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恒安买回一本空白的绿皮工作证，又买回一点金粉和亮漆，回到家里，一个人躲进小屋，先拿小毛刷蘸着橡胶水，把工作证上平版印刷的几个烫金字用毛刷刷掉，找出一块梨木，刻出记者证的图章，用火烘烤后，在工作证的塑料皮上烫印出记者证字样，再用亮漆调和好金粉，用小号毛笔蘸着，将金粉涂到凹陷处，贴上自己的照片，又用硬木刻出公章，放在照片的右下角，拿小木棰轻敲几下，照片上就有了钢印轧过的痕迹，不到一天的功夫，一份精美逼真的记者证就造好了。
第二天一早，恒安到学校请了假，乘车到三十里堡公社去了。天将晌，来到知青办。那会儿，知青办的人正要下班，知青办刘主任见有人找他，放下手提包，问来人有什么事。来人把黑色手提包放到刘主任的桌上，从兜里掏出记者证，递给刘主任，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刘主任接过记者证，见照片上的人和面前站着的人一点儿不差，两腿有些发酥，到底是小地方上的人，头一次见到新华社记者，赶忙给新华社记者让座、倒水，笑着说了些废话，“吴记者同志，什么时候来的？”
“已两天了。”吴记者说，“这些天驻在你们县里，白天下来到各处转转。”
刘主任明显感到这吴记者有些来头。以往地方上的记者来了，都是先到公社来见过领导，说明来意，再由公社派人陪着，问几句官样的话，写几句官样的文章，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新华社记者却不这样，已经采访两天了，才来找地方上的人。这样一想，心里便有些发虚，忙问道，“呀，吴同志真是的，怎不早来吱一声，我们也好出人帮你。怎么样，采访完了吗？采访到有价值的东西啦？”
“我这次来，”吴记者说，“主要是配合伟大领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要指示发表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另外，中央首长对知青工作也高度重视，最近全国各地知青工作中，出了不少问题，中央首长要求新华社记者分赴全国各地，直接深入一线去，了解掌握知青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向中央首长汇报。我这次来，只在你们市里呆一天，市革委会崔副主任接待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由我一个人安排。因为你们这里的知青工作，总理前几年曾亲自视察过，这次我就先到你们这里来了。”
这吴记者说话，口气极大，吓得刘主任手心里出了冷汗，咧着嘴不住地冲甄记者笑。等吴记者说完，停了一会，刘主任才嗫嚅着问，“不知吴记者同志发现了我们工作中还有哪些不足，请给我们指出来，将来我们也好改正。”
“总体看来，你们这里的知青工作，还是可以的，从领导，到群众，都能体现出对知识青年的关怀，我在采访中，有群众几次向我提到刘主任，说刘主任为了知青工作，真正是呕心沥血，经常在深夜找知识青年促膝谈心……”吴记者说这话时，拿眼观察刘主任，见刘主任脖子以上全红了，直摇手说，“这是我份内的事。”
吴记者又提到几件这里知青中发生的事，这些事刘主任都经手办过，便相信吴记者对这里的知青工作已相当了解，担心吴记者还掌握一些其它重要的信息，会对自己不利，二人谈了一会儿，刘主任便邀请吴记者一块吃饭。
“不成，我们这次来，是有严格纪律的。只是和你们市革委会的崔副主任是朋友，才在他那里吃了顿便饭。”
“那吴记者好歹也给我们提点建议呀，将来我们工作时也好改正。”
吴记者听了，也不客气，信口说了几点，都是社会上反响强烈，地方上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又谈了一会儿，吴记者便要告辞，临走时，冷丁想起一件小事，顺口说道，“前几天，你们市革委会崔主任请我吃饭时，跟我提到，说他有两个亲戚，姓甄，哥哥叫甄昌喜，弟弟叫甄昌乐，就在你们公社的青山大队插队，不知这次招生能否选上，当然了，你们市革委会崔副主任也只是跟我提了一下，能不能选上，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
“吴记者慢点说，我记下来，”刘主任边说，边掏出记事本，听甄记者又说了一遍，把二人的名字记好，点头说，“请吴记者转告崔副主任，我们一定会按政策办事的。”
看看事已办完，吴记者和刘主任告了辞，一人去火车站了。
十二月底，昌喜、昌乐兄弟肩扛行李回到家里。母亲大惑不解，抱怨说道，“咳，过一个元旦，就两天的假期，你们把被褥全都拿了回来，我长几双手，哪里拆洗得过来？”
“不着急，”昌乐喜滋滋说道，“这回有的是时间。”
昌喜也高兴，笑着说，“我们要上大学了，我要去北京，昌乐在大连，明年三月一号去报道。”
“什么？”母亲觉着像在做梦，直当看见两个儿子拿出入学通知书，才相信这都是真的，乐得像个孩子，拿过儿子们的入学通知书，看了又看，看完，冲屋里喊道，“他爸，孩子们要上大学了。”说着，眼角流出泪水。丈夫正躺在炕上看书，听妻子喊他，并不理会。妻子以为自己声音太小，丈夫并没听见，拿着录取通知书跑进里屋，“他爸，快看，孩子们要上大学啦。”
恒安挪开书，依在枕头上，冷眼看了妻子一眼，淡然说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正式考上的。”
“你看你，家里有了这么大的喜事，你却说出这种泄气的话。”妻子数落着丈夫，“至少，孩子们可以离开农村了，咱也不用再担心了。”
妻子是个晓事的人，知道丈夫的家庭曾经风光过，也知道丈在大学里，曾和一个副市长的女儿好过，只是后来家遭变故，毁了前程，怀才不遇地回到了金宁城，落魄之际，经二大娘撮合，和自己成了亲，算是走完了人生必走的一步路。其实丈夫和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虽说也和自己生儿育女，只是丈夫心里，似乎这些也是人生必做的功课而已。丈夫在家，一般没有笑脸，又极少说话，往往在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勉强说一句。妻子有时觉得委屈，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丈夫，只是一想到孩子们，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宁愿相信丈夫是爱自己的，只不过是他那死板的性格，把夫妻间的温情弄得僵冷了。
不待妻子多想，昌乐蹿进屋里，站在父亲身前，咋咋乎乎地说了起来，“爸，你简直神了，上次我从家里回去，没过几天，知青办刘主任就来找我和我哥了，还埋怨我俩，说来这里插队都几年了，也不把自己的家庭背景说出来。”
“你俩怎么说的？”恒安问。
“你不都教我们啦？”昌乐说，“就照你教的说，家里大人不让说。刘主任给我俩送来履历表，叫我们填写，后来又送给我们自愿表。我和哥哥填了。前天下午，刘主任就把入学通知书送来了。这回公社的王主任也来了，一边教我们怎么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一边叮嘱我们，别忘了到市革委会崔副主任那里，替他们说些好话。”
“你们怎么说的？”恒安又问。
“还是照你教的说，等回去跟家里大人说一声。”昌乐说完，问道，“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和哥哥当时都懵了，要不是你事先交待过，还真不知该怎么应付呢。青年点里的同伴都说，一准是咱家有靠山，真的吗？”
“什么靠山？”恒安听昌乐说完，看看没有什么破绽，心里踏实下来，冷着脸说，“这次推选工农兵学员，上级要求得相当严格，贫下中农推举你们兄弟，就说明你二人在农村表现还不错。”
“那刘主任求咱们在崔副主任那里说好话，是什么意思？”昌乐瞪着眼问。
“或许是他误听了别人的传言，以为咱们和崔副主任是亲戚呢。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提了，传了出去，怕影响不好，说不定还会给你们兄弟带来麻烦呢。这阵子，你俩在家里准备准备吧，不要上街招摇，实在闲着，我到学校借些书给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肚子里那点墨水，小学程度还不一定够呢，赶紧趁这段空闲补充补充，别瞎了头上顶着的大学生的名份。”
几句话扔进耳朵里，昌喜兄弟听得心底发冷，刚才还有些兴奋的眼睛，这会儿也变得冰凉。放下行李，去帮母亲烧火做功饭了。
“别理会你爸，”母亲替儿子们难过，开导儿子们，“我和你爸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年，别看他嘴冷，心里却是痛着你们呢。”
妻子虽嘴上替丈夫开脱，在孩子面前替丈夫说好话，可心里却并不相信自己的话。她相信，丈夫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冷酷，僵硬，从来没爱过别人。连他说的话，也是云里雾里的，让人把握不住。刚才他和孩子们交谈，更像是巫师说的谶语，可是偏偏儿子们却佩服父亲，说他常常是料事如神。
其实，在这个家里，真正懂得恒安的，从前是二大娘，二大娘死后，现在懂他的，只乘下二大爷了。二大爷已到了耳背的年龄，常常和人乱打岔。奇怪的是，他越是耳背，想听清楚别人的交谈的渴望就越强烈。起初，他怕别人知道他已经耳背了，会瞧不上他，不再和他说话了，便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别人交谈。交谈时，当别人听他说些驴唇不对马齿的话语，相信他已经耳背了，不时地讥笑他，他从别人不屑的表情上发现，因为生理方面的缺陷，自己已经不被别人尊重了，便不再轻易和人交谈了。可是当看到别人交谈时，他去急着想弄清别人在交谈什么，便及时地支起耳朵，仔细地听别人的交谈；有时也会跟据对方口形的变化，弄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能准确地掌握了家中所有的大事小情，并能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进行推理判断；甚至在吃过晚饭时，还能恰如其分地向恒安使了个眼色，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恒安放下碗筷，跟了过去，怕被别人听见，世德把里屋的门掩上，看着恒安说，“此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贪，小心伤着孩子们。”
恒安先是一愣，随后马上明白了二大爷说的是什么，眼前和自己说话的，毕竟是个老江湖了，尽管他已经耳背了。怕和二大爷多说下去，会让妻子和孩子们听出破绽，恒安朝二大爷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春节过了，昌喜兄弟离家上学去了。昌喜在北京，学的是哲学；昌乐在大连，读的是师范。昌乐离家近，每个周六都乘火车回家；昌喜只能每月写一封家信报平安。母亲甚感自豪，一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虽不是公开考试录取的，终究也是个大学，人面上很是展样儿。每月收到昌喜的来信，每周张罗着给昌乐做顿好饭，是她最幸福的时光。连恒富两口子都羡慕。
“兄弟，你帮昌艳想想办法吧。”一天晚上，堂兄恒富来蹿门儿时，求恒安说，“昌艳下乡五年了，家里成份又不好，招工、上学全没她的份儿，老这么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呀。”
昌艳是恒富的大女儿，比昌喜兄弟早两年下的乡，眼见昌喜兄弟上了大学，便也沉不住气了，来找恒安商量。恒安听过，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只是问道，“昌艳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啦。”恒富说，“你嫂子长年在家病休，只我一个人挣钱，养一大家子人，我寻思着，要是昌艳能招工回城，挣钱帮帮我，家里也好过些。”
二人说了会闲话，见恒安并没答应说要帮忙，恒富心里有些凉，起身要走。把恒富送到街上时，恒安突然对恒富说，“昌艳下次回来，你让她到我这儿来一趟。”
恒富不知就里，答应一声，转身离去了。
下个礼拜天，恒安往妻子要来五十块钱。平日两人的工资，都是由妻子掌管，恒安一般也不花钱，偶尔要一次钱，她又怕问了钱的用场，会惹丈夫不高兴，便从来不问丈夫要钱干什么。恒安拿着钱，到了百货商场，选了台时下最流行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紧接着，又把收音机搬到一家电器修理部。正巧修理部里的人不多，恒安把收音机放到柜台上，问店员说，“有没有办法，让这台收音机只用几个月，就能出毛病？”
店员听这话问得有些怪，拿眼盯着恒安，笑了笑问，“你这不是新买的吗？干嘛让他出毛病？”
“是这么回事，”恒安说，“我想做个试验，看看一个新收音机，能不能想办法在半年之内让它坏掉。”
“那还不简单，”店员说，“你只把二极管取下，再换上一个老旧的，过不了几天，这收音机保准出毛病。”
“那就麻烦师傅，给我换一个，我想搞个小试验，上课时用。”
店员见是买卖，也没多想，拆下收音机后盖，抓过电烙铁，三下五除二，一会功夫，就从收音机里取下新的二极管，换上一个废弃的老旧二极管，测试一下，收音机还好用，恒安付了钱，搬着收音机回家了。妻子见了，问道，“家里有收音机，你怎么又买了一台？”
“家里的快要坏了，再买一台在家放着，等那台坏了，就用这新的。”
丈夫常常会干出些匪夷所思的事，妻子听了这种解答，也就习以为常，笑了笑，不再理会他。
三月底，昌艳回家了。听父亲说，恒安大叔要找她，不待吃过饭，径直到了恒安家里。恒安见昌艳到了家里，并不显得怎么热情，只唠了些在农村的一些琐事，也不提找她来要干什么。看看天色已晚，昌艳要回去，恒安才说，“大叔给你买了台收音机，听说‘五一’前又要招工了，你把它带上，到了农村，给你们生产队长送去，不的，招工的名额总也轮不到咱头上。”
“大叔，这样可不行，我招工的事，怎么能让你买礼物送人。”昌艳推辞说。
“别说傻话，”恒安说，“大叔也不是给你的，只是借给你用一下罢了，到时候你再还给大叔，不就结了。”
“大叔你逗我呐，这东西送了人，我还怎么还你呀？”
“等你回了城，自然就有了。你家里现在也不宽裕，我估计也拿不出这钱，你先拿去用吧，招工的事要紧。”
“那也成，”昌艳说，“等我回了城，到工厂挣了钱，再买台新的给你。”
“成！成！”
昌艳也不再挣持，带上收音机去了。
回到乡下，昌艳经直到了队长家里，说明来意，吓了队长一跳。农村人，哪曾见过这等稀罕玩艺，昌艳帮着通上电，收音机里就播放出清纯悦耳的声音，乐得队长一家人围攻在收音机前，听个没完。
四月初，队长交给昌艳一份招工报表，办完了一应的手续，“五一”前，昌艳扛着行李，回城工作了。新单位是粮食局下属的粮站，平日只是卖些供应居民的粮油，工作也不累，心里自是高兴，头一个月开了工资，先去买了两瓶酒和两包点心，送来孝敬二爷和大叔。恒安看了，笑着说，“大叔家不少这些东西，依我看，你还是瞅空回趟乡下，把这些东西送给你们队长。”
“想得美！”昌艳说，“都给了他一台收音机了，现在已经回城了，凭什么还给他送东西？”
“你这丫头，这么淡情寡意的，听大叔的话，回去看看，看看队长家的收音机坏了没有，要是坏了，你给带回来，大叔帮他修修。人家好歹帮你回了城，哪能这么忘恩负义？东西给人家了，人家也帮你了，本来有了交情，你要是心痛这两包点心，忘了交情，咱们的礼不是白送了吗？万一将来要是再求到人家时，怎么张得开口？”
昌艳原本不想去，经恒安一通开导，赶上一个周日休息，乘车回了农村。队长见昌艳又带着礼来了，觉得这孩子挺厚道，重交情，忙着喊来老伴，做饭招待昌艳。坐着说话时，昌艳问队长，“收音机怎么不听了？”
“咳，坏了。”队长心痛地说，“前些日子还好好的，这几天，冷丁不听使唤了，通了电，嗡嗡地响，听不清里面说话的声。”队长边说，边给收音机插上电源，果然全是刺耳的杂音。
“拿来去修修呀。”昌艳说。
“咳，你婶舍不得花钱，说这东西摆着看看，就挺好的，不用修了。”队长苦笑着说。
“这样吧，我带回去修修，我叔的一个朋友会修收音机，不用花钱，修好了，下次我给你送来。”
队长心里挺高兴，吃过饭，让老伴拣来一篮子鸡蛋，都是一家人平日省吃俭用攒下的，原本准备拿到镇上换零花钱的，非让昌艳带上不行，又让家里的孩子把昌艳送到车站。
昌艳回了城，经直到了大叔恒安家。恒安见她把收音机带了回来，心里高兴，又见昌艳带来一篮鸡蛋，也不客气，张口说道，“这鸡蛋不错，大叔收下了。”
昌艳原本想把鸡蛋带回家的，见大叔说了这话，昌艳临时改了主意，送了顺路人情，把鸡蛋留了下来，问恒安，“大叔，这收音机修好了，我什么时候来取？”
“来取？”恒安故作不解地问，“当初我不是说，借给你用的吗？”
昌艳愣了一会，这才明白过来，大叔原来是把收音机当成了道具，帮着把她弄回城来，心里觉着有些不安妥，迟疑地问，“这样，人家背地里会不会骂咱们呀？”
“骂咱？”恒安说，“我看不会，他们要是骂咱，那他心里就该合计合计，他们背地里收了人家的贿赂，循私枉法，走后门，拉关系，别人背地里也会骂他们的。何况，咱这收音机借他们用了那么长时间，和他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昌艳见恒安说得也在理，心里也就不再愧疚，说了会儿闲话，回自己家了。恒安把收音机带到电器维修部，把旧件取下，换上新件，试着一听，声音又像原先一样清纯悦耳了。
过了几天，恒安买回一本空白的绿皮工作证，又买回一点金粉和亮漆，回到家里，一个人躲进小屋，先拿小毛刷蘸着橡胶水，把工作证上平版印刷的几个烫金字用毛刷刷掉，找出一块梨木，刻出记者证的图章，用火烘烤后，在工作证的塑料皮上烫印出记者证字样，再用亮漆调和好金粉，用小号毛笔蘸着，将金粉涂到凹陷处，贴上自己的照片，又用硬木刻出公章，放在照片的右下角，拿小木棰轻敲几下，照片上就有了钢印轧过的痕迹，不到一天的功夫，一份精美逼真的记者证就造好了。
第二天一早，恒安到学校请了假，乘车到三十里堡公社去了。天将晌，来到知青办。那会儿，知青办的人正要下班，知青办刘主任见有人找他，放下手提包，问来人有什么事。来人把黑色手提包放到刘主任的桌上，从兜里掏出记者证，递给刘主任，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刘主任接过记者证，见照片上的人和面前站着的人一点儿不差，两腿有些发酥，到底是小地方上的人，头一次见到新华社记者，赶忙给新华社记者让座、倒水，笑着说了些废话，“吴记者同志，什么时候来的？”
“已两天了。”吴记者说，“这些天驻在你们县里，白天下来到各处转转。”
刘主任明显感到这吴记者有些来头。以往地方上的记者来了，都是先到公社来见过领导，说明来意，再由公社派人陪着，问几句官样的话，写几句官样的文章，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新华社记者却不这样，已经采访两天了，才来找地方上的人。这样一想，心里便有些发虚，忙问道，“呀，吴同志真是的，怎不早来吱一声，我们也好出人帮你。怎么样，采访完了吗？采访到有价值的东西啦？”
“我这次来，”吴记者说，“主要是配合伟大领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要指示发表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另外，中央首长对知青工作也高度重视，最近全国各地知青工作中，出了不少问题，中央首长要求新华社记者分赴全国各地，直接深入一线去，了解掌握知青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向中央首长汇报。我这次来，只在你们市里呆一天，市革委会崔副主任接待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由我一个人安排。因为你们这里的知青工作，总理前几年曾亲自视察过，这次我就先到你们这里来了。”
这吴记者说话，口气极大，吓得刘主任手心里出了冷汗，咧着嘴不住地冲甄记者笑。等吴记者说完，停了一会，刘主任才嗫嚅着问，“不知吴记者同志发现了我们工作中还有哪些不足，请给我们指出来，将来我们也好改正。”
“总体看来，你们这里的知青工作，还是可以的，从领导，到群众，都能体现出对知识青年的关怀，我在采访中，有群众几次向我提到刘主任，说刘主任为了知青工作，真正是呕心沥血，经常在深夜找知识青年促膝谈心……”吴记者说这话时，拿眼观察刘主任，见刘主任脖子以上全红了，直摇手说，“这是我份内的事。”
吴记者又提到几件这里知青中发生的事，这些事刘主任都经手办过，便相信吴记者对这里的知青工作已相当了解，担心吴记者还掌握一些其它重要的信息，会对自己不利，二人谈了一会儿，刘主任便邀请吴记者一块吃饭。
“不成，我们这次来，是有严格纪律的。只是和你们市革委会的崔副主任是朋友，才在他那里吃了顿便饭。”
“那吴记者好歹也给我们提点建议呀，将来我们工作时也好改正。”
吴记者听了，也不客气，信口说了几点，都是社会上反响强烈，地方上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又谈了一会儿，吴记者便要告辞，临走时，冷丁想起一件小事，顺口说道，“前几天，你们市革委会崔主任请我吃饭时，跟我提到，说他有两个亲戚，姓甄，哥哥叫甄昌喜，弟弟叫甄昌乐，就在你们公社的青山大队插队，不知这次招生能否选上，当然了，你们市革委会崔副主任也只是跟我提了一下，能不能选上，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
“吴记者慢点说，我记下来，”刘主任边说，边掏出记事本，听甄记者又说了一遍，把二人的名字记好，点头说，“请吴记者转告崔副主任，我们一定会按政策办事的。”
看看事已办完，吴记者和刘主任告了辞，一人去火车站了。
十二月底，昌喜、昌乐兄弟肩扛行李回到家里。母亲大惑不解，抱怨说道，“咳，过一个元旦，就两天的假期，你们把被褥全都拿了回来，我长几双手，哪里拆洗得过来？”
“不着急，”昌乐喜滋滋说道，“这回有的是时间。”
昌喜也高兴，笑着说，“我们要上大学了，我要去北京，昌乐在大连，明年三月一号去报道。”
“什么？”母亲觉着像在做梦，直当看见两个儿子拿出入学通知书，才相信这都是真的，乐得像个孩子，拿过儿子们的入学通知书，看了又看，看完，冲屋里喊道，“他爸，孩子们要上大学了。”说着，眼角流出泪水。丈夫正躺在炕上看书，听妻子喊他，并不理会。妻子以为自己声音太小，丈夫并没听见，拿着录取通知书跑进里屋，“他爸，快看，孩子们要上大学啦。”
恒安挪开书，依在枕头上，冷眼看了妻子一眼，淡然说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正式考上的。”
“你看你，家里有了这么大的喜事，你却说出这种泄气的话。”妻子数落着丈夫，“至少，孩子们可以离开农村了，咱也不用再担心了。”
妻子是个晓事的人，知道丈夫的家庭曾经风光过，也知道丈在大学里，曾和一个副市长的女儿好过，只是后来家遭变故，毁了前程，怀才不遇地回到了金宁城，落魄之际，经二大娘撮合，和自己成了亲，算是走完了人生必走的一步路。其实丈夫和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虽说也和自己生儿育女，只是丈夫心里，似乎这些也是人生必做的功课而已。丈夫在家，一般没有笑脸，又极少说话，往往在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勉强说一句。妻子有时觉得委屈，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丈夫，只是一想到孩子们，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宁愿相信丈夫是爱自己的，只不过是他那死板的性格，把夫妻间的温情弄得僵冷了。
不待妻子多想，昌乐蹿进屋里，站在父亲身前，咋咋乎乎地说了起来，“爸，你简直神了，上次我从家里回去，没过几天，知青办刘主任就来找我和我哥了，还埋怨我俩，说来这里插队都几年了，也不把自己的家庭背景说出来。”
“你俩怎么说的？”恒安问。
“你不都教我们啦？”昌乐说，“就照你教的说，家里大人不让说。刘主任给我俩送来履历表，叫我们填写，后来又送给我们自愿表。我和哥哥填了。前天下午，刘主任就把入学通知书送来了。这回公社的王主任也来了，一边教我们怎么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一边叮嘱我们，别忘了到市革委会崔副主任那里，替他们说些好话。”
“你们怎么说的？”恒安又问。
“还是照你教的说，等回去跟家里大人说一声。”昌乐说完，问道，“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和哥哥当时都懵了，要不是你事先交待过，还真不知该怎么应付呢。青年点里的同伴都说，一准是咱家有靠山，真的吗？”
“什么靠山？”恒安听昌乐说完，看看没有什么破绽，心里踏实下来，冷着脸说，“这次推选工农兵学员，上级要求得相当严格，贫下中农推举你们兄弟，就说明你二人在农村表现还不错。”
“那刘主任求咱们在崔副主任那里说好话，是什么意思？”昌乐瞪着眼问。
“或许是他误听了别人的传言，以为咱们和崔副主任是亲戚呢。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提了，传了出去，怕影响不好，说不定还会给你们兄弟带来麻烦呢。这阵子，你俩在家里准备准备吧，不要上街招摇，实在闲着，我到学校借些书给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肚子里那点墨水，小学程度还不一定够呢，赶紧趁这段空闲补充补充，别瞎了头上顶着的大学生的名份。”
几句话扔进耳朵里，昌喜兄弟听得心底发冷，刚才还有些兴奋的眼睛，这会儿也变得冰凉。放下行李，去帮母亲烧火做功饭了。
“别理会你爸，”母亲替儿子们难过，开导儿子们，“我和你爸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年，别看他嘴冷，心里却是痛着你们呢。”
妻子虽嘴上替丈夫开脱，在孩子面前替丈夫说好话，可心里却并不相信自己的话。她相信，丈夫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冷酷，僵硬，从来没爱过别人。连他说的话，也是云里雾里的，让人把握不住。刚才他和孩子们交谈，更像是巫师说的谶语，可是偏偏儿子们却佩服父亲，说他常常是料事如神。
其实，在这个家里，真正懂得恒安的，从前是二大娘，二大娘死后，现在懂他的，只乘下二大爷了。二大爷已到了耳背的年龄，常常和人乱打岔。奇怪的是，他越是耳背，想听清楚别人的交谈的渴望就越强烈。起初，他怕别人知道他已经耳背了，会瞧不上他，不再和他说话了，便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别人交谈。交谈时，当别人听他说些驴唇不对马齿的话语，相信他已经耳背了，不时地讥笑他，他从别人不屑的表情上发现，因为生理方面的缺陷，自己已经不被别人尊重了，便不再轻易和人交谈了。可是当看到别人交谈时，他去急着想弄清别人在交谈什么，便及时地支起耳朵，仔细地听别人的交谈；有时也会跟据对方口形的变化，弄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能准确地掌握了家中所有的大事小情，并能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进行推理判断；甚至在吃过晚饭时，还能恰如其分地向恒安使了个眼色，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恒安放下碗筷，跟了过去，怕被别人听见，世德把里屋的门掩上，看着恒安说，“此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贪，小心伤着孩子们。”
恒安先是一愣，随后马上明白了二大爷说的是什么，眼前和自己说话的，毕竟是个老江湖了，尽管他已经耳背了。怕和二大爷多说下去，会让妻子和孩子们听出破绽，恒安朝二大爷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春节过了，昌喜兄弟离家上学去了。昌喜在北京，学的是哲学；昌乐在大连，读的是师范。昌乐离家近，每个周六都乘火车回家；昌喜只能每月写一封家信报平安。母亲甚感自豪，一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虽不是公开考试录取的，终究也是个大学，人面上很是展样儿。每月收到昌喜的来信，每周张罗着给昌乐做顿好饭，是她最幸福的时光。连恒富两口子都羡慕。
“兄弟，你帮昌艳想想办法吧。”一天晚上，堂兄恒富来蹿门儿时，求恒安说，“昌艳下乡五年了，家里成份又不好，招工、上学全没她的份儿，老这么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呀。”
昌艳是恒富的大女儿，比昌喜兄弟早两年下的乡，眼见昌喜兄弟上了大学，便也沉不住气了，来找恒安商量。恒安听过，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只是问道，“昌艳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啦。”恒富说，“你嫂子长年在家病休，只我一个人挣钱，养一大家子人，我寻思着，要是昌艳能招工回城，挣钱帮帮我，家里也好过些。”
二人说了会闲话，见恒安并没答应说要帮忙，恒富心里有些凉，起身要走。把恒富送到街上时，恒安突然对恒富说，“昌艳下次回来，你让她到我这儿来一趟。”
恒富不知就里，答应一声，转身离去了。
下个礼拜天，恒安往妻子要来五十块钱。平日两人的工资，都是由妻子掌管，恒安一般也不花钱，偶尔要一次钱，她又怕问了钱的用场，会惹丈夫不高兴，便从来不问丈夫要钱干什么。恒安拿着钱，到了百货商场，选了台时下最流行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紧接着，又把收音机搬到一家电器修理部。正巧修理部里的人不多，恒安把收音机放到柜台上，问店员说，“有没有办法，让这台收音机只用几个月，就能出毛病？”
店员听这话问得有些怪，拿眼盯着恒安，笑了笑问，“你这不是新买的吗？干嘛让他出毛病？”
“是这么回事，”恒安说，“我想做个试验，看看一个新收音机，能不能想办法在半年之内让它坏掉。”
“那还不简单，”店员说，“你只把二极管取下，再换上一个老旧的，过不了几天，这收音机保准出毛病。”
“那就麻烦师傅，给我换一个，我想搞个小试验，上课时用。”
店员见是买卖，也没多想，拆下收音机后盖，抓过电烙铁，三下五除二，一会功夫，就从收音机里取下新的二极管，换上一个废弃的老旧二极管，测试一下，收音机还好用，恒安付了钱，搬着收音机回家了。妻子见了，问道，“家里有收音机，你怎么又买了一台？”
“家里的快要坏了，再买一台在家放着，等那台坏了，就用这新的。”
丈夫常常会干出些匪夷所思的事，妻子听了这种解答，也就习以为常，笑了笑，不再理会他。
三月底，昌艳回家了。听父亲说，恒安大叔要找她，不待吃过饭，径直到了恒安家里。恒安见昌艳到了家里，并不显得怎么热情，只唠了些在农村的一些琐事，也不提找她来要干什么。看看天色已晚，昌艳要回去，恒安才说，“大叔给你买了台收音机，听说‘五一’前又要招工了，你把它带上，到了农村，给你们生产队长送去，不的，招工的名额总也轮不到咱头上。”
“大叔，这样可不行，我招工的事，怎么能让你买礼物送人。”昌艳推辞说。
“别说傻话，”恒安说，“大叔也不是给你的，只是借给你用一下罢了，到时候你再还给大叔，不就结了。”
“大叔你逗我呐，这东西送了人，我还怎么还你呀？”
“等你回了城，自然就有了。你家里现在也不宽裕，我估计也拿不出这钱，你先拿去用吧，招工的事要紧。”
“那也成，”昌艳说，“等我回了城，到工厂挣了钱，再买台新的给你。”
“成！成！”
昌艳也不再挣持，带上收音机去了。
回到乡下，昌艳经直到了队长家里，说明来意，吓了队长一跳。农村人，哪曾见过这等稀罕玩艺，昌艳帮着通上电，收音机里就播放出清纯悦耳的声音，乐得队长一家人围攻在收音机前，听个没完。
四月初，队长交给昌艳一份招工报表，办完了一应的手续，“五一”前，昌艳扛着行李，回城工作了。新单位是粮食局下属的粮站，平日只是卖些供应居民的粮油，工作也不累，心里自是高兴，头一个月开了工资，先去买了两瓶酒和两包点心，送来孝敬二爷和大叔。恒安看了，笑着说，“大叔家不少这些东西，依我看，你还是瞅空回趟乡下，把这些东西送给你们队长。”
“想得美！”昌艳说，“都给了他一台收音机了，现在已经回城了，凭什么还给他送东西？”
“你这丫头，这么淡情寡意的，听大叔的话，回去看看，看看队长家的收音机坏了没有，要是坏了，你给带回来，大叔帮他修修。人家好歹帮你回了城，哪能这么忘恩负义？东西给人家了，人家也帮你了，本来有了交情，你要是心痛这两包点心，忘了交情，咱们的礼不是白送了吗？万一将来要是再求到人家时，怎么张得开口？”
昌艳原本不想去，经恒安一通开导，赶上一个周日休息，乘车回了农村。队长见昌艳又带着礼来了，觉得这孩子挺厚道，重交情，忙着喊来老伴，做饭招待昌艳。坐着说话时，昌艳问队长，“收音机怎么不听了？”
“咳，坏了。”队长心痛地说，“前些日子还好好的，这几天，冷丁不听使唤了，通了电，嗡嗡地响，听不清里面说话的声。”队长边说，边给收音机插上电源，果然全是刺耳的杂音。
“拿来去修修呀。”昌艳说。
“咳，你婶舍不得花钱，说这东西摆着看看，就挺好的，不用修了。”队长苦笑着说。
“这样吧，我带回去修修，我叔的一个朋友会修收音机，不用花钱，修好了，下次我给你送来。”
队长心里挺高兴，吃过饭，让老伴拣来一篮子鸡蛋，都是一家人平日省吃俭用攒下的，原本准备拿到镇上换零花钱的，非让昌艳带上不行，又让家里的孩子把昌艳送到车站。
昌艳回了城，经直到了大叔恒安家。恒安见她把收音机带了回来，心里高兴，又见昌艳带来一篮鸡蛋，也不客气，张口说道，“这鸡蛋不错，大叔收下了。”
昌艳原本想把鸡蛋带回家的，见大叔说了这话，昌艳临时改了主意，送了顺路人情，把鸡蛋留了下来，问恒安，“大叔，这收音机修好了，我什么时候来取？”
“来取？”恒安故作不解地问，“当初我不是说，借给你用的吗？”
昌艳愣了一会，这才明白过来，大叔原来是把收音机当成了道具，帮着把她弄回城来，心里觉着有些不安妥，迟疑地问，“这样，人家背地里会不会骂咱们呀？”
“骂咱？”恒安说，“我看不会，他们要是骂咱，那他心里就该合计合计，他们背地里收了人家的贿赂，循私枉法，走后门，拉关系，别人背地里也会骂他们的。何况，咱这收音机借他们用了那么长时间，和他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昌艳见恒安说得也在理，心里也就不再愧疚，说了会儿闲话，回自己家了。恒安把收音机带到电器维修部，把旧件取下，换上新件，试着一听，声音又像原先一样清纯悦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