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想打苏联牌，苏联也想打蒋介石的牌。蔡元培一边说抗日一边老泪纵横，眼泪滴到汤盘里。红军穿插于赤水河之际，“东方劳伦斯”走遍大半个中国。“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被蒋介石也被个人野心涮惨了的张学良，灼热的灵魂已成滚烫的岩浆。
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赓奉周恩来之命，看望西安国民党警备司令宋希濂。
对这个湖南湘乡同乡、黄埔一期同学，陈赓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兵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力是北伐，是消灭北洋军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动力是抗日，是抵抗日寇侵略。
1935年，虽然离第二次国共合作尚远，蒋介石还在忙于追击红军，兼并西南，但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向已经显现。
像天边轰隆隆传过来的雷声，山雨未来，风已满楼了。
雷声来得比1935年更早。
1934年3月1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围剿”大军向红都瑞金进逼之时，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红都莫斯科。
3月7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告诉杨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红军总司令伏罗希洛夫也说，希望中国迅速组织自己的军队，排除侵略。盼中苏合作。
杨杰回国后，迅速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4月23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东京发表谈话，阐明日本在东亚之特殊地位、责任及利益。同一天，蒋介石在江西临川扩大纪念周上讲：10年后将日人逐出东北，收复朝鲜台湾。
他的态度突然有些硬了。杨杰向他报告的情况起了多大作用？
国民党内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1934年间，汪精卫宴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席间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他一面说着，一面老泪纵横，泪水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还在“攘外必先安内”。当他在南方既“围剿”红军又收拾地方军阀的时候，北方已经乱了套。
尤其是华北。
1935年2月，长征中的红军开始在赤水河畔穿插作战之时，一个被西方报界称为“东方的劳伦斯”的神秘人物，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
此人就是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上绞刑架前高呼“天皇万岁”、“大本营万岁”的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他先在关东军服役，担任坂西利八郎司令官的副官。坂西中将曾给许多中国北方军阀当过顾问，土肥原利用了这种职务之便，不仅学会了中国语言，熟悉了中国政治，更同中国北方军阀和政要建立了微妙的个人关系。
但张作霖觉得土肥原做事跋扈，用本庄繁做顾问，不用土肥原。
不用他，他照样帮张作霖的忙。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积极活动，全力支持奉军把直系赶过江南，使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挥兵直指奉系军阀老巢沈阳。当时张作霖控制的军队主力在关内，沈阳形势危急。又是通过土肥原的积极活动，使日军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增援张氏。郭松龄兵败被杀，一场倾向革命的兵变被镇压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人。尤其对扩张具有职业预见。
土肥原还是一名士官生的时候，就长于测图。因为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20世纪20年代他几次去山西，阎锡山均待若上宾。他的要求阎锡山无不从命。利用这个关系，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将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干河一线也非常注意，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的用心立刻显示出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所以在这一带事先既未构筑工事，兵力配备也不足。至日军从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感到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只会挥动屠刀的恶汉。有心计的、特别是有长远心计的侵略者，那种巨大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土肥原还是在阎锡山的热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侦察的。阎锡山后来与日本人在平型关打，在雁门关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们讽刺得更惨。要抗日又抗不住，只是个勇气问题或装备问题或训练问题？为什么不到大难临头、便不知道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1935年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动华北自治。冀东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阎锡山不必说，连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争取对象。
重点攻宋哲元。
1935年4月26日，蒋介石刚刚兼并完贵州、处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发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称张学良、于学忠正在靠拢日本。日方正谋利用张、于造成华北独立政权。于与宋哲元亦相结，宋已聘日顾问。
黄郛之言，除宋哲元确实聘请了日本顾问之事，多系捕风捉影。
但他却第一个做了较准确的天气预报：山雨要从华北开始了。
黄郛发电不到一个月，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发生两名亲日新闻记者被杀事件。日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要求。
梅津美治郎是“三羽乌”在德国巴登巴登圈定的11个骨干分子之一。当时他任驻柏林武官，是11人中资历较深者。资深之人看不惯资浅之人，资深部队看不惯资浅部队，在日军中也一样。虽然同是“一夕会”成员，但梅津就看不惯关东军的石原。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一个半月后关东军突然策动“九一八”事变，梅津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发动事变的谋略不满，认为违背了军部《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中“约以一年时间作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
不满归不满，眼看新锐的关东军借“九一八”事变迅速膨胀起来，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也看得眼热。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也想如法炮制，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后进石原莞尔一样，弄出点事情来，扩大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影响。
借天津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应钦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
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庭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
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学忠）部，河北各级党部。
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何应钦奉蒋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后退。7月6日，何应钦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认日方的要求，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
但急于生事的日方已经失去耐性了。不待何应钦同意，6月2日，天津日军参谋长酒井隆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
此时红军刚刚渡过大渡河。
蒋介石坐不住了。
其实他早感觉到了局面不妙。“九一八”事变后，国联除了派出个李顿调查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就再无动作。想通过国联干涉解决东北危机，“以夷治夷”，“以夷制夷”，但英、美大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发表完几篇表示遗憾的声明，照样和日本做生意；没有哪一国愿帮中国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孙中山当初碰尽了钉子最后转向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一样，蒋介石见日本人执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靠拢斯大林的苏联。
但他早把和苏联的关系弄僵了。一是1927年4月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一是1929年7月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南京政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中东路事件爆发。7月18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人员，与南京政府绝交。10月，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八万多人向满洲里、绥芬河地区的苏军发动进攻。苏军猛烈反击，东北军伤亡惨重。
交恶至此，还怎么利用苏联帮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时候，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举行会晤。他带去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1927年至192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斯托莫尼亚科夫的回答是令蒋宽慰的。他说，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和感情出发，而是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真诚地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的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这个立场”。
得此讯，蒋颇受鼓舞。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加紧对江西突围红军的追堵。同时加紧做苏联的工作。
1935年春，彭德怀奔袭浒湾时陪蒋介石找水上飞机着陆点的秘书邓文仪，被蒋任命为驻苏武官，到达莫斯科。很快，南京政府大使颜惠庆带着梅兰芳的京剧团一同到达莫斯科。
自中东路事件与苏联绝交以来，蒋介石首先伸出了橄榄枝。
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在送行前宴会上主要谈现实政治：“颜惠庆大使到苏联将会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间的友好联系。”
苏联驻华代办斯比利瓦涅克则主要谈文化艺术：“梅兰芳访问苏联必能促进两个伟大民族间文化联系的巩固和发展。”
苏联仍在观察这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希望蒋介石能够抵抗日本。
在日本法西斯的压力下，“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不抗战的蒋介石开始改变了。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抗战的人，却真的在改变。
他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最早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年他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更赢得过抗日英雄的美名。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包括抗战与不抗战。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他是冯玉祥部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蒋介石早想借机收拾一下他。
1935年5月，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借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被中国军队扣留之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此时蒋介石正在布置大渡河会战，准备于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歼灭长征中的红军，于是全力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使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此机会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撤换宋哲元，调二十九军去江西“剿共”。
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靠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他被免职后，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养病”。
养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宋哲元在这里，通过其亲信萧振瀛、陈觉生与日军联络。他们把宋的处境和苦衷转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并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这个酒井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他现在又出来保证宋哲元必须在位、日军华北驻屯军也不再提将宋部压到黄河以南了。
这真是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联络日军和扩张势力的活动，使蒋介石非常担心。为了防止宋哲元进一步倒向日本，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活动。
1935年7月，蒋在庐山召见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中央拟将主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以示对宋的信任。7月27日，国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纯及三位师长颁发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抗战功绩；8月28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
由此宋哲元实际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以保个人利益的“随机应变”来效忠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后来的“曲线救国”论与“随机应变”论之所以异曲同工，就是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利益心理。国难当头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踮着脚尖走钢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出场了。
土肥原是日军中“华北自治”的鼻祖。1933年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任上，土肥原就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关东军也就是通过此，把手伸向了华北。在土肥原的策划下，沈阳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开展拉拢工作，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未收到成效。
现在机会又来了。
1935年9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面组织“自治政府”，日本提供军援和经援。宋还未糊涂到此等地步，所以拒绝。对中国军阀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变换花样，改联络华北五省地方实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称为“首先建立察哈尔、河北两省自治政权，然后使山东、山西、绥远三省加入”的方针。谁也弄不清土肥原口袋里有多少条妙计。
在怎样才能有效割裂中国版图这一点上，土肥原的思虑比其他日军将领更为深远。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板垣、石原等人迫于形势，最终也只有同意土肥原。在拟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吴佩孚，有人告他吴虽反蒋，但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难以利用。土肥原回答说：“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他太懂得中国军阀的面子、中国政客的名实了。
当年吴佩孚没有拉过去，他现在又紧紧盯住了宋哲元。他要以宋哲元为突破口，实现其华北扩张的梦想。
在军事、政治的压力和一己私利的诱迫下，宣称“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宋哲元开始动摇。
1935年10月，土肥原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在土肥原的鼓动下，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再接再厉，鼓动冀察实力派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打了点折扣，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土肥原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中也充斥着亲日分子。
眼看土肥原的“华北五省地方自治”为期不远了，中国就这样变成了案板上一块好切的肥肉，谁都想上来切上一刀。
就在日本人在华北进展顺利、几乎就要得手的时候，另一股暗流也在潜行：日本未来的德国盟友似乎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德两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冲撞。日本人威胁要蒋介石妥协，德国人却鼓动要蒋介石抵抗。
鼓动蒋介石抵抗的德国人不是塞克特。塞克特告诉了蒋介石很多，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蒋介石，怎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外敌和强势之敌。
似乎老天爷不让德国顾问留下空缺，塞克特的接替者法肯豪森把这个缺口补上了。
1935年夏季是一个乱哄哄的夏季。北面日本人在有效地张罗“华北自治”，西南蒋介石在徒劳地围堵长征中的红军，南京的总顾问塞克特又将灯枯油尽、生病离华，由法肯豪森接手总顾问一职。
法肯豪森是一个标准的德国职业军官，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本军队有过较多研究。他1934年7月就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绝对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法肯豪森主要关心军事事务——重新编组和训练蒋介石统辖的军队，同时起草防止日本入侵的计划。
此人一上任，很快就以其精到的职业军人眼光，得出了一个后来不曾改变的结论：中日必有一战。
1935年7月31日，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
法肯豪森总共讲了五点：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然是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付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五、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苟不起于首时，表示为生存而全力奋斗之决心，则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法肯豪森这些观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两年之前提出来，不得不承认，这个德国军人对两年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及大致战局走向，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使人不得不佩服其独到的军人眼光。
他这一席话，对专心于川西北“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来说，振聋发聩。
法肯豪森说“目前国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这是十分客气的弯弯绕说法。他当然知道这些军队都在用于追剿长征中的红军，不说出而已。包括对蒋介石悄悄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的做法，这位德国顾问也闭口不谈。
他告诉蒋介石：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沧县一保定为绝对防御线”；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法肯豪森最后写道：“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
法肯豪森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构想，事后证明确实颇具战略眼光。他认为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别具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向外国连络，有重要意义”，“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法肯豪森这时不仅指出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以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后来逐项被蒋介石所采纳。于是他以这份建议书为蓝图，逐步开展布署。他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助蒋以全副德式装备训练与装备8万中国军队，另成立若干炮兵团与装甲旅，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八十六、八十八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这一系列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不安，他们深恐中国抗日实力因此而加强，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坚决向欲与日本结盟的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德国人不要支持南京政府的对日备战活动。当时希特勒上台不久，羽毛未丰，主观上虽然想与日方呼应，但由于在华顾问团属于德国国防军控制，尚未被纳粹集团完全掌握，所以对日方的要求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予以满足。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像法肯豪森这样的德国顾问为何要作出此等表现？
表面看，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国博弈在中国的土地上日趋激烈、日德两国对华政策发生利益冲突的表现，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复杂一些。法肯豪森实际上并不代表德国政府，甚至在德国国防军内，他也属于另外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中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人，都具有反希特勒的倾向。该团体认为德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通过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来阻止日本入侵，从而最终迫使日本在远东转向与苏联抗衡。他们认为中国资源丰富，难以被征服，因此德国最好能够长期与中国成为可依赖的反苏盟友。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德国参与和介入中国事务的能力减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就会马上改善，变得更加密切，于德国不利。而目前日本对中国所施加的所有压力，都在压迫中国倒向苏联，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所以法肯豪森的肺腑之言中，也掺杂了众多的大国利害。对什么是德国的利益，他的理解与德国国内执政的纳粹集团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1937年11月当他接到柏林方面的电报，要他运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的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却没有照办。虽然他不得不奉命参加了德国政府的“陶德曼调停”，企图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作为个人，在应付完德国政府交办的工作后，法肯豪森仍然像以往一样迅速调换姿态，参与到策划怎样组织对日有效的军事抵抗中去了。他毫不隐晦地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他还有进一步的设想。
1937年12月5日，法肯豪森在其备忘录《简论形势》中写道：“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他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说明，日本军队的军事效率并不高，他不相信日本会取得最终胜利。法肯豪森当时之所以提出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企图防止或拖延德国作出与日本结盟、召回在华德国顾问的最后决定。他认定他的做法，最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法肯豪森的思维中，首要的考虑也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问题是他的这些想法除了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少数人，在德国国内找不到几个呼应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并不认为（中国）局势严重。中国在军事上不充足，日本打败它，这非常好，因为这可以使日本更灵活地对付莫斯科。（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支持中国了。”
1938年4月28日，德国元帅戈林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5月，原外长牛赖特被撤换，德国新任外长里宾特洛甫上台伊始，第一个指令就是全部召回驻华的德国顾问。
里宾特洛甫的指令是在1938年4月下旬下达的。德国外交部告知中国驻德大使：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认为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的嫌疑，因此打算将他们全部撤离中国。
此时的法肯豪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战场。
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其《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回忆到，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见到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台儿庄作战：“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巴巴拉·塔奇曼怀着颇为钦佩的口吻写道：“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就是在这种时刻，里宾特洛甫的撤离命令到了。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获知德国政府这一决定后，起初都不愿离华。4月30日，法肯豪森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及1940年才期满，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都有困难。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支持法肯豪森代表顾问团提出的意见。
但德国方面联日弃华的决心已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就此问题与中方交涉。
一直交涉到6月中旬，蒋介石看见拖不下去了，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离华，但要求核心人物法肯豪森作为德国驻华使馆武官留下，并留5至6人处理善后。
德国方面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回旋余地，连蒋介石的这个退步要求也完全不同意。
6月20日，里宾特洛甫再次强行电令陶德曼，以中断中德外交作为威胁，要求立即撤退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全体顾问：“本部长亟待留华全体德国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勿恤”，如法肯豪森等人再不愿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
这已经是勒令回国了。
1938年6月24日，德方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
法肯豪森的使命彻底结束了：不管这个使命中有多少是德国政府赋予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添上去的。他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从构筑国防工事到完成军事部署、协助蒋介石在淞沪一带构筑“兴登堡防线”，确实出了不少力帮助中国抗战。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还参加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最后才被“勒令率团返国”。
回到德国后，法肯豪森也不赞同希特勒的亲日政策，而同情中国的抗日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由于他的威望声名而被希特勒委以军事要职，却一直同贝克将军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1944年因有参与“七二〇事件”刺杀希特勒的嫌疑，被盖世太保拘捕，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法肯豪森帮助过蒋介石“围剿”红军、帮助过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也帮助过德国反抗势力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由于战争期间出任过德国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被比利时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定为战犯。
刚刚走出德国集中营的法肯豪森，又走进了盟军的集中营。
这也是个集种种矛盾于一身的人。
陶德曼比法肯豪森要聪明多了。他在德国驻华大使任上对法肯豪森有过不小支持，而且也没有完成德国政府指令他“调停中日争端”的任务。但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调停失败时，陶德曼巧妙地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回国前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中，陶德曼说：“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和谈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谢。他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策略，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是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蒋介石不仅仅是在用后果吓唬德国人。他告诉德国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一句，也算他没有白与共产党打了十几年交道。
就在德国总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蒋介石精心准备那份《应付时局对策》之时，日本正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1935年7月16日，驻守广岛和福山的日本陆军第四十一联队的相泽三郎中佐，到陆军省访问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谈话内容十分奇怪：劝永田局长辞职。
相泽中佐以吼叫的方式完成对永田少将的劝说。
陆军中央部门中最重要的实权人物、巴登巴登“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竟然被驻地偏远的一个中佐指手画脚？
这是在代别人表达意志。永田立即就知道了。相泽是裕仁天皇的长辈东久迩宫中将的老部下。东久迩宫在一个中队当大尉时，相泽是该中队的一名少尉。
永田还知道相泽在士官学校教过剑道，精于剑术。
真是常言说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了。
相泽中佐在永田少将的办公室内大发雷霆，指责永田使皇道派将领真崎大将失去教育总监职务而下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爆发了。
1932年以后，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组织一夕会发生分裂，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以“三羽乌”的二号人物小畑敏四郎少将为首，包括“三羽乌”的三号人物冈村宁次少将，拥戴陆相荒木贞夫大将。所谓“皇道”，荒木贞夫解释为是维护、宣扬皇德，所以日本军队就是“皇军”。是荒木贞夫使“皇军”这个名称流行起来。最初这个词很难被记住，荒木问一个士兵：“皇道的使命是什么？”士兵以立正不动的姿势大声回答：“是、是行军累不垮！”
在日文中，皇道和行动、皇军和行军发音相同。所以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被很多士兵理解为“行动派”了。这一派也确实以行动见长。它聚集了大量青年军官，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改变国内政治，实现军人专政。
如果说皇道派更多注重法西斯军人的理想，那么统制派则更多注重法西斯军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统制派则以“三羽乌”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少将为首，包括巴登巴登聚会时在外看门的东条英机。所谓“统制”，即主张军队在国家现有制度下行事，不主张对内采取过激行为。永田铁山觉得，日本还没有作好同西方国家对抗的准备。在工业化改革于1936年底完成以前，日本进攻苏联的话连讲都不应该讲。相反，要首先争取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充分消化满洲。
两派的冲突不可避免。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主张北进。永田铁山等人对此却毫无兴趣。
1934年1月，荒木贞夫大将失去了陆相职务。
1935年7月，陆军省又决定皇道派的另一首脑真崎甚三郎大将退役。
矛盾由此爆发了。
就在相泽中佐闯进永田办公室的前一天，1935年7月15日下午1点，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出席。不愿下台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拿出了杀手锏：“在这次会议后面，我看见不纯的动机。”
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永田铁山参与1931年三月事件的铁证。永田遗失已久、寻找已久的文件。
1931年3月，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加上作战科长山胁、俄罗斯班长桥本、中国课长重藤等人，制订了一个包围议会、要求内阁总辞职而由陆相组阁的政变计划。最后时刻，陆相宇垣一成得知天皇有意让他组阁，才蓄意将政变计划向外透露，使其流产。
这就是所谓的“三月事件”。
永田铁山当时起草了一份代号“小说”的政变宣言。他把这份宣言放在他的正式文件内。事件流产后，却怎么也找不着那份文件了。他不知道是调查人员悄悄拿走了它，呈报在当时的陆相荒木贞夫大将的办公桌前。
永田的“小说”在荒木陆相的手中微微发抖。这个东西牵涉到天皇裕仁。荒木早就知道裕仁与永田10年前在欧洲建立起来的那种亲密关系。
所以他再未往上呈报，也未将它归入陆军档案，而是悄悄将它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荒木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搜集与天皇有关的各种秘密资料。直到他1967年去世，这些档案都妥善地保存在他身边。他曾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都已加封，由另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而死，这些文件将被启封，其内容将予散布。所以直至最终他平安地死去，珍藏这些档案的保险柜仍保存在荒木家中，天皇也奈何不得。
现在他把这发炮弹给了真崎甚三郎大将。永田的宣言证明天皇本人与三月事件有牵连。真崎深知这份杀手锏的分量。他在会议上大叫：“现在的阴谋也是由三月事件的人制造的。统制派已经破坏了纪律和在陆军中引起混乱。我们向天神保证清除陆军中不良分子的誓言必须实现。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清除统制派！”
永田铁山4年前写的“小说”变成了一发炮弹，由真崎甚三郎装进炮膛了。它将证明出卖天皇的，恰恰是那个自以为天皇亲信的永田铁山。
这真是一发重磅炮弹。“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被称为日本陆军中最具头脑的人物永田铁山被轰得粉碎。
三长官会议结束第二天，相泽中佐就出现在于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即使这时，他还不知道天皇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再委托他去办了。
永田忍耐着，不动声色。他本身就是“下克上”的好手，非常明白这些“下”的心劲和能量。他们的力量，都来源于他们背后那些人。
永田对相泽说，他感谢相泽关心国家利益，但对罢免真崎之事不清楚。总之是为了维护陆军的纪律。最后他以那种不拘礼节的伙伴式态度亲自送相泽中佐出门。
反身回来的永田铁山立即调来相泽的档案。迅速看过之后，以陆军省军务局长的身份下令，调相泽三郎中佐赴驻台湾的日军服役。
相泽三郎很快就接到了调令。但他没有返回部队，而是立刻启程前往四百多公里外的大阪，去见他的老上司东久迩宫中将。
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
相泽与东久迩宫谈话后，便直趋东京。
这个方向与调令命令他前往的方向完全相反。
他先见真崎甚三郎大将。自称办事比天皇还公平的真崎手法十分隐讳。他对相泽说：“如果你想杀人，就对字垣将军插上一刀。就是他在1931年搞了三月阴谋，才开始把局面弄得这样糟。”
相泽又见了东久迩宫的兄弟、另一个皇室贵族近卫师团长朝香宫中将。这位日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与相泽又进行了一番无人知晓的秘密谈话。完后朝香宫去皇宫，称有急事，要私下谒见天皇。而且要求不能有外人在场，和天皇“绝对秘密地在一起待几分钟”。
连天皇的表弟北白川宫也不能在旁边。
永田铁山连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搞过多少阴谋，现在阴谋却搞到他的头上来了。
8月5日，陆相林铣一郎奇怪地派人劝说永田铁山离职，出国旅行。
事情很明显，天平上这块砝码已失去作用，要被抛出去了。
永田断然拒绝离职出国。14年来在陆军内部他充当天皇裕仁的重要耳目，出谋划策搞垮长州藩，集合了一群忠于天皇的少壮军人，参与夺取满洲和镇压国内反叛者，他不相信自己会出事。
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到达陆军省。在接待处，他提出要见山冈重厚陆军少将。山冈是永田组织一夕会的得力伙伴，但现在不再得力了。山冈现在是陆军省军备局局长，皇道派的重要分子，与军务局长永田的统制派势不两立。山冈本人还有一个嗜好，崇拜附在古代武士刀剑上的鬼魂。他本人收集了一百多把古代刀剑，并且负责制定条令，规定日本军官都要备一把指挥刀，并在出席一切公开仪式时佩带。他先让神情紧张的相泽坐下，然后派一人去探听永田铁山是否在办公室。
听差回来报告，永田在他的办公室里。山冈立即送相泽出门，并告诉他该走的方向。
军务局是陆军省最大的一个局。相泽竟然顺利地穿过若干个办公室，没有通报姓名就突然出现在永田铁山的面前。
永田正在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新见大佐谈话，他只来得及大喝一声：“干什么？”相泽已经嗖的一声抽出了指挥刀。
永田铁山只来得及跳起身来，躲过第一刀。没有等他冲到门口，相泽的第二刀已经砍在他的背上，鲜血涌流。乘新见大佐想阻止相泽的同时，他用力去开门，还想夺路而逃，无奈已经双膝瘫软，身不由己。相泽的第三刀从跪在地上的永田后背穿过，直透前胸。他胸口的鲜血就像那面旭日旗上的旭日。不同的是一把闪着寒光的钢刀从中穿过。曾是天皇亲信中亲信的永田铁山，像一个用旧了而被抛掉的弃物，几分钟内一命呜呼。
当侍从长本庄繁向天皇报告永田遇刺时，裕仁眼睛看着别处，首先表示非常遗憾，接着说：“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说行吗？”
作为天皇，裕仁从来不在意他的工具。
1933年下半年，曾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侍从长向裕仁诉说，宫中没有建立一块纪念碑，以表彰在满洲的阵亡者；士兵们觉得陛下午后不理国事，乘船到相模湾采集海洋生物标本，是一种冷漠行为。裕仁心平气和地把本庄带到一艘旧游艇上解释：从爱国角度讲，没有钱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倘若没有天皇本人日积月累的观测，海军水文局就不可能修正海图，将来某一天，日本的战舰就会弄错相模湾的深度。
1934年11月，裕仁去视察长野县两所学校。为皇家车队带路的保安警察不小心走错了路，将天皇带到了另一所学校。结果文部大臣没有在场。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作好准备。场面尴尬。几分钟后，那个带路的警察自杀了。明显不高兴的天皇说，他并不在意，不过倒是打扰了学校。
“多么宽宏大量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在日记中写道。
那个倒霉的警察，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泽三郎不知道这些。知道了，也许就不做刺客了。
他的刺杀行为受到天皇两个长辈的鼓动。朝香宫曾私下觐见天皇，弄清楚了行动完将会平安无事。所以胸有成竹的相泽杀完人以后，并不急于逃跑，而是首先到医务室包扎流血的手指。完后他说必须立刻返回驻福山的部队，以执行被他杀死的永田铁山的命令，收拾行装前往台湾。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将他扣押。
“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
无怪天皇那个最善于玩弄阴谋的叔辈东久迩宫对相泽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
所谓昭和维新，不过是让复杂的人做复杂的工具，简单的人做简单的工具而已。
永田铁山被刺杀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团同三月事件有牵连的证据被泄漏。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永田铁山已经显露一些迹象，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同天皇分道扬镳。他到底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却来不及说出了。
永田铁山先是天皇的敲门砖，后来便成为了绊脚石。
敲门砖敲开了门后，就是绊脚石。
在永田铁山的葬礼仪式中，皇族、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送来悼文，称颂永田是一个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称表率。
优质工具的表率。
14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给永田点烟的东条英机，从驻扎南方九州岛的第二十四旅团司令部特地请假前来东京吊唁。从此以后直到1948年他被绞死为止，他每月给永田的遗孀小额津贴。
陆相林铣十郎被迫辞职。天皇裕仁训戒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然后是：“天皇本人意欲亲自监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向他禀奏。”
只有人为日本战车加速、再也无人敢为它减速了。
1935年8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华北危机爆发。法肯豪森为蒋介石草拟《应付时局对策》。永田铁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在迫使世界发生改变。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变。
力量在重新趋向联合，利益在重新开始交换。
外界发生的这一切，唯独仍然苦行于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毫不知晓。准备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也不知晓。
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勇士抢渡安顺场、22勇士夺占泸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色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万”，“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八一宣言》，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11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八一宣言》。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
1930年，蒋、冯、阎大战。两派都争着拉张学良入伙。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东北军成为全国仅存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这块砝码放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沈阳城说客如云。张学良见了哪一派人物、谈了多长时间，立即会产生种种猜测。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代表都参加致祭。6月3日张学良30岁生日，蒋介石派50岁的李石曾前往沈阳祝寿。6月21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带着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到沈阳。张学良到葫芦岛，说客们跟到葫芦岛。张学良到北戴河，说客们追到北戴河。个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最后，从东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出发，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
静观了半年，就观出这么一个结果。一个将他自己、将整个东北拖入灾难深渊的结果。后人多只知道张学良1931年那个悲伤的“九一八”，却不知道在此一年前，他还有一个更加悲伤、更加令他追悔的“九一八”。
在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前者导致了后者。
张学良发表出兵通电之后，从9月21日晨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车运兵南下。9月21日占领天津。22日进驻北平。仅用十多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华北、平津的占领。
东北军占领华北的速度，与一年后关东军占领东北的速度一样。
可惜这是内战。
张学良在内战中踌躇满志。出兵通电中他言辞恳切：“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实际从张作霖开始，奉系就一直觊觎华北，后来干脆把华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奉系赶出华北的就是蒋介石。现在，他从上海给张学良汇来500万元，作为东北军的开拔经费，又拨1000万元公债款资助东北军，不但把东北军又请了回来，还把河北、平津、青岛的行政管辖权都交给张学良。
这些实惠确确实实打动了野心勃勃的少帅。
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京成立副总司令行营。虚岁30的少帅将东北、华北尽握在手，地位仅次于蒋，好不风光。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他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带东北军主力入主华北，久居北平，还不断抽调部队入关，使东北防务日益空虚，造成危险局面而不自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正携妻带妾在广和剧场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戏来唱完，得讯事变爆发，沈阳危急。他急忙回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虽然8月16日有过蒋介石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但此电毕竟发在事变之前。事变进行中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会议决定是：赞成抗战，但要依靠全国，东北军不能单独行动。为避免冲突扩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如此决议，能说不抵抗的仅仅是蒋介石一人吗？蒋介石在事变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张学良在事变进行中作出的不抵抗决议就无罪吗？军人在战争爆发关头连自己的防区都弃之不顾，突然间想起“依靠全国”、“不能单独行动”，全国老百姓勒紧裤带养如此多之兵又何苦来呢？
后来说蒋介石不准他抗日。少帅忘记了自己不准自己抗日的时候了？
前一个“九一八”占尽的所有便宜，后一个“九一八”不但丧失殆尽，还把老本都赔了进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0支，各种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洗劫，资金流失不计其数。其他物资的损失更加无从计算。
“不能单独行动”，就可“避免冲突扩大”、保平安了吗？
将祖坟家业丧失殆尽后张学良方才明白：倾巢之下，安得完卵！
蒋介石把他涮惨了。个人野心也把他涮惨了。所以他后来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可以想象，当这位少帅发动西安事变时，内心那灼热的灵魂，怎不能一瞬间变成冲破地壳的岩浆？！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让久已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和执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新方针，同时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
这种任务就是风险。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发言宣称：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万人口，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事到临头要派人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苏区和50万红军了，代表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红军和苏区到底在哪里。
王明、康生决不会承担这个任务。这不是在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纵情欢呼的随意炮制的数字，而是要回到阴冷的、黑暗的、白色恐怖的、到处悬挂着共产党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谁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