萨他们已经晚了。那老人毫不理睬。他松开交叉支撑着下巴的双手，张开来。那双呈粉红色的手又大又软，就像婴儿光滑的肚子。
“后来呢？”他用同情的口吻轻声问道。米克罗尼迪斯抹抹衣袖盖过手表，向后靠坐在椅子里。多年后的今天，我脑子里依然清楚地记得，心里依然能感觉到我对由一群陌生人组成的陪审团说的那一番激动人心、令人心悸的话。当时，我没有做人们期望我做的事，而是做了我良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要我做的事。
“我引用了欧里庇得斯的话，”我大声说道，结果我自己听了都吓了一跳。
“在结束陈述时。”
米克罗尼迪斯眨了眨眼，身子往前，双肘支在桌子上。他脸上忧郁担心的神色一扫而光，露出好奇的表情。
“你引用了他的什么话？”他问道，他那紧抿的小嘴上挂着急切渴望的微笑。
我不但记得那段引文，而且连讲了将近两小时的结束陈述中的整段整段的话都仍然记得一清二楚。我准备了好几天，把它全部写了下来，一遍又一遍，看了无数遍，每当我要睡觉时，它就在我脑子里回响；我读了很多遍，排练了很多遍，到最后，它已经失去了熟悉感，就好像我从未见过它似的。我肯定我站起来陈述时，我会一个字都记不住的，但是，即使那样，我也决心不在陪审团和满法庭的人面前照着稿子念。不，结束陈述看上去必须是即兴的，是我深信不疑的，那些话必须是自然而出的。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我开始向陪审团陈述时，我早把写的，练习过的，想记住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我把它全忘了，但又一个字也没忘。我已经把它烂熟于心，成了我的一部分，比我的意识扎根还要深。它拥有了一种感情的力量。
感情成分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话语。现在来重复这些话，由于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它们所包含的对正义的信念，就显得有些别扭，甚至窘迫。
阿萨看出了我的犹豫。
“说吧，”他催促道。
“也许只有你自己会觉得好笑。”
“哦，既然亵渎上帝的人已大权在握，正义已被他们抛弃，法律已不复存在，惟有无法无天，对谦谦君子的敬畏何在，美德的力量又何在，谁也——”
米克罗尼迪斯替我说完了那段话。
“‘谁也不再惧怕上帝。’这是《依菲琴尼娅在奥利斯》中的一段话。你真在法庭上说这些话了？”他问道，面带一种从未有过的尊敬的神情看着我。
阿萨的手指在下嘴唇上来回移动，两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那是安托内利的秘密，”他说道，淡蓝色的眼睛里依然流露出精明的神色。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在回忆着什么，愁绪中带有一丝后悔。
“律师错误地认为，他们必须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把一切都解释给陪审员听。因此，他们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话，就好像他们是孩子似的。安托内利对他们讲话时总是让他们感到，陪审团里至少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案情。他对他们讲话时，就好像是站在地球上十二个态度最严肃的人面前。那就是为什么你总能胜出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人们并不一定要自己聪明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聪明。”
我摇摇头，耸了耸肩，就好像我从来没想过似的。
“我想，杰弗里斯的理解也许不同。”
阿萨太老了，头脑太清楚了，他决不会撒谎，甚至连那种人们在客气的交谈中为了顾及他人感情而撒的谎都不会。
“他认为你是个危险人物，会劝说陪审员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你破坏了这个制度。”
哈博·布赖斯两眼圆睁，看看阿萨，又看看我。
“你在他面前审过多少次案子？”他问道。
阿萨替我做了回答。
“就那么一次。拉金案。”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陪审员出去了多长时间？”
“二十五分钟。”
哈博大笑起来，肚子碰在桌边上。
“怪不得他认为你破坏了这个制度。但是，为什么你只在他的法庭里审理过那么一次案子？”
阿萨认识杰弗里斯大半辈子了，而他从我一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时就认识我了。他对那事的了解和我一样清楚。
“那是使安托内利成名的一桩案子，部分原因是杰弗里斯的所作所为。他以蔑视法庭罪把安托内利关进监狱，每当有人表示反对时，他总是站在公诉人一方。你已经听见了那女孩作证时他对她说的话——如，她弟弟想报复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还有，他惟一没有做的就是没有告诉陪审团应该如何判决。卡尔文做得太过分了。假如安托内利输了，那也许就无所谓了，但是安托内利赢了，这看上去就好像是杰弗里斯输了。那是杰弗里斯永远也无法原谅的事。他必须是常胜将军。安托内利要是还在他的法庭里审案，那他就一定是个大傻瓜了。”
阿萨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好了，他已经走了，”他说。
“他脑子非常聪明，是我所遇到过的最聪明的法官之一。真可惜，他没能对别人有更大的用处。”
他看了一眼手表。
“你干吗不告诉我已经这么晚了？”他问道，朝米克罗尼迪斯瞪了一眼，然后又看看我，眨了眨眼。
他走了之后，哈博的身子又向前靠了靠，脸上露出一副怪相。
“也许那就是杰弗里斯恨你的原因，但是你为什么还在恨他呢？他把你投进监狱关了两三天，但他那样做是帮了你的忙。那是人人都在议论的事，说你刚从县立监狱出来就出现在法庭上，看上去像个从大街上跑进来的酒鬼，又从头问起同一个该死的问题。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你竟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即使你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精明，这事情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用不着再记仇啦。”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根本就不是因为拉金案，对不对？还有别的什么事，别的什么原因，使你无法不恨他，即使是现在，在他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