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宰相制，是明太祖朱元璋久经筹划过的。他的设想是，一切政事由六部分管，由皇帝直接统驭着六部，除去夹在皇帝和六部之间的中书省这一层。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撤销后，便开始试着照他的设想来做。但一切都集中于皇帝的一身，却又是绝难照管得了的，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类的文书工作，更非一人所能尽理。解决这个难题，他是利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翰林院中修史、修书的编撰人员来做这些文字工作。这些人们有如一些办稿人员，或是秘书，初时并无定员，也无定称，从洪武十三年到继他为帝的皇孙朱允炆（wén）的建文四年（1402）的二十多年里，便是这样办理国事的。到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攻入南京，夺取了帝位，便把这种办法确定下来，使这些人员有了定员，并也有了定称，直至明亡，都是如此。
这些代皇帝办理机务的学士们，在有了定员以后便都被称为“阁臣”，这是由于在他们的学士职称之上，都冠有他们办事处所的殿、阁名称，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所以人们便都以“阁臣”呼之，后来则便习为定名了。阁臣或也称“辅臣”，那是皇帝常用来称呼他们的，在行文中也以称辅臣时为多。在民间，阁臣还常被称为“阁老”，那可是口头上的尊称了。
明代最初被任为阁臣的一共有七人，他们是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和胡俨。他们都是在朱棣打入南京，即位为帝，还未改元永乐时便已被任命了的。
自从有了阁臣，可以说在政治机构中便真正没有了宰相。但由于阁臣的权力虽比宰相小得多，其职务还是承上启下，发布政令，还带有宰相职权的一部分，所以人们还是习惯地把他们目之为宰相，被任为阁臣，习称为“入阁”，而“入阁”和“拜相”也竟成了同义语，甚至还常联合并用，某人一经入阁，人们便说某人已经“入阁拜相”了。贺人入阁的诗文，也常是径以“入相”为贺。所以在明代，宰相可以说是“实亡而名存”。
但是话虽如此，宰相和阁臣仍有很大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处，便是宰相有他的办事处所和发挥政令的机构。以往历代的宰相都有他自己的相府，府中上上下下有很多府属。明代的相府称为中书省，省中也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属官。阁臣可全没有这些，他只是在殿、阁中办事，手下的人员也只有些管理卷宗和抄写文书的属吏而已。在品级上，二者也很不同。宰相是个位极人臣的职位，总得身居百官之上的人才得身登相位；而阁臣则并无这些限制，各类学士官级才只五品，甚至品秩更低的，也可被任为阁臣。即以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而言，其中品秩最高的应推名列第四的解缙，他在入阁前的职任是侍读，秩不过六品，入阁后升为侍读学士，也只有从五品。位居第七的胡俨，入阁前的官职是检讨，仅是从七品，官位就更低了。当然，这是就初期而言，后来阁臣的体制日尊，入阁的常先被任为礼部侍郎或尚书，然后才以兼任××大学士而入预机务，职位上要比初期高多了。不过入阁的人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是直到明代濒临灭亡还在保持着，如以崇祯十六年（1643）入阁的魏藻德而言，他是被擢升为少詹事才入阁的，官也才只有四品。宰相和阁臣，在职任上也还有很大的不同，宰相具有执行权，遇事都可奏而行之，甚至办完了再奏明也是常有的事；阁臣则只有听皇帝吩咐，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后，才能据以拟旨来颁行。这二者在职任上的不同，就正是明太祖亟欲废除宰相制关键之所在。他想要的正是想有一些既能办事，又少实权的人。以在职的人数而言，宰相与阁臣也有些不同，宰相人数总不会很多，通常都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也不过再加上一两个；而阁臣却不然，常是少则四五人，多时则至七八人，最多时竟有多至十几人的时候。然而也有些例外，如在万历年间，明神宗倦勤，阁臣有缺总不肯补上，竟常出现阁中只有一人、成为一人独相的局面。
阁臣成为定制后，很快便形成了为其所特有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并未成文，但有时却比定有专条的制度还更死硬。在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中，便有了一定的名次上的排列，列名最先的人被称为“首辅”，第二人则称为次辅。首辅自始便有个像领班一样的意味。但在最初，名次虽经排定，却并不是不能变动的，居先者可以降下来，在后者可以跃到前面去。譬如最初的七人，原是以黄淮为首，解缙则名列第四，但不到一年，解缙却一跃而为首辅，原来的首辅黄淮却降了下来。再如杨士奇，他是名列第五，排名在第三位的杨荣之后的，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杨荣和他都在阁中，他却跃居杨荣之前成了首辅，杨荣则只得任次辅。但是这种可上可下的做法并没有持续了多久，很快便形成了另外一种绝对排资论辈、前后永远分明的死硬制度。这一制度的要点是，在阁中的名次既经排定，便成不可更易的顺序，首辅永远是首辅，次辅在首辅未离职时永远是次辅，首辅如果离职，继为首辅的又必然是这个次辅。次辅而下，三、四、五、六各位也是同样，都得等着名列在前的人离去，或者死了，才可以依次递升。不但此也，首辅如果罢离，不管去职久暂，只要又行入阁，排资在他之后，已然位居首辅的人也该退下，由这位旧时的首辅重居首位。这种死规矩，在以前的宰相制中一直并没有过，如果有，那么汪广洋再入中书省，升任左相的就该是他，而不是胡惟庸了。
阁臣后来还形成了另一个规例，便是入阁者必须是甲科出身，也就是说，必须是个进士出身的人。这种规例最初也没有，仍是稍后才形成的。仍以最初的七人为例，那七人中的杨士奇和胡俨便不是进士出身。不过他们虽非进士，入阁之时却都在翰林院任职，杨士奇是个编修，胡俨则是检讨，所以严格说来，最初七人虽非都是进士，实却一律都是词臣，这与后来的非甲科出身不得入阁，看来倒也有些关系。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选来入阁的人首先便须以笔墨见长，并且又只从詹事府、翰林院等修撰文史，或者职为讲官的那些处所来选择。而这些地方又都是甲科人员汇聚之处，后来竟自形成非甲科不得入阁，中了进士，又被选为庶吉士，人们便都以未来的相臣目之，实在也是由来有自，无怪其然了。
由于阁臣同时在阁者每有多人，首辅又有个类似领班的作用，遇事总是由他当先，和皇帝的接触也以首辅为多，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自始便很激烈，以首届的七人而言，便发生过黄淮和解缙之间的激烈斗争，结果则是解缙被害，死得很惨；黄淮后来也以时常加害大臣被投入狱中，结果也并不好。
这个解缙在首批的七位阁臣中最初虽然名列第四，但入阁时的官级却是七人中最高的一个；他这人又极有才华，文笔既佳，又多策略，所以入阁不久，便脱颖而出，入阁不足一年，便压倒了黄淮，跃居首辅。黄淮原是个热衷权位的人，被解缙抢到了前面，岂肯甘心？于是他便一心罗织解缙的过处，遇有机会便暗中向永乐反映，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把解缙从首辅的位置上搞了下来，自己重又得居首位。他虽把解缙赶出阁外，远谪到广西去为布政司右参议，却仍不甘心，到永乐八年（1410）更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兴起大狱，把解缙和中书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萧引高等人都逮入诏狱。李、王、朱、萧等人由于久被关押，都已死在狱中，只有解缙，虽被关了五年，却还没死。这时已是永乐十二年（1414）了。那年冬季，天子录囚，永乐在狱囚名册中见到解缙的名字时，随便问了一句：“这解缙还活着么？”他问这话，并没要人回答，可能是随口一问，并无别意；也可能是诧于解缙的生命力之强，关了这么久，竟还活着；也可能是想起了解缙的才干，又有赦出起用之意；当然，也并不排除这话竟是“怎么，解缙还没整死么”的同义语。当时呈上囚名册的是锦衣卫的帅臣纪纲，他是个出了名的佞臣，是以善窥人意、手段毒辣残酷受到永乐的宠信的。他听到了永乐的问话，并没有作声，却在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下来之后，他便把解缙请到他的房里，用酒款待，并说些开心的话，使之痛饮。一待把解缙灌到大醉，便命人把他拖出，埋进外面的积雪里。由于寒冷和窒息，解缙很快便死去了，狱囚的名册上，也就勾去了他的名字。纪纲的这个做法，可说是狠毒乖巧兼而有之。他这样做，无论永乐的问话用意何在，他都可以应付自如。如果永乐意在除去解缙，他这么做自然是先意承旨，会显出他的能干和忠心；如果永乐并没想到要解缙死，甚至还想再起用他，那也没有什么，他的死因可以查明，完全是醉卧受寒而死，实在也怪不到他纪纲的头上来。解缙死时年才四十有七，当时有很多人都为他的怀才受屈、中年早逝而感到伤痛。就在解缙死前三两个月，黄淮已因多次暗害大臣而入狱，由此看来，解缙如不酒醉被害，重复起用似非并不可能，而纪纲的忽下毒手，除为希图迎合帝心以外，另外还有别的微妙原因，倒也很有可能。
自黄、解二人有过一番流血斗争之后，阁臣之间倒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斗争并不很为激烈，甚至还有过和衷共济的局面。这一则是此后一连出现了王振、汪直、刘瑾等擅权的大珰，一直在与阁臣争权，阁臣需要共同对外，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二则也是杨荣、杨士奇等颇能忍让为国，起到了些好的影响。
杨士奇是有明一代入阁最久的阁臣，他从建文四年（1402）入阁，直到正统九年（1444）去世，任为阁臣共达四十三年之久，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越过杨荣而为首辅也有二十一年。在明代的阁臣中，任职之久，倚任之专，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与杨荣以及洪熙元年（1425）入阁的杨溥三人，被史家称为“三杨”，被认为是明代最有德望的三位良相，在他们三人同为阁臣时，确乎也是明代最为升平的时候。
在三杨之后，阁臣们虽说彼此尚能相安，但小小的冲突斗争实则还是常有，到了嘉靖初年，张璁（cōng）以议礼入阁，阁臣间的争夺倾轧便又开始激烈起来，到了夏言与严嵩之间，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
所谓“议礼”，是嘉靖初年闹得举朝不宁的一件大事。原来这个嘉靖名叫朱厚熜（cōng），他是继明武宗朱厚照而为帝的。他与年号为正德的朱厚照是同祖父的堂兄弟，朱厚照死后，由于既无子息又无兄弟，所以当时的首辅杨廷和便以宗支最近，在遗诏（皇帝临终或死后所下的诏书称为“遗诏”，多半是由首辅代为拟定的）中便选定了已袭封为兴献王的朱厚熜继立为帝。朱厚熜即位为帝后，却还想把他的已去世的父亲朱祐杭追封为帝并入祀太庙，把他的生母也尊为皇太后。这种做法是有违正规礼法的，因此几乎惹得通朝官员都力加反对。嘉靖也很固执，一心想要达到他的愿望，但又苦于并无理论根据，无法和反对诸臣相互辩驳，很觉孤立苦恼。张璁是个七试不第，到四十七岁才中了进士的人，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身的机会，于是上疏说明“承统非继后”，为嘉靖找到了理论根据。后他又写成“大礼或问”一文奏上，更得到了嘉靖的欢心。嘉靖得到张璁，后来还有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的帮助，与通朝的反对诸臣展开了争议和辩论，一直争论了好几年。这种争论，当时便称为“议礼”或更称为“议大礼”，张璁、桂萼等人便被称为“议礼诸臣”。
嘉靖在他孤掌难鸣时得到了那些“议礼诸臣”的助力，极为欣喜，把他们都看作自己的心腹，对第一个不畏众议，胆敢为他找出理论根据，并成为他的论客的张璁，更是视为首功之人，对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拔擢，从他上疏议礼，只用了短短六年的时间，便从一个在部观政的闲员，升任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而入阁为相，升迁之速，实在是很少见的。他是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的进士，得中六年便得入阁，足见嘉靖对他的倚任。有明一代，从释褐（即中式得官）到入阁，比张璁更快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在张璁之前，那是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的状元彭时，他在抡元的次年，便以修撰之职入阁，在明代诸阁臣中，算是入阁最快的。另一个则是在张璁之后的魏藻德，他是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的状元，到崇祯十六年（1643），便以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从得中到入阁只不过三年，为时之速，算是仅次于彭时。不过，彭、魏入阁虽速，却大不同于张璁，首先他们二人所中的都是通榜第一人的，一甲一名的状元；又都是适逢时艰：彭时是赶上了外患日亟，魏藻德则是赶上了李自成已将攻至京城，崇祯曾有个让他辅佐太子逃向南方，或可留存一线的打算，所以才使之入阁的。彭、魏二人所有的条件，张璁都一无所有，所以他的快速阁才更显得是个异数。另一个略次于张璁的议礼之臣——桂萼，也受到了优异的恩遇，他是在嘉靖八年（1529）二月，带有少保兼太子太傅的官衔被任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的。他比张璁入阁稍晚，在科分上他比张璁可又早了十年，他是正德六年（1511）便中了进士。实在说来，张璁和桂萼所中的名次都偏低，张璁所中的是二甲第七十八名，名次已经低到很难有被选中为庶吉士的希望，桂萼所中的名次更低，已低到三甲第六十二名，连在京为官的机会也难得了，他在议礼前便做过好几任的知县，后来才辗转活动到得为南京刑部的主事。他与张璁便是在南京刑部同事时相识的，他也是最先赞助议礼的一人。
“议礼诸臣”以附和嘉靖追封其父为帝，并将其神主入祀太庙的主张，都得到了不次的拔擢和升赏：有的入阁，有的虽未入阁，也高官得做，位列九卿（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长官合称为九卿），但是他们虽说官运因而亨通，却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特别在人品上受到了举国上下的鄙视，其中尤以张、桂二人更为人所不齿。因为那种做法是与历代相承的礼法大有抵触的，凡属自命读书识礼的人，无不力加反对，有人出来赞成，甚至予以辩护，便被认为是逢君之恶的小人，有人甚至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如首辅杨廷和之子，当时被认为是青年词臣领袖人物的杨慎，便曾公开表示，他很以与张璁、桂萼二人同立朝中为耻。桂萼以上疏赞扬议礼被悄悄召进京来，曾使群情激愤。很多人商定，要依前朝故事，趁桂萼入朝之时，把他截在左顺门外活活打死。这所谓前朝故事是指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掳北去的消息传到京中时，群情激愤，把王振的死党马顺群殴致死的事情。当时还是监国的景帝朱祁钰碍于群情，不但未以此举为罪，还应群请，绑出与王振同恶的内监二人，交由群臣，也在那里予以处决。明代的法律最重旧例，所以法律条文，有时也被称为“律例”；所谓故事，指的也是这些旧例。当时多人所以决定要在左顺门把桂萼以群殴的方式活活打死，便是因为那里有过曾把乱臣贼子群殴致死并未得罪的故事，同时也可显出，在他们眼中，桂萼就是乱臣贼子！这件预谋围殴的事，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原来桂萼才一进京就得知了这一情况，他逃入了武定侯郭勋的家里，藏了起来，才躲过了被围殴致死之难。“议礼诸臣”因有皇帝撑腰，人数上也稍稍加多了一些，并且表面上还是他们全都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不为舆论所容，受到鄙视，一直都很孤立。
嘉靖维护他的议礼诸臣也是很不容易，特别是把张璁和桂萼都引为阁臣，是费尽心力才硬做下来的。明代阁臣的产生，最初虽像是出自派定，后来很快便已定出规例，增添阁臣，要由旧有阁臣会同九卿加以会推。会推也称廷推，即是有关廷臣先定期会齐，先讨论出彼此都认为就各方面看来是最宜入阁的人选，然后由首辅扼要写出大家对所推诸人的评价和意见，奏请皇帝选择批准。大约会推出来的人数总略多于递补入阁的人数，以便皇帝按照他的意见加以选择。只有经过会推，又由皇帝批准入阁的阁臣，才是合乎例规的，不会招致物议。皇帝径以中旨任命，首辅自行具疏奏请，都被认为极不合法。皇帝的任命中旨会遭到首辅的封驳，说明理由，退回中旨，请其再加考虑，倘仍坚持己意，再下中旨，则除会再被封驳外，还会惹起各类言官纷纷疏论，惹起一场风波。首辅自行疏荐自然风险更大，无论皇帝准与不准，都会受到言官的攻击，常常搞不成功。所以订出这种办法，都是君臣之间本着《太祖宝训》的务使互相牵制免致动摇帝基的用意而规定的。限制皇帝，是为了免于一意孤行，用人当孚众意；限制首辅，则是为了免于一人专权。不过话虽如此，皇帝和首辅对于要谁入阁还是很能起到决定作用。在皇帝一方，他可以暗中示意有关诸臣，由他们迎合己意，提名上奏。如果示意不能成功，他还有最后的一招，便是提名中如无他心目中的人选，他便一个也不批准，一次、两次……直到合了他的心意才肯加以批准。这种办法，效力很大，常可十有八九。首辅的方便是会推是由他来主持，他想推谁，在开场白中先就说了，别人碍于颜面，即便心有不然，常常也会勉强同意。如果主持会推的首辅是个极具威力的，像张居正那样的人，会推时别人很少会敢多说些什么，那会成为由他个人说了算的局面。皇帝在东宫时的主要讲官，入阁已成为例有的事情，甚至新君还没即位，当时的首辅已经把那位讲官引入内阁了。徐阶之于高拱便曾这么先事拉拢过。
皇帝把人引入内阁虽有很多方便，但嘉靖把张璁引入阁中，还是多方设法，谨慎待机才得成功了的。很早他便曾于会推之前多次示意，想把张璁推出，但因无人理会，都失败了。他也知道，张璁的形象太坏，不管如何示意，也难得被推出。径以中旨任命，他也不敢轻试，因为必会遭到封驳，引起风波，那样形象更将不堪，再想引入就更难了。他必须静以待之，等候机会。到了嘉靖六年八月，杨一清晋升为首辅，他这个人对张璁所上的议礼疏文，不但没反对过，还曾加以赞赏，想来如以中旨令张璁入阁，杨一清也许不会封驳；他不封驳，事情就算成了。这样盘算定了，这位明世宗便于嘉靖六年十月以中旨使张璁得入内阁。隔了一年多后，又于嘉靖八年二月，以同样的方式，使桂萼也成了阁臣。以中旨任用阁臣，以前倒也有过，但极稀少，不到两年竟接连有了两次，这还是个创举，也开始了以后滥用中旨的不良后果。
被以中旨任用的阁臣，无论在阁内、阁外都很受人轻视，认为“不以其道得之”，是人品上的一大缺点。后来很有些人，得到中旨任用，自己也深以为耻，入阁之始便极力请退，不被俞允绝不中止。自然，张璁并不是那样的人，他七试不售，得中进士已然年将半百，多年久居下僚，使他养成了一股愤激之气，为了迅速腾达，他什么都敢去干，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上疏议礼，正是不惜出于孤注一掷的表现。他以中旨入阁非但不以为耻，还更认为自己深得帝眷，显得极其傲慢，对谁也不买账。
张璁未入阁前，为了议礼，已和杨廷和等几个首辅打过交道。由于他是替嘉靖冲锋，那些首辅都在他的手下吃了败仗。这使得他更加目中无人，自觉世间可说无人能与他为敌，谁也禁不起他一击。他入阁后，觉得阁中的很多规例都很束缚了他，感到很不安逸。当时的首辅是杨一清，这人不但极其佩服张璁，且还知道他之得被召回是由于张璁向嘉靖推荐过他之故，因此很多事情对于张璁都肯相让。但首辅在阁中独揽大权，一切出头之事都由首辅独任，票拟等类工作，也都以首辅为重，其他阁臣，即便是次辅，也都得遵照首辅的吩咐，按照他的意见撰写成文，送交首辅审阅批改，自己丝毫不得自专。这些情况，都使张璁极为难耐，但这却又是早已形成的成规，杨一清即便想让也无法可让。
入了阁反而使得张璁与嘉靖之间几乎断了联系，使他们都很不惯。但越过首辅是难办到的，嘉靖多方寻思，又另外想出了个主意。他想到，明仁宗时曾赐给首辅杨士奇一枚银章，着其密奏大事盖上此印以为识别。杨士奇当时是首辅，内阁所有奏件都需由他经手，赐这银章，不过用以识别密件并示殊荣而已。但是若非首辅，有了这种银章，便也成了密件，只能由皇帝亲拆，首辅便无法过问了。如果张璁有了这种银章，杨一清虽为首辅，也无从参与他们之间的秘议了。这么想过后，嘉靖便赐给张璁两枚银章，一枚的章文是“忠良贞一”，另一枚是“绳愆弼违”，命他可用这两枚银章密疏奏事。后来桂萼入阁，也赐给了他一颗文为“忠诚敬慎”，一颗文为“绳愆匡违”的银章，让他也可径舒所见。张、桂二人都得到了这类银章，嘉靖忽又觉得若不也赐给首辅杨一清两枚，未免太冷落了他，于是便也赐了两枚银章，顾全他的面子。那两枚银章的章文，一是“耆德忠正”，另一个是“绳愆纠违”。他这么大赐银章，一时竟成风气，后来的夏言、严嵩也都得过这类银章。这一来，固然稍稍打破了首辅垄断一切的局面，但使内阁中的冲突矛盾也更加剧，彼此争夺达到了高潮，相互拉帮结派，便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
张璁得到了密封奏事的银章，虽说比以前自在多了，但是上面紧压着个首辅，还是很为不快，终于嗾使言官对杨一清大加攻击，把杨挤出阁外，后来更把杨一清连入朱继宗狱，说杨一清曾经受贿，更使他得了个“落职闲住”的处分。杨一清后来才知道，他所遇到的一切逆事都是张璁玩的圈套，气得骂道：“老矣，乃为孺子所卖！”终于疽发于背而死。
张璁没能得为首辅时，对于首辅的各种特权极为痛心疾首，等到挤走了杨一清，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他的傲居人上，比在他之前的一些首辅还更有过之。他的专横，《明史》说是“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他这样专横，不但僚属都极不满，就是嘉靖也渐渐有些感到，对他也渐有些不悦，这种情况，他已有些感到，极想设法再能迎合帝心，巩固恩宠，但是那时大礼诸事都已议毕，他已再没有什么本事能够突出地来表现自己了。几经苦思，终于又给他找到了一条向皇帝表示忠顺的途径。他是从他自己和嘉靖的名字上想出了点招数来的。嘉靖名叫朱厚熜，这个“熜”字，与张璁的“璁”，字虽不同，音却无异，于是他上疏说，他的名字音同圣讳，每一念及，都觉五内难安，所以决心改变本名，免增己罪，并盼圣君赐予嘉名，则更恩同再造矣。嘉靖是个极喜受人奉承的人，得疏之后，极为高兴，立刻传旨奖谕，并将他赐名为“孚敬”，字“茂恭”，并将这四个字亲手写为大字书帖，命人赐给张璁。至此，稍为冷落下去了些的圣眷，又重新显得热烈起来。
自议礼以来，张璁自诩无人与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直到他遇到了夏言，才算真正遇上了强硬的对手。
夏言与张璁一样，也是以上疏论事投合上了嘉靖，由此而飞黄腾达的。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的进士，中在三甲第三名，由于入了三甲，被选为庶吉士，或分到翰林院、詹事府等类日近天颜的近职原已无望。他被授为行人司的行人，品秩虽只有八品，但总算是个京官，职在替皇帝跑腿，干些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渝诸蕃等类的事，和宫廷多少总还沾着点边，迁转虽说不及词臣，却比那些外官又稍强些。夏言虽然中得不高，实际却很能文，又警敏通达，素有大志，虽被授为行人，却不肯默默以终，每有机缘，不断地以才辩自见，果然很快便被擢为兵科给事中，不仅官升了一点，达到从七品，而给事中属于言官，可以尽情言事，直达天听，比行人距天庭又近了一步。夏言自从得为言官，更想有以自见，便不断上疏言事，嘉靖才始嗣位，他便上疏论及朝中壅蔽、矫诈诸般弊端，并提出了如何杜绝诸弊的方法。他文辞优美，自始便给嘉靖以深刻的印象，曾传谕嘉奖，不久，更把他从兵科给事中调为吏科给事中，官虽仍然一样，但以六部的顺序而言，吏、礼、户、兵、刑、工，从兵科转到吏科也真是一种上转。
嘉靖七年，夏言上了一封以为天、地理应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正好投合了嘉靖的心意，就此成为夏言青云直上的阶梯。原来嘉靖自议礼全胜后，很为得意，自觉在礼学上已经很有一手，那时他忽然觉得天、地合祀似太笼统，如以天、地、日、月分而为四，合成四郊，倒是发前人所未发；此礼由他创始，也必将永垂后世。他这样想着，便把张璁、翟銮、霍韬等议礼诸臣召入，悄悄说给他们，要他们加以研究，看看是否可行。张璁等人虽都是以迎合帝心得至高位的，但冒险犯难已获成功之后，却已失去了昔日的胆气，对于此事，实在缺乏胆量再来出头。首先因为他们对此都很少研究，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再则，他们的形象很坏，举国都把他们看作离经叛道、谄佞无耻的小人，他们自己都很明白，力循旧规，以图稍有改变，尚且很难，如何还经得起又折腾一番？况且他们还素知，庙堂之上，总是以安于“率由旧章”的人占大多数，即便改革的理由充足，也会遭到反对，何况他们于此既无所知，为人也都还在众所鄙视的情况之中呢？由于顾忌很多，所以张璁、霍韬等互议后，便都以于古无据，劝嘉靖不必多所更张。嘉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既然他的智囊们都认为不可，便也想悄悄算了。恰在这时，夏言递上了他的天、地宜于分祀的疏文，不但想法与他暗合，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处处都有古礼可据。这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嘉靖不觉连连赞叹，拊掌称快。嘉靖所以如此高兴，还在夏言恰于此时和他想到了一处，使他很为惊奇。他觉得，夏言此举，与张璁等人在议礼上为他出力大有不同。议礼一事，是他早已明白提出，并遭到了通朝反对，一切都很明白，张璁等人出力赞助，并无巧合之处。而这分祀之议，他却只和张璁等人暗中谈过，外人万难得知，夏言和他同时想到这事，真似灵犀一点，心意互通，其中竟有天意也未可知。
嘉靖在极端高兴之余，立将夏言的疏文交由外廷共议。那时议礼已获全胜，所有计议几已全由议礼诸臣共同把持，他们很怕有个外人挤入，和他们争夺宠信。为首的张璁对夏言更深有所忌。因为夏言虽然比他年轻，官位也低很多，但论科分却是正德十二年丁丑科的进士，比他还要在前；而且夏言一直不断上疏论事，很以能文著名，也使他深有忌意，早就想设法予以打击，使之不敢狂傲。无事尚想寻事，如今把夏言的疏文交由他们评议，如何肯于轻放？他们各自力诋夏言是无知胡为，其中尤以詹事霍韬的诋议最为刻薄，已经近似嘲骂。他们力排夏言，却忘了嘉靖也曾持有此说，攻击和嘲骂夏言，等于把嘉靖也在攻击和嘲骂着了。嘉靖是个任气的人，如何能容得这个？当下为之震怒，把攻击最力的霍韬立即投入狱中，并且颁降玺书褒奖夏言，并赐予四品服、俸，极显然地表现出了他的爱憎。
自此以后，夏言和张璁等人更加势同水火，常相攻讦。夏言这人，史称他是“豪迈有俊才，纵横辩驳，人莫能屈”。他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和张璁等人相斗，不独毫无惧色，而且一个一个打败了他们。他笔锋犀利，语言便给，当然是个取胜的条件，但来自上面的嘉靖对他的支持，实在更有决定作用。还有，夏言与张璁等奋争更赢得了举朝人士的赞美和支持。这是由于议礼诸臣的得势是由于嘉靖的袒护之故，多少和他们争持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的打击，有的被迫罢官，有的被投入狱，有的受了廷杖，有的甚至丧了性命……由于和他们相争总不免于得祸，人们才静下来，不敢与之相争了，但是鄙视他们，憎恨他们却仍始终如故。忽然半路里杀出个夏言来，不但敢于相争，且还一个一个统统打败了他们，无异给举朝上下出了一口恶气，人们对他的支持、赞扬，自然可想而知。这对夏言，当然也是极大的鼓舞。夏言那时的行事真可说是无往而不利，真是样样都中在点子上了。最后，夏言的仪表对他也起了不小的帮助。夏言议郊礼得胜后，嘉靖还想把那郊礼编辑成书，因而便把他调入翰林院，授为侍读学士，并充《郊礼》的纂修官。侍读学士例有在一定的日期要为皇帝进讲的职任，史称夏言是“眉目疏朗，美须髯，吐音宏畅，不掭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夏言受到嘉靖这样的激赏，升迁得十分迅速，由侍读学士而为翰林学士，掌翰林院事，兼少詹事，进而兼礼部左侍郎，最后代李时成为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和直日讲都一直兼任如故。调为词臣不及一年而得升任尚书，达于六卿之列，晋升之速，实在是极少见的。
夏言是在张璁已因帝眷少替，请求致仕后才于嘉靖十五年（1536），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初次入阁。当时为首辅的是翟銮，不久翟銮以丁忧（父母之丧，为官者要回家守孝三年，谓之“丁忧”）离去，李时晋位首辅，这两位首辅都不敢与夏言的气势相撄，事事让他，因为夏言不但才干远出他们之上，而且嘉靖专听他的，并也赐给夏言一枚文为“学博才忧”的密封奏事的银章，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上达，所以那时的夏言虽然未为首辅，而却是“政由言出”。夏言那时由于独自一人便曾打败张璁、霍韬等多人，皇帝对他已是言听计从，人已变得骄横恣肆，不可一世，对人的颐指气使，已比张璁更甚，内阁由首辅垄断一切的旧规，对他也更无效。夏言所以比张璁还更跋扈，并非全由气性才干有所不同，处境有异，关系却似更大。张璁虽然得君，但举朝上下对他却是攘拳怒目，人人喊打，他的目无首辅，倚势凌人，很多都是出于以攻为守，不得不然，心中常怀戒备，所以遇到夏言，接连为其所挫，便即因病致仕，退身回乡，得到善终。夏言得君比张璁更甚，又是举朝上下心目中的英雄，骄恣之性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对倚以为贵的皇帝也不免有些轻慢起来，结果为人所算，竟至弃身西市。
斗倒夏言、使之弃市的却是由他自己引入内阁中作为助手的严嵩。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和夏言是同乡，他是明代有名的奸相，为人阴狠毒辣，但却都以柔媚出之，对人善笑会哭，使之无从捉摸。他和夏言正好相反，夏言刚愎自用，他却巧笑取容；二人一刚一柔，所以相争都在暗中，真是柔能克刚，夏言终于命丧其手。
严、夏之争，由于严嵩是以阴柔取胜，所反复之多，历时之久，手段之毒，在明代的阁臣争夺中都达到了高峰，前此的夏言与翟銮、李时之争固远难与之相比，即后来的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争持间也都很用了些阴谋、权术，但和严嵩之与夏言，却仍要差一着。夏言原就以才智自负，骤然顺达，越更目中无人，无论尊卑，一概等闲视之，严嵩是由他引进的，得不到礼遇自然更不待言。夏言入阁后，自始便是名非首辅，实如首辅；而且为时不久，便适逢翟銮丁忧，李时病故，真成了首辅。上面无人，对下就更凶了。后来翟銮丁忧期满，重又入阁，夏言依例退居次辅，但实际上却丝毫未变，翟銮的首辅仍然是只有其名。史称翟銮重入阁后对夏言是“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夏言对于别的阁臣自然更不客气，未为首辅之时已以首辅自居，身居首辅之后，把历来的首辅特权更发挥至尽，什么都只由他出头，什么都得听他分派，所有阁臣遵命照拟的文稿也都得呈送给他，由他批改。严嵩照夏言看来，是在他的庇荫之下的私属，对之就更苛些，呈送的文稿常给改得一塌糊涂，有时还要掷还给他，命其重做。严嵩无论受到任何侮辱，表面上总能做到谦恭和顺，但在心中却又另有打算。他是个权欲熏心、巧于营运的人，夏言即便以前辈待他（他比夏言中式还早四科，以科分论，已应是个前辈），遇有机会，也难保他不会乘机排挤倾陷；对之无礼至此，如何不会怀恨在心，暗中下手？
严嵩倾害夏言，是极隐蔽，又极全面，用的是慢慢浸透的办法。在上，他已看出，由于夏言的疏慢，嘉靖对之已很有些不满，自己便更做得诚惶诚恐，和夏言成为尖锐的对比，特别是二人共同入对时，严嵩在夏言的傲然无视下，越发做出一副俯首低眉、极其怯惧的神态，很引起了嘉靖对他的怜念，因之也赐给了他一枚文曰“忠勤敏达”的银章，使他也得密封言事。到嘉靖二十年以后，这位以精于礼学自命的皇帝，他已避居西苑，除去征伐诛杀等事而外，别的已很少过问，每日只是和一些方士在一道，讲求服食成仙之道。那时的阁臣，则都在西苑赐有直庐，他们除了代为办理国政外，还要代撰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能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皇帝求仙的诚心和对上苍的祈求。嘉靖原本性急，加以求仙心切，对于青词的要求既多且急，有时想到一点新意，常会把在直庐的阁臣召来，命其即就其意撰写新的青词，即或时在深夜，也不容稍缓。能写出深得帝心的青词，已成为扶摇直上的条件，当时有很多阁臣竟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对这些人，当时称为“青词宰相”，既是直陈，却也颇有讽意。嘉靖不但要阁臣代撰青词，还要求他们的服饰打扮也都表现出求道的诚意。他制有一种道家服用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要他们入西苑时戴上。他还传谕，进入西苑只准骑马，不许坐轿。严嵩对此不但谨遵，还在香叶冠上笼以轻纱，以示虔敬。这使嘉靖很为快慰。夏言忙于国事，对求仙不甚留意，领到了香叶冠也不肯戴，以为那不是正式朝服，为大臣者绝不宜戴。入西苑他也不肯骑马，仍是坐轿，其意也在那才不失体统。夏言与严嵩二人，一正一反，对比之下，嘉靖的宠任越见转向严嵩了。
对上面所用的工夫，还只是严嵩进攻的一个方面，对下，他也下了不少的工夫。他的策略也和向上时一样，仍是处处都与夏言形成对比：夏言严峻，他就宽和；夏言傲岸凌人，他就谦恭下士；夏言轻于处分，他却到处救援。这种一正一反，严嵩很收拾了人心，助他而攻夏言的人日见其多。明代的言官，种数都较以前各代为多，这也是明太祖想要诸臣相互制约，在订立官制上的一种反映。初时虽也有人利用言官作为打击他人的工具，但还只是偶然，没能成为风气。张璁等人入阁前后都曾拉拢言官，利用他们造成气氛，已开始了阁臣与言官间相互利用的苗头。夏言也抓住了这一点，以其纵横之才，对之利用得更多，但也还是多以声威驱使，没能形成派势。严嵩则对言官有了更进一步的勾结，尤其是对有嫌怨于夏言的言官，他在暗中更对他们封官许愿，嗾使他们帮助他来疏论夏言，已经为后来所形成的门户之争，开创出了一些作为门户的规模。
严嵩攻击夏言还用了更毒的一手，便是利用嘉靖宠信方士，夏言却很贱视他们，他们因而对夏言很为不满这一点。严嵩曾悄悄去找最为得宠的方士陶仲文，要陶设法攻击夏言，把他赶走，以便自己可以升为首辅。他这事办得虽很机密，但却没能逃过夏言的手眼。夏言很快便得知此事，于是立刻调动言官，对严嵩纷纷疏劾。幸而严嵩正在受到嘉靖的怜念，所以疏劾虽猛，还得无事。一天，严嵩单独见到嘉靖，嘉靖和他谈到夏言，并对他们之间的不协略有所询。严嵩认为，这可是个千载一时的机会，立即全身颤抖，伏地叩头，痛哭不已。嘉靖望着跪伏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痛哭失声的老人，越发动了怜念之情，更想知道夏言到底为何欺压这个老人，竟使他伤心到这种情况，于是连连催他，叫他有话尽管放胆诉说，不要害怕。至此，严嵩才觉得戏已做足，于是便将平日搜藏在心的夏言的种种罪状，加枝添叶，一一哭诉出来。这一着，已经使得嘉靖对于夏言由不满变得有些恼恨。这事过后不久，却巧碰上了一次日全食，那时还在深信日为帝像，嘉靖想到夏言的种种情况，便下了一道手诏，说是，“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咎，其落（夏）言职闲住”。一个首辅竟至受到这样的处分，其获罪之重、恩宠之衰，可说都已相当严重。
夏言一去，严嵩不但得为首辅，而且朝中少了一个他最为惧怕的人，精神上也舒展开了。他对嘉靖还是以柔媚取容，尽力入直西苑，小心伺候。对外，则大权独揽，一切专决，而且呼群结党，纳贿行私，日渐毫无忌惮，上下左右，很快便都安插满了他的私人，威福自恣已经到了人人侧目的地步。
嘉靖这人，终究并非十分昏庸，他虽僻居西内，不大过问朝事，而于很多大政，仍还有些敏锐感觉。严嵩虽会哄他，但他于严嵩的贪婪恣肆还是感觉到了，同时想到，处分夏言未免失诸过重，也很有些悔意。夏言虽已落职家居，但每逢元旦或是嘉靖的生日，总还要上表祝贺，由于已无官职，所以便自称为“草土臣”。这个自称，平实大方，哀而不怨，嘉靖在有悔意时看了，不觉心驰念远。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言又有贺表，嘉靖更为心动，他想起夏言的才干，觉得还是由他来主政功效更好，于是尽复夏言所有职衔，派人捧敕前往夏言家中，召来重复起用。
夏言被恢复的官衔是“少师”，严嵩还没能得到，召回夏言之时，嘉靖也使严嵩晋有此号，此其用意，一在安慰严嵩，并且使他感到可与夏言成为敌体；二则意在暗示夏言收敛着点。严嵩虽将退为次辅，然却恩信正隆，不可过于轻慢。这种做法，有如明太祖召回汪广洋，原是有明诸帝都极惯用的制约之道。其实这种办法用于温良谦退之人还可有效，施之夏言这种骄恣自肆、睚眦必报的人，如何得成呢！夏言这次重复入阁，便憋足了一股报仇雪恨之气，对待严嵩不但轻慢如故，而且处处加以打击，严嵩决定过的事，立予全部推翻；严嵩所安置的人，无不一一斥退。不但视严嵩如无物，而且轻践之色毕露。严嵩还是极怕夏言，尽管备遭凌辱，还是只有笑语周旋。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信心腹被逐殆尽，有的且被投入狱中，或被遣戍，也不敢稍露欲救之意。但在心里，他把夏言却更恨之入骨。他由此总结出了一番道理：夺取首辅，不能把在位的搞出算数，必须置之死地，才可安心。他杀机已动，笑在脸上，恨在心里，更狠毒地蓄谋伺机，决心非要夏言的命不可。
夏言和曾铣共同筹划的“复套”之议，却给严嵩带来了机会。原来河套一带肥沃地方，明初虽然已入版图，后来渐渐又被左近各族游牧之人所占。那时职任陕西总督的曾铣，默察边情，认为恢复故套实并不难，只要再略加些兵力由他调度，便足够了。正好赶上重入内阁的夏言也大有趁此机会建立一番功业的雄心，得知曾铣此议，也认为此举可以永绝套患，可以一劳永逸，极为赞许。他一面与曾铣通过书信往来，不断商议；一面多次向嘉靖荐举曾铣，说是群臣之中，忠诚才干，谁也比不上曾铣。嘉靖很为夏言所动，不但多次命夏言拟旨奖谕曾铣，并也真在筹划兵饷，想要完成复套之功。但是嘉靖的兴致虽有，却又时怀隐忧，特别是想到“土木之变”，更怕轻启边衅，惹起祸端。严嵩看出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立刻动手。
严嵩这次的做法仍是多方发动，齐力进攻。他先勾通嘉靖的近侍，要他们时常以语言影响嘉靖，让他感到“复套”之议实在是个祸根。在外廷，严嵩又在暗中发动言官，要他们有人亟论边衅不可轻开，有人则疏劾曾铣结纳阁臣、大言欺君。严嵩又已知道，曾铣的岳父苏纲和夏言素有交谊，夏、曾之间的往来，苏纲也曾助成，觉得更有利于构成夏、曾二人的罪名，于是联通边将仇鸾，要他力言查得曾铣贿通夏言的细节。
嘉靖受到左右近侍的影响，实已很怕“复套”会惹出事来，但他多次曾命夏言拟旨奖谕曾铣，授人以柄，又难改过口来。为此时常暴怒，闲时又常喃喃自语：“搞不好，杀一个曾铣能了事么？”至此，严嵩觉得事已成熟，便力言河套实已难复，并攻击夏言赞助此举别有用心。严嵩很了解嘉靖的想法，他已自悔孟浪，却又羞于自承，说夏言别有用心正是给嘉靖找个借口。使他借着怒责夏言可以脱身出来，夏言为此曾和严嵩往来疏辩，这使嘉靖更加冒火，于是又夺去夏言的官阶，命他以尚书致仕。
又赶走了夏言，但是仍然没能致其死命，严嵩对此当然不能放心。他知道嘉靖是个极其护短的人，奖谕曾铣是他落在夏言手里的一个短处，单凭这个，就足以致夏言于死。于是他命人向宫中传出谰言，说夏言离京之时很是不平，口中曾出怨言。这个精心制造的挑动，很使嘉靖惊心，不由已动杀念。这时严嵩又代仇鸾做了一道劾疏，说曾铣贿通夏言，其实意在加官晋爵，并把苏纲也牵连进去，说苏纲是为他们相互串通，共谋奸利。这事又给嘉靖造成了杀夏言的有利借口，于是一面把曾铣和苏纲都投入诏狱，一面派遣校尉去追捕夏言。这次夏言终于没能逃过严嵩的毒手，他和曾铣终于都被判了斩刑，死在法场。
严嵩在夏言之后又做了将近十五年的首辅，这次他无所畏惧，恣意而办，做了很多坏事，害了不少好人，成了直至后世还很有名的奸相。这些年中，严嵩虽说极力拉帮结派，聚集了很多党徒，但论奏他的人还是很多，几乎一直没有停过。严嵩受到的攻击虽然最多，而且都有实据，但却都没能把他攻倒，反而是攻他的人几乎反都得罪而去，或打或杀，又有很多人送了性命。这是由于攻击严嵩的人都没能掌握到嘉靖极为护短的这一要点。凡属被严嵩害了的人，都是像害夏言那样，利用嘉靖易于羞怒的弱点，激起他的火来得遂心意的。以此来论奏他，无异是指摘嘉靖，而严嵩用以激怒嘉靖的手法更自易行，攻者必然倒霉也就毫无足怪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严嵩而外还有徐阶，最后徐阶为极多愿以一死劾倒严嵩的人主谋，改了他们的疏稿，不谈那些被害人的冤案，却说他一贯庇护贪污盗窃，且曾勾通倭寇，其子世蕃，母丧中身系牢狱，却还日夕饮宴，恣为淫乐，既亏孝道，又且目无王法。徐阶这一改动，果然有效，竟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给问了斩罪，和夏言一样，也在西市身首异处。
徐阶是江南华亭人，人极聪明能干，嘉靖二年（1523），他才二十一岁便得中了一甲第三名的探花，授编修，进了翰林院。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予提携，所以有些人说，徐阶主谋搞垮了严嵩，也可以说替对他有知遇之情的夏言报了一箭之仇。徐阶入阁并不为早，他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释褐已达三十年才得入阁的。他遇事从容，正也由在阁外历官多年，阅历繁多，有以致之。徐阶入阁时，首辅便是严嵩，次辅则为李本，徐阶在阁中名列第三。由于徐阶人聪明，科名高，严嵩自始对他便很忌怕，多次加以倾害，《明史》记载说是，“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从容应付，严嵩终于无法奈何得他。徐阶的文笔甚佳，所撰青词很得嘉靖的称赏，他的声誉日起，严嵩始终搞不倒他，这倒也是原因之一。嘉靖四十年（1561），李本丁忧离阁，徐阶升任次辅。那时嘉靖对徐阶宠任渐已有些超过严嵩，严嵩也看出了，徐阶接替他而为首辅，不过是指顾间事，他害怕报复，便又使出了流涕乞哀的柔术。他设宴把徐阶请到家中，要家人都围着徐阶环拜，自己还说：“我是即将下世的人了，他们此后还望我公加以哺育。”
徐阶任首辅后，深知这个位子并不易坐，要想平安无事地离开更得好自为之。因此，他进能思退，很早便着意为自己的退路做了安排。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找一个和厚守正的人，把他引入阁中，共事时是个助手，致仕后不会存心不良，多所为难。他选中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的状元李春芳。他还想到，裕王虽尚未被立为太子，将来入居帝位的必定是他，那时他的讲官高拱，自也定将入阁。既是定然如此，何不先走一步，就把高拱引入阁中，使他知情感激，免于将来或会成为对手？他这两着，看来似乎都好，其实却是一失一得。对李春芳，他这着棋算下对了。李是个好好先生，向以恬退为怀，一切正如徐阶所料。对于高拱，他却看走了眼。高拱倨傲尚气，自觉已在裕邸主讲多年，入阁是铁定了的，对徐阶的引进简直毫不在意。入阁之后反而发生了不少误会，两人之间竟已渐似势如水火。
徐阶想着，将来李春芳即便位居首辅，怕也难与高拱相敌，必须更找一个雄鸷果敢的人，引入阁中，用来抵制高拱日后可能会有的报复。他意中的人选，是一直都在给高拱做副手的张居正。徐阶对张居正在早便已有深刻的印象，觉得此人虽久居高拱之下，但论举止气度，高拱还不及他。这次徐阶比以前更为谨慎，在把张居正引入内阁之前，便先和他接近，示以厚待之意，要到彼此相投之后，再作援引的打算，到为嘉靖草遗诏时，徐阶对张居正的拉拢达到了极点。依例皇帝去世时所发出的最后一道遗诏，应由首辅主草，他如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约一或两位阁臣。但是徐阶这次却把阁臣全都撇开，单单约了张居正来共同商议。这个做法使张居正很为感激，而阁臣之中，别人还好，尚气的高拱则大为不平，不仅更恨徐阶，并也迁怒于张居正。这种迁怒似乎倒正是徐阶所需要的，高拱与徐阶相比，究竟差着一着，入了徐的算中，还不觉得。
张居正是在裕王即位，改元隆庆后才入阁的，当时首辅是徐阶，次辅是李春芳，以下则有高拱与和张居正同时入阁的陈以勤。张居正与李春芳是同年，他也是丁未科的进士；他与高拱共事多年，一向都是高的副手，在裕邸，二人也是同为讲官。本来高拱也很看重张居正，并且同以相业相期。徐阶一意厚待张居正，使高拱极为不满，草遗诏后更加有了距离。在内阁中，高拱虽说名列第三，但自觉是裕邸旧人，很不把首辅、次辅放在眼里，遇事常都坚持己意与徐阶相争，有时甚至出言不逊，给人以很恶劣的印象，终于闹到难以继续，隆庆改元后不久，便被迫去职。
徐阶知道，隆庆信爱的还是高拱，他之不肯相下，必使高拱被迫离去，是不想使自己显得软弱，有个被人逐出的形象。高拱去后，他又从容布置，干了一年多一点，才于隆庆二年（1568）七月，致仕回家。
徐阶去后，李春芳晋居首辅，以下则有陈以勤和张居正。张居正虽居末位，却是对人严正，颇具相体，他对李、陈二人，全都看不上眼。一天，在阁中闲谈，李春芳感到自己办事很难，人言啧啧，不觉叹道：“以徐公之贤，都还以人言而去，我还能久在么，只有早晚乞身而退而已。”坐在旁边的张居正，看了看他，不觉冲口而出：“这么做，倒还能保住名声！”话说得这么轻率，竟使素有好好先生之名的李春芳也不由大吃一惊，愕然不已。
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终于又被召回，位居次辅。他把首辅李春芳更是视为无物，凡事全以己意出之，并且专向徐阶寻事，不但尽反徐阶所为，而且多方罗织徐阶的罪状，想如严嵩之于夏言，把徐阶彻底除掉。由于徐阶的儿子在乡欺压人民，颇多不法，正好被高拱抓着了把柄，便与以前在那里做知府，和徐家结有仇恨的人，联合勘磨，把徐阶的两个儿子定了遣戍的罪刑。在朝中，高拱不断嗾使御史，要他们加紧论奏徐阶，一心要把徐阶搞垮。张居正看不过去，又感念徐阶的种种厚遇，很想使事情缓和下来。那时李春芳和陈以勤都已致仕，张居正已是次辅，每和高拱论事，常常加以解劝。不想这时忽又有人谣传，张居正受了徐家三万银子，所以才这么尽力。高拱这人久已习于当面凌人，听到这种谣言，便即找到张居正，当面倍加讥讽。张居正纵然指天誓日力言并无此事，高拱却总不信。这样，两人之间裂痕更加增大，以至难于并立，到隆庆六年（1572），隆庆去世，张、高二人终于短兵相向，高拱败下阵来，张居正开始了他的长逾十年的重臣生涯。
明代阁臣间的争夺、倾陷，以从张璁到张居正这一段时间表现得最为激烈，相互拉拢言官，开展攻讦，也是从这一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此中互争的时间最长，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是严嵩与夏言之争。干得最为脆快，勾结已经达于内宫的，则是张居正之逐出高拱。张、高之争由于牵涉到内监和内廷，后面还要说到，这里便不再多说。
张居正之后，门户之争已渐形成，阁臣进退，与言官之间攻讦、争辩的声势、胜负，关系也已日见重要，阁臣彼此之间，斗争的方法和形式也就颇有不同，所涉及的范围也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