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空气里，汽车废气闻起来带着一股浓烈的盐味，让人联想到大海、原油开采以及国民生产毛额。耀眼的阳光歪斜地投射在办公室大楼的玻璃上，那些大楼在一片原先是工业区的土地上形成一个个鲜明的矩形阴影。如今那片土地已经变成一个商店、公寓与办公室林立的地区，每一间都跟那些使用办公室的顾问一样，有要价太高的问题。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三家健身中心，每一家从早到晚的所有时段都已经有人登记了。一个年轻人与我交会时毕恭毕敬地跟我打招呼，我也优雅地点点头──他身穿柯内里亚尼牌西装，戴着有“技客”（Geek）风味的黑框眼镜，不过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只能假设他是另一家猎人头公司的员工。也许是爱德华．凯利公司？会那样恭敬地跟猎人头顾问打招呼的，只有同业。说得更精确一点：除了猎人头顾问之外，没有人会跟我打招呼；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谁。一来，当我不跟老婆荻雅娜在一起时，我的社交圈实在非常小。二来，我们公司跟爱德华．凯利一样，只跟菁英来往，避免自己成为媒体的焦点，如果某一天你有资格应征全国最顶尖的工作了，你才会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头听见我们的名字：阿尔发公司。你心想：我什么时候听过这个名字？是在某个为了宣布新任地区负责人而召开的高级主管会议吗？所以说，到头来你还是早就听过我们的名字了。但是你对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谨慎是这一行的最高守则，也是唯一的守则。当然，从头到尾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谎──最下流的那种谎言，例如，我总是会以惯用的一套说词来结束第二次面谈：“你就是我为这份工作相中的人选。我不但认为、也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选，所以这对你而言也是一份完美的工作。相信我。”
呃，好吧，你不该相信我。
没错，我想应该是爱德华．凯利，或者安立国际集团。从那一身西装看来，他工作的地方肯定不是那种承接各种大小案子，一点也不厉害的大规模猎人头公司，像是万宝华人力银行或者艺珂人事顾问公司。也不是那种只接大案子的顶尖公司，像是霍普兰之类的，否则我就会认得出他是谁。他当然有可能是来自智瑞企管谘询或者德尔菲等还算不错的大公司，或者是那些名不见经传，一点也不厉害的小公司，通常只负责招募中阶主管，难得有机会与我们这些人竞争。但他们永远是输家，只能继续帮人招募一些店经理与财务主管。然后每次见到我们时毕恭毕敬地跟我们打招呼，一心企盼着有天我们会想起他们，提供他们一个工作机会。
猎人头顾问是一个没有正式排名的行业：不像有人会针对股票经纪人的表现进行调查，也不像电视或者广告业会举办年度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知道谁是这一行的天王，谁是挑战者，还有谁开始走下坡了。我们总是静悄悄地获得成就，同样在一片死寂中输得永远无法翻身。但是，刚刚跟我打招呼那家伙知道我是罗格．布朗──只要是我提报出去的人选，最后百分之百都会获得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操弄、强迫或控制任何人选，对他们施以震撼教育，而且客户们心里都隐隐信任我的判断，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公司的命运交到我手中，而且只托付给我一个人。换句话说，去年奥斯陆港务公司任命总经理时，做决定的不是公司本身，还有安维斯租车公司任命北欧分公司负责人，以及西尔达尔自治区政府任命发电厂厂长时，做决定的也都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我。
我决定在心里记下这家伙。漂亮的西装。知道如何对适当的人表达敬意。
我用纳维森便利商店旁的电话亭拨电话给乌维，一边查看我的手机。八个讯息。我把它们都删除掉。
乌维接起电话后，我说：“我们有一个人选了。摩诺利特文公司的耶雷米亚．兰德。”
“如果我们要用他，还需要调查他的底细吗？”
“不用，你那边有他的资料了。他已经获选参加明天的第二次面谈。从十二点到两点。么两洞洞。给我一个小时。知道吗？”
“嗯。还有别的事吗？”
“钥匙。二十分钟内在‘寿司与咖啡’？”
“三十分钟吧。”
我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走向“寿司与咖啡”餐厅。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会发出更多噪音，制造出更多污染，而且花费比柏油路更高的路面？可能是想要走田园风的路线，希望能营造出一种传统、永恒而且实在的感觉吧。总之，路面是这里唯一比较实在的东西了──就这点来说，此处可以说是个典型：这里曾经是个由眉头滴汗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地方，他们在熊熊烈火发出的嘶嘶声与榔头的阵阵槌打下生产出产品。但是，如今这里却到处回响着咖啡机的嗡鸣声，与健身中心里金属相碰的铿锵声响。这是服务业的胜利，它战胜了产业工人，设计战胜了住房不足的问题，而虚构则战胜了真实。我喜欢这个结果。
“寿司与咖啡”对面珠宝店的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着耳环心想：在它们的映衬之下，荻雅娜的耳朵看来肯定显得完美无比。不过，这对我的财务状况却会是个天大的灾难。我打消这个念头，穿过街道进入那个名义上在卖寿司，但事实上只会给人吃死鱼的地方。不过，那里的咖啡可以说是无可挑剔。餐厅里的座位半满，到处可见一个个留着淡白金色头发，身形苗条的女郎，身上还穿着上健身房的衣着，因为她们不想在健身中心里冲澡，跟其他人裸裎相见。就某方面来讲，这是很奇怪的：既然都花那么多钱雕塑了自己的身形（这是虚构战胜真实的某种形式），为什么还不愿意给人看呢？她们可以说都是服务业的一员，而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有钱的丈夫。如果说她们都是一些笨蛋的话，那又是另一回事。但事实上，这些女人都曾在大学主修过法律、信息科技与艺术史等科目，那些东西可以帮美貌加分，在接受挪威纳税人的数年资助后[注：挪威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她们变成大材小用的居家玩物，坐在这里分享如何取悦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老公，让他们保持适度的忌妒心与警觉心，直到最后用孩子把丈夫给绑住。当然，有了孩子之后，整个局势便改变了，强弱就此逆转，男人形同被阉割，被牵绊住了。小孩啊……
我坐在吧台前其中一张高凳上说：“双份浓缩的哥塔多咖啡。”
我看着那些女人在镜中的身影，心里觉得很满意。我是个幸运的男人。跟这些看似时髦，但脑袋里空无一物的寄生虫相较，荻雅娜是如此与众不同。她拥有我所欠缺的一切：喜欢照顾人的天性、同理心、忠诚、高䠷的身材。总而言之，她是个心地跟身形一样美好的人。不过，她的美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她的比例太过特别了。荻雅娜看起来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仿佛娃娃似的日本卡通人物。她的小脸上长着一张又小又薄的嘴，她的鼻子也小，一双大眼充满了好奇心，当她累的时候眼睛容易鼓起。但是在我看来，她之所以有一种出众而惊人的美，就是因为这些异常之处。所以说，她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我？我是个司机之子，学的是经济，资质只比平均高一点，当年的前景只比平均低一点，却有远远不及平均值的身高。如果是在五十年前，没有人会说身高一六八的人是个“矮子”，至少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如此。而且，从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一百年前，挪威人的平均身高就是一六八。然而，经过一番演变后，局势早已变得对我不利。
因为一时的疯狂而选择我是一回事，但让我不解的另一回事是：像荻雅娜这种绝对可以得到任何男人的女人怎能忍受每天起床时都要看见我？她到底为什么会盲目到看不出我生性可鄙而奸诈，遇到逆境就会变懦弱，遇到鲁莽而邪恶的人也会跟着变得鲁莽而邪恶？这真是奥妙难解啊。是当时她不想了解我吗？还是因为我够奸诈，而且手法高明，让我有办法受到爱情眷顾，掌握了她的误區？当然，到目前为止我都能拒绝她想生小孩的请求，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我到底为什么能控制这个住在人类躯壳里的天使？荻雅娜自己说，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受到我的矛盾性格所吸引：在傲慢无比之余同时也显得妄自菲薄。当时我们在伦敦，两人都出席了一个为北欧学生办的晚会，而我对荻雅娜的第一印象就像坐在这里的女人一样：一个来自奥斯陆的北欧金发美女，在那个国际都会里研读艺术史，偶尔做一些模特儿的零工，反战也反贫穷，喜欢宴会与其他一切有趣的事物。过了三个小时，喝掉六品脱的健力士啤酒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首先，她对艺术的确有一股热忱，几乎可以说是个书呆子。其次，她清楚地对我说明西方资本主义戕害了许多不想与资本主义有瓜葛的人，而令她备感挫折的是，她自己也是这体制的一部分。荻雅娜还跟我解释，就算工业化国家一直以来都持续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援助，但与它们所进行的剥削相较，毕竟还是毒害大于帮忙。第三点是，她懂我的幽默感──没有这种幽默感，我这种男人绝对把不到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女人。而第四点，无疑的就是这一点帮了我大忙：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是擅长逻辑思考。说得委婉一点，她的英文说得不太灵光，当时她还微笑着对我说，她从没想过要去学法文或西班牙文。然后我问她是否有一颗跟男人一样的脑袋，并且喜欢数学。她只是耸耸肩，但是我坚称她一定是那样，接着告诉她，微软公司在进行工作面试时，总是会拿某个逻辑问题来考应征者。
“重点在于，除了要看出应征者能否解答，也是测试他们面对挑战的能力。”
她说：“那你问吧。”
“质数──”
“等一下！什么是质数？”
“不能被自己与1以外的任何数字除尽的数字。”
“喔，我知道了。”她还没像其他女人一样，一说到数字的话题就敬而远之，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质数通常是连续的两个奇数。像11与13。29与31。懂吗？”
“懂。”
“有连续三个奇数都是质数的例子吗？”
她说：“当然没有。”然后把啤酒杯举到嘴边。
“喔？为什么没有？”
“你以为我是笨蛋啊？在连续的五个数字里，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可以被3除尽的。继续说。”
“继续说？”
“嗯，你打算要问的逻辑问题是什么？”她喝了一大口啤酒，用一种充满期待的好奇眼神看着我。在微软公司的面试里，应征者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想出例证，但她却用三秒钟就办到了。平均来讲，每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五个人办得到。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了她。至少我在我的餐巾上面很快地写下：录取了。
当我们俩坐在那里，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让她爱上我；但是只要一站起来，我的形象就破功了，所以我一直跟她讲话，讲个不停。讲得让自己好像有一百八十五公分高。我很能讲。但是，就在我讲得正起劲时，她打断了我的话。
“你喜欢足球吗？”
我讶异地问说：“你……你呢？”
“英联明天有比赛，QPR[注：“女王公园巡游者队”（Queens Park Rangers）的缩写，主场就是洛夫特斯路球场。]要出战兵工厂队。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有。”不用说，我的意思是对她有兴趣。我对足球压根儿就没兴趣。
到洛夫特斯路球场看球时，在伦敦的一片秋雾里，她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条纹围巾，把嗓子吼到哑掉，但她支持的QPR终究是一支可怜的弱队，难逃被劲旅兵工厂队重击的命运。我只顾着端详她那洋溢着热情的迷人脸庞，至于那一场足球赛，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兵工厂队穿着很炫的红白相间球衣，而QPR的制服则是白底加上蓝色横纹，把每个球员搞得活像是一根根会移动的棒棒糖。
中场休息时我问她：为什么不支持像兵工厂队那种战绩辉煌的劲旅，而选择QPR这种像是跑龙套一样的好笑球队？
她回答说：“因为他们需要我。”我没盖你，她真的说：他们需要我。这句话含藏着一种令我觉得难测的智慧。然后她又发出她特有的那种咯咯娇笑声，把塑胶杯里的啤酒喝光，接着说：“他们就像一个个无助的小婴儿。你看看。他们真可爱。”
我说：“因为他们的制服就像婴儿服。所以，‘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注：此句引自《圣经》的〈马太福音〉：“Suffer the little children to come unto me.”]是你的座右铭吗？”
她的回答是：“欸……”然后把头转过来，低头看我，带着灿烂的笑容说：“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喔。”
然后我们俩都笑了。肆无忌惮地大声笑着。
我忘了球赛的结果。应该说，我记得的是比赛结束后我们做了什么：我送她回牧羊人树丛区，在那间管教甚严的砖造女生宿舍外面接吻。在那之后，我彻夜未眠，寂寞难耐，满脑子胡思乱想。
十天后，我在闪烁的微光中看着她，光源是她床边桌上那一根被塞进酒瓶里的蜡烛。那是我们的初夜，她闭上双眼，前额的血管浮了起来，当我频频撞击她的臀骨之际，她的脸上出现一种夹杂着狂热与痛苦的表情。当她眼睁睁看着QPR输掉英联杯赛事而被淘汰时，脸上一样也出现过这种狂热的神情。完事后她说她喜欢我的头发。在那之前不知道曾有多少人这样赞美过我，但同样的话从她的嘴巴冒出来，让我觉得好像第一次听到似的。
六个月后，我跟她说，尽管我爸在外交部的机关工作，但他并不是外交官。
当时她只是重复我说的话：“他是个司机。”然后用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我。“所以他可以跟大使借礼车，在婚礼后载我们离开教堂啰？”
我没回答，但是那年春天我们在伦敦汉默史密斯的圣派崔克教堂办了一个全无排场，但却很动人的婚礼。没有排场，是因为我费尽唇舌，说服荻雅娜接受一个没有亲友观礼的婚礼。不邀请爸爸，只有我们俩，一个简单而纯真的婚礼。婚礼之所以动人，全都是因为有荻雅娜在：她的光芒可以与日月争辉。结果，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个下午，QPR也晋级了，我们搭计程车回到她那间位于牧羊人树丛的宿舍房间，沿途飘扬着像棒棒糖包装纸的旗子与标帜，庆祝队伍喜气洋洋。四处都洋溢着欢愉与快乐的气氛。直到我们搬回奥斯陆之后，荻雅娜才第一次跟我提想要生小孩的事。
我看看手表。乌维应该快到了。我抬头看着吧台上方的镜子，跟其中一个金发女郎四目相交。我们对看了一会儿，那时间刚好足以让我们俩误会对方是否别有所图。她看起来有一种A片明星的风韵，是整形医生的杰作。我对她没有企图，所以把目光移开。事实上，我唯一一次出轨的纪录就是这么开始的：与别人对看了太久。我们在艺廊偶遇，然后相约到“寿司与咖啡”来，接着就在艾勒桑德街的一间公寓发生关系了。不过，如今柔媞已经是一小段过眼云烟，而且我再也不会让那种事发生。我的目光在餐厅里飘来飘去，然后停了下来。
乌维正坐在前门旁边的一张桌子旁。
表面上看来，他正在阅读一份叫做《今日商业报》的财经报纸。这实在是很好笑。乌维．奇克鲁不只对股价走势与所谓社会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没有兴趣，他可以说几乎没有阅读能力，也不会写东西。我还记得当时他应征保全公司主管工作的申请书：里面拼错的字多到令我哑然失笑。
我滑下凳子，走向他那一桌。他把《今日商业报》折起来，而我朝着报纸的方向点点头。他脸上露出稍纵即逝的微笑，意思是他已经看完了。我不发一语地把报纸拿走，走回我在吧台前的位子。一分钟过后，我听见前门关起来的声音，当我再次瞥向镜子时，发现乌维．奇克鲁已经不见了。我把报纸翻到刊登股价的那几页，小心地把他藏在报纸里的钥匙握在手里，然后把它丢进外套口袋。
等到我回办公室时，发现手机里有六则简讯。我连看都没看就把其余五则删掉，打开荻雅娜传给我的那一则。
别忘了今晚的赏画会，亲爱的。你可是我的吉祥物。
她特别用Prada手机在简讯上加了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的黄色笑脸表情符号──那是今年夏天我送给她的三十二岁生日礼物，有很多特殊功能。她打开礼物的时候说：“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但我们俩都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我并不打算送给她。不过她还是撒了谎，然后亲亲我。对于女人，我们还能有更多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