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后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子。这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己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载后的陈月盘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气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像是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陈月盘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
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
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了财，并且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几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
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涂昌的堂伯侄。王涂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涂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涂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学校想走德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涂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目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
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
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晕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
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二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入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一顶“恶霸地主”帽子让这位为新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饱受了屈耻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