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宣华就在此处，这些话既然说出来，就肯定会跑到乐昌的耳朵里去，毕竟陈宣华做不到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更何况李荩忱和乐昌平时最疼的就是陈宣华，两人就算是闹得天崩地裂，也绝对不会在陈宣华面前表露出来，甚至还很有可能会装出来笑脸。
对乐昌的议论，既然让陈宣华知道，就说明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
陈宣华舒了一口气，自己想多了。
不过她旋即察觉到什么，换上笑脸，乖巧地说道：“陛下说什么呢，空口无凭，臣妾怎么可能是‘小耳目’呢？臣妾最忠诚的就是陛下了，心中没有谁比陛下更重要！”
一边说着，她一边凑上前抱住了李荩忱的手臂，摇摇晃晃。
李荩忱早就已经不吃这一套，装作厌烦的把手臂抽出来：“朕还有好多奏章要批阅，这种小事告诉你乐儿姊姊，她看着解决便是，给朕一个结果就好。”
陈宣华并没有生气，反而踮着脚尖在李荩忱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李荩忱揉了揉她的脑袋，想到了什么，又补充一句：“此事当然也不能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去，首恶不能放过，朕绝对不能允许建康府存在这样心怀不轨的人，皇后可以和刑部商议，最终要由刑部依法判刑。不过对于他们的家人，只要不牵涉其中，不必严惩。”
陈宣华和元乐尚对视一眼，李荩忱虽然嘴上说的是让乐昌全权负责此事，但是最引人关注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儿，李荩忱已经下了定论，也就是说提出这种想法，换句话说，就是反对迁都的几个核心人物一个都别想跑掉。
不管是动嘴还是动口，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这样足以威胁到大汉稳定的思想，那李荩忱就绝对不会宽恕他们。不过对于他们的家人，李荩忱倒是没有打算闹连坐。
说的好听一点儿是连坐，说的难听一点儿就是族诛。
南北朝乱世之中，动辄灭人满门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甚至历朝历代都不在少数，尤其是一向以混乱著称的北齐。至于在北魏之前的北方乱世里，那就真的是动辄灭亡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家族了。
即使是大汉成立并且开始建立法律体系，牵连家族的罪责也不是没有，但是其目的实际上本意不在于以牵连族群的方式警告人们，而是为了满足南中、岭南等地对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
不然的话，只是凭借那些山中部落，大汉真的能够掌控整个南方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不说，而且谁又能够保证这些走下山的部落就真的会全心全意的效忠于大汉？
历史上西南土司可是从来都没有消停过的，现在他们的确没有和大汉抗衡的实力，甚至还要仰仗于大汉鼻息，再加上有冼夫人这么一个爱国的女中豪杰在，一切尚且能够维持稳定，可是几代人之后呢，当这些人彻底发展起来之后呢？
所以大汉必须要流放足够多的人过去平衡一下地方上的族群，同时也让这些从各地南下的华夏人充分的发挥华夏文明的同化作用，让这些南方大山之中的族群也彻底融入到大汉群体之中，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不然的话，李荩忱本身实际上是不倾向于流放的。
连坐的确是非常有用的一种警醒世人，尤其是心怀不轨之人的方式，但是随着律法的发展，连坐的负面影响自然就体现了出来。因为连坐的判罚依据终究在于和一个人有关系的亲属家人犯法，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个人本身没有参与到违法行为当中，那他并没有犯法。
以连坐罪把他流放甚至直接斩首，等于是破坏了这个人独立存在的权利和社会身份，转而将其作为另外一个人的附庸。
受到连坐伤害最大的，也是最无辜的，自然就是一个人的妻儿，毕竟一个人参与到什么不轨图谋中的时候，一般不会告诉更多人，即使是自己的妻儿，所以当他因为犯罪而要被杀的时候，妻儿便是无辜的，只能和他一起承受责罚。
这不啻于把这个人的妻子和孩子都看做是他的附庸。
若是换在从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不一样。
李荩忱提倡的是每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包括女子在内，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是为国与家而活着，绝对不会是为了另外的某个人活着，哪怕这个人是他们的父亲或者丈夫。
所以朝廷不应该让这个人的妻儿也跟着他一起承担罪行，尤其是在他们根本不知情或者知情却也迫于威胁没有办法禀报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没有参与其中，那么他们就应该是不受牵连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个人独立的权利，不然的话大汉的律法不管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跳出旧有的圈子，也就没有足够的约束力。
古人并不是一直到近现代才接触到法律，从有记载的《唐律疏议》开始，华夏的法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代代相传、代代完善的体系，但是这体系之中依旧有着众多因循守旧的成分在，以至于在法律这一方面上，华夏最终也逐步落后于西方。
而且缺少约束力，也导致华夏的法律有的时候名存实亡。所谓的“刑不上士大夫，礼不下庶民”，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让律法的作用范围逐渐减小。士大夫不用担心掉脑袋，而庶民百姓却要因为苛刻的律法担惊受怕。
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权利和平等实际上就已经完全被打破了。
因此为了让大汉的律法能够步入正轨，而不是和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李荩忱需要插手调节一下。
现在的李荩忱也已经有足够的底气。
岭南和南中方向上，屯田已经按部就班的进行，得益于汉军本地驻军逐渐转入屯田生产，再加上朝廷对南下的政策鼓励引来的人口流动，南方的人口也在逐步增加，诸如番禺这样的城镇已经颇具规模，至少岭南等地不会和历史上唐朝时期那样成为“蛮瘴之地”。
再加上连坐流放的也多数都是老弱病残，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促进对南方的开发，所以还不如减少死刑，转而把死囚流放，还能满足南方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