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像中国无数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但他对孩子的爱既具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
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在精神上，他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他平等、民主地对待孩子，尊重他们对生活、事业的选择，为他们的成才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他写给孩子的信是我们洞悉那一代学人心灵世界的窗口。
梁任公给自己心爱的孩子写这些信时，已经重病缠身。他因便血于１９２６年初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刀，切除了右肾，手术后未查出病源，便血仍然时轻时重，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的尿潴留。但他从来都以非常达观的态度对待疾病，对儿女更是“报喜不报忧”。他一如既往地读书、写文章、做学问，还制定了许多长远的写作规划。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２日，快过春节了。从医院回家过年的梁任公，在写给思成的信中，仍是满纸殷殷的牵挂和疼爱：
思成，得姊姊电，知你们定三月行婚礼，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给你，详信已告姊姊。在这种年头，措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但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
今寄去名片十数张，你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你在欧洲不能不借使馆作通信机关，否则你几个月内不会得着家里人只字了。你到欧洲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景况。
１９２８年３月，林徽因和梁思成相恋５年后，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思成的姐夫周希贤在这里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总领事。因为在加拿大买不到中式的婚礼服，徽因又不愿意穿着千篇一律的西式婚纱，她就自己设计了一套旗袍式的裙装，特别是头饰，更是别出心裁，冠冕似的帽子两侧，垂着长长的披纱，既古典又富于民族情调。帽子正中的缨络，美丽而别致。这也许是她一生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创作尝试。
婚后，他们踏上了欧洲的旅途。他们来到了巴黎。徽因上次和父亲到欧洲，还是个小姑娘。不同国家的景物在记忆中交织成了一片斑斓的色彩。这次和思成一起同游，那许多著名的建筑从教科书上还原了，放大了，贴近了，有一种“温故而知新”的亲切感。
正是巴黎明媚的春季。经过一个阴冷潮湿的冬天，好像全巴黎的人都来到了春天的阳光下。宽阔的香榭丽舍大道两旁，高大的乔木绽出了新绿，阳光在稀疏的枝叶间跳跃，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
卢森堡公园旁，是一家挨一家的露天酒吧，有人喝着咖啡看报纸，有人品着葡萄酒，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谈论着什么，书和讲义随便地堆放在餐桌上。那几位一定是刚从画室出来的艺术家，他们的衣着上还沾有颜料和油彩。一家酒吧播放着轻快的华尔兹舞曲，有人随着音乐跳起舞来，一对恋人拥吻着，仿佛这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人……
徽因挽着思成的胳膊漫步，她禁不住叹息道：“多好啊，他们好像只活在此刻的幸福中，为春天，为音乐，为爱……”
思成扭头轻轻地在徽因耳畔说：“我也觉得非常幸福，那是因为有你，有这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