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奔波于京沪之间。１９３１年上半年，他往返于北京至上海８次。他十分苦恼，这哪里有他理想生活的影子。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一座石库门洋房是他和陆小曼的家。陆小曼的父母也住在这里。他们家里有五六个仆役，有汽车、有司机。每当志摩回到上海，家里等着他的总是这样的情形：沉溺于夜生活的陆小曼常常是天快亮时上床，直睡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等吃过饭，梳洗打扮停当，天就又快黑了。
徐志摩说，这是一种销筋蚀骨的生活，他之所以要离开上海，寄居北京，就是要脱离这种生活。他多次劝告，甚至恳求陆小曼到北京来，过一种健康的、有所作为的生活，陆小曼只是不听。对此，徐志摩不知如何是好。他反省自己：“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
徐志摩上香山，不仅是为了看望徽因。在与徽因的交谈中，在空明澄净的山色中，他心中的烦闷郁积也得到了宣泄和荡涤。所以他对徽因说：“我只有到这里来了。”
在林徽因面前，徐志摩彻底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他诉说着对婚后生活的失望，对陆小曼的失望。
“看来，我这一生不再会有幸福了！”他对徽因说着，声音里有委屈，有不甘，还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林徽因满怀温柔的同情倾听徐志摩诉说苦恼，她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志摩才好。她在想，志摩的精神、志摩至纯至真的性情更多的属于艺术、属于诗，而生活中却有着那么多的内容和杂质。她理解志摩，因为她自己在某些方面和志摩有相似之处：生命的冲动和热情不是源于对生活的认识和体察，而是源于性灵、源于灵魂。
她安慰着自己的朋友：爱的梦想和这世界一样古老而永恒，无论梦想是否能实现，拥有梦想就应该感到幸福。更何况，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生命的过程，无论是痛苦还是忧伤，总是比死气沉沉、麻木不仁地活着更符合自己的性情。当然，她也建议志摩还是力劝陆小曼早日北迁，在北平把生活安定下来。
在和徽因的长谈中，志摩的情绪好了起来，心灵仿佛水洗过一般宁静。此时志摩眼里的徽因，早已不是当年寓居伦敦的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她更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姐姐。
在香山养病的日子里，林徽因开始了写诗、写小说。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清幽的山中生活、宁静的心绪，让她诗兴勃发。据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年徽因写诗时，“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
当朋友们上山来看她时，她偶尔会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她的诗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徐志摩把她的诗拿走，有的发表在刚刚创刊的《诗刊》上，有的发表在《新月》上。从此，新月诗人缤纷的诗丛中，一个清丽、幽雅的声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认同。
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那一晚》、《笑》等诗作。林徽因写诗好像没有通常所谓的“成长期”、“成熟期”。也许得益于自幼家庭的熏陶和积淀，也许是性情使然，她的诗虽不能说是字字珠玑，但可以说每一首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