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给夺占泸定桥的廖大珠等人授奖的同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来电：已派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联系。
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中央红军8个月时间英勇奋战，先期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不可得，遵义会议后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终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中央红军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奋是可以想见的。
6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直接会合，开展新局面。
两个“一切”，将迫切之情溢于言表。6月12日，博古在《前进报》第一期发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连标题都能感觉到那颗兴奋搏动的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各自根据地的战场作战，互相之间有电报联系，但主要指挥人员之间基本没有见过面。就是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中名字也如雷贯耳的朱德总司令，见过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不多。像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这样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中都任过高级职务的指挥员，实在是寥寥无几。
没见过面，不曾相识，并不妨碍红军阶级兄弟之间火热的感情。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来自远方的阶级兄弟表达他们千言万语的亲情。
两位开路先锋——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用枪声和号声开始了他们的联络；两位总指挥——中央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他们的相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快下到山脚，突然响起枪声。团长王开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前面村庄周围有部队。试着用号音联络，对方回答了，但仍然听不出敌我，王开湘命令部队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
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忽然，山风前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正在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他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呀！’”
8个月征战，万余里行程，中央红军前面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发出山谷共鸣的欢呼，加上这些钢铁汉子夺眶而出的热泪，其中所含意之切，情之深，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那位当年飞奔报信的侦察员早已不在了，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喊却被岁月像年轮一样铭刻下来。当你翻到1961年版的《星火燎原》第三集第165页之时，那声音仍是山谷间永不消逝的共鸣，一波一波在你心头震荡。
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二师四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部队热情相聚！四团团长王开湘与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王开湘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接替耿飚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
熊厚发刚刚21岁，也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猛将。他17岁任营长，19岁当团长，20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了。四方面军中的历次主要战斗无役不与，年纪轻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
晚上会师部队联欢，篝火映红了天空。战士们互相拉着对方的手就不想松开，四川民歌与兴国山歌响在一起。
这一夜环境的舒适对中央红军来说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躺在四方面军战友准备的床铺上，王开湘失眠了。他与政委杨成武谈了一夜。谈走过来的千难万险，谈将来的美好远景……
王开湘没能看到将来。4个月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他突患伤寒。11月上旬在罗汉川红军医院，因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熊厚发也没能看到。1937年3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他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王开湘与熊厚发是两支红军部队的一线战将，彭德怀与徐向前则是这两支红军部队的主要指挥。7月6日，徐向前率十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途中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迎接四方面军。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约彭德怀到维古河渡口会面。
维古河宽约二三十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水深流急，水寒刺骨，虽7月也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
徐向前走到渡口才知道，铁索桥已被破坏。要渡河比登天还难。
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传》，详细描写了两位红军指挥员难忘的会见：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信部队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了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上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会见，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会见。
为两军会合，毛泽东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
一、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二、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三、欢迎张主席！
毛主席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到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毛泽东、张国焘，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列。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欢迎会场远迎。张国焘回忆说：“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有回忆说那天还下着雨。那么毛泽东和政治局诸委员就都是立在雨中等候了。
迎候在四方面军中享有最高权威的张主席。
这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一位领导人物。
张国焘好不风光。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坐担架的习惯不同，他骑着一匹白色高头大马，在十余名骑兵卫士的簇拥下，由远而近疾驰而来。
见政治局全体站在路边肃立迎候，他立即下马，跑上前去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回忆说。
他还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
他与毛泽东早就相识。
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基本是个临时工的角色。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副主席的张国焘。”
这种相遇并不是平等的。毛泽东当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地位，而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激进同学的聚集中心。
这种时候，毛泽东却在下班的图书馆内打扫房间、整理书架，归拢报纸期刊。
毛泽东对每一位在登记本上签名的读者都仔细辨认过。那些来去匆匆的读者，却几乎无一人在脑海中留下这个管期刊的临时工的姓名和面容。
他后来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期刊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后来长沙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
这份刊物是毛泽东从北京回去后主编的，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立即感觉到了几千里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能量，却错过了在北大与毛泽东的会面与交谈。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张国焘同样具有很大优势。“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他回忆说“我被推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等等。4个“我”字，把他在中共一大上的风头写得神气十足。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人的发言。
张国焘在那里指手画脚。
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共五个分部。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他因为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他又再当选为中执委，并成为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
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他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政治局常委三委员之一。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他当选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是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他是政治局十二位委员之一。
如此比较，毛泽东就差多了。他仅仅在张国焘失去中执委资格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执委。这段时间也很短。一年半以后召开中共四大，张国焘复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则落选，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后，张国焘与陈独秀、蔡和森成为政治局三名常委，毛泽东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顾说：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只有在1927年8月“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地位才算拉平了一些。张国焘因八一南昌起义的牵连，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则因筹划秋收起义，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平衡维持的时间极短。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毛泽东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只有同意。消息传到井冈山，传成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后来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说的就是这一次事件。
短暂的平衡又迅速失去了。毛泽东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国焘则在中共六大上，又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其实在两河口握手拥抱以前，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已经出现。
6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提出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第二天张国焘回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不同意“目前计划”。认为中央来电提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眼前暂时利于向南进攻。
毛泽东要向北，张国焘要向南。还未会面，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长途跋涉。一方长期据守，各自对形势的判断、对本身的估量都不一样，出现分歧可以理解，通过进一步讨论和反复比较也不难解决，问题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后来有人说张国焘不愿北上，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并不合事实。首先提出远征新疆的不是张国焘，而是毛泽东。但张国焘第一个把实力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问题便不能不被大大复杂化、严重化和激烈化了。
最初大家面对争论，还是按照党内通常的方法去寻求解决。
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会面第二天，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天时间，专门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选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此时最合适不过。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下台后，周恩来进入中共中央核心。1928年六大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除他外，没有任何人的资格能够压住张国焘。
周恩来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都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方向问题，便成为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他提出未来苏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二、人口较多，便于扩红；三、经济条件。
周恩来的结论是，四方面军控制的懋、松、理地区地域虽大，却没有后两个条件；陷于此地区就没有前途。回头向南更不可能。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会遇到敌人，但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周恩来作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等13人相继发言。
张国焘在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作结论。提出口号：赤化川甘陕。
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会后，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立即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败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区作为北上通道。
同意北进的张国焘却很快改变了。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特别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十万人内，80%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实力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刚刚开始的关于前进方向的争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
他的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
中央红军的实力在一、三军团。林彪、彭德怀成了张国焘工作的重点对象。
他派秘书黄超看望彭德怀。送去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坐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况。还对彭德怀说：张主席很知道你。
对林彪，估计也送去了同样的东西，说了同样的话。聂荣臻回忆，一次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吃完饭，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聂荣臻留下来谈一谈。一谈就是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对会理会议的态度。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不承认毛泽东有比他高的党内地位。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拉拢林、彭，对毛泽东釜底抽薪。
表面一致下，张国焘的工作暗中开始了。
毛泽东是照顾到会合后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的。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军委委员。同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革军委下达北进的《松潘战役计划》。
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慰问团7月3日到达杂谷脑。
张国焘在杂谷脑向李富春表示对中央的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李富春鉴于事情重大，于7月6日致电中央报告张国焘的要求，请中央考虑。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攻击中共中央。
此前的5月30日两军会合之前，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认为从此“树立了西北革命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
两军会合后，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凯丰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萍乡同乡，不同的是他资格甚浅。大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才转为中共党员。这是一个脾气性格都很冲动的人。遵义会议上坚决不承认错误，遵义会议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但他又很年轻，当时刚刚29岁。斗争起来热情极高，缺乏策略。《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从时机看不好，从效果看更不好。张国焘以此为口实，一下子就挑起了四方面军干部与中央的对立情绪。
张国焘讲话很注意时机，很注意效果，很注意他的听众。在这方面他有基础，更有经验。
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百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地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连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老牧师的话不顺耳，却耐听，令人长久回想。此前张国焘耳边一直是鼓掌声和欢呼声。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他深深记住了老牧师讲过的话，受益匪浅。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所谓的“留苏帮”。
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他们孤立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与张国焘斗争，从张闻天、博古到凯丰，便都显得太幼嫩。
敢于把自己归于“老土”一类，张国焘是颇有几分手腕与自信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前是否晃动过那个老牧师的身影？
能压住他这一套的，只有毛泽东。
党内任职资格无法与张国焘相比的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党内也无可匹敌。张国焘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在中央苏区四年多的辗转斗争中成熟了。
但毛泽东此时正在后退。
自7月6日李富春转报张国焘“充实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后，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国焘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张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当时在中央队担任秘书长的刘英，1986年这样回忆那段非常时期：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周恩来再一次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陕甘战略方针的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代表中央提出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让步是很大的。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他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继续会发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十余万，士气高昂。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而敌人主力，薛岳部尚在川西，北面的胡宗南也尚未完成全部集结。川军屡遭损失，也士气低落。
面对这种局面，《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这次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呢？
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王明在莫斯科为中共代表团草拟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法肯豪森在南京为蒋介石草拟抵抗日本的《应付时局对策》。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的工农红军，仍然在以相当一部分精力清算过去。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说，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
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中央红军，是正确的。
张闻天说第四次反“围剿”鄂豫皖开始有“左”的倾向，后来又保守；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反映出对根据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够；撤出通南巴后又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对西北联邦也未弄清怎样才算“联邦”。
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
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是浓的，不同意见在会议上可自由发表；会议总目的是团结张国焘。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功绩。
但会议的视野过于偏向了过去。说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正确、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或放弃通南巴就不正确，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时日。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先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问题，不急于对历史作总的清算。芦花政治局会议过于拘泥于这些问题，过于单方面用一些理论和原则去关照对方，容易伤害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
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被蒋介石压向川西北一隅，也都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当大家都不知晓外界变化、集中于评判过去谁是谁非的时候，某些原本不必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
张国焘钻了这个空子。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野心而无人响应，能给中共中央造成后来那样大的危机吗？
暴风雨到来之前是平静的。表面看起来，北上的问题好像解决了。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番号不变，仍是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
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率第一军两个师及第三十军两个师共12个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率第三十一军一部、第四军一部、第九军一部共8个团；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第三军和第三十军一部、第四军一部共9个团；第四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率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第九军一部共9个团；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率第三十三军及第三十一军一部，共6个团。另以第四军4个团编为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
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他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
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为应付这一局面，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决定退让。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还是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因为芦花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不对，张国焘的主要矛头便对准了他。一定要他退出军委工作。
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但周恩来刚刚执掌一方面军大印，就病倒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堡垒封锁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订了《夏洮战役计划》：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出阿坝，争取先机进占夏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出班佑、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按兵不动。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由雅安进至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等地及岷江东岸地区。各路敌人正在逐步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此时张国焘又想北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又想南击抚边、理番，举棋不定。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否则军粮“难乎为继”。
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号召全体党员、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
周恩来的身体基本上垮了。开始以为患的是痢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警卫战士从60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在肝区上方冷敷。但过草地怎么办呢？
彭德怀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这真正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无向导带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还要抬人！
陈赓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给周恩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人人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抬担架的人，比睡担架的人已经强不了太多。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情谊周恩来终生难忘。
1954年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也是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1974年彭德怀去世。戴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到成都。存放前，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当时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没有忘记雪山草地之恩。他用心良苦！
1978年彭德怀平反，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似乎预感到将来而提出“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恩来，已经去世近三年。
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经三天激战，毙伤俘敌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包座之战显示四方面军确实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四十九师是胡宗南的主力，被刚刚走过草地的程世才、李先念指挥三十军一下打垮，北上之门由此完全打开。
跟随右路军前进的中共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共中央“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停止东进。
9月3日，张国焘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同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三日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爆发时刻。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越到关键时刻，各种相关回忆越呈现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乱。就像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头，观众除了从慌乱捕捉、无序跳动的镜头中感觉到拍摄者激烈跳动的心脏和不住颤动的手臂外，其他便很难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
1935年9月发生在阿坝、班佑、巴西地区的事件，也是如此。
从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
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徐向前、陈昌浩接电后，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
当晚，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处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张国焘发出如下电报：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丹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9月8日22时《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9月9日上午，张国焘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1984年4月3日对索尔兹伯里说：“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
《叶剑英传》引述叶剑英的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叶剑英说出一个重要情况：依靠彭德怀。这一句话的分量，并不亚于毛泽东抄在卷烟纸上的那一段电文。
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一、三军团和毛泽东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北进时，林彪率一军团和四方面一部为前锋，距离中央队甚远。
三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与中央队很近。当时周恩来、王稼祥因病重均住在三军团部。出于担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营地，彭德怀都要去看毛泽东，还秘密派三军团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防万一。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已经从空气中感觉出事态严重。他觉得张国焘有野心，中央没有看出来。林彪已进至俄界地区。身边的兵力只有三军团的几个团，中央领导人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一旦有变，安全没有保证。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多了个心眼。他当时叫人另编了密码本，派武亭带着指北针沿一军团走过在路径去找林彪、聂荣臻。
武亭是朝鲜人，长期在三军团作战。他刚把密码本送到，事情就发生了。
事实证明，彭德怀送密码给林、聂，将一、三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是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林彪、聂荣臻在前方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作好了接应中央和三军团的所有准备。
9月8日，毛泽东得知张国焘来电“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后，发现情况严重，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即是在三军团开会。
会前彭德怀向毛泽东请示：“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中央南进，怎么办？从防御出发，我们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武装冲突？”
彭德怀所说的人质，指将要到会的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
毛泽东深思片刻说：“不可。”
但彭德怀的主意，为中央领导人脱离前敌总指挥部提供了借口。毛泽东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陈昌浩同意。毛泽东又以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均在三军团为由，约陈到三军团司令部开会。
会议开完，毛泽东便留在了三军团。
三军团成为非常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到了9月9日。
中共中央将要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9月9日。
一方面军将要和四方面军分离的9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丹、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南下：“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了。
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对斯诺回忆说：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看见毛泽东脚趾溃烂，问缘由，毛泽东回答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后改名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打电话来请示的是第四军军长许世友。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
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
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
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
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
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
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1923年11月，托洛茨基对访问苏俄的蒋介石说，国民党应该“北上，因为北方有更便于共同行动的条件”。
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北上万里长征之时，蒋介石是否还记得托洛茨基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能得到什么启示？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当毛泽东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问题发生原则分歧之时，他们之中有谁知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川陕甘方针，被作出修正。
会议还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成立了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五人团指挥军事；设立了编制委员会，主任李德，叶剑英、邓发、王稼祥、蔡树藩、罗迈为委员。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团结所有力量的班子。毛泽东已经作了最坏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
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门户。
腊子口怎么攻克的？三十多米宽的山口，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则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为一段深不见底的急流，一座木桥将两座山峰连在一起。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再无别路。
不打下腊子口，则北进的队伍只有回头。
红军没有回头。彭德怀第二天经过时，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50米一段的崖路上，手榴弹的弹片铺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必是真老虎。一军团主力二师四团主攻腊子口。战斗最激烈时，林彪亲到四团指挥，四团团长王开湘则亲率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悬崖陡壁，摸向敌后。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林彪命令总攻！
冲锋号声、重机枪声、迫击炮声和呐喊声随着历史远去了，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洪钟一般的呼唤像洪钟一样回响：“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是倒下的和未倒下的英雄在用鲜血和生命回答：为何道道雄关皆无法阻挡红军北进的意志。
开路先锋一军团，确实无坚不摧！
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甘肃岷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鉴于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比较丰富，中共中央决定部队就地休整。
休整期间却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读到后，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陕北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似1931年的江西苏区。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的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国革命有望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获得更大发展！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10月，陕甘支队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又很快东进至瓦窑堡。
十五军团派人来联系，中共中央才刚刚知道，这个终于找到的落脚点，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肃反。
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了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军组成十五军团，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刘志丹没有担任军委主席，也没有当军团长，却表现得很坦然。高岗却对政治部主任一职不满，觉得职务给低了。
军委、省委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方针时，就出现分歧。
高岗第一个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首先打横山。理由有二：一、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二、向北发展如能打下陕北最富的绥德、米脂，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再向南，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
高岗就是横山人。半个月前，刘志丹、高岗刚刚打过一次横山，没有打下来。
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海东。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怎样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围剿”。既然“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理由也有两点：
一、打高桂滋部队不能粉碎敌人“围剿”。只有打败东北军，才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二、二十五军的武器主要就是在鄂豫皖根据地缴获东北军的，打东北军有把握。
刘志丹同意高岗的意见。郭述申、程子华同意徐海东的意见。
两方面都坚持各自意见，逼得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作结论。
朱理治年仅28岁，并无军事斗争经验。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任过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代理书记等职。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到陕北工作，1935年7月刚到陕北永坪镇，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仅仅早来两个月。
虽无军事经验，但以前看过的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材料启发了他。他表示同意徐海东的意见，首先打东北军；建议佯攻甘泉，打敌增援队伍。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刘志丹补充说，延安南30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
几天之后，十五军团在劳山设伏，消灭东北军一零一师三千余人，师长何立中也被击毙。
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根据地内部的分歧也开始了。
分歧由军政两方面同时扩展。
军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两军会合后的人事安排和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
政治方面的分歧则有历史渊源。自中央苏区陷落后，党对西北工作的领导也陷入混乱。当时北方局还未成立，领导陕北地区斗争的有两个党组织：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陕西省委领导。不同的领导体系、不同的工作重点在产生着分歧。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陕北特委则认为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两个特委，一个有中央驻北方代表支持，一个有陕西省委支持。虽然1935年2月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无法定出明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当然支持陕北特委的工作。派朱理治到陕北，就是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解决右派问题。主要针对陕甘特委。认为陕甘特委有右派混入，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
朱理治到陕北永坪镇后，先是发现扩红推不动。派到地方去搞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高岗讲陕北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继而有人报告，地主富农到处告状，还有人在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没有做党、团、工会工作的干部；几万平方公里苏区内只有300个党员；有6个县的苏维埃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
这个报告对一直在白区工作、刚刚进入根据地的朱理治来说，影响十分重大。看过报告的其他党、政、团、工会的同志也极为震动。朱理治由此相信了来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断言：陕甘边确有右派，不开展斗争，会犯大错误。他立即写了一篇《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同时派人前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
就在此时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他们还带来另一个新情况。在陕南时，他们也听到陕西省委为右派把持。从俘虏的杨虎城警卫旅长张汉民口中得知，陕西省委派了许多人到红二十六军。这个张汉民本是地下党员，红二十五军不知道，把他错杀了。
二十五军听到的消息使朱理治更加自信。徐海东他们过去和陕北完全没有联系，毫无利害冲突，现在也听说此讯，很可能二十六军真的混入了反革命，要立即搞清。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随二十五军来的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
9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
肃反由谁主持呢？站出来一个戴季英。
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还带有一些原保卫部门的干部。朱理治提议叫戴做保卫部长。
徐海东反对，说戴意识不好。
徐海东如此说，因为有切身体会。
1932年11月，在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当师长的徐海东正准备找干部研究作战问题，师政委戴季英却下令将七十四师二二〇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抓起来了。徐海东大吃一惊，连忙去找政委，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
答：这还不知道？是肃反！
又问：他们打仗都很勇敢呀！
答：那是伪装得巧妙。
问：都有口供吗？
答：你不懂肃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们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愿供出他们的组织关系。
问：这么多干部，不可能都是反革命吧？
答：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不要多过问。
49名干部全部被杀掉了。
当时四方面军主力已经突围转移，但遗留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仍然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鄂豫皖苏区流传一段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被保卫局找去谈话的人，十有八九没有好下场，轻则被关，重则被杀。
虽然徐海东反对，戴季英还是做了保卫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朱理治同时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因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因他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
戴季英轻车熟路地干开了。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就是用刑。刑讯之下，很快就招出了刘志丹、高岗等13人。
再审，又招了。被审人用刑后都讲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
向上的报告却说被审人未经拷打。
省委有怀疑，问：为什么审讯不让负责后方肃反的郭洪涛参加？
戴季英胸有成竹，答：按照鄂豫皖保卫局规定，审讯只能由军委主席一人参加，省委书记不能参加。
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前方，根本无法参加。
郭洪涛不信招出的口供。他很肯定地说：“刘、高不是右派。”“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他在陕北工作多年，说出的话自有权威。
但戴季英在不停地审，口供在不停地供。看到口供越来越多，郭洪涛虽仍有怀疑，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此前未在根据地工作过的朱理治，根本不知道苏区肃反这一套。他听信了戴季英，觉得问题严重。
戴季英主张立即抓捕刘志丹、高岗。
朱理治犹豫不决，感到问题太大。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之人，说他反革命，怎么解释？
戴季英振振有词。他以苏区中处理的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为例，说这些人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
事情至此，朱理治便与郭洪涛商议，在刘志丹回来后把他软禁在省委机关。又叫戴季英起草一信，叫前方注意防备。戴将信写好后，未给省委看便直接送出。
那封信是保卫部签发的命令，抓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
10月6日，陕甘晋省委保卫部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审查”。
前方开始按照保卫部的意见捕人。
面对着肃反运动一天一天扩大，红军里军心浮动，谣言也乘机传播开来，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化装进来的假红军，专为制造内部的混乱。
说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令徐海东相当恼火。他曾经被人说成是假党员，几乎掉了脑袋。
1933年4月，鄂豫皖苏区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入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他人证明入党，就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
徐海东也收到了这份登记表。他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时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再无人可以证明他入党的情况。他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后来只因他作战异常英勇，红军中极需要这样的军事干部，才勉强过关。他后来在《生平自述》中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现在他率领的整个队伍都被说成是假红军，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前方部队开始杀人。
这时朱理治在后方开始发现有问题。他连续几天亲审已有口供的7个人，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于是他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诬陷了人要枪毙，隐瞒了人也要枪毙。
条例一出，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志丹、高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签了字。这才发现有可能搞错了，朱理治赶紧叫郭洪涛到前方，停止捕人杀人。
郭洪涛到前方找到了程子华，程当即找了保卫科长，命令不许再捕人。
前后方在刘、高不是右派这点上，已基本统一了。
这里出现了败笔。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但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几个。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
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
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后一个指责最要命。不愿让中央到陕北，比肃反扩大化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对朱理治同志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军就不敢占永坪镇。”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同意了。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1954年，彭德怀、马明方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入迷雾的问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
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
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
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
我们说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了吗？让一个刚到陕北两个多月的28岁的省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能完成对挫折的彻底借鉴了吗？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刘志丹几次遭难。1932年底，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曾指责谢子长、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实行“土匪路线”，同时撤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六军正副总指挥职务。刘志丹在部队没有职务，行军时背黑锅，干炊事工作。后来叛变的倒是杜衡本人。
毛泽东、张闻天都要求快放刘志丹。
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也有深刻教训。主要是江西苏区打AB团。
老将军萧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团是在1930年11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师打AB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若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三万人的一方面军竟然“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肃反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1956年9月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讲“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指的就是1930年打AB团。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语。正是有了这个教训，所以到了陕北发现肃反有偏，便马上提出放刘志丹。
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放出了刘志丹等同志。周恩来在直罗镇战役后回瓦窑堡接见被释放的同志，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刘志丹见到毛泽东，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东征军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朱德在公祭大会上说，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我们的刘志丹同志。毛泽东在刘志丹烈士陵园落成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刘志丹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不开来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当时也很难保住。
红十五军团刚刚成立，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责，指挥晋、陕、甘、绥、宁等省国民党军“从事清剿”。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若无战斗力坚强的红二十五军到来，若无徐海东坚持主张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并且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零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一举打破敌人“围剿”，仅凭红二十六军一股力量，或仅攻击较弱的井岳秀和高桂滋部，确实很难保住陕北根据地。红军更有可能被压向更北。
若无徐海东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未到，陕北根据地已失。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已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先又听到你们会合，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欢喜。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 彭德怀政治委员 毛泽东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激动的。徐海东读到信，心情也相当激动。尽管他不明白“陕甘支队”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朱德的签名，但红二十五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934年11月脱离根据地西征，用一年时间终于和中央又建立了联系！
徐海东是红军中不可多得的一员猛将。从鄂豫皖西征一路打到陕北，打出了赫赫虎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担心中央军进攻，向周恩来点名，要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帮助保卫西安。尽管当时彭德怀、林彪都在陕北，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只相信几经交战的徐海东，杨虎城还把自己的警卫旅交给徐海东指挥。这也是从前的对手对徐海东指挥作战能力的一种高度肯定。
安得猛士守四方。徐海东如此善战，足令毛泽东深深感动了。但更令毛泽东感动的是徐海东的党性。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当时红十五军团也是7000余人。和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马上把全军团都交给毛泽东指挥；这一点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企图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形成鲜明对照。
后来毛泽东对徐海东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评定军衔时，被评为大将。在十位大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
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也面临危机。秘书造了反，要“火烧老病号”。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围着病床开床头批判会。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又说他是事件的“黑后台”。他是中央委员，却不能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想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见一面也不行。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
1969年3月31日晚，毛泽东发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没有徐海东的名字，突然提议要他参加。
九大第二天就要开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提议：徐海东出席九大，参加主席团。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派人到徐海东病床前传达最高指示。徐海东眼泪流了下来：“主席提我名，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九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和国家又处于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连留存下来的大会主席台照片都独具一格：座无虚席的主席台两块座位区之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上，加了一张轮椅，一个穿便服、围围巾、戴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为座位奇特，特别引人注目。新闻照片发表后引来百姓一次次猜测此人到底是谁。从长相判断，有人说是陈云，有人说像邓小平。
不是陈云，也不是邓小平。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
九大主席台上徐海东那张轮椅加座，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奇景。
他仍然当选九大的中央委员，关键当然是毛泽东的首肯。后来专案组人员说，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9年10月，徐海东被紧急疏散出京。1970年3月病逝于郑州。
临终前的昏迷中，医生讲他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