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遵义会议确定红军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时，野战军司令部为“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发出电报，指挥各军团向遵义西北方向移动。以后每日发一类似电报，连发三次。
1月19日，野战军司令部离开遵义。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经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计划，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配合一方面军北上。
1月23日，潘文华令郭勋祺率领两个旅向土城前进，于赤水河东岸地区拉住红军，不让其入川。
黔北一带顿时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双方指挥员调兵遣将，步步逼近，剑拔弩张。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
赤水城却被川军先期占领。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为险峻山岭，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的川黔各县，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须通过的要点。
这两个要点，一南一北，是中革军委《渡江作战计划》规定必须夺占之地。两点中间，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广大地域。攻占并保有这两地，是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关键。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了赤水城，阻碍了红军的北上。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审视一下红军的对手——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刘伯承、陈毅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在药店当过学徒。当兵后因作战勇敢，得到潘文华的器重，由文书上士一路晋升到团长，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就在郭团当过文书。1922年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至万县找其兄，也认识了团长郭勋祺。不久陈毅去重庆，郭亦调重庆任六十五旅旅长，两人经常来往。
1925年8月吴玉章到重庆，在莲花池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郭勋祺参加活动中结识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在杨闇公主持的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又和素有旧谊的刘伯承等人频频交往。
郭勋祺的这些活动潘文华也都知晓，但认为这些友情关系无大碍，对郭也尽量迁就。
但郭勋祺与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比友情关系可进了一步。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勋祺得知川军要破坏预定第二天举行的重庆声援南京惨案群众大会，立即亲去告诉杨闇公、李筱亭等人。杨闇公决定会议不变，照常举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带着几个弁兵赶到会场。临开会前，潘文华派传令兵向郭报告：“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同时递过一张“事急速归”的纸条，郭马上将纸条给杨闇公等人看，并对两名弁兵说：“你们留在这里，一定要保护好杨委员。”即返回师部。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正要撤离会场，枪声响了。川军对到场群众开始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勋祺将肖华清、周钦岳等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馆，然后把他们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陈毅不知道重庆如此吃紧，4月2日从合川来找杨闇公汇报工作，只见到处岗哨林立，盘查甚严，行动甚难，便找到郭勋祺。郭留陈毅住一夜，次日将陈毅化装成买办，买好船票，坐上郭的轿子，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郭又得知杨闇公也急着要去武汉，便让其六妹杨丽君转告他千万不可外出活动。但杨去武汉心切，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郭勋祺的这一系列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刘湘便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不让他掌实权。
刘湘之所以没有把郭勋祺一撸到底，一个原因是照顾潘文华的情绪，另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
可以说刘湘的城府的确不浅。
机会真的来了。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刘湘派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先派廖泽旅入黔，但蒋不满意，要刘增派两个师。刘湘决定再派两个旅入黔，但这两个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积极行动以应付蒋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果真要渡江入川，则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刘湘选定了郭勋祺。他认为郭对自己忠实，同时又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能够相机行事，可以放心。
在重庆李子坝刘湘的私邸，刘湘与郭勋祺密谈交底。
刘湘把郭勋祺看准了。曾经如此进步的一个郭勋祺，在抵抗红军入川上面却不遗余力。
1月20日，郭勋祺率两个旅到达贵州温水，尾随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在习水，郭接到刘湘密电，告知红军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动，牵制红军入川。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郭勋祺也尾追红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郭部。6天前，中革军委在《渡江作战计划》中已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现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军团在赤水城南陷入与川军的激战。李聚奎的一师在黄皮洞被川军三面包围，伤亡较大；陈光的二师在复兴场战斗也不顺利。郭勋祺尾追董振堂的五军团，至下午抢占了土城东面青杠坡和石恙嘴东南端，截断了五军团与三军团四师的联络。
与郭部决战尚未展开，总的形势已呈现不妙。
1月28日，红军三军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在土城东青杠坡地区与川军郭勋祺展开决战，从南北两面向郭部发动猛烈进攻。
三军团担任主攻。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与川军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很大，战斗极其艰苦、剧烈。指挥川军作战的郭勋祺不知道对面红军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就是杨闇公的弟弟；杨尚昆也不知道对面的川敌首领曾经冒着危险掩护过他的哥哥。
对这一仗，对川军的战斗力，红军各级指挥员思想准备都是不足的。长征之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川军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对川军极其轻视。长征到贵州后，又认为川军与不堪一击的黔军差不多，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余次混战，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者却不了解。要北上入川，“争取四川赤化”，不但对川军素质估计过低，也对川军参战实力侦察不确，还以为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对川军实力估计过低，对川军素质也估计过低。轻易地提出“决战”概念，本身就是轻敌的产物。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一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但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打退，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在此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
红军与川军在土城以东展开一场恶战。冲锋与反冲锋犬牙交错，险情环生。川军一直攻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连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组成的军委干部休养连也未及撤离，陷入险境。幸得陈赓率红军最后的老底子军委干部团冲上来奋力救援，才使休养连脱离敌人的火力拦截，撤出险境。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个排掩护下，仓促地撤出来的。
总的不利趋势难以遏制。红军的总攻变成了川军的反攻。进攻作战变成背水作战。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朱德这位从来以宽厚著称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带病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发火，可见当时局面之紧张危急。
增援之川军还在陆续到来。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28日傍晚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紧急情况下临时决定的一渡赤水，成为红军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的开始。
一渡赤水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迅速摆脱追敌，部队再次轻装。一些笨重的物资、机器被抛进河中。当时三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是1930年打长沙前缴获的。缴获时只有彭德怀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他们两人变作炮手，自己瞄准，自己调整，自己发炮射击，几炮命中江中帝国主义的军舰，引起红军战士们连声的欢呼，红军自此有了自己的炮兵。
这门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
这是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被迫第二次大轻装。
1月30日，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入川后，郭便借口休整部队，停止了前进。
此后郭勋祺根据刘湘、潘文华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随红军，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由川入黔，又由黔入川，跟随红军四渡赤水，但没有再与红军作战。
遵义会议设想了赤化四川，却没有设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垮，红军从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红军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也不会有四渡赤水了。
但那不是历史。
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一战失利，修正的只是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渡江地点由泸州宜宾之间移到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遵义会议设想仍然维持不变。
却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当初与潘文华商定的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图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开始硬拼了。西起横江、东至古蔺一线，刘湘、潘文华先后调集数十个团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要道、隘口，严密封锁红军的前进方向。
准备入川的红军方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土城战役后川军气焰尤其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向红军挑战。
2月6日上午，一军团二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一个团三面包围。三军团五师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军实施反包围。三军团后续部队一千余人下午也赶来增援。激战一天，向敌阵地反复冲击十多次，不能解决战斗。入夜，该团敌人乘机转移阵地。红军发现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的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询问一、三军团领导人，渡江入川还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战略方向应在川滇边境何处？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十分及时，也非常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等人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杨建议，当日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基本改变。
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掉了。
其实没有神。中国工农红军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个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是不明智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动辄“反攻”、“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了错误的军事领导、把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思想，被土城战斗警醒。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本该千方百计避免同敌人决战。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恰是蒋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
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实践。
那是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这是一段红军紧张地选择立足根据地的日子。
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新的发展方向是川、滇、黔边境地区。黔军基本垮了，但新锐的川军、滇军正向此处逼近。在三省之交能否站住脚，并没有把握。
2月9日，政治局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趁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为此提出轻装精简。
2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制是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三军团4个团；五、九军团各3个团。
这一精简缩编，为下一步大进大退作好了准备。红军像一个不倒的力士，裹紧绑腿，勒好鞋带，准备疾步流星向敌人挑战了。
同日，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压向扎西。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川军与滇军侧击先敌东渡赤水，将作战目标转换为黔军及中央军薛岳部。
尽管没有着意说明，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提出仅3天，根据敌我态势，行动指针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是寻机，不是目的。
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现的战机。
二渡赤水的战机之中，潜伏着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4日，林彪率一军团攻占桐梓。第二天三军团向桐梓开进中。前卫红十三团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杜肇华部一个旅在娄山关以南近3公里处的黑神庙。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立即向彭德怀报告。
25日14时，彭德怀、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提出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20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也致电朱德，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意见一致，使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25日23时，即在收到彭、杨电报9个小时、林、聂电报3个小时后，朱德电复彭、杨、林、聂：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24时，朱德再补一电给彭、杨、林、聂：同意彭、杨25日14时来电部署，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彭德怀的基本部署是：三军团担任正面主攻。一军团向黑神庙之敌侧后迂回，五军团迟滞由桐梓方向来援之川敌。
红十三团向娄山关急进。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和手枪排战士换上国民党军装，一鼓作气冲到娄山关口。十三团刚刚占领关口，黔军就发起反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冲击，硬把敌人压了下去。
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被打断，没有麻醉药品，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部队认为他不能随军行动了，拿出一部分钱要他留在本地。只剩一条腿的钟赤兵坚决不肯，有人劝他就拔出手枪要拼命，只好用担架抬走他。很快，他就奇迹般的可以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了。
十二团参谋长孔权（一说孔宪权）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后来用担架抬进遵义城罗马天主教堂里，与臀部负伤的十三团俱乐部主任胡耀邦住在一处。半个世纪后胡耀邦还清楚记得，疼痛难忍的孔权喊了一夜“杀！杀！杀！”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孔权被留在了当地，解放后担任遵义纪念馆馆长。胡耀邦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钟赤兵1955年授衔中将。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1955年也授衔中将。
2月26日，一、三军团占领娄山关。
兵败如山倒。残敌纷纷向遵义溃逃，遵义守敌极度慌乱。
红军乘胜向遵义进击，于28日晨再占遵义。
三军团为此又牺牲了参谋长邓萍。当时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正站在一个土堆上观察遵义老城地形，军团参谋长邓萍来了。土堆只有一个，张爱萍就下来，让邓萍站上去。邓萍站上去后正向张爱萍布置任务，突然头一歪靠在了张爱萍身上，张爱萍沾一身血还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邓萍牺牲了，赶紧给彭德怀打电话。彭德怀还没有听清就在电话里骂起来：“你们都给我往最前线上吧，你们都去牺牲！”
他就怕邓萍牺牲，没有想到邓萍真的牺牲了。
张爱萍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杨尚昆说，是邓萍替张爱萍牺牲了。
1966年7月，被贬到三线建委任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在参加完贵州省“六盘水煤炭规划会议”后，坐车专门来到当年的遵义战场。当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彭德怀衣服淋湿了也不觉得，指着一块地方，告诉周围的人：31年前邓萍就牺牲在那里。想起牺牲的战友，念及光阴流逝及经历坎坷，彭德怀动情地说：“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
历史永远会记住彭德怀的功绩。
原定的遵义战斗，还是只指向较弱的黔敌。这场预期不大的战斗，由于红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林彪对战机把握及时，特别是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彭德怀扩展战果主动，使战斗迅速从围歼黔军两个旅发展为追歼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的大规模战斗；由此揭开了红军长征中一次最大的战役——遵义战役。
红军突然东向夺占娄山关，蒋介石受到极大震动。他判断这极可能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欲图继续东驱，向红二、六军团靠拢。于是急令相距最近的第一纵队吴奇伟之九十三、五十九两师火速增援遵义。
时间晚了一步。吴奇伟部进抵遵义城南部地区时，红军已重占遵义。
红军坚决迅速攻克娄山关和遵义的行动，使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陷于被动。
吴奇伟率领的第四军从江西就开始尾追红军。但一直是送客式追击，沿途不仅没有和红军发生战斗，连红军掉队士兵的影子都没有见着，这回他耍了一个心眼。
在离遵义不远的忠庄铺，他碰到逃出遵义的王家烈。王家烈身边只剩下一个手枪排。吴奇伟一听进攻遵义的是红军主力，便不愿前进。王家烈是来寻救兵的，巴不得别人的兵帮他收复遵义，对吴奇伟一催再催。吴心中烦躁，又左右为难，便命一个贴身参谋去侦察，临行前特加以暗示。于是侦察报告说：遵义已被红军占领。
王家烈怏怏而去，吴奇伟这才展开部队，防御红军。
吴的部下却跃跃欲试。在师、团长会议上，众人认为国军装备远优于红军，红军主力到遵义是过路，只要发动攻击，红军就会撤离，因而一致主张打。
他们对共产党人的了解与吴奇伟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吴是保定六期毕业生，在北伐中曾与著名共产党员蒋先云并肩作战，可谓鲜血流在一起。
1927年5月，北伐军在河南临颖向奉军主力发起进攻。吴奇伟的三十四团担任正面攻击，蒋先云团任右翼，战况空前惨烈。奉军依托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奋勇冲锋的吴、蒋二团伤亡重大。蒋先云重伤牺牲，吴奇伟腿部也被弹片击中。幸得蔡廷锴第十师增援，奉军才狼狈溃退。
与共产党人一起流过血的吴奇伟，后来也参加过反蒋。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蒋调第四师对桂军作战，时吴奇伟任第四师十二旅旅长。桂军解体后，蒋连续急电第四师移防陇海路，不但规定起程时间，而且指定行军路线，并特令曹万顺之新编第一师前去接防。缪培南、吴奇伟等第四师将领认为蒋已设下圈套，要缴第四师的械，决心反抗。9月，部队集中枝江后，便通电反蒋。
反蒋的第四军从湘西南下，企图夺回广东，结果一败于陈济棠，二败于蒋光鼐，三败于蔡廷锴。真可谓一败再败，部队只剩下十之二三。
新军阀混战中，以兵权之争反蒋的吴奇伟，也算被打得满脸开花。
走投无路了，便通过同乡罗卓英联系上了陈诚。
通过陈诚，还是投靠了蒋介石。
蒋介石命他去江西前线与红军作战。他不得不服从这个曾经通电反对过的人的命令，然后把枪口瞄向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
他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两次均担任纵队指挥官，列入陈诚指挥的“围剿”主力序列。红军离开江西后，又奉命率部参与“追剿”。
历史对吴奇伟这样的人，不管他怎么挣扎，给予的选择余地也总是这样小。
就在吴奇伟有意耽搁、应付王家烈之时，红军真的占领了遵义城。
吴奇伟躲避与红军主力交锋，但红军主力已经认准了他。中革军委决心乘其孤军冒进之机，集中全力全歼其于遵义以南。
战斗开始，吴部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看到右翼地形对自己不利，向吴建议占领前面不远的老鸦山和红花岗。
一场激烈的战斗围绕红花岗右侧主峰老鸦山展开，双方皆拼尽全力争夺。因为蒋介石下了死令，为打好这一仗吴奇伟也拼了命。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当时是防守老鸦山主峰的三军团十团团长。十团是三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敌优势兵力、火力、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下，该团损失严重。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韩汉英部于15时许攻占主峰。
老鸦山主峰丢失，不仅居高临下威胁十一团红花岗阵地，而且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三军团在连续作战、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当时已经无法调集反击力量。
遵义城出现丢失危险，战局千钧一发。
但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在莫名其妙之间突然转入防御。
原来林彪的一军团已经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尖刀一般直插忠庄铺敌军指挥部。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就是敌人心脏。
吴奇伟把全部力量都投上去了，纵队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着整得他实在是苦，只有丢下部队，带着身边少数人员狼狈逃窜。
占据主峰之敌居高临下看得十分清楚，发现其指挥部突然溜走，料想不妙，于是不敢大动，只得坚守。
说是坚守，心劲早已不坚。黄昏便被三军团一部和干部团的反攻打得翻滚下去。
失去了指挥官的部队几近羊群，沿着来路向乌江狂奔。
吴奇伟最先逃到江边，立即与南岸联系，要欧震率九十师速来支援。九十师本属吴奇伟第四军建制，此番被薛岳留在贵阳，得到前线吃紧的消息，才刚刚上来。
吴奇伟要欧震带部队过江。欧震认为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背水为阵太危险，一口回绝。他认为九十师只能在南岸占领阵地，掩护收容败兵。
吴奇伟见北岸局面无法收拾，缩在南岸的老部下又不听话，万念俱灰，倒地大哭说，我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了。
参谋长吴德泽赶忙招呼来几个卫士，连拖带拉地把吴奇伟扶过江南岸。
项羽当年见八千子弟无一回返，无颜见江东父老，便自刎乌江。
吴奇伟带过乌江两个师，带回来一个团，在江边也大哭了一场。
但吴奇伟不是项羽，他也不做项羽，这条乌江也不是项羽当年自刎的那条乌江。哭着被人扶过江之后，他变得非常冷静，又非常清醒。见红军追兵甚急，直逼江岸，不待其余部队过江，他便下令斩断了浮桥保险索，连欧震原准备收容的败兵也不收容了。
一千多名官兵被甩在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
后来吴奇伟向蒋介石报告，说是因为士兵拥挤抢渡，将浮桥压断。
与内部自己人的交谈，则说砍断浮桥是战略行动。否则红军南渡乌江，贵阳兵单，大局要受影响。
即便一面跑着一面哭着，吴奇伟也是个顾全大局之人。
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完全超过了原来设想的规模。红军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尤其是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二千四百多人，俘敌约三千人，缴枪二千支以上，的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
《彭德怀自述》中说：“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两个主力军团之所以能够“自动配合”，首先是中革军委的放权。
一渡赤水前土城战役打败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对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极为重视。包括确定红军转移方向等战略问题，也多次征求林、聂、彭、杨等前线指挥员意见。为适应形势，改变指挥方式，二渡赤水后作出“全军统归彭、杨指挥”决定，使部队迅速捕捉战机，终于打了一场红军脱离根据地被围追堵截一万余里以来最大的胜仗，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年半时间内，红军唯一一次扬眉吐气的胜仗。
两个主力军团能够“自动配合”，还出自彭德怀的敢于战斗。
彭、林两人皆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攻击娄山关黔敌的建议。彭德怀意在以迅速动作歼灭娄山关守军柏辉章部三个团和娄山关以南的杜肇华旅，林彪意只在攻歼娄山关南的杜旅，对娄山关之敌则要求晚一天行动。说是使部队有喘息之机，核心还是没有把握。他不愿打无把握之仗。比较起来，面对严重的敌情，彭德怀勇克咽喉要地娄山关，直取黔北重镇遵义，其敢打必胜之精神，的确有力能拔山之慨。
这一仗是在敌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打的。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紧逼压迫，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迎头堵击，机动回旋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再加上红军有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今天看起来，颇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感觉。如此形势下，敢于积极向军委请战求歼黔敌，而且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增援敢于坚决顶住不退，为一军团侧翼迂回包抄赢得了战机和时间，彭德怀横刀立马之大勇，林彪也要自叹不如。
两个主力军团的“自动配合”，同样也包括林彪的善战。
林彪作战，极善于捕捉时机。时机不到，他会谨慎得让人觉得胆小。时机一到，也会大胆得叫人咋舌。
彭德怀的三军团与敌反复争夺老鸦山、打得不可开交时，林彪在遵义城东山包上一言不发地用望远镜观战。一军团隐蔽集结在这一带丘陵地区待命出击，敌人全然不知晓。
待吴奇伟全部力量重心都压向老鸦山前三军团阵地，山谷突然响起一片号声，一军团之一师、二师像两只猛虎，迎着公路排山倒海般冲杀下去。
战局转折十分突然，已经得手的吴奇伟部竟然突然失手。公路上运动的敌人最先掉头往后跑，敌军整个阵线发生动摇。
林彪眼看面前形势，从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又把这张纸对折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很大的“追”宇，分头传达两个师的指挥员。红军排山倒海的追击开始了。
林彪命令：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追，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部队回问：追多深？答：可以追出100里。
就像川戏中的绝活“变脸”，小心谨慎的林彪，一抹脸就变成了颇有几分狂气的林彪。
黄克诚当时是防守老鸦山主峰的三军团十团政委。半个世纪后他回亿说：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我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须动用大部队。
说彭德怀敢于战斗，不是说他就不善于战斗。数十年摧枯拉朽的沙场宿将，岂能仅靠匹夫之勇。同样说林彪善于战斗，不是说他就不敢于战斗。
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红军将领中，唯彭德怀、林彪置于一起时，特点反差最大。二人原有的特点，皆被对方的特点衬托得更为鲜明。
二人皆率领红军的主力军团。把握特点，便相得益彰。
这便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了。
被打垮的吴奇伟部，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林彪也许并不知道，在这支被他“猛打猛扫”的部队里，他还任过见习排长。
吴奇伟的第四军，就是当年颇富盛名的北伐劲旅“铁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与林彪当年同为铁军第十二师的人。吴奇伟久经沙场，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林彪从黄埔新近毕业，刚分来任十二师独立团见习排长。一个粤军前辈，一个黄埔后劲，皆在河南临颖战场对张作霖的奉军奋勇作战。
虽是铁军，到底也有共产党、国民党之分。共产党人叶挺率铁军一部举行南昌起义，国民党人吴奇伟、李汉魂率铁军另一部镇压南昌起义。铁军四分五裂。随之而来的新军阀混战中，更是九死一生。打剩下的最后一点儿老底由吴奇伟统辖，编成五十九、九十两个师，参加“围剿”与追击红军。
增援王家烈时薛岳留了一个心眼。他将欧震的九十师留在贵阳，让完全是黄埔系组成的直辖九十三师唐云山部随吴奇伟北上。
林彪给他老部队的礼物是侧面迂回、正面猛追。五十九、九十三这两个师，据说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被红一军团追得全军溃乱，建制崩溃，丧魂落魄。即便逃过江的部队，重武器和伙夫担子行军锅灶也一律丢光。
二渡赤水的遵义城一战，吴奇伟的部队起码一半是被林彪追垮的。
可惜欧震没有渡江北上，失去了一个与历史邂逅的机会。欧震也是铁军中人。当年随叶挺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在广东汤坑与粤军陈济棠和薛岳激战时，薛岳部已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关键时刻起义军营长欧震阵前倒戈，使薛岳得喘息之机，遂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向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南昌起义主力在汤坑战败，欧震也从叶挺部下投到薛岳门下。
当欧震拒绝服从吴奇伟的命令率九十师过江时，也许感觉到了从遵义漫山遍野追杀过来的红军部队，就是自己当初背叛了的起义军火种。
与薛岳一起长追红军的吴奇伟，自在乌江边上大哭一场后，便再未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大仗。解放战争中他任过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很快借口到南京汤山养病，辞掉了这个职务。
蒋介石却一直记得他。尤其在蒋年龄越来越大、心腹将领一个接一个连遭败绩的时候，他越来越回想起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那些年代，以及参加围堵的那些将领。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授予吴奇伟二等云麾勋章。8月，国共即将开展战略决战之机，蒋介石委任吴奇伟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华北“剿总”附近的解放军领导人，多是吴奇伟当年的老对手。蒋介石希望他与傅作义一道，在这个战略区稳住华北的聂荣臻，堵住东北的林彪，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再做一次顶门柱。
吴奇伟却心力交瘁了。当年跟在红军后面走了一两万里尚无可奈何，现在阻止共军的南下更无可能。他北上很短时间，就南返广州，不想再去卖命了。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与几个粤籍将领在粤东发表《我们的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
吴奇伟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设宴欢迎。这位当年率部对红军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将领，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的观礼台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自己打过的4次败仗，第四次“茅台那次打仗”，即指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
这场战斗的影响远比今人想象的大。战前毛泽东差一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遵义会议成果几乎成为泡影。四渡赤水后又有林彪写信要求改换指挥。
鲁班场是毛泽东的街亭。
说鲁班场战斗，必须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
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必须谈中革军委于遵义大捷后确定的战略方针。
谈中革军委新确立的战略方针，必须看蒋介石的实际部署和设想。
真是一个连环套。
的确如此。如果你想解开历史之谜，必须解开这些连环。
解开它们，你便得到了历史。
红军遵义大捷以前，先有蒋军的“土城大捷”。
2月2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委员长身份，“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蒋介石自己也记不清他是多少次悬赏捉拿这些人了。他对这些人的头颅兴趣极大，但对这些人头颅中所想，却几乎一无所知。
也不是一点儿不知道。红军二渡赤水的当天2月18日，薛岳就从滇军得报：红军放弃入滇计划折向黔北。两天之后，投降的红一军团二师供给部出纳员何彬说，红一军团正在向东急进，其余各军团也在后跟进。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
薛岳连忙调动军队，重新部署，却为时已晚。
但薛岳还是及时地搞到了毛泽东上台的消息。
一渡赤水前，三军团向土城前进途中宿营时，担任掩护的五师突遭黔敌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十四团政委田丰被俘。敌人从他那里得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红军内部的井冈山派与苏俄派在遵义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主张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是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
薛岳得此重要情报，大受震动。他立即把田丰召到贵阳面谈，一面将毛泽东上台的消息上报蒋介石，一面通令各部队。
对薛岳2月初报上来毛泽东重新上台的消息，蒋介石半信半疑。一直到嫡系中央军在遵义大败所展示的红军用兵风格中，他才确定毛泽东的确上台了。
对手之间是最知根知底的。
1934年12月10日开幕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因为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占领和湘江一带的堵截，蒋介石好不风光。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115人出席会议，希望国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再接再厉”，将红军“根本歼灭”。
三个多月过去了，不但没有“根本歼灭”，反而让红军一口气吃掉了五六千人，垮掉了十几个团。他拍电报骂薛岳，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明白，这一失败恰恰证明了薛岳给他的情报的正确。
3月2日，蒋介石带着陈诚亲自飞往重庆。到重庆后第二天，便发出一道公开命令和一封私人信函。
公开命令给各部队首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私人信函则写给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同时还把红军作战已改为飘忽无定、要分外慎重的信空投给了吴奇伟。
从抵贵阳之日起，蒋介石便如同战场指挥官，实际代替了薛岳的指挥。
接函的薛岳倒也多了几分安慰：对毛泽东用兵有所畏忌的，绝非他薛岳一人。
失败使蒋介石再一次清醒了。
清醒归清醒，对红军的战略方向，却依然判断不清。
红军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对国民党来说，一直是个谜。
对红军走向的猜测与判断，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道智力竞技题。
刘湘最担心红军入川，便认为红军必然入川。朱德、刘伯承都是四川人，与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对泸州一带了若指掌，所以红军在这一带徐图渡江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师的可能性极大，而回湘图与贺龙会合的可能性极小。
薛岳与刘湘相反。他最害怕红军久留贵州，便认为红军在贵州久据的可能性最小。他率10万大军入黔后，已经把贵州看做自己的地盘。红军二渡赤水时，他刚刚就任掌握全省军权的贵州绥靖主任，觉得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唯独贵州不比江西，山穷水恶，久据不易；若再东驱回湘，则更是不得已的下策。
龙云与薛岳一样，怕红军入云南，便认为红军在云南生根很难。他觉得红军多是江西客籍，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其余将领基本不熟悉滇北滇西地方民情。云南民风强悍，组织严密，红军过路是上策，久据是下策。
陈诚则完全代表蒋介石，分析问题的心理与刘湘颇为类似。蒋介石最怕红军向东威胁其中枢，陈诚便估计红军有极大的可能向东。他认为朱毛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合，或回湘与贺龙、萧克会合，是战略上必然的两个腹案；川滇地处边陲，红军久据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最应注意的是红军东返与贺、肖会合。如此追剿较难，影响也较大。
众说纷纭。红军到底会去向哪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陈诚、薛岳、刘湘、龙云，把红军入川、入滇、回湘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皆认为红军图黔的可能性极小。
红军却偏偏要图黔。
黎平会议就看中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又提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除了遵义会议后到一渡赤水前短暂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四川，红军领导人一直没有放松对黔省的注视。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图黔决心更加坚定。为彻底实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
于是继土城之战后，再次出现“决战”这一字眼。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命令中所提的“此次战役”，即指预定的歼灭周浑元。前敌司令部也专为歼灭周敌而设。毛泽东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任实际的总指挥。
同一天《红星报》提出口号，“为赤化贵州而战！”
3月8日更发表了《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遵义附近的战役中，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11团之众，这是反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这一胜利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更加开展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局面。
同志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决战就要开始了，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全党同志一致动员起来，团结在党中央与军委的周围，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用你们的模范作用，经过你们党的支部，去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继续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当前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将不仅赤化全贵州，且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大胜仗”、“亦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并“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二渡赤水的空前胜利，使中革军委再一次急于求成。
一渡赤水前打败了黔敌就轻视川敌；三渡赤水前打败了吴奇伟就轻视了周浑元；事情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演示：失败包含着胜利，胜利也包含着失败。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路，寻歼周浑元，未果。
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毛泽东对这一仗踌躇满志，率前敌司令部亲至白腊坎。除要求各军团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烧不起来。
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
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具体部署是：以三军团两个团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以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两个团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主力4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电文很长，对各部队行程时间、途经地域、到达位置，均有缜密算计，一如林彪以往的指挥风格。看得出来，这一建议决不是草率思索的结果。
西安寨、新场之敌为黔敌犹国才旅。林彪长思后提出该作战计划，核心是不想打周敌，想打黔敌。所以仅以“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但成立前敌司令部就是为了打周浑元。林彪突然站出来说不打周敌而转攻黔敌，给毛泽东带来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
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最后毛泽东也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实在是个连张闻天也觉得尴尬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之人，6天前他刚刚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6天后又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认可了毛泽东的辞职。
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便自然恢复。
毛泽东后来常常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他有深刻的体会。井冈山“八月失败”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通过返回湘南，损失了二十九团。红四军“七大”上，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遵义会议以后，又是举手表决，几乎使其刚刚担任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
这回争论后，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举手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赞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
这便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相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就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二渡赤水后前敌司令部总指挥、3月12日“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中共中央变换军事领导的决策才最终完成。
3月13日20时“新三人团”发布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
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还是要打周浑元。
3月14日，“新三人团”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
3月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驱赶老百姓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碍，以阻击红军进攻。
面对这些不利条件，红军指挥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彭德怀、杨尚昆3月13日19时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建议中所提“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正是后来红军攻击失败的原因；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也恰是后来采取的方针。
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攻击周浑元的具体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以五军团和三军团之第十、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协同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之敌。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鏖战至13时，敌机在士兵白色标志引导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黄昏，红军以密集队形实施连续冲击，仍不能得手。战至天黑，因敌占据有利地势，只得停止攻击，与敌对峙。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追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
鲁班场战斗失利。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涵着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潜伏着失败。
鲁班场战斗的失败。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
正是这些失败，这些“不得不”，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趋近只有脚踏实地者才可企望的胜利。
遗憾的是，今天查遍能找到的《人名词典》、《历史词典》、《军事词典》、有关国共两党情况的工具书，竟然始终找不到给毛泽东造成很大麻烦的周浑元的简要情况。
他是哪里人氏？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军旅生涯？他在何处而终？
此人跟着薛岳，长追红军两万余里，但来也无影，去也无踪。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从国民党的资料看，蒋介石起初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他在重庆电示薛岳：“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珩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带修碉封锁；龙云以孙渡部进至毕节以东地区修筑碉堡。蒋介石声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天。若是今天，4天时间连战略方针的草案都拿不出来，更远远谈不上完成由此方针向彼方针的转变了。
3月20日17时，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林聂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现因滇敌与川敌可能防堵，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混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政治部 20日17时
“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四渡赤水前的语气如此严重急迫，与二渡赤水后取得遵义大捷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宣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自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下达命令时从未用过的严重用语。令人想起湘江战役战局危重的关头，林彪发出的那封“军委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虽然有了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但三渡赤水前后出现的严重局面，不是我们今天只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和纪念馆内的沙盘演义，就能描述出当时当地红军的真实处境。
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黄克诚见到的，大约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川、黔、滇边区回旋余地如此狭小，蒋介石又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桂军、湘军加上中央军重兵云集，围追堵截；敌我之间常常是你来我往，互相穿插；部队与部队间空隙相当有限；生死之交，胜败之别，常常决定于一瞬之间。红军一着不慎，确实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而且红军来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蒋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川军、黔军和滇军长期征战于云贵高原，皆具很强的山地行军能力。红军这方面与他们相比，并不占有很大优势。就是相对最弱的黔军也并非不堪一击。黔军极强的山地行军能力，使其也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一渡赤水前部队向土城行进时，三军团五师就突遭黔军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被撤职。黄克诚率四师实施反击，虽然将敌击溃，但黔军爬山本领极高，跑得飞快，红军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
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拔了王家烈的老根，黔军也拼了命。这种时候黔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张宗逊、钟赤兵等多名师团领导受伤。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所以从来不发火的朱总司令几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3月24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抵贵阳。
他满以为红军将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游击，所以要“先求稳定”，用碉堡将红军封死。毛泽东偏不求“稳定”。碉堡封锁来不及形成，红军21日又东渡赤水，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围死红军的设想遂不能实现。
但蒋见红军并未化整为零，便认为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仍在。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柴草也不易，蒋介石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立即改碉堡封锁战法为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在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中，他说：“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不光有敌变我变，也有我变敌变。双方皆挖空心思，寻求消灭对方、保存己方的最佳战法。
蒋介石并非是一再上当的草包。
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
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
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等给养又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
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
26日，毛泽东迅速接受彭、杨建议。朱德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
27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已进占平家寨、李村，薛岳直接指挥的九十二师已在坛厂与九军团激战，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南下已不可能。蒋介石、薛岳正调集人马在这一带修碉筑封锁线，阻止红军南下。
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乘机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南急进，抢渡乌江。
作此决定时，他一定想到了两天前彭、杨的建议。
抢渡乌江，要点在“抢渡”二字。实现抢渡，关键不能让敌人察觉企图。
但前线敌军发现了红军的企图。
28日，土城守敌侯汉佑电薛岳：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
薛岳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完成，红军向何处回转，不足为虑。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场附近防线遭红军袭击，红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模样。
薛岳这才大惊，急忙请示蒋介石。
这回轮到蒋介石不以为然了。认为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
28日侯汉佑致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已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锁。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时，红军主力到达乌江边。
同是主帅，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决采纳实行。蒋介石、薛岳等则不愿重视不合己意的消息。被证明是真实的了，还千方百计作出解释，完成自我开脱。
例如后来把不知道红军南渡乌江归结于连日阴雨连绵、乌云密布、飞机无法临空侦察，所以不知红军去向。部下先前一封又一封报告被丢进废纸篓里，却无人出来承认了。
3月31日，中央红军除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封锁线都被甩在了身后。
追兵依然在乌江以北大筑碉堡。蒋介石依然在那里做他那“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末弩红军走投无路”的美梦。
4月1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渡过乌江的消息。
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就因为失去根据地的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
皆未能实现。
原因不仅在敌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志在必得。
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最大隐患，常思拔除。在南昌行营部署对红军的追剿时，他就在部署统一西南的全盘计划：“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对蒋来说，入黔追剿红军无疑是“一石二鸟”。不仅如此，还可进一步形成既可扼桂，又可图滇的态势。所以不惜使用重兵，大筑碉堡，长期据守，与红军反复较量，绝不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
中央红军不论是“老三人团”还是“新三人团”，对这些情况基本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后来红二、六军团长征，仍然还想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最后不能保住，原因也正在此。
虽然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但四渡赤水作战的光辉地位永存。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了红军当中。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
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恢复，由四渡赤水完成。
每一次都是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走过来的。红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了最顽强不息与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最令人惊叹的不仅是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技巧，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空前顽强战胜死亡的决心和寻求胜利之意志。毛周朱统帅下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率领的这支军队，任何力量也难以将其消灭。
它是不死鸟。
是火中凤凰。
南渡乌江的红军将指向哪里？
4月1日至10日，是蒋介石最难受的10天。
他在贵阳同陈诚、薛岳、何成濬等人商谈，判断红军有两个走向：南进袭击贵阳；或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者之中，后者可能性为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应以确保贵阳为当务之急。
此时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前锋直逼贵阳。贵阳附近只有郭思演第九十九师的4个团兵力，大部担任外围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令各部队对红军衔尾急追，另特急调驻防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增援贵阳。
薛岳用电报和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声嘶力竭。
4月4日，湘军李韫珩电告，该部在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红军前锋距贵阳仅百余里。
贵阳城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幕僚们判断，红军在重兵尾追下顿兵攻坚可能性不大。且即使强攻贵阳，只要坚守一天，援军即可赶到。但这些判断安不了蒋介石的心。他现在想力保的不是贵阳城、而是飞机场了。
4月5日夜，郊外响起枪声，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贵阳全城人心惶惶。滇军孙渡纵队赶上来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孙纵第七旅旅长龚顺璧，要他抽兵保卫飞机场。龚顺璧听不懂蒋的浙江话，老是反问，蒋介石大发其火，几乎摔掉话筒。
性命攸关之时，蒋介石从来非常认真。他早作好了多种准备。仅“走”的工具就备有飞机、轿子和马匹。同时劝说各国教士及外国人，退出贵阳到安顺暂避。
滇军孙渡纵队在救援蒋介石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行军能力。大定距贵阳四百多里，普通行程需7天，孙渡硬是以3天3夜急行军赶到。蒋特电龙云：“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就因为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孙渡又见疑于龙云，以为他被蒋介石挖过去，几乎为此丢掉指挥职务。
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也一片混乱。
正当贵阳城内张皇失措之际，红军主力于4月3日出其不意地改为东进。
4月4日，蒋介石以飞机侦察发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
4月5日，红军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
蒋介石又判断红军要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及桂军一个师立即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和刚刚赶到贵阳的孙渡纵队与五十三师分3路向东追击，防止红军北渡乌江返回黔北，围歼红军于黔东。
红军的意图却既不是东进，也不是北返。
4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董李：“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红军要南下。
8日起，乘敌全部精力用于防止红军东进之机，红军主力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迅速南进。4月9日，红军主力穿过贵阳、龙里间20公里地段的湘黔公路，在蒋介石的眼皮之下飘逸而去。
红军以为蒋介石仍在贵阳。其实他在7日下午已秘密飞往昆明躲避。待10日贵阳解除戒严后，他才飞回来督战，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纵队立即转入尾追。
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今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
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
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
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红军自建立始，生存、战斗与发展，全赖根据地。
当时领导人急切的心情，紧迫的思绪，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黔西南无法获得后，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最先提出入滇作战。
4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
电文说：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到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在黔边打开局面。
此电的关键，在“甚至入滇”四字。
彭、杨用十分谨慎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入滇，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心情是沉重的。从江西出发那天起，红军一直在极力避免被敌人压向经济落后、消息闭塞、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预定去湘西不可实现，便提出川西北。川西北不可行，又是川、滇、黔。虽然此时开始提到云南，但中心一直是黔北。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南渡乌江的四渡赤水作战期间，在敌人重兵夹击之中，中央红军徘徊于黔北川南70天不去，一直争取创建川、滇、黔新根据地，就是以免被压向更偏更远的地区。
两个月来，种种计划都未实现。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经远了。若再入滇，下一步目标是哪里？如何东返？
所以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存在不愿入滇的情绪，是毫不奇怪的。红军提过“川、滇、黔”，却无人提出入滇作战。这次彭、杨首次提出入滇，也只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
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但所有意义，都是执行后才能显现的。执行之前，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16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7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入滇通路。
4月24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
4月25日，进入云南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指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指示中三次提到“决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提到“紧急关头”。
从这份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指示无法落实。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月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大胆的电报。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一句话内三个“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
新三人团还在考虑。
毛泽东还在考虑。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中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