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

《茶馆 》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茶馆》是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咱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的成功在于语言的成功。话剧全凭台词塑人物，台词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剧也就成功了，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极致。《茶馆》中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得非常生动传神、富于个性，同时又简洁凝练，意蕴深长。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民风腐化，旗人们的生活也日见窘迫。庚子年间，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老北京顺民们看似平静的生活陡起波澜，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让老百姓百思不解、颜面扫地，官军和团民围攻东交民巷，旗兵们尽了职责，报国寺的老方丈也带着满腔的怨恨走进了熊熊烈火……面对这破碎的河山、残存的家园，经受了劫掠的老北京只能将这段历史永远地铭记在心。随着老舍先生的笔在舞台上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温和老实的父亲、勤俭朴实的母亲、尖刻自大的姑母、吃喝玩乐的大姐夫、蛮横无理的大姐婆婆、无过是福的大姐公公、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奸滑钻营的多老大、性格直率的多老二、正直善良的老王掌柜，倔强耿直的王十成、养尊处优的定大爷、逍遥自在的博胜之、能说会道的索老四、身残志坚的查二爷、妄自尊大的牛牧师……一朝子民，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活得有滋有味无忧无虑，可当他们赖以支柱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破碎飘零时，他们的命运就同样不济了……

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这两篇是两家刊物的长篇连载的特约稿，约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这样，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职业写家矣。两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敌即诡袭芦沟桥，遂不续写。两稿与书籍俱存济南的齐鲁大学内，今已全失。十一月，我从济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终没有写过长篇。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于是，时间与精力零售，长篇不可得矣。还有，在抗战前写作，选定题旨，可以从容搜集材料，而后再从容的排列，从容的修改。抗战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难得从容，乃不敢轻率从事长篇。再说，全面抗战，包罗万象，小题不屑于写，大题又写不上来，只好等等看。

《文博士》讲的是留美博士文博士,是一个不学无术却精于权术的文痞政客,他打着留美博士的洋招牌,招摇撞骗,巴结权贵,钻营到名利双收的专员肥缺。他虽然也爱钱,但深知要弄钱,就得做官。因此他信奉的人生哲学是钱本位加官本位的二位一体。老舍用戏谑嘲讽的犀利笔锋,鞭挞了旧中国儒林中的丑类。

一九五三年十月，老舍随同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到朝鲜。《无名高地有了名》描写抗美援朝时期老秃山战斗的过程，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伟大的祖国军人保卫祖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斗的光辉历程。

大学生赵子曰爱慕虚荣，不务正业，在学潮中沽名钓誉而被学校除名，赵子曰的邻居莫大年在赵子曰钦慕的对象——王灵石女士的门口，碰巧发现了赵子曰的最好的朋友欧阳天风要挟王灵石女士，之后莫大年告诉赵子曰，欧阳天风的行径，赵子曰于是便来到了天津，迷迷糊糊的过了几个月，为谋取一官半职，他先去一位将军家当家庭教师，良心发现帮助了一名被坏人控制的妓女，但怕被坏人报复，于是又回到了北京，之前莫大年告诉他的话，他早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在武端和欧阳天风的怂恿下，赵子曰从控制女权发展会入手，想谋取点名声做官，结果事与愿违。后在武端的怂恿下，企图通过裙带关系达到做官目的，不料欧阳从中捣鬼，终于一事无成。

《老张的哲学》描写了20年代前后北京各阶层市民的生活及思想感悟。主人公老张，是旧北京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恶棍。他身兼兵、学、商三种职业，信仰回、耶、佛三种宗教；他信奉的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人生哲学，老张哲学的内涵和实质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独特艺术个性形成的一个起点。老舍的幽默有自己的特点，其作品中的幽默总带着难以掩饰的或浓或淡、或隐或现的悲剧色彩，他的幽默是使人啼笑皆非的幽默，在微笑中藏着苦涩的幽默，是唤起人们同情的幽默，是具有丰富语言技巧的幽默。

作家老舍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老舍能纯熟地驾驭语言，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细节真实，再加之语言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作品深受人民喜爱。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隆重推出《老舍小说精汇》。《牛天赐传》(精装)为系列之一，收录的是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小说写一夫妇看到门口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就叫牛天赐。天赐什么都不会做，养父母一死，他就玩完了。怎么办……

本书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童话，作品以生活在南洋的男孩小坡和他的妹妹为主人公，讲述了小坡生活中的有趣故事，故事后半段完全是小坡的梦境，但也隐含了作者对南洋种种现实弊端的嘲讽。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文中说道：希望还能再写一两本这样的小书，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对过去的一切，我不十分敬重；历史中没有比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一段更有价值的。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

老舍，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是的，《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老舍在世界文学中自有他的地位。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经历、性情、思想、人格……。这就需要传记：他传、自传，不止一种。

一架飞往火星的飞机在碰撞到火星的一刹那机毁人亡，只剩下我幸存下来，却被一群长着猫脸的外星人带到了他们的猫城，开始了艰难的外星生活。猫人也有历史，拥有两万多年的文明，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导致文明的退化。而我亲眼目睹了一场猫人与矮子兵的战争，以猫城全城覆没而结束了这座私欲日益彭胀的外星文明古城。

一九六○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我以《义和团》即《神拳》为题，写了一出四幕的话剧。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并且不断向老人们打听当年的见闻，我简略地记了下来。在变乱中，这些笔记可都丢失了。即使没有丢失也不够支持写一本长篇小说的，因为东鳞西爪，既乏系统，又不无偏见。后来，目睹当时光景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听。写那本小说的愿望遂未实现。一九六○年，因为是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史料与传说，和一些用新的眼光评论义和团起义的文章。这又鼓动了我，想写点什么。我就写了这本话剧。剧本好坏，我不敢说；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为什么这样关心义和团。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与光景。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当年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么失了踪！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那正是热天。店中职工都早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父亲到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这点痛苦并不是什么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儿童被卖出去或因饥寒而夭折了啊！是呀，现在每逢我路遇幼儿园的孩子们，一个拉着一个，说着笑着唱着，象清早睡醒的小鸟那么活泼，我总要站住，细细地端详他们，数一数他们梳着几种小辫儿，穿着几种花样的鞋袜。我是那么欢喜，总想把他们都领到我的家去，陪他们痛快地玩耍半天！是的，由孩子们健康的小苹果脸上，我看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真凭实据！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究竟杀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财宝，没法统计。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债！以言杀戮，确是鸡犬不留。北京家家户户的鸡都被洋兵捉走。敢出声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黄狗就死于刺刀之下。偷鸡杀狗表现了占领者的勇敢与威风。以言劫夺，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象绿林好汉那么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象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子蒙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意精选。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又是那么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上述的那些不过是那一次大屠杀，大劫洗，大耻辱中的一些小节目而已。假若当时我已经能够记事儿，我必会把联军的罪行写得更具体、更伟大、更文明。当然，我也必会更理解与喜爱义和团——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他们的爱国、反帝的热情与胆量是极其可敬的！可是，我所看到的有关义和团的记载（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手笔），十之八九是责难团民的。对于联军的烧杀抢掠，记载的反倒较少。是去年发表的民间的义和团传说，不是那些文人的记述，鼓舞了我，决定去写那个剧本。由那些传说中，我取得团民的真正形象。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哪！想一想老母告诉我的那些惨事，再看一看眼前的光彩的三面大红旗，谁能说我们不是走出了地狱，看见了天堂了呢！可是，今天的美国强盗依然是强盗，而且抢掠劫杀的技术有所翻新！不仅自号文明，还会口中念念有词，说和平，讲自由；和平地、自由地杀人劫宝，图财害命！这种新手法十分毒辣，比旧手法要厉害得多！谁不警惕，必上大当，吃大亏，悔之晚矣！一九六一年

（四幕　剧）全剧　人　物　介　绍吴凤鸣——男。河北省人。久寓北平。四十岁。魁梧多力，貌豪野而菩萨心肠，见义勇为，言则必诺。吴凤羽——男。凤鸣之弟。二十二三岁。亦富热情，但年轻冒失。身高而不甚粗壮。在大学尚未毕业。小马儿——女。年纪与凤羽仿佛。九一八后，流落北平，凤鸣收养之。今年过二十，而仍天真淘气，加以身量短小，故皆以小马儿呼之。董志英——女。为小马儿的乡亲，好友。有聪明，而意志薄弱，往往被人利用。约二十五岁，身高貌美。管一飞——男。四十四五岁。短小精悍，善修饰，会讲话，而口是心非，唯利是图。与吴家兄弟为近邻。章仲箫——男。三十多岁。体硕而无力，嘴硬而心弱。生于北平，虽世代为商，而善依附风雅。好打听消息，且以走漏消息为荣，与董志英，管一飞同院住。田雅禅——二十六七岁。聪明自喜，而误入歧途。面色灰白，有鸦片之瘾。胡继江——男。六十岁左右。贪财好色，吸鸦片，仿佛优于作官及汉奸。手中老拿着一串素珠。李巡长——男。四十岁左右。心地甚好，巧于言语。记　者——男。二十多岁。喜弄文墨而文字欠通。宪兵甲——一个日本鬼子。宪兵乙——也是个日本鬼子。贺客——三五人，有少有长，有男有女，皆无名氏。老　四——管一飞之男仆，卑恭有礼，整洁体面，约三十五岁。兵　士——日本兵二人或四人。群众——越多越好，第四幕中开会时备用。

（一）此剧系根据萧崇素同志整理的藏族民间故事《青蛙骑手》改编的。在此谨向萧崇素同志致敬致谢！（二）因对西藏古今习俗都不甚熟悉，所以剧中并未强调地方色彩。排演时可以西藏为背景，亦可放在别的地方。人物皆无名，如有必要，可斟酌添上。（三）剧本与萧崇素同志整理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些出入：１．原故事中，三姐妹都是头人的女儿，剧本中把三姐改为义女，以便更适于嫁给青蛙骑手。２．在原故事里，蛙皮是三姐给烧毁的，剧中改为被头人劫去，好多些冲突。３．最大的改动是故事的结局。原来是青蛙骑手死去，三姐在他的坟前变成一块石头。在故事形成的年代，这样的结局是很自然的。改编时，我把悲剧变为喜剧，青蛙骑手濒死，被三姐救活。４．此外还另有些小的改动，都是为使故事更集中、人物更鲜明些，即不一一说明。（四）剧本全文都是有韵的唱词，没有说白。如嫌太多，可将某些部分唱词改为念白，但希望能够朗诵原来的韵语，勿改为散文，因朗诵韵语可配音乐，气氛较好。（五）青蛙骑手可由二人扮演，前半男中音，后半男高音。前半勾脸，绿面金睛阔口，后半俊扮。

时间　明嘉靖某年。地点　北京，严府。人物　路　楷（御史，丑扮）　严　喜（严府家院，小丑）严世蕃（官居侍郎，但皆以小丞相呼之，抹白脸）〔路楷上。路楷　（念）万般皆下品，只有作官高！来此已是严府，门上哪位在？

（三幕七场话剧）人物　表诸所长——男，三十岁左右，党员，某派出所所长。平海燕——女，二十四岁，团员，民警。刘超云——男，二十多岁，民警。李珍桂——女，四十七八岁，街道上积极分子。王仁利之妻，李天祥的继母，原名王桂珍。李天祥——男，二十七岁，复员军人。王仁利——男，五十来岁，运输工人。王秀竹与王新英的父亲。王仁德——男，四十多岁，仁利之弟，莲花峰人民公社的炊事员。王秀竹——女，二十五岁，工人。王新英——男，二十岁，学生。丁宏——男，二十六岁，工人，秀竹的未婚夫。沈维义——男，十九岁，新英的学友，团员。林三嫂——女，三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井奶奶——女，八十岁，与李珍桂同院住。于壮——男，二十多岁，民警。唐大哥——男，三十多岁，工人。唐大嫂——女，三十岁，唐大哥之妻。

（三幕十三场话剧）人物　表宋爷爷——男，年近八十。摆小茶摊子。硬朗，正直。宋玉娥——女，十六岁，团负。宋爷爷的孙女。聪明，略有娇气。余母——女，五十多岁，余志芳的母亲，对女儿有偏见。余志芳——女，十六岁，团员。勇于反抗，热爱劳动。齐　母——女，五十多岁。齐凌云的母亲。有文化，而思想落后。齐凌云——女，十七岁，团员。美丽，有进取心，但稍娇弱。赵　姐——女，三十多岁，齐家的保姆。卫　母——女，六十多岁，卫默香的母亲。卫默香——男，四十多岁。知识分子，不大爱劳动。卫大嫂——女，三十多岁，默香之妻。勇敢，健康，思想进步，争取入党。陶月明——男，二十一岁。店员，有轻商思想。某大娘——女，五十多岁。王二婶——女，五十岁。有正义感，乐于助人。李大嫂——女，三十岁。健壮。金智——女，二十多岁。拴子的大姐。金拴子——男，十三岁。淘气。老尤——男，四十多岁。卖肉的师傅。小　吴——男，二十多岁。卖鱼的好手。老　黄——男，四十多岁。店员。郑书记——男，四十多岁。零售管理处党委书记。唐经理——女，三十岁。妇女商店经理，党员。男　甲——男，二十多岁。军人。男乙——男，二十多岁。工人。男丙——男，六十岁。农民。店员甲——女，二十岁。妇女商店店员。店员乙——女，十九岁。妇女商店店员。店员丙——女，二十多岁。妇女商店店员。

时间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一八九八（光绪二十四年）。所谓戊戌政变就发生在这一年里。端阳节前一二日。变法的上谕已在阴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了。地点　北京城内某胡同，秦宅的书房。

（三幕话剧）全剧人物佟景铭秘书——五十多岁，胖胖的颇有福相。世家出身，为官多年，毕生事业在争取面子。佟继芬小姐——佟秘书之女。已二十六岁，犹自称十七。婚事未成，心中着急，但面子问题所在，又不能轻率从事。于建峰科长——三十多岁，佟之同事与好友，略带市侩气，深知面子的重要，但决不为面子所牺牲。秦剑超医官——三十二岁，很好的医生，但不大懂面子。欧阳雪小姐——二十二岁，秦医官手下的看护。因容貌的美好，职业的高尚，往往不肯敷衍面子。周明远书记——二十五岁，疑心全人类都轻视他。方心正先生——三十多岁，因乱想发财而破产，虽在极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单鸣琴小姐——二十八岁，方心正之妻，对面子问题绝对与丈夫合作。赵勤——三十岁，作工友而忽成小财主，心地很好，而欠精明。徐嫂——佟宅女仆，四川人，操四川土语，似不知世间有面子问题者。

东方文化协会以东方文化为题，托我写一本话剧。想了许多日子，我想不出办法来。一个剧本，尽管可以不要完密的穿插，可多少总得有个故事；我找不到足以表现东方文化的故事。即使用象征法，以人物代表抽象观念，文化中所含的事项也太多，没法一网打尽。再退一步，只捡几件重要的事项代表文化，也似乎走不通，因为哪个算重要，哪个不重要，正自难以决定。况且，大家认为重要者，我未必懂得；我懂得的，又未必重要。这个困难若不能克服，则事未集中，剧无从写。又想了几天，我决定从剧本的体裁上打主意。这就是说，假若放弃了剧本的完整，而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话剧中，则表现的工具既多，所能表现的方面纵难一网打尽，也至少比专靠话剧要广阔一些。从剧本上说，这种拚盘儿的办法，是否要得？我不考虑。我知道，只有这么办才能有把它写成的希望。好，我心中有了个大拚盘。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一切！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圆满的答出！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简直无从下手！假若我是个思想家，也还好办。我满可以从一个活的文化中，提出要点，谈其来龙去脉，以成一家之言。但是，我不是个思想家。再说，即使我是思想家，有资格畅言文化，也还不中用。我所要写的是剧本，不是论文！似乎还得从剧本上设法。假若我拿一件事为主，编成个故事，由这个故事反映出文化来，就必定比列举文化的条件或事实更为有力。借故事说文化，则文化活在人间，随时流露；直言文化，必无此自然与活泼。于是，我想了一个故事。当然是抗战的故事。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那么，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即使吃惯了洋饭的鬼奴，声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得多，可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谈到现在，除了非作汉奸不过瘾的人，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假若没有这样的文化，便须归之奇迹，而今天的世界上并没有奇迹！以言将来，我们因抗战必胜的信心，自然的想到两件事；（一）以中华为先锋，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日本军阀的南进——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正是自中国至印度之间的各民族觉醒的时候。大家有此觉醒，才不至于上日本军阀的和平当，而把灵魂托付给锁镣与鞭笞。（二）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这样，我们肯定了我们有文化，而且是很高的文化。可是，就照着这个肯定，编一个故事，还并不怎么容易。第一，一方面写故事，一方面还须顾及故事下面所掩藏的文化问题，就必定教故事很单薄——冰必定很薄，才能看见下面的流水啊！故事单薄，剧本就脆弱，不易补救！第二，文化是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这怎么调动呢？故事的双重含意——抗战与文化——已难天衣无缝的配合，而每一含意中又都有那么多的问题，即使我是个无所不知的通才，也没法表现无遗，面面俱到。还有，第三，拿过去的文化说吧，哪一项是自周秦迄今，始终未变，足为文化之源的呢？哪一项是纯粹我们自己的，而未受外来的影响呢？谁都知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它。再往远一点说，也还不保险，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纯粹中国本色的呢？因此，我不能借一件史事形容出某一代的文化确是什么样子。而且，即使我有了写史剧的一切准备，也还不过是以古说今，剧本的效果还是间接的，没有多大的感动力量。我非把过去与现在掺到一处不可，宁可教过去的只有点影子，也不教现在的躲在一边，静候暗示。是的，我只能设一点影子，教过去与现在显出一点不同；假若有人来问：这点影子到底是象征着汉晋，还是唐宋？是佛老，还是孔孟？我便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总而言之，我所提到的文化，只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所能体会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的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绝不敢包办文化。有多少多少问题，我不懂得，就都不敢写。我所确信的，我才敢写下来。这样，我的困难可以减少一些；减少了我自己的困难，而增加了剧本的穷相，可也就无法。我只能保证自己的诚实，而不能否认才力与识见的浅薄！就是我所相信的，也还未必没有错误；不过，我要是再加小心一些，这本剧就根本无从产生了。现在可以谈剧本的本身了。剧分三幕：第一幕谈抗战的现势，而略设一点过去的影子。第二幕谈日本南进，并隐含着新旧文化的因抗战而调和，与东亚各民族的联合抗战。第三幕言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剧情很简单。可是它越简单，它所接触的问题便越不能深入，仿佛是一块手帕要包起五斗米似的那么没办法。为什么要这么简单呢？我是怕用人太多，不易演出。可是，象抗战的情况，与日本南进，都要写入，又无法十分简单；于是，我就利用了歌舞。用歌舞是否可以真个简单，明于演出呢？还是不中用！此作法自蔽也！剧中有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大概至少须用三十位歌者，才足振起声势。第二幕中有六个舞踊，至少要用十位舞踊专家——随便一舞，必难曲尽其意。既有歌舞，必有伴奏，又需至少二三十位音乐家。加上演员十数人，共需八九十人矣！也许有人还以为我利用歌舞是有意取巧，我不便驳辩。可伤心的倒是弄巧成拙，依然尾大不掉，难以演出。至于幸而得以演出，而观众只听歌看舞，忽略了话剧部分，才更可伤心！最使我担心的是末一幕。没有斗争，没有戏剧，我却写了天下太平！拚盘已经不算什么好菜，而里边又掺上甜的八宝饭，恐怕就更吃不消了！关于第一幕第二节设景在绥西，纯粹是为了绥西有民族聚集的方便；若嫌不妥，请随便换个地方。第三幕设景青岛，亦因取景美丽，无他用意，也可以改换。老舍于昆明龙泉村，三十年双十节

幕启：两间一通连的屋子，准备作为客厅。屋里的桌椅还没布置好；网篮，雨伞，箱子，痰盂，凉席，盆子罐子，还都乱七八糟的放着，象刚刚搬来的样子。墙角立着带套的三弦，和鼓架子。方大凤穿着短衣，系着围裙，头上罩一块花帕子，独自收拾屋子；一边设计，一边挪动东西。破风筝方老板掩着怀，拖着破鞋，走进来。

全剧人物介绍乔绅——形相：五十多岁，须发微白。身高，相当的健壮。中服西装都穿得够样。性格：精明厉害。新旧知识都略有一些，坚信知识即权利。抗战后，颇发财，自视甚高。乔妻——形相：与乔绅年纪相近，身矮，多病，自号受气包儿，样子也真象受气包儿。性格：没有什么知识，能力，但厚道可亲。虽乔绅不以之为贤妻，而对子女仍尽良母之责。桃云——乔绅之妾。形相：二十七八岁，高大丰美，象一朵有色无香的大花。性格：糊涂，庸俗，肉感，但相当的有胆量，最喜参加家庭中的小斗争。李颜——乔家的长媳。乔绅的长子德山，死于前线，她守节不再嫁，日求报仇之计。形相：三十岁左右，中等身量，面无血色。老穿素衣，有阴森之气。性格：个性甚强。因为夫报仇之计不成，略患神经病。乔仁山——乔绅之次子。形相：二十四岁。中等身量，但象还在发育，故显着瘦细无气力。其实他并不弱。性格：有理想，多思虑，辨善恶，但缺乏果断与自信，今之罕默列特也。乔莉香——仁山之妹。形相：二十二岁。身量比桃云矮，而美丽过之。好打扮，凡摩登女子所应有的东西，她的身上都有。性格：庸俗，心眼不坏，但没有知识。吕千秋——五十多岁的老画师，乔绅的老友。形相：身短，发尽白，服装虽陋，而飘洒无烟火气。脸瘦而精神高朗。性格：富有理想与热情，但昧于实际，故陷于穷困。吕以美——千秋之女。千秋幼与乔绅同学，屡因作画向乔绅贷金，以美乃助乔经营商业，以劳力偿父债。形相：二十三岁，身量比千秋稍高，不甚美，服装很朴素，但气派正大。性格：坚毅，聪明，有理事才。丁影秋——乔绅之友。形相：三十一二岁，高大壮宽，穿洋服。性格：聪明，有时候狡滑，有时候讲义气，而永远有胆子，故足以成为高等流氓。茶房——干净利落的一位茶房，可惜有点势利眼。船　夫——四五人，七八人，均可，不便一一介绍。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火车上的威风改编旧作《马裤先生》（独幕话剧）

本卷收入《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猫城记》《离婚》《牛天赐博》《蜕》《小坡的生日》《赵子曰》等几部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于1954年。发表在1955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原书初版于1955年。《正红旗下》写于1961年至1962年，未写完。发表于1979年《人民文学》上，原书初版于1980年。《猫城记》写于1932年，发表在1932年《现代》上，原书初版于1933年。以上三部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作了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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