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孚岛的原住民是希腊人。但由于科孚岛成为威尼斯的殖民地已接近400年，而且是威尼斯特别重要的基地，因此此地的威尼斯移民人数众多。到了16世纪后半叶，科孚岛居民的血统完全与威尼斯移民混杂在一起，已经无法清晰地区分希腊系姓氏及希腊人的来历，或威尼斯系姓氏及威尼斯人的来历。这种情况与同样重要的威尼斯其他基地——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地是不同的。
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因为地处爱琴海，希腊文化的色彩更浓。因此，虽然作为西欧国家威尼斯的殖民地的岁月是相同的，却没有像科孚岛的居民那样，对威尼斯共和国抱有忠心。在克里特，或许是因来自威尼斯的移居者与原住民过度同化，有时这样的人群甚至会反抗本国，而正式统治只有百年的塞浦路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布，与威尼斯人和希腊人的分布大致是一致的。
另外，科孚岛的自然环境也与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不同。
科孚岛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是温和的。当地水资源丰富，湖水滋养岸边的杉树，土地被绿色覆盖，气候温暖。在海外丧命的威尼斯人，如果被葬在塞浦路斯或克里特，遗属们总会留下一丝遗憾，但葬在科孚岛的墓地里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岛民们把这些墓地当作同胞的墓地来看待，不会遗弃它们。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科孚岛的住处，据说是刚刚商务访问过君士坦丁堡的屈指可数的科孚岛大商人的私宅。在威尼斯共和国，像这样军人与商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情况很常见。
军人年轻时在商船上干活，商人不知道何时会被委派去指挥军舰。外交官、政治家、军人、商人……什么都能干的人才，在人力资源不多的威尼斯一直是被需要的。
而且，这些商人也是宝贵的信息源。巴尔巴里戈从借宿的宅邸主人那里，能详细了解到现在因要与威尼斯开战而闹得沸沸扬扬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巴尔巴里戈在威尼斯时就知道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后者从一年前开始就被软禁于佩拉地区的大使馆中。但巴尔巴里戈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或许只有十人委员会才知道。在威尼斯元老院等处听到的情况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使那边的报告也还是没有断绝。
据科孚岛的商人说，报告有时也会在发送途中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但由于巴尔巴罗大使是用密文写报告的，所以土耳其人无法解读，即使拿到报告也无济于事。他们甚至会找到软禁中的巴尔巴罗，请大使解读内容。当然，大使会帮助解读，但他会把敌人不应了解的事情全部隐藏起来，为土耳其人朗读无关紧要的内容。有一次，这位商人也正好在场，见证巴尔巴罗为土耳其人“解读”密文，却一句也未涉及机密。他赞叹道：大使的欺骗手段十分自然，令人赞叹不已。
即使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人们也不由自主地想窥探各种事物背后的不同状态。即使是在紧张得如绷紧的弦一般的1571年春天的科孚岛，也隔天就会有不同的花朵开放，让人们的身心都能感受到空气开始松弛。
商人的私宅面向小湖。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感受湖面吹来的风了，那将是十分舒适怡人的季节。但现在映在湖面上的杉树的绿色还是多少给人带来了一丝寒意。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想起了离开威尼斯那天的早晨。
因为是旗舰出征，以元首为首，元首辅佐官、元老院议员们几乎全员都到圣马可码头送行。身着正装的元首左边是总司令官威尼尔的夫人，再左边是巴尔巴里戈的妻子，他们都身着节日的盛装，华丽地列队。圣马可教堂的钟楼送来祝福的钟声，出港航道两侧排列着的舰船鸣响了礼炮。
深红旗布上，金丝刺绣出的在阳光下闪烁的威尼斯国旗挂在漆成深红的旗舰桅杆上，在风中高高飘扬。圣马可的码头上，停泊着跟随巴尔巴里戈出港的军舰的斯基亚沃尼河岸上，满是为观看华丽的出征仪式而聚集的人。无论是谁都坚信，今年定是要向土耳其发起正面战争的。
与送行的人们相互道别后，站在舰上的巴尔巴里戈在码头上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心爱的女人。为何能从如此众多的人中认出她来？巴尔巴里戈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只有她的身姿清晰地映入了眼帘。一直不离开的视线所传递的信息，这边也确实接收到了。女人身旁是她的儿子。少年和其他人一样，大声欢呼着，挥着手。
巴尔巴里戈被选为参谋长，决定向南出发的那天，少年要求他把自己也带去，因为少年听说与巴尔巴里戈一起出发的加莱舰舰长帕克阿里戈12岁的弟弟也一道同行，成为众人的美谈。
但巴尔巴里戈断然拒绝了少年的要求：11岁太小了。少年继续恳求：我马上就12岁了，不是有12岁同行的吗？但巴尔巴里戈没有改变态度。他说服少年：这个年纪，一岁的差距是很大的。少年似乎还不服气，但没有再坚持了。
巴尔巴里戈不仅仅是考虑到少年的年龄才拒绝他的同行的。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除此之外，在他内心深处，确有让少年留在母亲身边的想法。女人在男人要出征的那天晚上，虽然没有哭，却用呆滞空洞的声音说道：
“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活不下去了。”
男人知道，遇到自己之前，一直养育着儿子，一个人坚强生活过来的女人，在这一年里，因为自己的存在，似乎理所当然地少了许多以前的那种坚毅。
作为出战者，自己并不想说些安慰的话了事。实际上，会发生什么确实是不可预测的。因为这样，他想着如果把儿子带走，少年如果发生了什么，女人必定伤心欲绝。但只要儿子还在身边，即使巴尔巴里戈发生不幸，她也能活下去吧。于是巴尔巴里戈下定主意：即使少年已经16岁了，也不会让其同行。
他没有对弗洛拉、对少年提起自己预定回国的时间。确实他本人也不知道，母子俩也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但巴尔巴里戈答应给两人写信。
写信是唯一一件让身处科孚岛的巴尔巴里戈烦恼的事。他对各基地要塞的修建、大炮的调整试用、火药的补充、加莱舰的修理等工作早已习惯，不会感到烦恼。特别是在科孚岛，与在威尼斯本土一样，备战工作能得到居民们的全面协助。
他并非不善于书写。毕竟他几乎每天要写一份报告给本国政府，这是作为总司令官辅佐的他的工作。
但他却不知道，给那对母子写信，要怎样下笔才好。
就这样，在处理这事那事的忙碌中，日子过去了。终于，巴尔巴里戈决定写信给母子俩，就像他已习惯写报告一样。
每一天做了什么，与谁见面，去了哪里，虽然只是罗列琐事，但考虑到信在途中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凡涉及机密的事，不能写在给母子俩的信里。考虑到要有一定的内容，用两天一次发往威尼斯的快速船寄信，就可以用普通邮政的方式发送出去。在这样的不像信件的书信中，要说能窥视到温柔的流露，大概只有信的最后一行的“你们的阿戈斯蒂诺”一句了。
不知为何，表面上看来如此枯燥无味的信件，女人非常喜欢。她的来信也变成了像日记一样的形式，让读到信的男人能够想象在威尼斯的母子互相依赖着生活的每一天。
只是，自巴尔巴里戈这里发出的信件的收件人是女人，但女人寄来的信件的寄件人却一直是其儿子。这对男人来说稍稍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