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像哥萨克在自己家乡的草原上一样奔驰。大雪填平了峡谷。凹地和深沟都齐平了。看不见大路，也看不见小径。周围是一片被风舔得光溜的、空旷的雪原。草原仿佛已经死去。偶尔有一只老鸦从高空飞过，它像这片草原，像那座耸立在夏天凉棚后面、戴着一顶苦艾镶边的豪华水獭雪帽的瞭望台一样古老。乌鸦嗖嗖地扇动着翅膀，呱呱地叫着飞去。寒风把乌鸦的啼声送往远方，久久地、忧伤地在草原上回荡，就像在静夜中无意触动了低音琴弦。
但是大雪覆盖的草原还在活着。在像冻结的波涛、银光闪闪的雪海下，在秋天翻耕过的、像一片僵死的水波似的田地里，被严霜打倒的冬小麦，把富有生命力的根须贪婪地扎进了土壤。缎子似的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披着眼泪般的露珠，不胜其寒地紧紧偎依在松酥的黑土地上，吮吸着它那营养丰富的黑色的血液，等待着春天和阳光，以便冲破融化的、像蜘蛛网似的晶莹薄冰，直起身来，在五月长得碧绿一片。时间一到，冬小麦就会挺起身来！鹌鹑将在麦丛中嬉斗，四月的云雀将在麦地上的晴空飞鸣。太阳仍将那样照耀它，风也仍将那样吹拂它，直到成熟饱满、被暴雨和狂风蹂躏的麦穗还没有垂下长着细芒的脑袋，还没有倒在主人的镰刀底下，还没有驯顺地撒下一串串肥硕沉重的麦粒为止。
顿河沿岸全都过着隐秘、压抑的生活。阴暗的日子来到了。山雨欲来，不祥的消息，从顿河上游，沿奇尔河、楚茨坎河、霍皮奥尔河、叶兰卡河，顺着布满哥萨克村庄的大大小小的河流传播开来。大家都说，像滚滚洪流在顿涅茨河沿岸固定下来的战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军事法庭。传说这些瘟神很快就会来到各市镇，又说他们已经到了米古林斯克和卡赞斯克，对那些在白军中服过役的哥萨克进行极为简单而又不公正的审判。传说，顿河上游哥萨克主动放弃阵地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审判程序简单极了：提起公诉，问两个问题，就下判决——最后，用机枪一扫，完事大吉。据说，在卡赞斯克和舒米林斯克已经有不少哥萨克的脑袋扔在枯树丛里无人收……前线归来的哥萨克们只是一笑置之：“胡说八道！这都是军官编造的神话！士官生早就这样用红军来吓唬我们啦！”
人们对这些谣言将信将疑。在这以前，各村什么样的谣言没有啊。谣言把那些胆小的人吓跑了。但是等到战线移过以后，也确有不少的人夜不成眠，只觉得枕头烫脑袋，褥子硬邦邦，连娇妻也变得可憎了。
另一些人则后悔没有逃到顿涅茨河对岸去，但是木已成舟，悔之晚矣，落在地上的眼泪是收不起来的……
鞑靼村的哥萨克每天晚上都聚在小胡同里交换各自听来的消息，然后就去借酒浇愁，东家西家串门子。村子里的日子过得平静，清苦。在开斋节最初的几天，只听到过一次婚礼的马铃铛声：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把妹妹嫁了出去。就是这次婚礼，大家也议论纷纷：
“这样的日子结婚！准是不办不成啦！”
选举村政权以后的第二天，全村家家都交出了武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占用的莫霍夫家的房子里，暖和的门厅和走廊里都堆满了枪支。彼得罗·麦列霍夫也把他和葛利高里的两支步枪、两支手枪和一把马刀送来了。弟兄俩留下了两支军官用的手枪，只是把跟德国人打仗时带回来的枪支交了出去。
彼得罗如释重负似的回到家里。葛利高里正在内室，袖子挽到胳膊肘子以上，用煤油擦两支拆卸开的、生了锈的步枪大栓零件。两支步枪就立在床边。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彼得罗大吃一惊，胡子都耷拉了下来。
“这是爸爸到菲洛诺沃去看望我的时候带回来的。”
葛利高里的眯缝得窄窄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他的两只沾满了火油的手插在腰里，哈哈大笑起来。但很快他又非常突然地停住了笑声，像狼似的咬得牙齿咯吱直响。
“两支步枪——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告诉你，”虽然屋子里一个外人也没有，他还是耳语说，“父亲今天对我说，”葛利高里又敛住笑容，“他还有一挺机枪哩。”
“你就胡说吧！哪儿弄来的？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他说，是用一袋酸奶渣从几个哥萨克辎重兵手里换来的，可是我以为老家伙是撒谎！一定是偷来的！要知道他就像屎壳郎一样，什么都要往家拖，就是拿不动的东西都要拖。他悄悄对我说：‘我有一挺机枪，埋在场院里。枪上有个弹簧，可以拿下来当螺旋钩用，不过我没有拆。’我问他：‘你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处？’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宝贵的弹簧，也许能派上什么用场。这是很值钱的，是铁的……’”
彼得罗大怒，想到厨房里去找父亲，但是葛利高里劝住了他。
“算了吧！帮我擦洗装枪吧。你能问出什么道理来？”
彼得罗擦着枪筒子，气得哼哧了半天，后来有点儿回心转意地说：
“也许是对的……说不定会有用的。让它埋在那儿好啦。”
就在这一天，托米林·伊万带来一个消息，说卡赞斯克正在枪毙人。他们靠着炉子抽了一会儿烟，谈了一阵子。彼得罗说话的时候总在想着什么。他很不习惯思考问题，所以很费劲，额角上都急出汗来了。托米林走后，他说：
“我现在就到鲁别任村去找雅什卡·福明。我听说，他这些日子正在家里。据说，他正在搞个什么区革命委员会，不管怎么说——好歹得找个护身符呀。我求求他，万一有什么事，请他照顾照顾咱们。”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骒马套在塞得满满的爬犁上。达丽亚裹着一件新皮袄，和伊莉妮奇娜嘁嘁喳喳说了半天。然后一起跑到仓房里去，从那里拿来一个包袱。
“这是什么东西？”老头子问。
彼得罗没有做声，伊莉妮奇娜快嘴小声说：
“这是我藏的一点奶油，以防万一的。不过现在就不能舍不得奶油啦，我叫达丽亚拿上，带去送给福明的老婆当礼物，也许，也许彼秋什卡用得上，”她抽泣起来，“去当兵服役，拼死拼活，到头来却要为肩章，为这鬼东西受罪，说不定会出什么岔子……”
“住口，贫嘴娘儿们！”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怒冲冲地把鞭子扔到干草上，走到彼得罗跟前，说，“你送给他些麦子。”
“他要麦子干什么呀！”彼得罗发火了，“爸爸，你最好到阿尼库什卡家去买点儿烧酒，用不着什么麦子！”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衣襟盖着，拿来一大瓶烧酒，夸耀说：
“真是他妈的好酒！简直跟尼古拉皇上喝御酒一样。”
“老狗，你倒已经先尝过啦！”伊莉妮奇娜骂道；但是老头子就像没有听见似的，他像吃得饱饱的猫一样眯缝起眼睛，哼哼着，用袄袖子擦着被酒烧得麻酥酥的嘴唇，精神抖擞、一瘸一拐地往屋子里走去。
彼得罗像客人似的，坐上爬犁，从院子里赶了出去，大门就那么大敞着。
他带着这些礼物去拜访那个现在有权有势的老同事：除了烧酒以外，还有一块战前织的哔叽衣料、一双靴子和一俄磅珍贵的茉莉花茶。这些东西都是他在利斯基抢来的，那时，第二十八团攻占了这个车站，队伍就散了，洗劫了停在那里的火车和仓库……
就是那一次，他在一列被洗劫的火车里抢了一只装着女人衣物的篮子。
他叫到前线上去的父亲把篮子带回家来。于是达丽亚就得意洋洋地穿上从未见过的摩登衬衣，引得娜塔莉亚和杜妮亚什卡羡慕得要命。细薄的外国料子比雪还白，每块儿绸子上都印着商标和印记。裤子上的花边比顿河上的泡沫还要漂亮。达丽亚在丈夫回来的头一夜，就是穿着这条裤子上床睡的。彼得罗在熄灯前，宽容地笑着问：“男人的裤子，你也拿来穿？”
“穿这条裤子又暖和又好看，”达丽亚像在梦幻中似的回答说，“也真叫人纳闷，如果真是男人穿的——应该再长一点儿。还镶着花边……你们男人家还镶什么花边啊？”
“大概贵族老爷们穿的衣服是要镶花边的。关我什么事啊？你穿吧。”彼得罗睡意蒙眬地搔着痒痒，回答说。
对这件事儿他并未特别留意。但是随后两夜，他一躺在妻子的身边，就心怀戒惧地离她远点儿，用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和不安的眼神瞅着那些花边，生怕碰着它们，并且感到跟达丽亚也仿佛有点疏远了。他对这些花边怎么也习惯不了。第三天夜里他火了，断然命令说：
“你他妈的把裤子给我脱了！老娘儿们不能穿这玩意儿，根本也不是女人穿的。你穿着它躺在那儿，像个贵夫人似的！简直成了个陌生的女人啦！”
早晨，他比达丽亚先起来。咳嗽着，皱起眉头，试着把裤子穿到自己腿上。他小心翼翼地把扣带、花边和自己的毛烘烘的小腿看了半天。一转身，无意中看到镜子里自己背后的一大堆花边，他啐了一口，骂着，像狗熊似的从肥大的裤腿里往外拔腿。脚的大拇指挂在绣花边上，差一点儿摔在箱子上，这下子他可真正生起气来，撕开扣带，脱下裤子，这才痛快了。达丽亚睡意蒙眬地问：
“你干什么哪？”
彼得罗生气地没有做声，哼哧着，啐个不停。至于那条谁也不知道是男人穿的，还是女人穿的裤子，达丽亚当天就叹着气，装进了箱子（箱子里还装着很多东西，可是家里的几个女人没有一个知道怎么穿戴）。这些复杂的玩意儿后来都改成了女人的内衣。可是几条裙子达丽亚却利用上了；鬼知道这些裙子为什么都做得这么短，但是聪明的女主人在裙子外面往上再接上一条裙子，使里头的裙子比外面的长出一块来，这样就可以露出半尺宽的花边。达丽亚就是穿着这条裙子，荷兰花边在土地上拖着，到处炫耀。
现在，她要跟着丈夫去作客啦，她打扮得阔气、漂亮。从镶毛边的顿河皮袄下面露出来衬裙的花边，外面是上等的崭新呢裙，也好叫从脏婆娘一步变成贵夫人的福明太太明白，她达丽亚也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哥萨克女人，好歹也是位军官太太。
彼得罗摇晃着鞭子，吧咂着嘴。背上脱了毛、怀孕的骒马沿着顿河岸边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跑着。吃午饭的时候来到了鲁别任。福明真的在家里。他对彼得罗很客气，把彼得罗让到桌上，及至他老太爷从彼得罗的爬犁上把罩了一层白霜、粘着干草屑的酒瓶子拿进来的时候，红胡子里露出了笑容。
“老同事，你怎么不露面啦。”福明两只隔得很开的蓝莹莹的色鬼眼睛不住地看达丽亚，庄重地捻着胡子，用愉快的低音拉着长腔说。
“雅科夫·叶菲梅奇，你是知道的，军队不断从这里过，时局这么紧张……”
“是啊，很紧张。老婆子！你给我们拿点黄瓜、白菜和顿河干鱼来呀。”
狭小的屋子里烧得很热。两个小孩躺在炉炕上：一个酷似父亲的男孩，也生着父亲那样蓝色的、隔得很开的眼睛，还有一个小姑娘。彼得罗喝了几杯酒，就把话转到正题上来。
“村村都在传说，好像有个什么肃反委员会要来，要对哥萨克进行审讯。”
“第十五因津斯基师的革命法庭到了维申斯克。不过，这又怎么样呢？跟你有什么相干？”
“雅科夫·叶菲梅奇，您知道，我是个军官哪。可是我这个军官，可以说——是虚有其表。”
“哼，这有什么关系？”
福明觉得自己成了时局的主宰。醉意使他变得更自以为是，忘乎所以。他一直在摸弄着胡子，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皱起眉头，瞅着彼得罗。
彼得罗摸清他的底以后，就故意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低声下气、奴颜婢膝地笑着，但是却不知不觉地把称呼从“您”变成了“你”。
“咱们一块儿服过役。你可说不出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难道我反对过你吗？从来没有过！我永远是站在哥萨克这边的，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叫上帝惩罚我！”
“我们知道。彼得罗·潘苔莱耶维奇，你不用担心。我们对所有的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不会动你的。不过某些人我们是要审一审的。有些是要逮捕的。这儿的坏蛋太多啦。他们留下来，却心怀鬼胎。把武器藏起来……你哪，武器交了吗？啊？”
福明慢条斯理的话突然急转直下，咄咄逼人，使彼得罗一时不知所措，脸立刻涨红了。
“你哪，交了吗？喂，你怎么啦？”福明从桌子上探过身来，逼问道。
“当然交啦，雅科夫·叶菲梅奇，你别以为……我说的是真心话。”
“真心话？我们非常了解你们……我是本地人，”他醉醺醺地挤了挤眼，张开了满口牙齿平整的大嘴，“你们一只手跟富有的哥萨克拉拉扯扯，另一只手里拿着刀，有机会就捅一刀……这群恶狗！有什么真心话！我见识过的人多啦。全是些叛徒！不过你不用害怕，不会动你的。我说话——是算数的！”
达丽亚只吃些冷菜，要有个客人样儿，她几乎没有吃面包。女主人却一劲儿地劝她吃。
彼得罗告别回家的时候已经将近黄昏了。他满怀希望，心情愉快。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送走彼得罗以后，就去看望亲家公科尔舒诺夫。红军来到以前他曾到他家里去过一次。那时候卢吉妮奇娜正在打发米吉卡上路，家里乱成一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就走出来了。但是这一次是要去探听一下，家里是不是太平无事，顺便跟亲家公一起聊聊眼下这个世道。
他一瘸一拐，费了半天的工夫，才走到了村那头。老态龙钟、已经掉了好几个牙的格里沙卡爷爷在院子里迎上了他。是个星期天，老爷子也正要去教堂做晚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见太亲翁大吃一惊：老头子敞开的皮袄里露出了俄土战争中获得的全部十字章和奖章，古旧的制服硬领上的绶带惹眼地闪着红光，镶着红绦的灯笼裤规规矩矩地掖在白袜筒里，头上戴着一顶佩着沙皇时代帽徽的制帽，一直压到像黄蜡做的大耳朵上。
“你怎么啦？老太爷！老亲家，你疯啦？谁在这种年月还挂十字章和前朝的帽徽啊？”
“你说什么？”格里沙卡爷爷把手巴掌放在耳朵上问。
“我说，你快把帽徽拿下来！把十字章摘下来！为了这些老古董会把你押起来的。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这是不行的，这是犯法的。”
“孩子，我忠心耿耿地为我的俄罗斯沙皇服过役。现在这个政权不是上帝的意旨。我不承认这个假政权。我是向亚历山大皇帝宣誓效忠的，可没有向庄稼佬宣过誓，就是这话！”格里沙卡爷爷咂了咂褪色的嘴唇，擦了擦发绿的胡子，用拐杖朝宅屋那边指了指说，“你是来看米伦的吗？他在家哪。我们送米秋什卡撤退啦。圣母保佑他……你的孩子都没有撤退呀？什么？不然怎么……这成什么体统！他们都对皇上派来的哥萨克军长官宣过誓呀。军队里正需要人的时候，他们却在家里陪老婆……娜塔柳什卡好吗？”
“很好……你快回去把十字章摘下来吧，老亲家！现在不许佩戴这些玩意儿啦。我的上帝，你糊涂啦，老亲家？”
“去你的吧！教训我你还太年轻！走你自个儿的路吧。”
格里沙卡爷爷照直朝潘苔莱走过来，潘苔莱赶紧给他让路，从踏出的小径上走到雪地上去，不时回头看看，绝望地摇着脑袋。
“你遇见我们家的老兵了吗？真是活受罪！上帝怎么也不召他回去。”在这些日子里明显地瘦削下去的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站起来，迎着亲家公说，“把他的奖章全都挂上，戴上有前朝帽徽的制帽就走啦。怎么说也不肯摘下来。简直变成了小孩子，什么也不懂。”
“让他自寻开心去吧，他还能活多久啊……快说说看，儿郎们都怎么样啊？我们听说，好像葛利沙被这些不信上帝的家伙们搞了一下子，是吗？”卢吉妮奇娜坐到哥萨克们跟前来，伤心地插嘴说，“亲家公，我们家倒了大霉啦……给牵走了四匹马，只剩下一匹骒马和一匹小马驹儿了。倾家荡产啦！”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眯缝起眼睛，好像在瞄准似的，憋着满腔怒火，说话的调子也变了，气势汹汹地说：
“日子为什么搞得这么糟？是谁的责任？全赖他妈的这个政权！亲家，全是这个政权的罪过。人人平等——难道这行得通吗？你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赞成！我操劳了一辈子，累得话都说不出来，浑身流过多少臭汗，叫我跟那些不想过苦日子，可连手指头都不肯动动的人去平等吗？不，我们还要等等看！这个政权要切断兢兢业业过日子人的血管。所以我什么都懒得动手啦：干吗还要去奔命？为谁操劳？你今天积攒一点儿，明天他们一来，全都抢光……还有，亲家，前几天我的一个穆雷欣村的老同事到我家来，我们谈了半天……眼下，前线就在顿涅茨河一带。可是支持得住吗？我，老实告诉你，劝一些可靠的人说，咱们应该尽力帮助我们那些在顿涅茨河对岸战斗的人……”
“怎么个帮助法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惊愕地，不知道为什么，悄悄问。
“怎么个帮助法吗？踢开这个政权呀！把它踢得远远的，踢回坦波夫省去。叫它到那里去跟庄稼佬们平等去吧。只要能消灭这些敌人，我连一根线都不留，把全部财产都捐出去。应该这样，亲家，应该劝说人们这样去干！是时候啦！不然可就晚啦……我那位老同事说，他们那儿的哥萨克也都蠢蠢欲动。只不过要齐心点儿才行！”他的语调变成急促、难辨的低语，“大部队都开过去啦，他们这儿剩下的又有多少呢？有数的那么几个人！村村都只剩了些光杆儿主席……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那不是易如反掌嘛。至于维申斯克，那也没有什么……大家联合起来，一拥而上——把他们撕成碎块！咱们的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叫咱们吃亏。我们联合起来……这才是正经事，亲家！”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站起身来，斟酌着字句，担心地劝说道：
“当心点儿，一失足——可要倒大霉呀！哥萨克们虽然在摇摆不定，可是谁他妈的知道他们往哪边儿倒啊。这种事情现在可不能随便对什么人都说……年轻人简直无法理解，他们好像都在闭着眼过日子。有的撤退走了，有的留了下来。这日子可真不好过呀。这叫什么生活，简直是地狱。”
“别担心，亲家！”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大度地笑了笑说，“不看准了，我是不说的。人跟绵羊一样：公羊往哪儿领，羊群就都往哪儿跑。所以必须给他们指明道路！要叫他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政权。没有黑云——就不会打雷。我要干脆地告诉哥萨克们：应该暴动！听说，好像已经下了命令——要把所有的哥萨克都绞死。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脸上透过雀斑，涌出了一阵红晕。
“哼，这会闹成什么样子呢，普罗珂菲耶维奇？据说，他们已经开始枪毙人啦……这算什么世道呀？瞧，几年的光景，变成什么样子啦！没有煤油，火柴也没有，莫霍夫的铺子里近来只卖点儿糖果了……庄稼呢？比从前差多少呀？把马都牵走啦。抢了我的马，也抢了别人的……抢嘛，谁都会抢，可是谁去繁殖呀？早先，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我们家有八十六匹马。你也许还记得吧？有好几匹善跑的骏马，可以追上加尔梅克人的马！我们家那时候有匹额上带白斑的枣红马。我把它牵出来，鞴上鞍子，骑到草原上去，把艾蒿丛里的兔子轰出来，兔子跑不出一百沙绳，我就用马把它踩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儿呢。”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有一天，我骑马来到风车近前，看见一只兔子正朝我跑来。我策马追去，它呢，兜起圈子来，然后冲下山坡，穿过顿河！这是谢肉节时的事情。顿河上的雪被风吹走了，河面上的冰很滑。我追那只兔子，马一打滑，四条腿都倒了下去，摔得连脑袋也抬不起来啦。我吓得浑身直哆嗦！把马鞍子卸下来，跑回家来。我说：‘爸爸，我骑的马摔死啦！我追兔子来着。’爸爸问我：‘追上了吗？’我说：‘没有。’他骂道：‘鬼儿子，鞴上那匹铁青马，追去！’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噢！老人们都溺爱孩子。摔死一匹马，一点儿也不心疼，可是兔子一定要追上。一匹马值一百卢布，兔子只不过值几戈比……唉，还说什么呀！”
本来已经心惊胆战、闷闷不乐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亲家公家里出来的时候，更加心慌意乱了。现在他明显感觉到，是另一些敌视他的原则在统治他的生活。如果说，从前他管理家业、驾驭生活，像是骑着一匹训练有素的马，参加障碍赛马，那么现在，生活却像一匹发了疯的、跑得浑身汗沫的马驮着他狂奔，他已经无力驾驭这匹马，只是摇摇晃晃的在马背上不由自主地摇晃，使出吃奶的劲儿，但求不摔下马来，就谢天谢地了。
迷雾遮住了前路。曾几何时，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不还是本区的首富吗？但是最近三年来，他的精力耗尽了。长工都散掉了，耕种面积减少了九成，把牛和马从牲口棚里赶走，换来些价值不稳定、天天贬值的钞票。一切都好像是在梦里一样，像顿河上的漂浮的轻雾，随风逝去。只剩一座有雕栏的阳台和褪色的彩檐的老宅作为纪念了。过早地出现在科尔舒诺夫那像狐狸毛一样火红的大胡子里的银丝现在已经扩展到两鬓，并且在那里落了户，起初像沙土上的蒺藜一样，是一撮一撮的，后来排斥了原先的火红色，于是，像盐粒似的白霜就布满了两鬓；而且继续节节向上推进，占领了前半个脑袋瓜儿。在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全身也是这两种基本色在疯狂地斗争：红色的血液沸腾起来，驱使着他去干活儿，逼着他去种地，盖板棚子，修理农具，发家致富；但是苦闷却又不断涌上心头：“发什么财呀。到头来全是一场空！”于是满脸染上了死人般的灰白色。两只难看得要命的手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放下锤子就抓起手锯，而是无所事事地晃动着干活累得变形的脏手指，闲置在膝盖上。苦难的岁月使他衰老。土地也变得可厌了。春天，他走到田地里，就像走到一点也不可爱的妻子面前一样，只是由于习惯，尽尽责任而已。发财也不高兴，破财也不似从前那样伤心……红军把马抢走了——他无动于衷。可是两年前，他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为了牛踏乱了一捆干草，差一点儿要用叉子把妻子叉死。“科尔舒诺夫搂得太足啦，肚子都吃胀了，该吐点儿出来啦。”邻居们都这样议论他。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躺到床上。心口憋得慌，直恶心，想吐。吃过晚饭，叫老太婆给他拿腌西瓜。吃了一片儿，就哆嗦起来，好容易才走到炉炕边。第二天早晨，已经昏迷不醒，不省人事。被热血烧焦的嘴唇干裂了，脸色焦黄，白眼珠蒙上了一层珐琅似的蓝光。德罗兹吉哈老太婆给他放了血，从手上的静脉血管里放出了两盘子黏得像松焦油一样的黑血。但他还是没有恢复知觉，只是脸上变成了青灰色，尽是黑牙的嘴张得大了些，呼哧呼哧吸着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