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晚上很无聊。我吃了晚餐，坐在科灵斯伍德旅馆的房间里，等着时间过去。我想想她，又想想他，然后想到自己，想不出要怎么办这件事。我得弄得对她有利。我要让她觉得我是个天才，对整件事情完全了如指掌。或许我可以装得让她放心，但我不能欺骗自己。对于谋杀，我根本是个生手。
我不断把事情拼来凑去，却怎么凑都不对劲。我的思绪老是回到同一点，就是想杀掉一个人还可以脱身。有几个制式的作法可以办到，我在脑中一一仔细想过，想找出适合的，却一个都没有。
我可以弄得像是意外。但这么一来，就毫无犯错的余地了。如果你要假造成意外，或是自杀，那只要犯个错就全部玩完了。一个错误就会暴露出整件事并非意外或自杀。而是谋杀，没得商量。
现在的警察太厉害了。他们的鉴识人员也太优秀了。我可以朝肥仔基思耳后敲一记，用他的车把他载到最接近的悬崖推下去。然后警方就会开始查探，我可能会在哪里留下指纹，或者那个混帐肥仔在掉下悬崖之前会恢复意识，或者有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失误发生。
说不定我可以弄把枪来，把枪管塞进他的肥嘴里，用他那只脏手握住枪，替他扣下扳机，把他的脑袋轰得满墙都是。
然后会在哪里有什么出错，就会有人晓得那不是自杀。
然后警方会逮住莫娜，全心全意对付她。她一开始会表现得不错，警方对她有多狠，她也能能狠狠地回敬。
这样可以撑一阵子。
但警方不能放过她，因为这是一桩谋杀案，她是他们唯一的嫌犯。他们会尽可能对她施压，她迟早会吐露实情。或许她不会自白，但警方会问出我的名字来逮捕我，然后他们会玩两面手法，让我和莫娜互相猜疑。他们会吓唬我们，逼得我们发疯，然后把我们各个击破。
纽约州是有死刑的。用电椅执行。第一级谋杀罪就是要坐电椅，除非陪审团建议从宽量刑。
但对我们，陪审团可不会手软。
我又从头开始设想，每回推出来的结果都是死路一条。我一再反复推演，一遍又一遍，却就是没有个妥善的解决办法。真不公平——他拥有她，又拥有那么多钱，而我想把两者都抢过来。
一定有个办法的。
这事情我想着入睡，到梦中继续纠缠。大部分都是噩梦，而且愈来愈相似——我老梦到奔跑，身边或许有莫娜、或许没有，总之一路狂奔着想逃掉却根本逃不掉。大部分时间我们跑进一条漆黑的隧道，有很恐怖的东西在后头追着，而且愈来愈逼近。我们就快要跑出隧道，外头是一片池塘和绿色草地和一张野餐桌，但即将抵达隧道尽头时，却被后头的坏人抓住了。我从来不晓得追兵打算怎么对付我们，因为每回被抓到那一刻，我就满身大汗醒过来。
八点三十分，我怀着新的观点下了床。计划逐渐成形，我坐在床边，随着指间的香烟逐渐转为灰烬，同时让那个念头自行发展。那是个很巧妙的主意，中间牵涉到一个关键点，是我前一天没想到的。
布拉萨德是个罪犯。
我记得莫娜说过的。我们别杀他吧，乔。我们栽赃他，让警方把他送进牢里。
但这样行不通，我也已经告诉过她一大堆反对的理由，栽赃这条路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但另一个方法有机会。布拉萨德，活着，我们没法栽赃他，一百万年都不可能。
布拉萨德，死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坐在那里，从头到尾彻底想了又想。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个思绪打结，然后我就得从头再想一次。但渐渐地，所有的结都理清楚了。我愈想，就愈觉得这个计划很好。等到整件事想得几近完美时，我从床边站起来，走进浴室冲澡刷牙。
我边冲澡边唱歌。
我穿上干净的白衬衫和西装，打好领带，接着下楼吃了两份炒蛋，又在街边的午餐小摊喝了两杯黑咖啡。然后我走到三十四街，上了一辆往第三大道的公车。车上很挤，一路都没座位，但我不在乎。
我要找的当铺不是当初我去卖掉手提箱的那个，而是位于三十二街和第三大道交叉口，根本只是墙上的一个洞，门口挂着不起眼的传统当铺标志。当铺老板是个态度谨慎的小个子男人，戴着金属框眼镜，双眉间有深深的沟纹。他名叫莫·雷德，是个销赃人。
我进去时，店里还有个小鬼，想把一支手表卖给莫。他们正在讨价还价，我就假装在看旁边的一支萨克斯风。那小鬼最后接受了十元，我等着他拿了钱好离开，心底纳闷那表会是谁的，又到底值多少钱。
最后那个小鬼终于走了。
“我要一把枪。”我告诉莫。
“来福枪、手枪，还是散弹枪？”
“轮转手枪。点三八或更大的。”
“当然了，你有持枪许可吧？”
我摇摇头。他哀伤地微笑，露出满口金牙。“如果你没有持枪许可，我就不能卖你枪了。”
他的口吻就像是在跟一个很小的小孩解释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我什么话都没说。
“这是法律规定。”他说。
我还是没说话。我掏出皮夹，拿出两张五十元，放在柜台上。
他看看我，再看看那些钱，然后又看我。他想搞清楚我是什么人。
“有些人，”我说，“奥基·曼纳斯，邦尼·迪法丘，鲁比·克兰。一些人。”
“你认识这些人？”
我慎重地点点头。
“讲讲他们的事吧。”
我告诉他奥基·曼纳斯非公开拥有的两家夜店的店名。我告诉他邦尼·迪法丘进了监狱以及入狱原因。接下来我正要说起鲁迪·克兰恩的事情，但他举起一手。
“够了。”他说。“麻烦请到店后头吧。”
我经过他身边，走进那个黑暗的房间。他走到店门边，锁上，拉下遮光帘，然后也进了店后的房间，找到一个架子，拿出一把枪。是一把点三八的轮转手枪，史密斯威森公司制造的。跟我指定的一模一样。
“这把枪有历史吗？”
他又露出那个哀伤的微笑。“或许吧。”他说。“有个小子在某人车上的置物匣里找到这玩意儿。他带来卖给我。失窃的主人不愿意报警。我们有不少偷来的东西，你知道，我都小心检查过。我怀疑这把枪根本没登记。这些是你想知道的吗？”
确实就是我想知道的。这把枪很干净。不可能追溯到莫身上，更不可能追溯到我了。
“我还需要子弹。”我说。
“一盒吗？”
“装满这把枪就够了，六颗子弹。”
“你只打算用一次？”
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也不期望我回答。他把六颗子弹放在一个像是牛皮制的小袋子里，再放进一个小盒子，交给了我。
我离开那家店，没说再见。我拿到了一把枪和六颗子弹，他拿到了两张五十元钞票。就这么简单。
我又坐在床边。枪和子弹妥善地放在一个抽屉里，下上各放了几件衬衫。我又在思考，这好像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了。
如果我们假造一桩意外，我们就死定了。如果我们假造一桩自杀，我们也死定了。
我们必须假造一桩谋杀。
有头有脸的威彻斯特郡好公民很少会被杀害。所以一旦有谋杀，如果死者是个老男人，又有个年轻老婆，就不难猜出他们遇害的原因，还有凶手是谁。
但坏人就不同了。坏人被杀害是常有的事情，理由有各式各样。而且坏人被杀害的手法很专业。他们会被外地来的枪手干掉，这些杀手搭飞机来，完成工作后也搭飞机离去。黑帮之间的枪击案是破不了案的，因为这类案件都是超完美犯罪。警方不会拚了命想查出凶手，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布拉萨德是个有头有脸的公民。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是个黑帮坏蛋。
我得杀了这个坏蛋，我得做得像是帮派仇杀，经过专业的计划和专业的执行。我弄到了一把无法追溯来源的枪，这是第一步。
还有其他步骤。但等到执行过后，一切就很简单了。这种案子不会出现在《纽约每日新闻报》的第三版，而是会出现在头版，报导中会描述一名表面是殷实富商的威彻斯特郡黑帮老大，被其他黑道分子杀害。大家不会去烦他的遗孀，只会替她感到难过。
大家会把她留给我。
我打开抽屉，又看了看那把枪，露出微笑。我关上抽屉，离开旅馆，随便吃了午餐。那天下午大约三点，我决定打电话到布拉萨德的办公室，看他在不在。我翻皮夹找他的电话号码，又努力回想我有没有把号码记下。结果没有，但却有其他四个号码，我瞪着看了老半天，然后才想起是在布拉萨德办公室里从一张纸片上抄来的。
我找了个公共电话，轮流打了那四个号码。
前两个号码没人接。第三个是位于东城六十几街的一家酒馆，第四个是却尔西那一带的一家希腊夜店。我两通电话都匆匆挂断了。
我猜想那些电话是布拉萨德做海洛因生意的批发商或零售商。但无论如何对我帮助不大。我只是更确定布拉萨德是毒贩，但这点我已经晓得了。我正要撕掉那张纸，然后改变心意，又放进了皮夹。
我从电话簿里查到他办公室的号码，拨号后听铃声响了好久，然后我挂断，回旅馆房间。我用一把小刀去挑公事包的锁，不到一分钟就挑开了。
那包东西还在里头。
我望着它，拿起来摇一摇，又放回公事包里，再度锁好。我把折叠小刀放进口袋里，提起那个公事包。
我提着那包海洛因去搭地铁，觉得好紧张，不过还是设法撑过去了。
我在五楼出了电梯，看起来就像个心怀大志的年轻商人。我的西装烫得笔挺，领带端正，手上轻松提着公事包。天顶职业介绍所的门开着，但是没有人往外看。
我进了布拉萨德的办公室，关上门，四处看了看。整个办公室没有改变，我小心翼翼浏览了一圈，唯一不见的就是记着四个电话号码的那张纸。我想了一会儿，决定要做得尽善尽美。我从抽屉里找了一枝铅笔，把我皮夹里的纸条拿出来，把号码抄在他桌上的便条本上，尽量就记忆中模仿他的笔迹。
然后我又打开公事包，小心翼翼把那一小盒海洛因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我打开一个抽屉，拿出四个全白的信封。
我把海洛因轮流装进每个信封里，盒里大概去掉了三分之一。接着我将信封一一封起来，三个放进最顶端中间的抽屉，剩下那个则塞在吸墨纸和下头的皮革垫之间，只露出一角。我又打开最下层的抽屉，把那一大盒海洛因放在抽屉后方。
这么一来，我心想，警方搜查这里，就一定会找到这个盒子。这有点像是小孩玩的寻宝游戏。第一个信封就放在明显的地方，任何一个警探都不会错过的。其他三个信封放在中间的抽屉，也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除此之外，当然，他们会把整个办公室从头到尾搜得翻了天，于是他们就会发现那个装了一大堆海洛因的盒子，整个游戏就会结束了。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我吓坏了，赶紧后退，远离办公桌，好像上头通了电。我毫无理由地背贴着墙站在那里，数着电话铃响声。
总共响了十二声。
有人想联络他，这个人相当确定他在这里。当然，除非是拨错号码，总是有这个可能的。说不定真是拨错号码。
然后电话铃声又开始响起来。
我心里想像那个画面——布拉萨德随时都可能踏入办公室，发现那些海洛因。想到这里，我两腿开始发抖。那些信封玩的花招很巧妙，但我可不能冒险。我抽出吸墨纸底下的那个，又把其他三个拿走，塞进我口袋里，然后祈祷他不会去翻底层的那个抽屉。
可是那些警察会。
我四下看了一圈，又祈祷了一次，然后我离开办公室，搭电梯下楼。
对街有一个果汁摊。我找到一个空位，点了一根热狗和一杯凤梨椰奶鸡尾酒，然后望着他那栋办公大楼。快五点了，我开始后悔又发急。我该把那些信封留在原处的。都这么晚了，他不会去办公室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公事包。里头没有海洛因了。现在海洛因在我身上，而且还很多。
我吃着热狗，用一根细长的吸管喝凤梨椰奶鸡尾酒。我望向对面大楼的门口，看着一个个上班族女郎正要赶回家，看着一个个清洁妇要去展开他们的扫除脏乱活动。
然后一辆计程车停下来，他下了车。他付钱给司机，车子开走了。我双眼盯着他走进大楼里消失了。
他在里头待了十五分钟。
那真是折磨神经、让人胃痛的十五分钟。先不讲别的，我为了理直气壮待在那个果汁摊上，只好又点了两根热狗和两杯凤梨椰奶鸡尾酒。吃到后来都快咽不下去了，真是难受。
等待更难受。等待，同时想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他在想什么，还有我犯了什么错。等待，同时想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去哪里。等待。
他出来了，看起来还是一样。我纳闷着他是不是在担心，或者我是不是该担心。又纳闷着如果他发现了那个盒子，那我该怎么办。果真如此，那就没戏唱了。要是栽的赃被发现，那我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弃整件事，离开纽约，忘了莫娜。这应该很简单，我离开过很多城市，忘掉过很多女人，只要再做一次就是了。
我想起她，想到她的种种，还有和她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我明白，我无法离开，无法放弃。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我看着他上了计程车开走，然后喝完我的凤梨椰奶鸡尾酒，深深吸了一口污浊的空气，过了街，走进那栋大楼，搭电梯到五楼。
我又挑开门锁，简单得乏味。然后我打开底层的那个抽屉检查。他没发现那些海洛因，东西还在那儿，那抽屉没人动过。
我的紧张顿时消除，于是伸手到口袋，拿出那四个信封，放回原来的位置。我看了桌上的便条本一眼——那些电话号码不见了，他把我写的那张撕走了。
我叹了口气，这真是个诡异的小游戏。我掏出皮夹，再找出那张纸，把号码在便条本上再抄一次。
接着我又把四处可能沾上指纹的地方擦过，然后溜出办公室，离开那栋大楼。我开始觉得这是我的办公室和我的大楼了。要命，我在里头待的时间比他还久。
我走了几个街区，把那个公事包顺路扔在一个垃圾桶里。我再也不需要它了。现在我不必提着海洛因到处跑来跑去，我已经栽赃完毕了。
值好大一笔钱的海洛因，栽赃得太妙了，我心想。真是个昂贵的投资啊。
我累得没法去搭地铁，于是招了辆计程车，瘫靠在后座，忽然觉得筋疲力尽。这真是忙碌的一天，或许太忙了。我很好奇接下来几天会有多忙，大概会非常非常忙。
然后我又想想那四个电话号码。那狗娘养的大概认得自己的笔迹。他大概记得已经撕下过那四个电话号码一次，也大概很清楚自己没有再写第二遍。他大概起疑了，但是没关系。
或许他已经开始恐慌。或许他会打电话给朋友讲起这件好笑的事。这也没关系。这会让其他一切看起来更可信。
因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晚上他都不会再回到办公室。他已经要回家跟莫娜相聚。那四个小小的电话号码会留到第二天。
我得确定他再也不会回办公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