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在正统三十年末担任首辅。一上任就号称了萧规曹随，一切如旧。他又与刘定之密谈过后。
刘定之就对于谦恭恭敬敬，好像是对待师傅一般。
其实于谦给刘定之挑明了他在首辅位置上待不长。刘定之自然也不敢反对大明皇帝的权威。
于谦担任首辅固然是一件大事，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在政坛之上引起多少波澜，或者这与年关将近有关系。
在正统三十一年正旦大宴之后，明报就刊登了朱祁镇署名的文章。首先就提出的就是如何才能达到大同之世的问题？
这一篇文章根本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
影响力从北京开始，向外面层层叠叠的荡漾开来。
大体是两个层面之上的影响。
第一个层面的影响，更多是官场之上的影响。第二个层面就是民间的影响。
官场之上人都明白，皇帝这样策问天下，决计不是耍着玩的。
其中深意自然在很多大臣内心之中回荡。
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就是在民间的。
要知道理学的盛行，不仅仅是在的官场之中，在三杨时代，三杨之所以威望重，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百官之首，还是文坛领袖。
但是三杨离世之后。文坛领袖就不在朝廷了。
民间有很大儒，虽然不做官，但是在儒学上的造诣，还让他们有大的影响力。
在北京。
徐有贞对这种变化，有些失望。
徐有贞而今五十多岁，他在刑部任上也大有作为的，李贤去位。按照之前的惯例，大明内阁要有一番变动，徐有贞一直在准备补位内阁。
但是而今于谦敲定了一切不变的总原则之后，虽然内阁之中，还有一个空位，也就是之前刘球去位之后留下的位置。
因为朱祁镇与李贤之间达不成妥协。所以一直空着。
但是徐有贞却也明白，这个位置盯着的人太多了。他想要进入内阁的可能性大减，所以他一点要揣摩朱祁镇的意思。只有投其所好，才能得到这个位置。
同样对这位置，大有渴求的就是陈文。
陈文乃是李贤的人。
李贤即便是退位，他也不可能不将他的政治势力安排好。很多时候，如果中枢没有为你说话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悠哉林下的。
陈文就是李贤安排的人。
只是李贤也没有想到，真正接任首辅之位的是于谦，而不是刘定之。
如果刘定之上位，内阁之中一定会有一场大调整，最少有一两位出局。到时候陈文补位，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只是于谦这样一座。也卡了陈文的位置。
不过，陈文比徐有贞好一点的事情，就是陈文有李贤临走的指点，对皇帝的心思更能明白一点。
陈文心中暗道：“陛下的心意，无非是想改变理学独尊的地位，才好大展拳脚变法。我只有助陛下一笔之力，才能入陛下法眼。”
陈文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将四书五经全部翻了出来，重新读了起来，这一次不是为了科举的敲门砖，而是为了内阁的敲门砖。
只是之前科举的时候，陈文要将这些东西都奉为金科玉律。但是此刻陈文，却是要抓出这些文字之中的破绽。
最好是那一种，一发出了，就天下震动的破绽。
只是朱熹的学问如果能那么容易找出破绽，朱熹也不会被人尊称朱子了。
即便陈文挑出来几个问题，但是对朱熹整个儒学体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是边角问题而已。
陈文翻《尚书》的时候，心中忽然一动，手指轻轻敲在书面之上，心中暗道：“这个或许可以。假亦真来真做假，真真假假，还不是看怎么说的。”
此刻陈文心中已经有成见，但依然要一套逻辑来证明他的论点。
就在陈文在老老实实的做学问的时候，一直在老老实实的做学问的吴与弼此刻也被惊动了。
之前朱祁镇是下过一道诏书，就是要召集天下大儒，吴与弼就在被征召之列。
只是吴与弼拒绝了。
吴与弼乃是三杨之中，杨溥的弟子。
不过吴与弼二十岁的时候，看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大受启迪。而焚烧了所有科举的书，回乡躬耕讲学。
几十年来，一心一意践行圣人之学，成为天下静养的大儒。
即便在北京很多人都听过吴与弼的名声。
甚至每过几年，就有一些人上奏，请召吴与弼入京。
但是朱祁镇一直将理学视为敌人，怎么可能让这个当代理学教主入京。所以朱祁镇都拒绝了，不过为了显示大明重视教育，朱祁镇赏赐了吴与弼不少金银。
而吴与弼虽然拜了杨溥为师，但是他大多理念都是自学的。他大多理念都是自己的特色。他这一派被后世称为崇仁学派，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比如王阳明。
而吴与弼也不是很多人想象之中的死板的道学先生，甚至恰恰相反，真正死板的道学先生，根本就是没有将书读透，真正能称作大儒的人，一般来说，都是那种放在现代也值得被尊敬的。而不是红楼梦之中贾政的象形。
吴与弼教学的时候，也不是让弟子死读书。而今强调学问是要践行的，吴与弼即便在乡教书，也是带着弟子们身体力行，躬耕田野。
后世很多理念，都是从吴与弼这里发展出来的，比如叶圣陶老先生要求的劳动教育，也是从吴与弼这里借鉴的。
所以在明报出来之后，吴与弼也是很重视的，咬着牙，订了一份，虽然每一次看到最新版都在十几日之后了。
正统三十一年正月初一的明报，送到了吴与弼这里，已经是正月十五之后了。
吴与弼看了之后，立即召集诸位弟子，让弟子们传阅。
等所有人都看完之后，吴与弼就以朱祁镇的问题，问诸位学子，问他们如何能达到大同世界？
这些学生彼此之间七嘴八舌的。但是总体上来还是受到了理学与吴与弼的影响。
“夫子，我等之见，欲使世界大同，必先令人人为圣贤，欲人人为圣贤，必先大张教化，令士农工商皆知大义所在，人人相亲而不相害，如此世界就大同了。”一个学生总结道。
吴与弼却好像每天听到一般。
这与吴与弼的答案并没有相差太远。
吴与弼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理学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一生教育了不知道多少学生，并不排斥贩夫走卒来学习。
甚至说后世心学之中很多理念都能在吴与弼这里找到根源。
只是吴与弼比自己弟子想的更多。
这一番话，虽然是对的。但是却不是皇帝所要的。
无他，因为这一番话，皇帝身边的翰林，其实也能说出来的。如果皇帝认为这个道理是对的。
又怎么能能发在明报之上，策问天下。
吴与弼沉默了好一阵子，说道：“前番陛下下诏，诏我入京，我准备去北京一趟，你们各自准备一下，有想去的跟我走，不想去的，就暂且回家吧。”
“不过学问之道，不可一日或缺，不能因为我在与不在放松。”
诸位弟子有些吃惊，有些不吃惊，起身行礼说道：“夫子，我等明白。”
吴与弼说完这些之后，就退回自己的房间，却见身后有一个弟子跟了过来，说道：“夫子，弟子有一处不解，还请夫子解惑。”
吴与弼而今明显是有心事，只是他依旧请这位学子坐下来，说道：“公甫，你有什么不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