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首次进军大西南。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皆是收拾对象。遵义会议人事变动在黄平橘林商定。张闻天心中的“钦公塘”。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红军作战讲究出敌不意，入川行动却落入刘湘意料之中。
人类的精神产品极其浩瀚，但个人的一生又极其短暂。于是古往今来，简单一句话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例子，就并不罕见了。
于是很多人有了座右铭。
蒋介石的座右铭是其恩师陈其美的一纸手书：“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他长期珍藏。
“万夫不当之慨”他做到了。1925年两次东征打败陈炯明，其间又回师打败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势如破竹。
1926年猛攻吴佩孚，1927年横扫孙传芳，势如破竹。
1928年打张作霖、张宗昌；
1929年打李宗仁、白崇禧；
1930年打冯玉祥、阎锡山；
中国内战中，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皆势如破竹。
唯独对红军不能表现出这种“万夫不当之慨”。紧迫之时他两次想腾空而去，两次害怕不能腾空而去。
1933年11月第五次“围剿”中，彭德怀奔袭浒湾，距临川仅一天路程。蒋得讯便带上随从和卫土，亲自到抚河边侦察水上飞机能否降落，以及起落的保险地点。
1934年4月红军逼近贵阳，蒋最担心飞机场安全，彻夜不宁而着凉，遗屎床上。第二天一早便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说是让他住了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知道是因为红军逼近心中害怕，暗中发牢骚说蒋“受惊了怪房子”。
在红军面前，蒋介石从未感到“有万夫不当之慨”，却时刻在咀嚼“无一事自足于怀”。
红军突围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
他觉得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以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之实力，却丝毫未触及。
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
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
王家烈却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
龙云则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
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寻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枪林弹雨军阀混战的道路。少部分满身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能够发出的了。
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
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
三人中，蒋介石与王家烈关系最深。
王家烈是国民党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年9月他就率部进抵湖南沅陵，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可惜未同起义军接触，就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因争夺地盘打起来。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被人用武力扫地出门，只有返回铜仁。
1929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蒋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并将军政部第四电台拨给他使用，与蒋直接联系。王家烈受宠若惊，百般效力，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逼走四川军阀赖心辉，占据黔东南一带。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总”司令。
1931年7月，王家烈又伙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蒋介石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特赏迫击炮16门，子弹20万发。后来又赠德国新式步枪1000支。
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三年多时间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几个团，部队装备也为之一新。1932年春在蒋介石怂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锐特务团和一、二、四团由洪江直趋贵阳，迫使贵州军阀毛光翔将大权交了出来。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王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当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渐渐忘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
为求自保，他一面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蒋。这一密约被陈济棠部属余汉谋出卖给蒋了，从此蒋视王为眼中钉，开始制造机会，摄取贵州。
1934年10月，王家烈接到蒋介石由牯岭发来的电报，说红军主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庾县附近，有沿萧克部队路线进入贵州模样，命王率部择要地堵截。王家烈当时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计15个团的兵力，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自觉力量单薄，难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知道，密约之事蒋已获知，此番很可能要乘机派兵入黔，吃掉自己。
他开始作两手准备，一面执行蒋令，一面暗与两广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他还对部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利，便向广西李宗仁部靠拢。
当时王家烈的作战兼自保计划是：乌江以北防务交由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王本人和犹国才负责；王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万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与两广的联系也有了回音：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进贵州都匀、榕江，以为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率军推进至广西桂平，必要时进至柳州策应。再远，两广就难办到了。
这些交易，蒋介石不知。
但蒋图黔的决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
蒋与刘湘的关系也不浅。
刘湘在关键时刻帮过蒋介石的大忙。
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1927年3月23日，一个叫戴弁的黄埔学生带来两封电报。一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是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
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面对面叫人选择何去何从。
刘湘看过两个电报，当众高举起南昌那份通电，大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蒋总司令立即给他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并特让黄郛托日本军舰“比良”号运去一部短波无线电台。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
蒋对刘湘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在关键时刻帮过刘湘的大忙。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当时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蒋介石支持不可。
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刘湘。
西南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浅的，便是龙云。蒋介石认为最不好琢磨的，也是龙云。蒋介石帮助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帮助刘湘统一了四川，唯对龙云没有帮上什么忙。
因而龙云也最难控制。
龙云的经历，颇富当今的影视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本出身奴隶主贵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14年秋，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头两天的确无人打得过他，第三天龙云穿一双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钟”之法用双拳和头部将大力士撞翻，随即一扑将其压住。
法国拳师认输离开昆明，龙云也由此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被任命为唐都督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开始发迹生涯。
从1915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年以昆明镇守使身份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惨淡经营了12年时间。靠唐继尧发迹再到扳倒唐继尧，他走的也是军阀前辈走过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龙云的路似乎分外艰难，刚刚掌握云南大权就挨了一颗炸弹，一只眼睛被碎玻璃扎伤，鲜血淋漓，成为终身残疾。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布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仔细审看委任状时，眼前一定是带着模糊的血色的。
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惧，也有所防范。
从部队战斗力看，刘湘的川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6个旅加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黔军成军最晚，在西南诸军中，黔军虽然兵员尚足，兵力居中，但战斗力最弱，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很少得胜。不是败于滇军，就是败于川军。
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是拣弱的打。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
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
他把石头准备好了。
这块石头，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
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置。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
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
洛甫，即张闻天。
张闻天与博古早就相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当时张闻天在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台下听众中就有一名叫秦邦宪的青年。秦邦宪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БОГУНОВ，中文译作“博古诺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ОГ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
张闻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苏联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到了中国却指责对方为普列汉诺夫。
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个月。这7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
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
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博、张二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蹴而就为政治局常委。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现不和。
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
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
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年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又要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
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
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
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
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
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却是“谋”在了上担架之前。
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
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此战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
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
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成了权宜之策。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方向被根本扭转了。
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到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耿飚在1990年回忆说：
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人团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也都普遍知晓、心里有数了。
这次橘林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飚的。刘伯承后来也对耿飚讲过同样内容的话。当年25岁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讲这番话时，已是81岁高龄。左权已经牺牲了48年，王稼祥去世16年，张闻天去世14年，刘伯承也去世了4年。幸亏有耿飚的回忆。谁能知道我们有多少珍贵的资料甚至未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就散失消隐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人事的变动。
“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遵义地区的那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对老三人团的确是完全无备的。而对新三人团来说，则已经有所准备。
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确又是领导层中、包括新三人团中带有最大的历史自觉性来到这一转折点的。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
形容这个会议的词汇太多了。以至有人说，一个会议居然能戴上这么多桂冠，加上这么多光环。的确如此，因为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
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特设立上海中央局，负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但后来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电台被敌破获。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
当年那幢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的问题恐怕就是会场内人们座次的排定。会议开了三天，除主持会议的博古固定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上外，会议参加者基本按先后顺序随便入座，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严格烦琐。工稼祥腹部伤口未愈，躺在一张藤榻上与会；聂荣臻脚上带伤，每天坐担架到会；彭德怀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返回前方执行新的命令去了。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是切入点。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研究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刘伯承、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采纳了刘、聂的建议。
新的前进方向确定完毕，便开始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
博古作主报告。
周恩来作副报告。
张闻天作反报告。
历史在某些重要关头会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就如1978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一样，1935年遵义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首先因为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
耿飚回忆说：
张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当时中央常委或称书记处书记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只有前三人。前三人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分量自然最重。
其次因为他发言的系统性。
杨尚昆回忆说：“我清楚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中有一个提纲，基本是照着提纲讲的。”
张闻天文思敏捷，文笔流畅，他在遵义会议上带提纲发言，与博古的主报告正好针锋相对。从双方阵容上看，博、张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团主将。博古讲话是会上的主报告，洛甫的发言提纲就成了针锋相对的“反报告”。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在张闻天发言完后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他那份反报告的内容基本包含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了。
历史惊人相似。
1935年的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研究军事问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议程是研究经济问题。
两个会议都脱离了预定轨道。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完成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向“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发起了一场总攻。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和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否定“文化大革命”，皆需要一种面对历史的勇气。
张闻天是上海南汇县人。家乡张家宅，坐落在长江口和杭州湾中间一块冲积平原上，村子紧贴着一道海堤，名叫“钦公塘”，由一个叫钦琏的南汇知县1733年修筑。“钦公塘”由北而南绵延近百里，世世代代护卫着堤西大片良田。1905年遇大潮，大堤东面的良田顿成汪洋。巨潮排山倒海，潮头高达5米多，大有将堤坝摧垮之势。但“钦公塘”岿然不动。堤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损失。大潮退后，人们纷纷到“钦公庙”焚香祝祷，怀念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这道坚固的塘岸护卫着南汇、川沙两县人民生命财产170余年。老百姓称“钦公塘”为“命塘”。
这事在幼年张闻天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闻天后来留学日本、美国、苏联，他的第一课永远是“钦公塘”。那道塘岸使张闻天萌发了一个终生不改的志愿：做老百姓的“命塘”。
历史给张闻天提供了两次做“钦公塘”的机会。
遵义会议上他做了一次“命塘”。他成功了。他以自己党内第二号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24年后，他决心再做一次“命塘”。
那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
那一次，他失败了。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已经被作为了一个国际的信物。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
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根据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或者干脆由国际包办。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前得到过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
陈独秀1927年不行了，鲍罗廷便出来包办接班。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陈独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被鲍罗廷一一指定。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回忆鲍罗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鲍罗廷指定了5个常委，却不说以谁为首。他开完会便带瞿秋白乘船去了庐山。9天以后从庐山返回，当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虽然仍未指出谁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为了实际上的领袖。
老鲍一句话，接替陈独秀的人便产生了。
后来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1928年6月，共产国际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将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开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来做工作。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大会闭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国际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排向忠发为第一名。
这种连续举动使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委们不再需要国际代表提示，都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向忠发顺利地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又不行之时，1930年底到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是米夫与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的。会前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周恩来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进入，米夫不屑一顾，完全拒绝。他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间便失去了。
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执行国际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地忠实”。加上王明写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
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
不知道这些，很难说知道了遵义会议的伟大，知道了毛泽东的伟大。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
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35年在遵义他虽然沉默，但历史在说：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
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博古。
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他都是“阳谋”，不搞阴谋。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博古比毛泽东小14岁，除了在莫斯科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对中国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认识，与毛泽东比，皆相去甚远。
小14岁、经验相去甚远，博古也毕竟做过一个党的领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他也毕竟代表了一个党。博古的不成熟，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党的不成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本身不是同样在印证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了吗？
毛泽东对长征有段名言。
1935年12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蒋介石对“长追”也有段名言。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对薛岳说：“国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军行所至，中央德威远播，诚为我国历史空前壮举。”
举世公认，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壮举。
但蒋介石讲起他的长追来，也言之凿凿，认为有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意味。
帮助蒋介石完成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追击、截击、堵击的，就是在红军中从总司令到伙夫无人不知的薛岳。长征伊始，薛岳就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代表，紧紧跟压在红军队伍侧面或紧跟在后面。
薛岳此人在蒋军中颇有些狂气，绰号“老虎仔”。第五次“围剿”中，陈诚在薛岳就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大会上说“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话虽然说得太大，徒增薛岳之轻狂，但也可见此人确非等闲之辈。
薛岳从第五次“围剿”起，便和红军结下难解之仇。1933年10月他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1934年1月，出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他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夺占赣南重镇兴国及古龙岗，进迫宁都，企图围困瑞金。10月中下旬，红军主力通过赣南信丰、安远间的粤军封锁线，突围西去。薛岳立即以火急电报分电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总指挥顾祝同及蒋介石，主动请战，要求率第六路军追击。蒋、顾、陈分别复电，同意由其率军追击，对其战斗精神大加褒奖。
蒋介石给薛岳的命令是：“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于是薛岳便开始了所谓的“机动穷追”。
红军以瑞金、宁都为起点开始长征。薛岳率吴奇伟第四军（韩汉英五十九师、欧震九十师）、周浑元第三十六军（万耀煌十三师、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及直属的梁华盛九十二师、唐云山九十三师、郭思演九十九师，共计8个师，以兴国为起点开始长追。
红军干部战士一面行军一面骂后面那个总也甩不掉的薛岳，哪一个能想到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薛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夜，曾亲自跑到中共中央驻地向共产党人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那真是一个大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的时代。
薛岳早年与叶挺、张发奎三人，分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营长。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围攻越秀楼和总统府。叶挺指挥警卫团一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指挥三营固守后门，多次击退叛军的进攻。战斗持续十多个小时。叛军断水断电，企图困死叶、薛两营。两人齐心合力，保护孙夫人宋庆龄突围。叶挺营在前面开路，薛岳营在后面殿后，冒着枪林弹雨，终将宋庆龄安全护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寓所石屋。
当年的薛岳，的确是孙中山的忠诚卫士。他后来又带领少数卫士冲破封锁，上了孙中山蒙难的中山舰。
虽然在中山舰上薛岳与蒋介石各立于孙中山一侧，但薛岳与蒋介石的关系却貌合神离，实在是一般。
1927年3月底，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密谋清党。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二人，均被蒋视为“具有左倾迹象”，归入“不可靠”一列。
直接原因是薛岳擅自调动部队进入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要求北伐军立即进上海支援。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对工人的要求不屑一顾。薛岳却不顾白崇禧的坚决反对，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将第一师开进了上海。
这是蒋介石不信任薛岳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则是薛岳通过师政治部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
所以蒋介石与白崇禧联合对共产党人开刀之前，先要拿薛岳开刀了。
4月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十天前，第一师、第二十一师的政治部被蒋下令解散。恰逢此时，武汉政府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携带邓演达给同乡好友薛岳的一封亲笔信，率总政治部先遣队赴上海开展工作。薛岳见到共产党人李一氓，把对蒋的不满都倒了出来。他同时告诉李“情况不好”，要“谨慎”。没过多久，薛岳就得知第一师将要调离上海的消息。他亲自赶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当时虽然国民党反共的气氛已经很浓了，但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依然在遵从共产国际指示，小心翼翼地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冲突。对送上门来的薛岳的意见，决定不采纳。同时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
装病这种把戏在蒋介石面前是无法拖延的。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第一师被调离上海，蒋介石与白崇禧随便就弄出了一个比装病更大的理由：“赴京沪线护路。”
一个星期后，蒋介石大开杀戒，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薛岳也被解除第一师师长职务。
薛岳生在了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大动荡的年代造就了他大动荡的性格。
建议共产党抓蒋介石的薛岳后来投靠了李济深。他在担任广东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仿佛换了一个人。南昌起义部队退到广东潮梅一带地区时，薛岳协同陈济棠等部阻击，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对面的对手，就是当年在总统府共同掩护孙夫人宋庆龄突围的叶挺。战斗中薛岳4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关键时刻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向其当年好友、共同掩护孙夫人突围的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在南昌起义部队的战史上占有重要一笔。起义领导人的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在这里被击碎。幸亏有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未西进汤坑，后来和陈毅一道，率部突破敌人包围，上了井冈山。
这年12月，薛岳又率部参加了扑灭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其部第四团连续5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发动攻击，最终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从孙先生、孙夫人的忠实护卫，到上海总工会的朋友、建议先下手捉蒋的左倾师长，到打击南昌起义部队、镇压广州起义，薛岳只用了5年时间。5年之内，薛岳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那的确是一个沧海桑田、大浪淘沙的时代。红军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主动请战、向蒋报名要求率部追击红军的薛岳，仿佛与共产党人天生势不两立。追击是一个苦差事。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薛岳也走了两万里，从江西至大西南至川北至甘肃，转战数省一面对红军进行追击作战，一面将中央军势力打入了过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大西南。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进占遵义，薛岳率十万中央军直入贵阳。
此番入黔的薛岳，不单肩负追击红军的使命，还有更加妙算的任务待他去完成。
蒋介石对其“文胆”陈布雷讲过：“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蒋介石把追击红军作为进入地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敲门砖，薛岳对此心领神会。当时他的先头部队已到湘西洪江，便电约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平越县马场坪会见，“共商追剿事宜”。
1935年1月初，王家烈抵达马场坪见薛岳。当时王家烈满脑子红军，还总结出两点：一、红军自江西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势不可当；二、红军之意不在图黔，入黔境后末兵指贵阳，似是要由余庆向北，渡过乌江。所以王家烈暗中打定主意以自保为主，不与红军拼消耗，让红军过境。
他以为薛岳肯定要催促他与红军作战，他想好了对付办法。
王家烈完全想不到薛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以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的路线。”
何敬之即何应钦。陈辞修即陈诚。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何、陈矛盾尖锐，不仅在中央搞，竟也带到了地方；不仅平时闹，竟然深入了战时。王家烈顿时目瞪口呆。
陈诚与何应钦矛盾之深，在国民党内也是出了名的。
1927年8月龙潭战役，陈诚坐轿指挥作战。何应钦知晓后，立即撤其师长职务。当时陈诚胃病严重，在盛夏中几次几乎晕倒，何应钦未察，从此两人结怨。后来在江西苏区的历次作战中，陈诚遇事便越级直接请示蒋，根本不把顶头上司何应钦放在眼里。蒋也乐意利用手下这些金刚之间的矛盾，完成控制与平衡，同时抑制一下权力过大的何应钦。
但何应钦绝不干瞪眼，有机会就要搞一下。1933年2月至3月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在黄陂、草台岗几乎被红军歼灭殆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为由，降其一级，并记大过一次。当时攻陈诚最猛的，一个是熊式辉，一个便是何应钦。
自此以后，两人仇怨更深。
蒋介石让薛岳入黔首先是为中央军扩展地盘。陈诚系统大将的薛岳代表中央军入黔，头号目标是完成陈诚系统扩展，同时防止本是贵州人的何应钦势力入黔。
中央军内部矛盾重重，也算积重难返了。
王家烈起初对薛岳的提醒颇不以为然。没想到情况很快证实：南京方面派来贵州出任省民政厅长的，竟然是何应钦之弟何辑五。
王家烈方才醒悟薛岳所言极是。
表面上追击红军是头等重要之任务，实际对国民党各个派系和集团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和对手，皆是自己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如此，何应钦如此，陈诚如此，薛岳、王家烈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人把红军当做敲门砖，有人把红军当做挡箭牌，无一人认为正在长征且损失严重的红军是主要对手。
比较起来，错误最大的还是王家烈。红军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图黔，而恰恰要图黔，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所以当红军的这一行动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全面展开时，王家烈便成了一只感觉锅底最热的蚂蚁。
他是黔北桐梓人，丢贵阳都可以，就是不愿丢遵义。遵义地区资源比较富裕，若被红军久占，将地方土豪浮财打光、民团枪支搜尽，以后想恢复就十分不易；且黔北为自己桑梓之地，不首先掌握黔北，就失去了根基。
所以最不愿意与红军打仗的王家烈突然变得最愿意打仗了。他在薛岳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一定要收复遵义：“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
但最愿意与红军打仗的薛岳，又变得最不愿意打仗了。他对王家烈的软磨硬泡不动声色，慢吞吞地说：“目前部队太少，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王家烈吃了一个软钉子，真是黄雀在后。虽然他开始提防何应钦了，却未想会落入薛岳的圈套。
此刻他若知道薛岳的打算，定要惊出一身冷汗来。
薛岳没有地盘。在军阀林立的社会中，没有地盘便是没有根基，总须仰人鼻息。但国家已基本被瓜分殆尽。北方林立着张学良、阎锡山、宋哲元、杨虎城、韩复榘；长江中下游和江浙尽属蒋介石；广东有陈济棠；广西有李宗仁、白祟禧；湖南有何键；四川有刘湘、刘文辉；云南有龙云，连冯玉祥、李济深、唐生智这样的人都属无家可归了，他薛岳还能在哪儿找到新的立足点呢？
这回找到了，他一眼就看中了贵州。这也许是最后一块可易手的土地和最后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了。
黔军太弱，薛岳带来了中央十万大军。黔军腐败，薛岳带来了中央的恩德。而且此时图黔，正合蒋介石、陈诚之意。掌握黔省，以东面忠蒋的湖南何键为依托，北可入川，西可入滇，南可入桂；同时对三股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也是蒋介石的三个心腹大患形成威慑。居此一省以镇三省，何愁在中央无牌打，何愁在地方无根基？所以薛岳绝对不愿意调中央军去黔北作战。他要以贵阳为中心，一步一步对黔省完成消化吸收。
就苦一个王家烈。他原以为红军是路过，中央军也是路过。哪里知道不但红军要图黔，中央军的薛岳也要图黔！蒋介石则更要图黔了！！
借助中央军力量恢复遵义不成，王家烈只有让手下两师长何知重、柏辉章去独立作战，进攻遵义的红军。两人服从了这一命令，柏辉章还有更深一层原因：遵义是其老家，中国共产党召开遵义会议的“柏公馆”，房主就是他柏辉章。为了修建这幢公馆，不知找了多少人设汁，撕掉了多少张图纸。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辛辛苦苦想光宗耀祖的柏公馆，几十年后真的在纪念章上、宣传画上和文艺舞台背景上，被绘成了一幢光芒四射的圣殿。不过所有权永远不会属于柏辉章本人，而属于中国共产党了。
何、柏两部到达靶水时，红军已经主动撤离遵义，开始了一渡赤水。
王家烈在遵义未遇见红军，身后却被抄了后路：薛岳以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用中央军取代了黔军为贵阳城防军。坐稳了贵州的薛岳同时开始组织人调查王家烈反蒋和贪污两方面的材料，同时拉拢收买其他黔军将领。
风雨交夹的王家烈祸不单行。2月27日拂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二渡赤水掩杀过来，王家烈所属各部纷纷败退，遵义复为红军所得。王本人逃到前来增援的吴奇伟处，28日又受到红一军团林彪的奇袭，一溃千里。王家烈率残部先逃至金沙，后转到黔西。在黔西遇见滇军将领孙渡，这下找到了知音。他放开嗓门破口大骂：“中央军对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在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面貌；而中央军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如果不得已时，我只有向云南跑的一条路。到那时，恳请云南暂划几个县给我做安身之所。”
黔滇历来不和。1928年冬，龙云曾派大军入黔与黔军作战。混战到年底，王家烈被打成重伤。这些宿怨在大敌当前之时也顾不得了，只要对付得了中央军，一切便都好说。王家烈叫孙渡一定把他的话告诉龙云。
王家烈的下场，使龙云受到极大震撼。后来当薛岳率中央军入滇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军挡在昆明城外。
此时，薛岳正在收拾王家烈留下来的摊子。他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名义直接指挥调动黔军，吞并王家烈部的侯之担师，拉拢收买王家烈嫡系部队何知重、柏辉章师归附中央军。
但蒋介石没有把贵州省主席的职务给薛岳。这位权谋家怕过于直露，引起桂系反感。王家烈一直与桂系有互保关系，特别是贵州的鸦片过境税，历来是贫瘠的广西一大收入来源，所以蒋介石宁愿将过渡搞得圆滑一些。他让吴忠信取代王家烈，主要考虑吴与李宗仁、白崇禧都有交情，可以缓和矛盾。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得悉王家烈交出省主席职务，马上派人送信，说：“你已交出省政权，蒋介石可能以军饷卡你，我们决定每月接济你30万元以及所需枪弹等，你即将部队集中在黔南一线，与廖磊部取得联系，蒋如进逼，就与他打响。”
支持不但来得太迟，而且多出于桂系利益的考虑，让王家烈拿桂系的钱，做桂系的屏障。王家烈看过后把信往旁边一撂，说：“算了，抽猴子上得了树，抽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能干。”
他还以为丢掉了省主席可以安心做军长，哪知道在蒋介石面前退了一步，便要一步接一步退下去的。
被薛岳收买的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开始怂恿部属向王家烈闹饷。王家烈去看望一个团，该团士兵当着他的面满街叫骂：“王家烈吞扣我们的欠饷！”“他不发饷，抠他的屁股！”王家烈一看部属成了这样，赶紧抽身就走，回去让秘书连发四封电报向蒋介石请辞军长。出去考察。蒋介石把他召到身边假作挽留：“辜负了你啊！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第二天便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几天之后，蒋恐王家烈变卦，便又说：“明天张汉卿副总司令飞汉口，你可不可以同他一起去？他的飞机大，你去还可带着眷属。”
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蒋介石送的5000元旅费和爱妾，离开贵州飞往汉口。此时前后，红军离黔入滇，贵州成为蒋介石的天下。
蒋介石的势力终于深入大西南。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也受到嘉奖。蒋介石不会让他白忙活一场。
1937年5月，薛岳长梦成真，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红军来到遵义地区后，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和红军无工作基础，大家都感到不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域。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
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去川西北搞根据地。根据有三：一、有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的接应；二、四川为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站稳脚跟后有发展前途；三、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川军排外，蒋介石要调中央军入川不很容易。
三条合成一句话，即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
这几条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遵义会议在讨论战略发展方向时，采纳了刘、聂的建议，提出鉴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1月20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最后却没有赤化成。为什么？
主要吃亏在轻敌。
黔军多是一手步枪、一手烟枪的“双枪兵”，红军击之若秋风卷叶，黔敌如此之弱，多数同志便觉得川敌也不会太强。
结果最初选定的入川地点，是宜宾与泸州之间的蓝天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各渡河点，恰恰是敌人兵力厚结处。
遵义会议后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不是一个粗糙的计划，它还是考虑到了能渡与不能渡这两种可能性。但它却是一个仓促的计划。没有细心考察川敌，又把方向限制得过死。对刘湘抗拒红军入川的决心和因此焕发出来的战斗力，估计过低。
陈云后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认为渡江入川、争取四川赤化的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一句话，未认识到川军之强。
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穿过于陈济棠、何键、白崇禧的堵截，夺占了王家烈地盘的红军，将要面对的川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因为泥塑收租院，一代新中国人几乎都知道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却不知道大邑县还出了两个更著名的人物：刘文彩的亲弟弟刘文辉，刘文彩的嫡堂侄刘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川军悍将，与迷恋烟灯鸦片的黔军首领大大不同。
共产党有一个“刘瞎子”，国民党也有一个“刘瞎子”。共产党的“刘瞎子”是刘伯承。1916年3月，刘伯承指挥护国军第四支队攻打丰都，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从此失去一只眼睛。国民党说“刘瞎子”，则指川军总司令刘湘。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开展活动，不少同学议论时事，慷慨激昂；刘湘却只埋头出操上课，不过问政治，加上眼皮染病，久治不愈，被同学呼为“刘瞎子”。
刘湘不是真瞎。通过瞎与不瞎灵活的转换，他不动声色地奠定了在四川的事业。
1913年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率兵攻打泸州。刘湘则在拥袁的第一师任营长。同学傅常前来策动，他不置可否。待战斗打响，刘湘一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带领部队打退了讨袁军部队。
他被提升为团长。
袁世凯称帝后，蔡锷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名义，取道四川讨袁。在北洋军张敬尧部炮火掩护下，刘湘率团突过长江，截断护国军归路，使蔡锷大败。“洪宪皇帝”袁世凯特发布命令：“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
这一年，刘湘刚刚26岁。
护国军泸州战败后，蔡锷让刘湘的同学传话，给他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职务。在此紧要关头，刘湘政治上不“瞎”了。他看出来袁世凯气数将尽，也不坚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暗中接受了蔡锷的条件。
刚接受条件袁世凯就病死。蔡锷攻克成都，成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刘湘则当上了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不久，黎元洪大总统又授予他陆军中将衔。
拥袁者和反袁者都寻找刘湘，又都拥有了刘湘。袁世凯给他陆军少将，黎元洪便给他陆军中将，蒋介石又给他陆军上将，最后还是一级上将。
这个当初被同学讥为“刘瞎子”的人，纵横穿梭周旋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在新旧军阀混战中硬是熬出了一对火眼金睛。
与蒋介石的关系即是一例。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却在1927年蒋背叛革命前的关键时期，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根本没有见过面的蒋介石。
一报还一报，刘湘统一四川之时，蒋介石也支持了根本没有见过面的刘湘。
统一四川是刘湘长久的梦想。刘湘比刘文辉大4岁，辈分上却是刘文辉的侄子。他与刘文辉联手，打倒四川最强悍的杨森、罗泽洲，四川遂成为叔侄俩的天下。
但中国的天下最难均分，哪怕是叔侄。
叔侄俩各自拥兵十余万，虽然都不想打，却又都不想让。谈了几个月，还是只有一战。
刘湘知道要战胜其叔、四川省主席刘文辉，非得有蒋的支持。他搞了一个《安川计划》，把反刘文辉与“剿共”硬扯在一起：“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就不到蔓延成为全国之患，且终有被剿灭的一天。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
二刘在四川争霸，转瞬间被刘湘变成了大义灭亲，而且是从反共的大局着眼。
他摸准了蒋介石的痛处。刘文辉对蒋介石一向态度暖昧。1929年蒋桂战争中，刘文辉有过与唐生智联名通电讨蒋的记录。1930年又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反蒋。
所以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了刘湘。
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混战。刘文辉大败。
从此四川军阀中，刘湘首屈一指。
但又是黄雀在后。
统一了四川的刘湘后面，站着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支持自己挤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在蒋介石真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湘了——他必须帮助蒋介石去“围剿”红军。
起初刘湘不当回事。他正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
直到这支红军击败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的“围剿”，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23个县革命政权后，刘湘才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他召集亲信幕僚商议，说了一大堆前后矛盾的话：“‘剿匪’乃目前当务之急，但与过去一般战争‘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不战，不因一时胜负而决定个人一生命运’的情况大有不同。因为‘剿匪’之战一旦发动，就是生死存亡所系，有我就无‘匪’，有‘匪’就无我，是决不能随便的事情。因此，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上策。”
他的话因果混乱，局外人很难得其要领。
听其话的却都是局内人，知道要点只在“拒‘匪’于川外”一句。他的中心意思是“驱”而不是“灭”。其余皆为搪塞蒋而说。
但对红四方面军久战不胜，六路围攻失败后，刘湘想金蝉脱壳，便通电辞职。蒋立即来电：“兄为乡为国，均应允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
非要刘湘干到最后一枪一弹为止。
损失越大，督之越严。刘湘终于再清楚不过地看清了身后那只黄雀。
红军突围西征后，刘湘接到蒋介石邀其到南京面商机宜的电报。此前他与蒋介石从未谋面。刘湘并不急迫，到南京见蒋之前，先停在汉口，与邓汉祥密商。
蒋介石为了随时知道地方实力派动向，曾给白崇禧、刘湘一人一部电台。后来白崇禧、刘湘为了把握蒋的动向，都在上海派有固定提供消息的眼线。白崇禧放在上海的是王建平，刘湘放在上海的，就是邓汉祥。
邓汉祥在汉口告诉刘湘，蒋介石主要想利用川军阻止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然后借口防堵红军，派重兵入川，实际掌握川局。
邓汉祥告诉刘湘的话，与湘江防堵前王建平告诉白崇禧的如出一辙。
白崇禧就是听了王建平一席话，下决心敞开了湘江大门。
邓汉祥一席话，也使刘湘不再三心二意。
他对邓汉祥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的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也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于剿灭红军。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早已预见到这种中国的特殊现象。
1934年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初次见蒋，他一副笨拙迟钝的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次日再渴蒋，依然如故。蒋见状不愿直接与他再谈，叫杨永泰、张群、吴鼎昌去具体交涉。这正合不愿在蒋面前讨价还价的刘湘心意。连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这样精明的人都被蒙骗过去，以为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刘湘，不过是一个窝囊废刘表而已。
但杨永泰眼中的这个刘表，很快就表现出决不会大意失荆州。不管怎么磋商他也坚决不让步，最后只好取消了蒋介石提出的中央军九个师入川的提议。
刘、蒋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第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第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从先被称为“刘瞎子”、后被看做刘表的刘湘手里，蒋介石挖空心思也只派进去一个参谋团。
刘湘回川后，将新政府迁住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
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路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
“请神容易送神难。”刘湘牢牢记住了中国这句老话。在西征的红军面前，他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红军假道则软，红军入川则硬。
他最担心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带作战，足智多谋，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领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他对潘文华反复叮嘱：一旦发现红军入川企图，就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
刘湘猜中了。遵义会议上，正是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会议同意了这个新的发展方向。
惯于利用敌人矛盾的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却并不知道刘湘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挥作战每每讲究出敌不意，这回的行动，却落入刘湘的意料之中。
1935年1月中旬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红军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入川；川军也召开重庆团以上军官会议，防堵红军入川。刘湘在会上提出判断，红军很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叙永）出泸州北上”。
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与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基本一样。红军还未渡江，却已经丧失了出敌不意的主动权。
倘若当时知道刘湘这些底数，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的《渡江作战计划》会重新改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