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站时，已是清晨。走出站台，站前广场上人不太多。广场上到处铺垫着报纸、纸板，估计是昨晚在这里候车的人，嫌候车室里太热，在这里临时打的地铺，上车时来不及清理，才留下这一地狼籍。
恒安在广场边找了家小吃店，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两个茶蛋，一碟芹菜拌花生米，匆匆吃下，照着昌庆来信的地址，一路打听，换了几路公交，九点钟光景，到了报社大楼。
门卫老头拿起笔，正要让恒安在记事簿上登记，听说是来找昌庆的，把笔放下说，“甄昌庆这些天不在班上，正休病假呢。”
“病了？”恒安心里咯噔一下，两腿有些发软，惊瞪着眼睛，问门卫，“什么病？在哪儿住院？”
“咳，啥病呀，就是休个病假呗。昨天我还看见他来报社了。”门卫老头说着，不屑地笑了笑，叹息道，“现在的年轻人呀，金贵着呢，苍蝇踢了一脚，就要大休；心情不顺畅，也要休假。”刚说到这里，马上醒悟到自己走了嘴，停下话头，问恒安，“你找他什么事？是他什么人呀？”
“我是他父亲。”
门卫听了，立马换上笑脸，让恒安到传达室里坐下，恒安心里有事，急着问，“我上哪儿能找到他？”
“我给他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家？”老头边说，边翻看报社员工的通讯录，找了一会，找到昌庆的电话号码，开始给昌庆拨号。电话拨通，举起电话，当着恒安的面，在电话里向昌庆卖乖，“你小子，小病大养，在家泡病号，把你老爸惊着了，从大老远跑来看你，还不赶紧过来接你老爸。”
昌庆听说父亲来了，有些吃惊，让父亲接电话，确信接电话的正是父亲，叮嘱一声，“爸，你稍等一会儿，我马上过去接你。”说着，挂了电话。
门卫老头正为刚才说了过头话懊悔，见恒安放下电话，再三邀请恒安进传达室里歇息，见恒安进来，又给倒了杯茶。
一杯茶的功夫，昌庆到了。见昌庆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不像有什么大病，恒安才放下心来。门卫老头趁机卖好，嗔怪昌庆，“这熊孩子，请个病假，看把你爹折腾的，坐了一夜火车，大老远跑来，要不是我先把事儿说开了，这会儿，还不定给你爹吓成啥样了。赶紧接你爹回去压压惊吧。”
昌庆听过，笑了笑，拎过父亲手里的包，埋怨父亲，“爸，你来，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呀，幸亏我请了病假，要不，出差在外，你还扑了空呢。”边说边领父亲出了大楼，到了停车场，让父亲上了一辆车，自己开着离去了。
“这车，是谁的？”恒安上了车，问昌庆。
“我的，”昌庆笑着显摆说，“你看，还行吧？爸。”
“你的？”恒安有些不安，问道，“单位给你配的？”
“单位？”昌庆笑了笑，说，“单位领导除非神经错乱了，不然怎么会给我配车？他自己都想弄辆好车开呢”
“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
“不是买的，朋友送的。”
“送的？”父亲警觉起来，隐隐感到，昌庆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路上车多，怕分散昌庆的注意力，父亲忍住话头，不再吱声。
“家里挺好的？”过了一会儿，见父亲不说话，昌庆问。
“挺好的。”
“爸，你这一回，怎没把俺妈也领来？”
“你姥病了，”恒安说，“你妈和你姐天天在医院侍候，昨天刚出院，你妈回家歇息歇息。”
“俺姥得了什么病？”
“老毛病。”
知道家里没什么别的事，昌庆心情轻松下来，和父亲说，“我还想了呢，等我这阵子忙完了，把你和俺妈接来住些日子，让俺妈给我做饭吃呢。”说着，嘿嘿笑了起来。
见昌庆起了话头，恒安忍不住问道，“你不是在休病假吧？还忙什么？刚才听门卫老头说，你是在泡病号，到底是怎么回事？”
昌庆觉察到，父亲已看出他的心思，便不想瞒下去，沉吟了一会儿，开口说，“爸，我不想干啦。”
“什么？”恒安着实吃了一惊。虽说他已看出，昌庆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却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急着问道，“记者的工作，不挺好吗？现在有多少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你又是在北京大报社里工作，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不知道，爸，”昌庆想了想，说，“记者这活儿，不好干呀。你天天写些应景的文章吧，读者不买帐，骂你；你要写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文章吧，当事人又不满意，和你纠缠；你要写些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文章吧，上边的不满意，主管部门又压你，又是检讨，又是求情；你要是写些歌舞升平的文章吧，良心又放不过你。现在，在中国大陆当官方记者，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左右不讨好，动辄获咎……”
“那你想怎么样？”
“辞职，”昌庆说，“自己干！”
“辞职？”恒安倒吸了口冷气，怎么也想不到，在他眼里，一向乖顺听话的小儿子，眼下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辞职以后，怎么办？”恒安紧跟着问。
“自己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昌庆说。
“经营什么？”
“先办一份杂志。”
“办杂志？”恒安觉着不靠谱，提醒昌庆，“国家出版署，现在允许私人办报刊吗？我听说，现在国内的小报，多是挂靠地方党报办的，而且办报的人，多是早先各大报社的退休领导，没有相当的背景，是办不下去的。”
“我不在这里申请，”昌庆说，“我和香港康平文化出版社已经谈妥了，以康平文化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名义，办一份《社会观察》杂志，他们手里有出版物的国际编号，我不用申请大陆的杂志编号。我每年只交给康平出版社五万元管理费就行了，其余的有效证件，都由它们提供。”
“靠出版杂志，能赚到钱吗，”恒安担心地问，“你出的杂志，能卖出去吗？”
昌庆听父亲这样问，知道父亲是局外人，并不清楚行中规矩，笑了笑，说，“爸，这本杂志，只是我的门面罢了，我根本不用它赚钱，甚至赔钱都行，我只要把握住，不发表那些揭示社会深层次矛盾，免得引起上层反感，能让它正常运转就行了。我要赚的，是管理记者站的钱。”
“怎么管理？”
“我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内地事件频发地区，建立记者站，这记者站，由行中高人自行管理，我只收取它们每年五万元的管理费；另外，向他们招聘的记者收取培训费。以每个记者站至少招聘一百人的记者编职算，我每人只要收取三千五百元的记者培训费，向他们颁发记者证，那样话，一百个记者站，一年下来，就能收入三百多万元。”
“可你养了那多人，靠一本杂志，能够给他们开销吗？”
昌庆听了，知道父亲并未领会个中奥妙，笑了起来，“爸，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记者站，是由它们自己管理的，我只收钱、发证，其余的，一概不管。”
“那记者站的人，靠什么生存呀？”
“自己创收啊。”
“创收？”恒安颇感纳闷，问道，“怎么创收？”
昌庆并没直接回答父亲，只是问道，“爸，你看我这车，还行吗？”
“还行。”
“这就是铁建七十五工程局的老总送我的。”
“他为什么送你车？”恒安听昌庆这样说，心里开始不安，惊疑地问道。
昌庆倒显得很冷静，慢条斯理地告诉父亲，“它们承建的云南璟梧公路，通车半年，就成了洗衣板路，瘫痪了。报社接到举报，派我去采访。我在北京请了路建专家和我同行，实地一看，吓了一跳，新修的公路，只几天功夫，路面就出现了水波纹，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无限长的黑色搓衣板。专家敲开破碎的路面，发现路基只有十公分，和标准路基五十公分，整整差了五分之四，就连这十公分的路基，也是偷工减料，水泥标号远远不达标。随后，我到当地的交通局查阅了工程的招投标、承建方资质、工程监理等情况，发现整整是一本糊涂帐，主管厅长连见我一面都不敢。我在那里采访了半个月，写出一份采访报告，交给当地宣传部，要求核实签字，结果，当天晚上，铁建七十五局的老总就请我吃饭，散了局，他陪我回到宾馆，给了我一张五十万的存单……”
“你收了？”
“这钱我哪能收？”昌庆说，“一旦收了，弄不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老总看我态度坚决，又变通说，我在北京工作，北京城太大，没有个交通工具，行动不方便，提出要借辆车给我代步。见他态度诚肯，我觉得这事稳妥，应许了下来。这次采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一周后，老总兑现的承诺，亲自帮我把车的手续办好。可我心里清楚，这毕竟不是正道儿，我现在毕竟是端人家的饭碗，还有个纪律约束，一旦让人捅漏了，脱不了干系。所以我就合计了，与其这样整天提心吊胆的在人家手底下偷着做，我干嘛不自己把工作辞了，光明正大地做呀？爸还不知道呢，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看准了这是条生财的道儿。平时我们出去采访热点事件，经常会碰上一些假记者，他们拿着伪造的假记者证，大模大样地招摇撞骗。因为他们的证件是伪造的，就使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做起事来心里也没底气，畏首畏尾的。我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发放证件，使他们的身份合法化，你说，他们还会在意给我几个管理费吗？”
说话间，昌庆把车开进一个小区。昌庆把车停好，下了车，给父亲拎着包，领着父亲走进一个单元。上了二楼，开了门，让父亲进屋。恒安刚一进门，觉得眼睛有些眩。昌庆的家里，装修得像皇宫。宽敞的空间，比高档酒店还要华丽几分，镜面一样的地板，让人不忍心把脚踩在上面。见昌庆在门边脱了鞋，恒安也学着样儿，脱鞋进去。
“爸，你看我这家，还行吧？”昌庆向屋内挥了下手，脸上露出几分得意。
恒安小心地踩着地板，在屋里转了一圈，坐到沙发上，问昌庆，“这房子多大？”
“一百五十来平。”
“自己买的？”恒安问道，心里却有些怀疑，“花了多少钱？”
“朋友送的。”昌庆得意地说。
“还是那个修路的？”
“不是，”昌太说，“这是山西一个煤老板送的。”
“他为什么送你？”
“摊上事儿了。”昌庆随口说，“他私挖滥采，违规作业，引发瓦斯爆炸，死了五十多矿工。地**府帮他捂着，打算把事态平息下去，不想这小子太抠，给死者家属的钱太少，每人只给了五万。死者家属闹了起来，各路记者都过去采访。地**府为了控制事态，组织警察封了矿，拒绝记者到现场采访，暗下给每个记者发了两万元的封口费。我用这两万元钱，买通一个线人，采访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找到当地宣传部，请求审查签字。宣传部长只看了一半，鼻尖就冒汗了。在采访稿里，每个死者的真实身份，地方官员处理事件的每一项细节，我几乎一点不露，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当天中午，当地宣传部长和矿主就请我吃饭。回到宾馆，煤老板又来找我，给我开出四种方案，让我选择：第一种是，我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丧生。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成本最低的选择，但遗留下来的心病，可能会使他一生不能心安。第二种是，在流氓滋事中致残或致命，这是一种成本既高，风险又大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采用。第三种是，放任我把事件真相暴光，他再出面摆平，估计要两千万，这种选择，成本太高，他不喜欢。第四种是，他把北京的一套豪宅过户给我，就是现在这间。条件是，我必须把这篇采访的稿子销毁。爸，你说，我该选择哪一种？”
“你选择了后一种？”
昌庆无语，只是默默地低下头。
恒安心里有些后怕，浑身感到发冷。以前，他从没想过，昌庆从事的工作，居然会担下这么多风险，做为父亲，在儿子遇到生命危险、暴敛钱财、职业良心、责任义务面前，他实在不知道，该教儿子走哪条路，才算是康庄大道？昌庆看出父亲正为他的处境担心，安慰父亲说，“爸，现在好了，我辞了工作，自己干，就不存在这些麻烦了，我只管颁发记者证、采访证，不消到一线去采访了，只收取管理费和记者培训费就行了。”
“只怕不容易呀。”恒安说，“当初，你二哥看见你姐赚到钱了，经不住你二嫂鼓动，非要辞职下海，开饭店。我和你妈劝也没有。后来怎么样？不到半年，饭店开黄了。好歹你姐可怜他，给弄到她的公司里，安排了个活儿，这才算安顿下来。”
“爸，我这里，你不用操心。”昌庆自信地说，“我将来不光管理记者站，我还要利用手里的杂志，不断地发行增刊，为各行各业职称评定中需要发表论文的客户服务。比如，你们教师，现在评高级职称时，需要在国家级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吧？我的杂志《社会观察》，就是有国际出版物编号的，我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发行增刊，为那些评职称需要的客户服务。按每发表千字论文收费一百元计算，一期增刊一百万字，每增发一期，抛除成本，就可纯收入八万元。根据不同学科的评职称情况，我可以增发教育版、医学版、经济学版、工程学版、农林学版等等十几类增刊，按一年最少出版一百种推算，这笔收入，就有七八百万。另外，我还要购买一些书号，编篡中华名人大词典一类的百科全书，面向全社会征稿，凡想把自己编入中华名人大词典里的人，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我就可以满足的他的愿望，把他编到书里。此外，还可以经常搞些评奖活动，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只要参与，缴纳一定的费用，我就可以根据他缴纳的费用多少，颁发给他相应的获奖证书。爸，你相信，这里是天子的脚下，赚钱肯定比其它地方容易得多。”
听昌庆讲的头头是道儿，思维缜密，挑不出什么毛病。昌庆讲的事，父亲大多数不了解，只是评定职称需要在国家级以上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事，恒安是知道的，他们学校的老师，为了评高级职称，天天为找不到合适刊物发表文章犯愁，要是昌庆办的杂志，真能在这方面下些功夫，赚钱是毫无疑问的。看看儿子现在还没成家，在寸土寸金的京城混得这样阔绰，恒安心里虽说担心，却少不得有些展样。从昌庆刚才跟他述说的思路来看，自己这个小儿子，在京城这几年的历练，远比他的同龄人要成熟；叫人担心的是，这种成熟一旦发展到极致，便会使一个人变得老于世故，玩世不恭，如果身边没人加以约束督管，极容易消极处世，自甘堕落。眼下父母不在身边，一旦他辞了职，又少了组织上的约束，他一个人身处繁华的京城，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真是叫人不能放心，要是有个可己的人在身边督管着，时时提醒他想到家庭责任，倒能拴住他的野性，不至于走了歧途。可昌庆现今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成家，这叫当父母的怎生不牵挂？想到这里，恒安趁机问道，“我这回从家里出来时，你妈特地嘱咐我问问，你的婚姻大事，现在怎么样啦？”
昌庆每次回家，母亲叨咕得的最多的，就是婚姻的事，直唠叨得他一听这个话题，头皮就发麻。现在又听父亲提起，心里就有些不自在，难为情地喃喃道，“不急，不急，等忙完眼下的事，我会考虑的。”
听昌庆这样应付他，恒安多少有些不自在，忍不住劝说儿子，“婚姻的事，不能太理想化了，完美的婚姻，其实是不存在的。只要是正经人家的的孩子，知道过日子，懂事，差不离儿，就行了。人过了三十，好日子就不多了，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这么挑挑拣拣的，就把自己耽误了，最后找到的，也不一定比年轻时找的好，白白留下许多遗憾。”顿了一会儿，又说，“这里实在不行，我回去让家里人在老家那边帮你找，怎么样？”
“不用，爸，”眼见父亲揪着这个话题不放，昌庆急忙岔开话头，“我现在要想在这边成个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回家告诉俺妈，就说等我把眼下的事忙完了，立马就办这事。爸，你坐了一夜火车，也乏了，休息休息吧，中午我领你到饭店吃饭，顺便带你上街转转。”
见昌庆不爱谈婚姻的事，恒安也不想逆着儿子的性子，收了口，斜依在沙发上休息。
中午吃过饭，昌庆匆匆领父亲在家附近转了转，送父亲回家休息，又匆匆离家出去忙了。恒安睡了一觉，感到浑身解了乏。第二天，昌庆陪父亲在城里转了转。恒安看出，昌庆眼下挺忙的，正在筹办自己的公司，就不打扰他，说是想一个人各处随便走走。昌庆见父亲对家附近的环境也熟悉了，就不拦着，由着父亲去了。
过了一天，恒安背上挎包，去了琉璃厂。琉璃厂刚刚经过城区改造，早年的胡同、四合院，已拆得差不多了，新建了住宅，往日的街摊，改造成了交易大厅，街道两边，多是新开的古玩店。恒安走了几家，见店面都不太大，橱柜里也没摆什么像样的东西，心里有些失望。到街上一家报摊上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京城的老字号，多在前街，便离开这里，往前街去了。果然，前街的店面颇有气场，走进后，能把人镇住。恒安进了一家，围着橱窗看了起来，找到了几块田黄摆布件，都不如自己带来的大，成色也不太好，他指着成色最好的一块，问老板开价多少。老板是个矮胖的中年人，操着京腔走过来，两眼不停地在恒安脸上扫描，嘴里夸赞恒安在行，眼毒，一眼就相中了他柜上成色最好的老东西，走到恒安跟前，举起三个手指，说，“至少也要这个数。”
“三万？”恒安问。
“老哥涮我呐？”老板冷笑着看着恒安说，“一两田黄十两金，这净重可是六十克呢。你可以算算，得值多少钱。老哥是行家，一眼就相中了我的镇店之宝，怎么说出这等不着边际的话？”
恒安讪笑着，让老板取出田黄，拿到手里，顿觉冰凉、细腻、润滑，宛若用手触摸婴儿的屁股。恒安并不深懂个中奥妙，却装模作样地举到眼前，端详片刻，也没看出个什么，开口问道，“最低什么价？”
“其实呢，让也让不了多少，”老板懒洋洋地接过田黄，漫不经心地说，“我们这个行当，讲的是诚信两个字，老哥诚心想要，顶多能给你省个万把的，也就差不多了。”说着，取过一只钢笔粗细的聚光手电，擎起石头，拿手电照着石头，说，“我这可是老坑东西，里面一点杂质没有，连萝卜丝纹都没几条，上乘的东西……”
恒安对古玩并不在行，任他讲得天花乱坠，心里并不十分相信，听老板讲完，装出诚心想买的样子，问，“你说句实话，最低能让个什么价？”
“老哥要诚心买，我也不要谎，让你一万，二十九万，怎么样？”
恒安笑了笑，未置可否，随便问了一句，“像你这样的店，除了卖古玩，遇上好东西，收不收一点？”
老板见恒安不是买家，冷下脸来，瞥了恒安一眼，淡淡地问了一句，“你要出货？”
“我有一件东西，不知能不能入老板的法眼？”说罢，恒安从包里掏出自己的田黄，递给店主人。
老板接过田黄，见块儿头比自己的那件还要大，眼睛先是一亮，举到眼前，拿起小手电照了一会儿，随后笑了笑，大摇其头，告诉恒安，“你这件东西，假倒不假，就是成色不足，里面还有杂质，你看，”边说，边举到恒安面前，拿小手电照着，让恒安自己看，“跟我这块相比，还是差了不少。”
恒安清楚，买卖两个心眼儿，店主贬损他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杀价，心里也不在意，并不去看，只是望着店主问，“老板看我这件东西，能值个什么价？”
“这东西，卖的是个水头，品相差一级，价格就要差上几倍。像你这件东西，能卖个七八万，就算撞上大头了。”说完，瞪着老鼠眼盯着恒安问，“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淘的？”
恒安猜出店主看上这件东西了，心里有了底，并不在意老板杀价，笑了笑，说，“是家里传下来的。谢谢老板给我订了价。”边说，边收回田黄，装进包里，转身要走。
“喂，老哥，”恒安刚走到门边，听店主在身后喊道，“您要是诚心想出，价格咱们还可以再商议商议。”
恒安见店主说了这话，停下脚步，回身问店主，“老板最高能给到多少？”
“十五万，”老板伸出右手，上下翻了两下，瞪着眼睛告诉恒安，“一口价，怎么样？”
恒安听了，只是笑着摇头，并不说话，转身要走。店主见恒安仍不吐口，估计这人也是行中人，不易捡漏，背后说了几句酸不哩叽的冷话，放恒安出去。恒安知道，古玩行里有句行话，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可见利润是爆天的大，这家店的老板既然能给出到十五万的价格，那么将来等他出手时，想必不会低于三十万。看来这一行当的水，还真是不浅，要把自己手里的东西卖出个好价钱，也是不大容易的。如果不在这里出货，而是把东西送到拍卖行去拍卖，一来是得先交纳不菲的保证金，二来时间也等不及，毕竟拍卖行不是每天都有拍卖的。
恒安又走了几家古玩店，拿出沈周的画轴去探价，几家店的老板，不是疑心画轴是赝品，就是杀价太狠。有的出价二三十万，有的五六十万，而类似的一幅画，挂在他们的店里，却开价三四百万。
上午在街上走了几家，没找到合适的买家，恒安有些灰心。好在这会儿，他心里还清楚，志在必得和急于出手，都是古玩行的大忌。反正眼下也不十分急着用钱，昌欢的钱，缓些日子再还不迟。这样想时，心情便平和下来，把东西装进包里，打算回昌庆家歇几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