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福

（一）此剧系根据萧崇素同志整理的藏族民间故事《青蛙骑手》改编的。在此谨向萧崇素同志致敬致谢！（二）因对西藏古今习俗都不甚熟悉，所以剧中并未强调地方色彩。排演时可以西藏为背景，亦可放在别的地方。人物皆无名，如有必要，可斟酌添上。（三）剧本与萧崇素同志整理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些出入：１．原故事中，三姐妹都是头人的女儿，剧本中把三姐改为义女，以便更适于嫁给青蛙骑手。２．在原故事里，蛙皮是三姐给烧毁的，剧中改为被头人劫去，好多些冲突。３．最大的改动是故事的结局。原来是青蛙骑手死去，三姐在他的坟前变成一块石头。在故事形成的年代，这样的结局是很自然的。改编时，我把悲剧变为喜剧，青蛙骑手濒死，被三姐救活。４．此外还另有些小的改动，都是为使故事更集中、人物更鲜明些，即不一一说明。（四）剧本全文都是有韵的唱词，没有说白。如嫌太多，可将某些部分唱词改为念白，但希望能够朗诵原来的韵语，勿改为散文，因朗诵韵语可配音乐，气氛较好。（五）青蛙骑手可由二人扮演，前半男中音，后半男高音。前半勾脸，绿面金睛阔口，后半俊扮。

时间　明嘉靖某年。地点　北京，严府。人物　路　楷（御史，丑扮）　严　喜（严府家院，小丑）严世蕃（官居侍郎，但皆以小丞相呼之，抹白脸）〔路楷上。路楷　（念）万般皆下品，只有作官高！来此已是严府，门上哪位在？

（三幕十三场话剧）人物　表宋爷爷——男，年近八十。摆小茶摊子。硬朗，正直。宋玉娥——女，十六岁，团负。宋爷爷的孙女。聪明，略有娇气。余母——女，五十多岁，余志芳的母亲，对女儿有偏见。余志芳——女，十六岁，团员。勇于反抗，热爱劳动。齐　母——女，五十多岁。齐凌云的母亲。有文化，而思想落后。齐凌云——女，十七岁，团员。美丽，有进取心，但稍娇弱。赵　姐——女，三十多岁，齐家的保姆。卫　母——女，六十多岁，卫默香的母亲。卫默香——男，四十多岁。知识分子，不大爱劳动。卫大嫂——女，三十多岁，默香之妻。勇敢，健康，思想进步，争取入党。陶月明——男，二十一岁。店员，有轻商思想。某大娘——女，五十多岁。王二婶——女，五十岁。有正义感，乐于助人。李大嫂——女，三十岁。健壮。金智——女，二十多岁。拴子的大姐。金拴子——男，十三岁。淘气。老尤——男，四十多岁。卖肉的师傅。小　吴——男，二十多岁。卖鱼的好手。老　黄——男，四十多岁。店员。郑书记——男，四十多岁。零售管理处党委书记。唐经理——女，三十岁。妇女商店经理，党员。男　甲——男，二十多岁。军人。男乙——男，二十多岁。工人。男丙——男，六十岁。农民。店员甲——女，二十岁。妇女商店店员。店员乙——女，十九岁。妇女商店店员。店员丙——女，二十多岁。妇女商店店员。

时间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所谓戊戌政变就发生在这一年里。端阳节前一二日。变法的上谕已在阴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了。地点　北京城内某胡同，秦宅的书房。

（三幕话剧）全剧人物佟景铭秘书——五十多岁，胖胖的颇有福相。世家出身，为官多年，毕生事业在争取面子。佟继芬小姐——佟秘书之女。已二十六岁，犹自称十七。婚事未成，心中着急，但面子问题所在，又不能轻率从事。于建峰科长——三十多岁，佟之同事与好友，略带市侩气，深知面子的重要，但决不为面子所牺牲。秦剑超医官——三十二岁，很好的医生，但不大懂面子。欧阳雪小姐——二十二岁，秦医官手下的看护。因容貌的美好，职业的高尚，往往不肯敷衍面子。周明远书记——二十五岁，疑心全人类都轻视他。方心正先生——三十多岁，因乱想发财而破产，虽在极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单鸣琴小姐——二十八岁，方心正之妻，对面子问题绝对与丈夫合作。赵勤——三十岁，作工友而忽成小财主，心地很好，而欠精明。徐嫂——佟宅女仆，四川人，操四川土语，似不知世间有面子问题者。

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托我写一本话剧。想了许多日子，我想不出办法来。一个剧本，尽管可以不要完密的穿插，可多少总得有个故事；我找不到足以表现东方文化的故事。即使用象征法，以人物代表抽象观念，文化中所含的事项也太多，没法一网打尽。再退一步，只捡几件重要的事项代表文化，也似乎走不通，因为哪个算重要，哪个不重要，正自难以决定。况且，大家认为重要者，我未必懂得；我懂得的，又未必重要。这个困难若不能克服，则事未集中，剧无从写。又想了几天，我决定从剧本的体裁上打主意。这就是说，假若放弃了剧本的完整，而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话剧中，则表现的工具既多，所能表现的方面纵难一网打尽，也至少比专靠话剧要广阔一些。从剧本上说，这种拚盘儿的办法，是否要得？我不考虑。我知道，只有这么办才能有把它写成的希望。好，我心中有了个大拚盘。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一切！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圆满的答出！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简直无从下手！假若我是个思想家，也还好办。我满可以从一个活的文化中，提出要点，谈其来龙去脉，以成一家之言。但是，我不是个思想家。再说，即使我是思想家，有资格畅言文化，也还不中用。我所要写的是剧本，不是论文！似乎还得从剧本上设法。假若我拿一件事为主，编成个故事，由这个故事反映出文化来，就必定比列举文化的条件或事实更为有力。借故事说文化，则文化活在人间，随时流露；直言文化，必无此自然与活泼。于是，我想了一个故事。当然是抗战的故事。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即使吃惯了洋饭的鬼奴，声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得多，可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谈到现在，除了非作汉奸不过瘾的人，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假若没有这样的文化，便须归之奇迹，而今天的世界上并没有奇迹！以言将来，我们因抗战必胜的信心，自然的想到两件事；（一）以中华为先锋，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日本军阀的南进——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正是自中国至印度之间的各民族觉醒的时候。大家有此觉醒，才不至于上日本军阀的和平当，而把灵魂托付给锁镣与鞭笞。（二）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这样，我们肯定了我们有文化，而且是很高的文化。可是，就照着这个肯定，编一个故事，还并不怎么容易。第一，一方面写故事，一方面还须顾及故事下面所掩藏的文化问题，就必定教故事很单薄——冰必定很薄，才能看见下面的流水啊！故事单薄，剧本就脆弱，不易补救！第二，文化是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这怎么调动呢？故事的双重含意——抗战与文化——已难天衣无缝的配合，而每一含意中又都有那么多的问题，即使我是个无所不知的通才，也没法表现无遗，面面俱到。还有，第三，拿过去的文化说吧，哪一项是自周秦迄今，始终未变，足为文化之源的呢？哪一项是纯粹我们自己的，而未受外来的影响呢？谁都知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它。再往远一点说，也还不保险，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纯粹中国本色的呢？因此，我不能借一件史事形容出某一代的文化确是什么样子。而且，即使我有了写史剧的一切准备，也还不过是以古说今，剧本的效果还是间接的，没有多大的感动力量。我非把过去与现在掺到一处不可，宁可教过去的只有点影子，也不教现在的躲在一边，静候暗示。是的，我只能设一点影子，教过去与现在显出一点不同；假若有人来问：这点影子到底是象征着汉晋，还是唐宋？是佛老，还是孔孟？我便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总而言之，我所提到的文化，只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所能体会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绝不敢包办文化。有多少多少问题，我不懂得，就都不敢写。我所确信的，我才敢写下来。这样，我的困难可以减少一些；减少了我自己的困难，而增加了剧本的穷相，可也就无法。我只能保证自己的诚实，而不能否认才力与识见的浅薄！就是我所相信的，也还未必没有错误；不过，我要是再加小心一些，这本剧就根本无从产生了。现在可以谈剧本的本身了。剧分三幕：第一幕谈抗战的现势，而略设一点过去的影子。第二幕谈日本南进，并隐含着新旧文化的因抗战而调和，与东亚各民族的联合抗战。第三幕言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剧情很简单。可是它越简单，它所接触的问题便越不能深入，仿佛是一块手帕要包起五斗米似的那么没办法。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呢？我是怕用人太多，不易演出。可是，象抗战的情况，与日本南进，都要写入，又无法十分简单；于是，我就利用了歌舞。用歌舞是否可以真个简单，明于演出呢？还是不中用！此作法自蔽也！剧中有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大概至少须用三十位歌者，才足振起声势。第二幕中有六个舞踊，至少要用十位舞踊专家——随便一舞，必难曲尽其意。既有歌舞，必有伴奏，又需至少二三十位音乐家。加上演员十数人，共需八九十人矣！也许有人还以为我利用歌舞是有意取巧，我不便驳辩。可伤心的倒是弄巧成拙，依然尾大不掉，难以演出。至于幸而得以演出，而观众只听歌看舞，忽略了话剧部分，才更可伤心！最使我担心的是末一幕。没有斗争，没有戏剧，我却写了天下太平！拚盘已经不算什么好菜，而里边又掺上甜的八宝饭，恐怕就更吃不消了！关于第一幕第二节设景在绥西，纯粹是为了绥西有民族聚集的方便；若嫌不妥，请随便换个地方。第三幕设景青岛，亦因取景美丽，无他用意，也可以改换。老舍于昆明龙泉村，三十年双十节

幕启：两间一通连的屋子，准备作为客厅。屋里的桌椅还没布置好；网篮，雨伞，箱子，痰盂，凉席，盆子罐子，还都乱七八糟的放着，象刚刚搬来的样子。墙角立着带套的三弦，和鼓架子。方大凤穿着短衣，系着围裙，头上罩一块花帕子，独自收拾屋子；一边设计，一边挪动东西。破风筝方老板掩着怀，拖着破鞋，走进来。

全剧人物介绍乔绅——形相：五十多岁，须发微白。身高，相当的健壮。中服西装都穿得够样。性格：精明厉害。新旧知识都略有一些，坚信知识即权利。抗战后，颇发财，自视甚高。乔妻——形相：与乔绅年纪相近，身矮，多病，自号受气包儿，样子也真象受气包儿。性格：没有什么知识，能力，但厚道可亲。虽乔绅不以之为贤妻，而对子女仍尽良母之责。桃云——乔绅之妾。形相：二十七八岁，高大丰美，象一朵有色无香的大花。性格：糊涂，庸俗，肉感，但相当的有胆量，最喜参加家庭中的小斗争。李颜——乔家的长媳。乔绅的长子德山，死于前线，她守节不再嫁，日求报仇之计。形相：三十岁左右，中等身量，面无血色。老穿素衣，有阴森之气。性格：个性甚强。因为夫报仇之计不成，略患神经病。乔仁山——乔绅之次子。形相：二十四岁。中等身量，但象还在发育，故显着瘦细无气力。其实他并不弱。性格：有理想，多思虑，辨善恶，但缺乏果断与自信，今之罕默列特也。乔莉香——仁山之妹。形相：二十二岁。身量比桃云矮，而美丽过之。好打扮，凡摩登女子所应有的东西，她的身上都有。性格：庸俗，心眼不坏，但没有知识。吕千秋——五十多岁的老画师，乔绅的老友。形相：身短，发尽白，服装虽陋，而飘洒无烟火气。脸瘦而精神高朗。性格：富有理想与热情，但昧于实际，故陷于穷困。吕以美——千秋之女。千秋幼与乔绅同学，屡因作画向乔绅贷金，以美乃助乔经营商业，以劳力偿父债。形相：二十三岁，身量比千秋稍高，不甚美，服装很朴素，但气派正大。性格：坚毅，聪明，有理事才。丁影秋——乔绅之友。形相：三十一二岁，高大壮宽，穿洋服。性格：聪明，有时候狡滑，有时候讲义气，而永远有胆子，故足以成为高等流氓。茶房——干净利落的一位茶房，可惜有点势利眼。船　夫——四五人，七八人，均可，不便一一介绍。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火车上的威风改编旧作《马裤先生》（独幕话剧）

本卷收入《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猫城记》《离婚》《牛天赐博》《蜕》《小坡的生日》《赵子曰》等几部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于1954年。发表在1955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原书初版于1955年。《正红旗下》写于1961年至1962年，未写完。发表于1979年《人民文学》上，原书初版于1980年。《猫城记》写于1932年，发表在1932年《现代》上，原书初版于1933年。以上三部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作了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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