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办公室时，费迪南说：“你迟到了。而且还宿醉。”
我说：“脚不要摆在桌上。”我绕到办公桌后方，打开电脑，关上百叶窗。光线不再那么刺眼了，于是我把太阳眼镜拿下来。
“所以说，赏画会办得很成功啰？”费迪南唠唠叨叨，尖锐的声音钻进我脑袋疼痛区域的正中央。
我说：“有人在桌上跳舞。”我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
费迪南叹气道：“为什么我总是错过了最棒的宴会？有什么名人出席吗？”
“你是说，你认识的人？”
“我是说名流，你白痴啊。”他把手一弹，手腕发出喀喀声响。他为什么总是这么不上道？不过，我早就学会别再生他的气了。
我说：“去了几个。”
“阿利．贝恩（Ari Behn）？”
“没有。你今天十二点还是得在公司里跟兰德和客户见面，不是吗？”
“嗯，没错。那汉克．冯．黑卫特（Hank von Helvete）有去吗？温德拉．科斯伯姆（Vendela Kirsebom）呢？”
“拜托喔，出去啦，我得工作。”
费迪南板着一张臭脸，但还是乖乖出去了。当门板在他身后砰一声关起来时，我已经用google搜寻克拉布斯．葛雷夫的底细了。几分钟过后，我得知在霍特公司被收购以前，他曾当了六年的执行长与股东，还知道他曾跟一个比利时模特儿有过一段婚姻，而且他在一九八五年得过现代五项竞赛的冠军。事实上，我查到的也就只是这些而已，这倒是令我挺讶异的。没关系，反正我会用英鲍、莱德与巴克来的那一套侦讯程序进行面试，但不会太为难他，等到五点就能获得我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了。
在那之前，我有一个工作必须完成。我要把一个东西弄到手，小事一桩。我往后靠，闭上双眼。我喜欢行动过程中的刺激感，但是讨厌等待。即使现在我的心跳已经比平常还快了，我仍心想，如果那东西能让我的心脏跳得更快该有多好？八万元。听起来挺多，但实际上很少。尽管乌维．奇克鲁分到的比我还少，但是那份钱在他手里管用多了。有时候我羡慕他那种孤家寡人的单纯生活。当时我要招募他去当一个保全部门的主管，这就是我面试他之后所查证的第一件事：他必须是个身边没有多少耳目的人。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理想人选呢？首先，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防卫心与侵略性。其次，从他回避问题的方式看来，他自己也知道那种侦讯技巧。因此，当我调查他的底细，发现他没有前科的时候，几乎为此感到诧异。所以我打电话给某位女性联络人，她并不在本公司正式员工名单上。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可以进入SANSAK去查档案：尽管SANSAK被称为一种可以帮人恢复权利的资料库，但任何人只要曾被羁押过，就算后来获释，也永远不会从它的名单上消失。后来她说我猜得没错：乌维．奇克鲁常被警方侦讯，次数多到让他摸透了那九道步骤的侦讯模式。然而，乌维从来没被起诉过，这让我知道他不是个笨蛋，只是有阅读障碍的问题。
乌维长得很矮，而且跟我一样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我劝他在就任保全主管之前去剪个头发，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是个不入流摇滚乐团的设备管理员，没有人会信任他。但是，对他那一口因为长期吸食瑞典鼻烟而变色的牙齿，我就无计可施了。我对他的脸也没辙：看来就像一片椭圆的船桨，突出的下巴偶尔让我觉得他那两排黑牙会从嘴里伸出来咬人，有点像是电影《异形》里面那只惊人的怪物。不过，对于乌维那种胸无大志的人而言，这些要求当然是太高了。他是个懒鬼，却对发财有强烈的兴趣。因此，乌维．奇克鲁的欲望与特质总是如此矛盾；他明明就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罪犯，喜欢搜集武器，但是却也真心想要过着祥和宁静的生活。他想交朋友──不对，应该说他总是哀求别人跟他做朋友，但人们总是能感觉到他这个人怪怪的，与其保持距离。还有，他可以说是个百分之百、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如今靠买春来满足自己对爱的渴望。目前他正绝望地爱着一个名叫娜塔夏的俄罗斯妓女；就我所知，人家对他完全没有兴趣，但他就是不愿换个对象。乌维．奇克鲁就像是颗随波逐流的水雷，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没有任何心愿或驱动力，像他那种人总是会飘啊飘的，最后飘向不可避免的灾厄。想要解救他那种人，你只能丢一条绳子过去，让他的人生有方向与意义。那只有我这种人办得到。我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合群而勤勉，没有前科的小伙子，让他当上保全部门主管。其他事就简单了。
我关掉电脑，离开办公室。
“伊妲，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走下楼梯，觉得刚刚的话听起来怪怪的。她的名字铁定是欧妲。
十二点的时候，我把车开进一家里米超市的停车场里，根据我的卫星导航系统显示，这里距离兰德给的地址刚刚好有三百公尺远。卫星导航系统是探路者公司送的──我猜，如果我们没有赢得这个猎人头的竞赛，这具机器刚好可以当作安慰奖。他们也很快地跟我介绍到底什么是那又被简称为GPS的“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在无线电讯号与原子钟的帮助下，不管你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这星球周边轨道上的二十四个卫星都可以锁定你身旁方圆三公尺内的范围，找到你跟你的卫星讯号发送器。如果有至少四个以上的卫星抓到了讯号，系统甚至可以显示所在地的高度，换言之，它知道你到底是坐在地上，还是树上。跟网际网络一样，这种导航系统也是美国国防部研发出来的，它可以用在战斧式导弹、巴夫洛夫炸弹与其他可以瞄准特定人物的抛投式炸弹上面。探路者公司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开发出来的发射器可以连上陆地上一些隐密的卫星定位基地台，构成一个在任何天候下都可以正常运作的网络，而这种发射器甚至可以穿透住屋的厚墙。探路者的董事长也跟我说，为了要让卫星定位系统顺利运作，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由于卫星在外太空以最高速度运行，它的一秒跟地球上的一秒并不相同，因为外太空有时空扭曲的现象，人待在那里会老得比较慢。事实上，卫星能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
我把沃尓沃轿车滑进一排档次相近的车子里，然后关掉发动机。没有人会记得我的车。我拿着黑色大型文件夹，朝着兰德那间位于小丘上的房子往上走。我的夹克在车上，而我早就换上了一袭没有任何记号或标志的蓝色连身工作服。鸭舌帽遮住了我的头发，而且任谁看到我戴着太阳眼镜都不会感到讶异，因为当天阳光普照，能拥有那种秋日可说是奥斯陆的福气。几个菲律宾女孩正在帮郊区的有钱人推着婴儿车，我低头与其中一个四目相交。但是兰德居住的那一条短街却空无一人。阳光投射在一片片观景窗上。我看看手上那只荻雅娜送我当三十五岁生日礼物的百年灵牌飞狼手表。十二点六分了。耶雷米亚．兰德他家的警报系统已经被解除六分钟。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在保全公司中控室里的电脑上，只消一个后门程序，这次系统的中断就不会显示在记载所有停摆与断电状况的记录器里。我一定是获得了上天的恩赐才有机会找人去当三城公司的保全主管。
我向上走到前门去，听见远处传来鸟叫声，还有塞特猎犬狂吠着。面试时，兰德说他没有管家，白天时老婆不在家，孩子们都上学去了，也没养狗。但是这种事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定的。通常来讲，我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把握才会作案，然后用肾上腺素来提升我的观察力、听力与感应力，弥补那百分之零点五的不足。
我拿出乌维在“寿司与咖啡”拿给我的钥匙，那是所有用户都必须交给三城公司的备用钥匙，以免他们不在家时出现了窃盗、火灾或系统故障的状况。插进锁头后，它喀一声轻易地转动了。
接着我就进了屋里。墙上那不起眼的防盗铃沉睡着，平常亮着的灯也熄灭了。我戴上手套，把手套跟连身工作服的袖子用胶带黏起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体毛掉落在地板上。我把戴在鸭舌帽下面的浴帽往下拉，盖住耳朵。重点是，绝对不能留下任何DNA物证。乌维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干脆把头发剃光就好？
除了荻雅娜之外，我最不愿意割舍的东西就是我的头发，但我懒得跟他解释那么多。
我有很多时间，但还是沿着走廊很快地往下走。楼梯上方墙壁上挂着两幅画，画的想必就是兰德的两个孩子。我完全搞不懂这些大人为什么要花冤枉钱在这上面，请画家把他们挚爱的孩子们画成令人尴尬而且满脸哀愁的模样。难道他们喜欢看家里访客们的窘态吗？客厅里摆满了豪华的家具，但看来单调乏味。唯一的例外是那张由盖塔诺．贝许（Gaetano Pesce）设计的椅子，颜色红得像消防车，形状有如一个两腿开开的胖女人，前方那张可以用来搁脚，大大的方形矮椅则仿佛是她刚刚生出来的小孩。这应该不是耶雷米亚．兰德说要买的吧？
椅子上方挂的就是〈伊娃．穆铎奇〉，画的是孟克在十九、二十世纪交会之际结识的英国小提琴家，当他为她画肖像时，是直接把草稿打在石头上的。这幅版画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直到此刻，在这光线之下我才看出画中人像谁。是柔媞。柔媞．马森。跟我刻意从记忆中抹去的那个女人一样，画中的那张脸是如此苍白，并且带着忧郁的眼神。
我把画从墙上拿下来，朝下摆在桌上，用美工刀切割。这张石版画被印在米黄色纸上，用的是现代画框，所以不用去钉。简而言之，这差事简单无比。
一阵防盗铃声毫无预警地打破了沉寂。铃声响个不停，音频在一千到八千赫兹之间摆荡着，那声音划破天际传出去，完全掩盖住背景的一切声响，几百公尺以外都听得到。我呆住了。从街上传来的铃声只持续了几秒就停了。一定是车主不小心触动的。
我继续干活。打开卷宗夹，把版画摆进去，拿出我事先在家里打印出来的〈伊娃．穆铎奇〉。才不到四分钟我就把它装回画框里，恢复原状，摆回墙上。我低头检视它。荒谬的是，这幅画假得实在太明显，但等到盗画案的受害者发现时，可能已经是几个礼拜以后的事了。春天时我偷了克努特．罗斯（Knut Rose）画的油画〈马与小骑士〉，拿来掉包的是一张从艺术书籍上扫描下来，放大打印的图。四周后他们才报案。这张〈伊娃．穆铎奇〉可能会因为纸的颜色太白而露馅，但也许要过一阵子才有人发现。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确认窃案发生的时间了，而且房子不知道已经被打扫了多少次，就连一丁点DNA证据也不会留下。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找DNA证据。去年，乌维跟我曾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犯下四起窃盗案，之后布雷德．史贝瑞警监（那个喜欢在媒体上出锋头的金发白痴）还接受《晚邮报》的采访，宣称有一群专偷艺术品的专业窃贼正四处犯案。他还说，尽管遭窃的都不是售价最高的作品，但是为了在这股歪风刚开始时就把它断绝，警局肃窃组办案时，将会采用一般只有谋杀案与大宗贩毒案会使用的侦办技巧。有鉴于此，奥斯陆的市民们大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说这句话时，史贝瑞那一头帅气的乱发在风中飘动着，在摄影师离开前，他一双铁灰色眼睛还盯着镜头看。当然，他没有说实话：他们之所以急着要破案，是因为来自受窃地区居民们的压力，他们可都是一些深具政治影响力的有钱人，最在意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跟他们一样有钱的人。而且，那一年秋天稍早荻雅娜曾跟我说，常出现在报上那个干劲十足的警察到艺廊去了一趟，盘问她有哪些客户，还有谁的家里有什么画作；我必须承认，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显然偷画贼非常清楚哪一幅画就挂在谁的家里。当荻雅娜问我为什么要皱眉头的时候，我挤出一抹微笑，回答她说，我不喜欢有人出现在她身边两公尺范围内，那有可能是我的情敌。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大笑前居然还脸红了一下。
我机伶地走回前门，小心拿掉浴帽与手套，出门前先把门把的两边都擦一擦。白天的街道仍是如此宁静，因为阳光明媚，秋日的天气显得凉爽而干燥。
去拿车的路上我看看手表。十二点十四分。我打破纪录了。我的心跳很快，但也很规律。再过四十六分钟，乌维就会从中控室启动防盗铃。我猜，大概在同一时间，耶雷米亚．兰德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面谈室里，站起来跟董事长握握手，最后一次说声抱歉，然后离开办公室，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就管不着了。但他当然还是我的人马。费迪南会照我指示的跟客户解释说，没能成功网罗实在是很可惜，但如果他们想要争取到像兰德这么优秀的人选，就应该考虑把薪水提高百分之二十。当然了，如果能提高三分之一的话，就更有机会了。
而这只是个开始而已。再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六分钟，我将要去干一票大的。我要猎葛雷夫的头。我的薪水太少，那又怎样？在斯德哥尔摩的老板，去你妈的，布雷德．史贝瑞，去你妈的。我可是这一行里最厉害的。
我吹起了口哨，鞋子踩得落叶噼啪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