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安媳妇一连多日寝食不安。冬天来了，到了这个寒假，长子昌喜就将中学毕业。依照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成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只是看见昌喜身材单薄的样儿，母亲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这样的体格，哪里能干农村重体力活儿？
“能不能想想办法，”夜里躺在炕上，妻子和丈夫商量，“哪怕再等一年也行。你看看他那腿，麻杆似的。”
“别惯着他，”恒安说，“他又不是读书的料，学习不好，又不能干活，将来岂不成了秧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妻子说，“我只是想让他呆在家里，再长一年身子，等壮实一些，到了农村，我才放心。像他这么单薄，到了农村，我怕给累出了毛病。”
“等我想想办法吧。”恒安说，“其实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这样。”说完，翻身睡下了。
早晨起来，昌喜吃过饭，背起书包要上学去。恒安坐在桌边，及时拦住了他，“等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
“体检？”昌喜眼珠了翻动几下，傻愣愣地问，“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体检？”
“你爸让你怎么，你就怎么着，”母亲在一边帮腔道，“你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妹妹做个表率。有些事，一时半会儿弄不懂，就别问，听话就行了。”
母亲没头没脑的一席话，说得昌喜越发糊涂。放下书包，等着父亲领他去医院。
“你先过来一下。”恒安放下饭碗，漱了漱口，走进里屋。昌喜稀里糊涂跟了进去。父亲指着椅子说，“你坐下。”昌喜听了，懵懂地坐到椅子上，听父亲教他，“待会儿，到了医院，上楼时，你快走几步，要让自己觉得累。大夫要给你测血压时，你要脚尖着地，脚跟抬起，小腿发力，屁股上翘，做出将要起身的姿势，就这样……”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先给他演示一遍，而后让儿子学着演示了几遍，觉着差不多了，才领着昌喜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昌喜照父亲说的去做，一测血压，大夫吓了一跳，“天啊，这孩子怎么啦？小小的年纪，血压这么异常，高压都二百一啦。”
昌喜听了，心里紧张起来，刚要说出实情，见一边的父亲给他使了眼色，才闭上嘴巴，咬着嘴唇不说话。
“大概是遗传吧。”父亲赶紧解释说，“孩子他妈就有这毛病。给开张诊断书吧，大夫，我想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开诊断书，又不需要大夫掏钱，患者又确实有病，大夫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提笔开了病休三个月的证明。
出了医院，恒安让昌喜一个人回家，自己带着诊断书去了学校。都是一个学校的同事，恒安人缘又好，又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昌喜的休学手续办得挺顺，中午父亲回来，就正式告诉他，可以在家里呆到下一个寒假结束，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再回学校，在毕业班再呆一年。这时，昌喜才明白，一早父亲带他去干的这些事，只是为了让他留级一年，推迟一年下乡的时间。意识到这一点，昌喜心里有些不快。留级生，多暂都会让人小看的，尽管自己学业不佳，学校也不正经授课，昌喜却对自己留级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担心昌喜呆在家里，会和街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近，母亲给他分派了任务，母亲说，爷爷老了，行动不便，得要人照料，叮嘱他每天一刻不离地守着爷爷，照料好爷爷的起居。
在家里，恒安夫妇称世德二大爷，却让孩子们直接喊爷爷。世德并没到随时都要人守在身边照料的年龄，身体还挺结实，只是心里清楚孩子母亲的真实用意，也就不好回绝。世德很快就发现，其实恒安媳妇的这种担心，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昌喜性格木纳，寡言少语，成天眨巴着一双死鱼眼，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坐就是小半天，常常是你不指使他做什么，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做的，从来不愿意和外边的人交结，这一点，倒是和他父亲的大伯世义有些像，只是世义小的时候，聪明好学，父亲教他背书，只消一会儿，就烂熟于心；昌喜却不然，成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也很像样儿，神情专注地听老师讲课，可听过之后，像没听一样，你问他听懂了什么，他就所答非所问。好在他上学没几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里也不正经上课，也没什么考试，他平日在教室里能坐得住，从不惹事生非，更不敢去造老师的反，甚是受老师的喜欢，居然让他当了班长。世德觉得，较比而言，老二昌乐，倒是和自己有几分像，这孩子性格开朗，行事豪爽，爱结交朋友，有时也爱耍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人缘极好；和自己不同的是，昌乐刚入学时，爱学习，学业极好，若不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将来考上大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一点，连孩子的父母都不怀疑。运动一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昌乐在学校里就呆不住了，成天到街上野跑，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次组织同学打群架，还被子弄到派出所去，气得恒安领回家里，忘记了早年对孩子们的承诺，也忘记了自己一小时挨母亲拿鸡毛掸子狠抽的伤心事，抓起鸡毛掸子，狠抽昌乐的屁股，痛得他满地乱蹦，直到哭叫着发誓，再也不和街上混混们来往了，恒安才停止抽打。幸亏母亲看得紧，昌乐才勉强没有变坏。可是第二年冬天，当父亲在母亲的怂恿下，要带着他到医院看病时，昌乐警觉地问父亲，“你想让我留级？”
“这是为你好，”母亲在旁边劝导他，“你看昌喜，这一年在家里休养，身体都长壮了，这样到农村，才不至于累坏。”
“强壮的身体，不是休养出来的。”昌乐说，“是在聪明头脑的安排下，通过适当的锻炼获得的。”昌乐像一个辩士，和母亲争论道，“我上同学李直道家玩，李直道他爹给我讲，从前日本人在时，在西海的龙王庙修军事要塞，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劳工中有中国把头，提着镐把看着你干活，干不好就打；还有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逼着你干，干不好就戳死你。一些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劳工，怕打、怕死，就听话拼命地干。日本让他们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便是铁打的汉子，不停地干，最终也得累死，日本人看哪个劳工累倒下了，快要断气了，就命人抬到龙王庙山前的大坑里扔掉，就是现在的万人坑。那万人坑里死掉的，大多是身体强壮的劳工。相反，一些聪明的劳工，就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知道，听话、拼命地干活，迟早会累死，人家就出工不出力，别人撮一锨土，人家就撮半锨，或是只撮锨尖那么一点点；别人撮完两锨，人家慢慢腾腾地只撮一锨。日本人看管劳工干活，你只要不是停下来歇息，日本宪兵和中国把头就不能把你怎么样；相反，一些人拼命地干，干累了，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就要遭到毒打。这样一来，你算一算，日本人虽说逼着劳工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可聪明的劳工，实际上只干了八小时的工作量，甚至还不足八小时的工作量，当然累不垮的。为什么？就因为人家知道磨蹭呀，要不咱们这里现在怎么还会有‘磨洋工’这个词儿呢？就是在日本人刺刀下总结出来的保全性命的法宝。现在上山下乡，也是这样，我听说，现在农村的社员，大都很精通这一套，一些蠢人，队长分派了活儿，就拼命地干，干累了，歇一会儿，队长看见了，就会说你，说你偷懒，不给你高工分，而一些聪明人，磨磨蹭蹭不停地干，一天只干一点儿活儿，却能拿高工分。各人精神和人使，反正我不想在学校留级，多丢人哪。”
昌乐的一番表白，正合恒安的心思，觉得这孩子讲得有道理，望了妻子一眼，说，“他不愿意，就算了吧，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妻子也不再坚持。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
的确，一到青年点，昌乐就发挥了好交结的天性，很快和一些无良之徒搅到了一块儿，经常夜里外出，偷袭村民的鸡窝，有时连村民家的狗也不放过，勒死后，带回青年点烀狗肉吃。白天干活儿，便使出磨“洋工”的本事，见有老乡掏出烟荷包，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上一张烟纸和一小撮烟末，放到纸上卷半天，点燃后装模作样，手撑着锨把，站着小口吸半天。一上午吸两三次烟，再装模作样慢腾腾撮几锨土，时间差不多就打发掉了；哥哥昌喜却不行，干起活儿来实打实的，只几天功夫，手上就磨出几个泡。
春节假期只几天就过去了，该返回农村了，母亲怕他们吃苦，临行时做了些好吃的，让他们带上。昌喜说，“妈，别做了，我们在那边吃食堂，你做的东西，拿去了，就成了食堂里共有的，我们也吃不了几口，倒把家里弄得怪紧张的。”
老二昌乐听了，赶紧插话说，“别介，别人吃你的，你也吃别人的呀，要不，空口白牙的只吃人家的，多不地道呀。妈，你少做点儿，我带着。”
母亲不忍心让孩子们空手回去，听了昌乐的话，做了些好吃的，让昌乐带着。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一年将过。孩子们又到了春节放假的时间，昌乐背了一麻袋花生回来，进屋就骂，“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你别看农村人老实巴交的像似挺本分，心也毒着哪，一年出力种的庄稼，到了秋天，都给偷回自己家了，连累我们也跟着受穷，人家看得紧的生产队，一个工都七八毛钱；我们可倒好，一人工值，不但不赚钱，反倒欠生产队一毛七分钱。”
家里原本也不指望孩子们到乡下赚钱，大人听了也不在意。“这不挺好吗。”母亲笑着说，“还分给你一袋花生呢。”
“什么呀，”昌喜气不过，愤愤地说，“他们几个要好的，晚上到生产队仓库，偷了生产队的花生种。”
“什么？”母亲吓了一跳，斥责昌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事呀。”
“犯啥法呀，”昌乐不以为然地说着，“社员们都偷，又不光是我们几个。”
“把花生种偷光了，明年种什么？”父亲站在一边说。
“种什么？”昌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春天里到外地买呀。要不，怎么会欠下债来，干一天活儿，反倒欠他们一毛七分钱呢。”
“那像你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岂不吃了大亏？”母亲替老大昌喜抱不平。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要入党呢，反正那里的人都这样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脸小的。有的人家粮食偷得太多，吃不了，还可拿出去卖呢，细算一下，也不比别处的人家穷。”
母亲又替孩子们忧心起来，觉着昌乐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事；可要留他在家里，一来违反了政策，二来又怕他和街上恶少混到一块儿。想想到了乡下，充其量只做些偷鸡摸狗的恶行，往往罪不当罚，这也比留在城里捅出乱子要强得多，想来想去，一狠心，又将昌乐撵到乡下去。
上了秋，国家颁布了新的政策，各大学要招收工农学员了，说是要在工厂、农村、军队里，选拔一批根红苗正的青年，送他们到大学里学习。
十一放假，昌乐跑回家里。吃饭时，母亲试着把这事提了出来，想探听一下儿子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可能。昌乐听了，停下筷子，望着母亲，断然答道，“一点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母亲不解地问，“不是说，要经过贫下中农推选吗？像你哥那样表现好的知青，贫下中农会不推荐？”
“妈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呢，”昌乐说，“像我哥那样，不惹事生非，天天只是闷头干活儿，勉强能入个党，已经是组织上抬举他了，要上大学？边儿都不沾。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贫下中农推选？谁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就是贫下中农，他让谁去，谁就能去。我们知青点里，背地里给大队干部送礼的，哪是一两个？还有些长相好看的女知青，甘心青春奉献，你想，大学得招多少人，才能轮到我哥头上？”
“臭嘴！”母亲听昌乐说出难听的，脸上有些发热，呵斥昌乐，“你自己不上进，还说些下流的话。”
“妈还不信呢，”昌乐也觉得刚才的话，说得太唐突，脸上也有些不自在，见母亲不信，胀红着脸强辩道，“公社知青办的刘主任，差不多天天晚上到青年点找漂亮的女知青出去谈心，在知青中都传疯了，我们都背地里叫他夜谈主任。你想，他每天晚上找女知青出去谈话，能谈出个啥名堂？到了招工招生的时候，他还会想到像我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
恒安在一边听着，并不作声，只在心里生闷气。知青在农村的恶劣环境，他也早有耳闻，不过自己只是两个儿子在乡下，也并不担心，刚才听昌乐和他妈争论，便有些动心，想帮儿子们一把。
过了十一假期，昌乐要回乡下，临走时，恒安在院子里拦住昌乐，嘱咐道，“回去后，告诉你哥，就说过些日子，如果有领导找他谈话，无论提到什么，都别感到惊慌，让他别主动说话，要是领导问得急，就说家长不让多说；要是有人求你们做什么事，只说回去跟家长说一声，其它的都不要讲，记住了吗？”
昌乐听父亲说这通怪话，一时摸不着头脑，眨巴一会儿眼睛，问父亲，“爸是什么意思？”
“别多问，你也一样，要是哪个领导找你谈话，也这样应付，懂吗？另外，这些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出，最好的朋友也不行，记住了吗？”
昌乐一头雾水，点点头，好生纳罕地离家去了。
恒安媳妇一连多日寝食不安。冬天来了，到了这个寒假，长子昌喜就将中学毕业。依照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成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只是看见昌喜身材单薄的样儿，母亲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这样的体格，哪里能干农村重体力活儿？
“能不能想想办法，”夜里躺在炕上，妻子和丈夫商量，“哪怕再等一年也行。你看看他那腿，麻杆似的。”
“别惯着他，”恒安说，“他又不是读书的料，学习不好，又不能干活，将来岂不成了秧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妻子说，“我只是想让他呆在家里，再长一年身子，等壮实一些，到了农村，我才放心。像他这么单薄，到了农村，我怕给累出了毛病。”
“等我想想办法吧。”恒安说，“其实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这样。”说完，翻身睡下了。
早晨起来，昌喜吃过饭，背起书包要上学去。恒安坐在桌边，及时拦住了他，“等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
“体检？”昌喜眼珠了翻动几下，傻愣愣地问，“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体检？”
“你爸让你怎么，你就怎么着，”母亲在一边帮腔道，“你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妹妹做个表率。有些事，一时半会儿弄不懂，就别问，听话就行了。”
母亲没头没脑的一席话，说得昌喜越发糊涂。放下书包，等着父亲领他去医院。
“你先过来一下。”恒安放下饭碗，漱了漱口，走进里屋。昌喜稀里糊涂跟了进去。父亲指着椅子说，“你坐下。”昌喜听了，懵懂地坐到椅子上，听父亲教他，“待会儿，到了医院，上楼时，你快走几步，要让自己觉得累。大夫要给你测血压时，你要脚尖着地，脚跟抬起，小腿发力，屁股上翘，做出将要起身的姿势，就这样……”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先给他演示一遍，而后让儿子学着演示了几遍，觉着差不多了，才领着昌喜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昌喜照父亲说的去做，一测血压，大夫吓了一跳，“天啊，这孩子怎么啦？小小的年纪，血压这么异常，高压都二百一啦。”
昌喜听了，心里紧张起来，刚要说出实情，见一边的父亲给他使了眼色，才闭上嘴巴，咬着嘴唇不说话。
“大概是遗传吧。”父亲赶紧解释说，“孩子他妈就有这毛病。给开张诊断书吧，大夫，我想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开诊断书，又不需要大夫掏钱，患者又确实有病，大夫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提笔开了病休三个月的证明。
出了医院，恒安让昌喜一个人回家，自己带着诊断书去了学校。都是一个学校的同事，恒安人缘又好，又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昌喜的休学手续办得挺顺，中午父亲回来，就正式告诉他，可以在家里呆到下一个寒假结束，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再回学校，在毕业班再呆一年。这时，昌喜才明白，一早父亲带他去干的这些事，只是为了让他留级一年，推迟一年下乡的时间。意识到这一点，昌喜心里有些不快。留级生，多暂都会让人小看的，尽管自己学业不佳，学校也不正经授课，昌喜却对自己留级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担心昌喜呆在家里，会和街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近，母亲给他分派了任务，母亲说，爷爷老了，行动不便，得要人照料，叮嘱他每天一刻不离地守着爷爷，照料好爷爷的起居。
在家里，恒安夫妇称世德二大爷，却让孩子们直接喊爷爷。世德并没到随时都要人守在身边照料的年龄，身体还挺结实，只是心里清楚孩子母亲的真实用意，也就不好回绝。世德很快就发现，其实恒安媳妇的这种担心，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昌喜性格木纳，寡言少语，成天眨巴着一双死鱼眼，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坐就是小半天，常常是你不指使他做什么，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做的，从来不愿意和外边的人交结，这一点，倒是和他父亲的大伯世义有些像，只是世义小的时候，聪明好学，父亲教他背书，只消一会儿，就烂熟于心；昌喜却不然，成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也很像样儿，神情专注地听老师讲课，可听过之后，像没听一样，你问他听懂了什么，他就所答非所问。好在他上学没几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里也不正经上课，也没什么考试，他平日在教室里能坐得住，从不惹事生非，更不敢去造老师的反，甚是受老师的喜欢，居然让他当了班长。世德觉得，较比而言，老二昌乐，倒是和自己有几分像，这孩子性格开朗，行事豪爽，爱结交朋友，有时也爱耍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人缘极好；和自己不同的是，昌乐刚入学时，爱学习，学业极好，若不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将来考上大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一点，连孩子的父母都不怀疑。运动一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昌乐在学校里就呆不住了，成天到街上野跑，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次组织同学打群架，还被子弄到派出所去，气得恒安领回家里，忘记了早年对孩子们的承诺，也忘记了自己一小时挨母亲拿鸡毛掸子狠抽的伤心事，抓起鸡毛掸子，狠抽昌乐的屁股，痛得他满地乱蹦，直到哭叫着发誓，再也不和街上混混们来往了，恒安才停止抽打。幸亏母亲看得紧，昌乐才勉强没有变坏。可是第二年冬天，当父亲在母亲的怂恿下，要带着他到医院看病时，昌乐警觉地问父亲，“你想让我留级？”
“这是为你好，”母亲在旁边劝导他，“你看昌喜，这一年在家里休养，身体都长壮了，这样到农村，才不至于累坏。”
“强壮的身体，不是休养出来的。”昌乐说，“是在聪明头脑的安排下，通过适当的锻炼获得的。”昌乐像一个辩士，和母亲争论道，“我上同学李直道家玩，李直道他爹给我讲，从前日本人在时，在西海的龙王庙修军事要塞，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劳工中有中国把头，提着镐把看着你干活，干不好就打；还有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逼着你干，干不好就戳死你。一些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劳工，怕打、怕死，就听话拼命地干。日本让他们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便是铁打的汉子，不停地干，最终也得累死，日本人看哪个劳工累倒下了，快要断气了，就命人抬到龙王庙山前的大坑里扔掉，就是现在的万人坑。那万人坑里死掉的，大多是身体强壮的劳工。相反，一些聪明的劳工，就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知道，听话、拼命地干活，迟早会累死，人家就出工不出力，别人撮一锨土，人家就撮半锨，或是只撮锨尖那么一点点；别人撮完两锨，人家慢慢腾腾地只撮一锨。日本人看管劳工干活，你只要不是停下来歇息，日本宪兵和中国把头就不能把你怎么样；相反，一些人拼命地干，干累了，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就要遭到毒打。这样一来，你算一算，日本人虽说逼着劳工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可聪明的劳工，实际上只干了八小时的工作量，甚至还不足八小时的工作量，当然累不垮的。为什么？就因为人家知道磨蹭呀，要不咱们这里现在怎么还会有‘磨洋工’这个词儿呢？就是在日本人刺刀下总结出来的保全性命的法宝。现在上山下乡，也是这样，我听说，现在农村的社员，大都很精通这一套，一些蠢人，队长分派了活儿，就拼命地干，干累了，歇一会儿，队长看见了，就会说你，说你偷懒，不给你高工分，而一些聪明人，磨磨蹭蹭不停地干，一天只干一点儿活儿，却能拿高工分。各人精神和人使，反正我不想在学校留级，多丢人哪。”
昌乐的一番表白，正合恒安的心思，觉得这孩子讲得有道理，望了妻子一眼，说，“他不愿意，就算了吧，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妻子也不再坚持。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
的确，一到青年点，昌乐就发挥了好交结的天性，很快和一些无良之徒搅到了一块儿，经常夜里外出，偷袭村民的鸡窝，有时连村民家的狗也不放过，勒死后，带回青年点烀狗肉吃。白天干活儿，便使出磨“洋工”的本事，见有老乡掏出烟荷包，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上一张烟纸和一小撮烟末，放到纸上卷半天，点燃后装模作样，手撑着锨把，站着小口吸半天。一上午吸两三次烟，再装模作样慢腾腾撮几锨土，时间差不多就打发掉了；哥哥昌喜却不行，干起活儿来实打实的，只几天功夫，手上就磨出几个泡。
春节假期只几天就过去了，该返回农村了，母亲怕他们吃苦，临行时做了些好吃的，让他们带上。昌喜说，“妈，别做了，我们在那边吃食堂，你做的东西，拿去了，就成了食堂里共有的，我们也吃不了几口，倒把家里弄得怪紧张的。”
老二昌乐听了，赶紧插话说，“别介，别人吃你的，你也吃别人的呀，要不，空口白牙的只吃人家的，多不地道呀。妈，你少做点儿，我带着。”
母亲不忍心让孩子们空手回去，听了昌乐的话，做了些好吃的，让昌乐带着。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一年将过。孩子们又到了春节放假的时间，昌乐背了一麻袋花生回来，进屋就骂，“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你别看农村人老实巴交的像似挺本分，心也毒着哪，一年出力种的庄稼，到了秋天，都给偷回自己家了，连累我们也跟着受穷，人家看得紧的生产队，一个工都七八毛钱；我们可倒好，一人工值，不但不赚钱，反倒欠生产队一毛七分钱。”
家里原本也不指望孩子们到乡下赚钱，大人听了也不在意。“这不挺好吗。”母亲笑着说，“还分给你一袋花生呢。”
“什么呀，”昌喜气不过，愤愤地说，“他们几个要好的，晚上到生产队仓库，偷了生产队的花生种。”
“什么？”母亲吓了一跳，斥责昌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事呀。”
“犯啥法呀，”昌乐不以为然地说着，“社员们都偷，又不光是我们几个。”
“把花生种偷光了，明年种什么？”父亲站在一边说。
“种什么？”昌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春天里到外地买呀。要不，怎么会欠下债来，干一天活儿，反倒欠他们一毛七分钱呢。”
“那像你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岂不吃了大亏？”母亲替老大昌喜抱不平。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要入党呢，反正那里的人都这样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脸小的。有的人家粮食偷得太多，吃不了，还可拿出去卖呢，细算一下，也不比别处的人家穷。”
母亲又替孩子们忧心起来，觉着昌乐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事；可要留他在家里，一来违反了政策，二来又怕他和街上恶少混到一块儿。想想到了乡下，充其量只做些偷鸡摸狗的恶行，往往罪不当罚，这也比留在城里捅出乱子要强得多，想来想去，一狠心，又将昌乐撵到乡下去。
上了秋，国家颁布了新的政策，各大学要招收工农学员了，说是要在工厂、农村、军队里，选拔一批根红苗正的青年，送他们到大学里学习。
十一放假，昌乐跑回家里。吃饭时，母亲试着把这事提了出来，想探听一下儿子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可能。昌乐听了，停下筷子，望着母亲，断然答道，“一点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母亲不解地问，“不是说，要经过贫下中农推选吗？像你哥那样表现好的知青，贫下中农会不推荐？”
“妈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呢，”昌乐说，“像我哥那样，不惹事生非，天天只是闷头干活儿，勉强能入个党，已经是组织上抬举他了，要上大学？边儿都不沾。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贫下中农推选？谁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就是贫下中农，他让谁去，谁就能去。我们知青点里，背地里给大队干部送礼的，哪是一两个？还有些长相好看的女知青，甘心青春奉献，你想，大学得招多少人，才能轮到我哥头上？”
“臭嘴！”母亲听昌乐说出难听的，脸上有些发热，呵斥昌乐，“你自己不上进，还说些下流的话。”
“妈还不信呢，”昌乐也觉得刚才的话，说得太唐突，脸上也有些不自在，见母亲不信，胀红着脸强辩道，“公社知青办的刘主任，差不多天天晚上到青年点找漂亮的女知青出去谈心，在知青中都传疯了，我们都背地里叫他夜谈主任。你想，他每天晚上找女知青出去谈话，能谈出个啥名堂？到了招工招生的时候，他还会想到像我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
恒安在一边听着，并不作声，只在心里生闷气。知青在农村的恶劣环境，他也早有耳闻，不过自己只是两个儿子在乡下，也并不担心，刚才听昌乐和他妈争论，便有些动心，想帮儿子们一把。
过了十一假期，昌乐要回乡下，临走时，恒安在院子里拦住昌乐，嘱咐道，“回去后，告诉你哥，就说过些日子，如果有领导找他谈话，无论提到什么，都别感到惊慌，让他别主动说话，要是领导问得急，就说家长不让多说；要是有人求你们做什么事，只说回去跟家长说一声，其它的都不要讲，记住了吗？”
昌乐听父亲说这通怪话，一时摸不着头脑，眨巴一会儿眼睛，问父亲，“爸是什么意思？”
“别多问，你也一样，要是哪个领导找你谈话，也这样应付，懂吗？另外，这些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出，最好的朋友也不行，记住了吗？”
昌乐一头雾水，点点头，好生纳罕地离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