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的家世，有很悠久的历史。
在彼得一世统治的时期，有一次，一艘官船满载着干粮和火药，沿着顿河向亚速海驶去。顿河上游，离霍皮奥尔河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奇戈纳克的“强盗”市镇，这个小镇的哥萨克在夜里偷袭了这只船，杀死了正在酣睡的守卫，把干粮和火药抢劫一空，把船也凿沉了。
按照沙皇的命令，从沃罗涅什派来了军队，把那个强盗市镇奇戈纳克烧光了，在战斗中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参加过抢船的哥萨克全都击溃，把俘虏的亚基尔卡大尉和另外四十名哥萨克在水上绞刑架上绞死；为了恫吓下游骚动的村镇，把绞刑架顺流放到顿河下游去。
十多年后，在奇戈纳克的旧址上，重又炊烟缭绕，许多新移来的和那些劫后幸存的哥萨克又在那里定居下来。市镇重又发展起来，并修筑了一道环镇围墙。从那时候起，从沃罗涅什派来一名皇家坐探和眼线——农民莫霍夫·尼基什卡。他贩卖各种哥萨克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杂货：刀柄，烟草，火石等等；他也买卖赃物，而且每年要到沃罗涅什去两次，表面上是去办货，实际上是去报告，说镇上目前还算安静，哥萨克也没有策划什么新的叛乱。
这个莫霍夫·尼基什卡后来繁衍成了商人莫霍夫家族。他们在哥萨克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在镇上撒下了种子，而且繁衍起来，就像野草一样拔也拔不净；他们神圣地保存着沃罗涅什督军派遣他们的祖先到这个叛乱集镇时颁发的、已经破烂不堪的证书。如果不是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祖父还在世时的一场大火，把藏在神龛里装着证书的锦匣烧掉的话，也许会一直保存到今天呢。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祖父因为喜欢赌博，弄得倾家荡产；他原要重振家业，可是大火又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烧光了，所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就不得不又重新创业。他埋葬了瘫痪的父亲以后，拿一个已经磨损得尽是麻坑的卢布做本钱，干起事业来了。起初他走村串巷，收购猪鬃和鹅毛。过了五年的穷日子，一戈比一戈比地欺骗和榨取附近各村的哥萨克，可是后来他不知怎么地，摇身一变，收破烂的谢廖什卡就成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了，在镇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和半疯半傻的神甫女儿结了婚，拿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陪嫁钱，又开了个布店。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布店开得正是时候。依照军区政府的命令，开始把顿河左岸各乡镇辖区内的哥萨克整村整庄地迁移到右岸来，因为左岸的土地贫瘠，都是像石头一样硬的黄沙地。一个新的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发展起来；新建房舍天天在增加。在与原属地主土地交界的地方，在奇尔河、黑河和弗罗洛夫卡河的两岸，在草原上的山谷和洼地里，一直到乌克兰小村庄一带的广阔区域内，出现了许多新的村庄。过去买东西，常要跑到五十多俄里以外去，可是，现在这里开了一家新铺子，一色的新松木货架，架子上摆满了诱人的布匹绸缎。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事业就像一只拉满了的三排键的手风琴一样，全面地发展起来；除了布匹绸缎以外，凡是乡民的朴素生活必需的一切东西他都贩卖：皮革制品、盐、煤油和服饰用品，一应俱全。近来连农业机器都卖了。从阿克萨伊斯克的工厂里运来的收割机、播种机、犁、风车和选种机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临时搭起、漆成绿色的、凉爽的夏季店面前。当然别人口袋里的钱是很难计算的，但是看得出，机灵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生意赚了很多钱。三年后，他开了一个粮店，又过一年，在第一个妻子去世以后，又在着手修建一座机器磨坊了。
他把鞑靼村和附近的村庄都牢牢地掌握在他那黝黑的、生着一层稀疏的亮晶晶的黑绒毛的小拳头里。没有一家不欠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债：一张张印着橙黄边的绿色借据——有的是买收割机欠的，有的是为了女儿置办嫁妆欠的（因为嫁姑娘的时候到了，而帕拉莫诺夫粮店又把小麦价格压得很低，所以都到这里来求他：“赊给我们一点吧，普拉托诺维奇！”），要赊欠的东西还多着呢……磨坊里有九个工人，铺子里七个伙计，家里有四个佣人——他们这二十张嘴都是靠买卖人的恩典吃饭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留下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姑娘丽莎，一个是比她小两岁的、瘦弱多病、萎靡不振的男孩弗拉基米尔。第二个妻子是个骨瘦如柴、窄鼻梁的女人，叫安娜·伊万诺夫娜，她没有生过孩子。她把那晚来的、从未显示过的母爱，以及长期郁积在心里的苦恼（她已经三十四岁了才嫁给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全都倾注到前妻留下来的孩子身上了。后母神经质的性格，对于子女的教养没有产生好影响，至于父亲对他们的关心，也并不比对马夫尼基塔或者厨娘的关心更多一点。做买卖、跑生意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一会儿去莫斯科，一会儿去下诺夫戈罗德，一会儿去乌留平斯克，一会儿又去各乡镇的市集。孩子在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并不敏感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根本不想深入了解孩子心灵上的秘密——繁多的家务使她顾不到这些——因此姐弟俩在成长过程中，互不理解，非常陌生，性格各异，根本不像亲生姐弟。弗拉基米尔成了一个性格孤僻、精神萎靡的人，总是愁眉苦脸，流露出一种不是儿童应有的严肃神色。而丽莎却是混在女仆和厨娘中间，在放荡、见过世面的娘儿们群中长大，她很早就看到了生活的丑恶面。妇人使她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当她还是一个幼稚、羞涩的少女时，就像荒林中的毒莓一样，自生自长起来。
岁月悠悠逝去。
老年人照例是更老了；而年轻人却像一片茂盛的丛林长起来了。
有一次喝晚茶的时候，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瞥了女儿一眼，不禁大吃一惊（伊丽莎白这时候已经中学毕业，出落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美貌的少女）；他看了一眼，手里盛着琥珀色茶水的茶碟颤抖了起来；“真像去世的母亲。我的上帝，简直太像啦！”他叫了一声：“丽兹卡，把脸转过来！”竟没有注意到，女儿从小就酷似母亲。
……弗拉基米尔·莫霍夫是个瘦弱的、脸色焦黄的小伙子，中学五年级的学生，他常到磨坊的院子里去玩。不久前，他和姐姐一同回来过暑假，弗拉基米尔和往常一样，回来以后总要到磨坊里去看看，在浑身是面粉的人群中乱闯，听听那有节奏的磨粉机和齿轮的轰隆声，滑动的皮带的沙沙声。他喜欢听来磨面粉的哥萨克们小声地恭维：
“少东家……”
弗拉基米尔小心地绕过满院子的牛粪堆和车辆，走到木栅门口，忽然想起来还没有到机器间去过，他就又回来了。
磨粉工人季莫费和绰号叫作“钩儿”的磅秤工人，以及磨粉工的助手、一口白牙的小伙子达维德卡，都把裤腿卷到膝盖上面，正在机器间入口处、红色储油罐旁边和着一大堆黏土。
“啊啊，东家！……”“钩儿”露出嘲笑的神情向他问候道。
“你们好呀。”
“你好，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在和泥哪，”达维德卡艰难地从散发着牲口粪臭味儿的黏泥里往外拔着腿，恶意地微笑说，“你爸爸舍不得花一个卢布去雇女工，就逼着我们来干这种活儿。你爸爸真是个守财奴！”他咕唧咕唧地挪动着两条腿，又补充说。
弗拉基米尔的脸立刻涨红了。他对这个总是面带微笑的达维德卡，对他这种轻慢的腔调，甚至对他的雪白牙齿，产生了一种无法压制的敌意。
“怎么是守财奴呢？”
“就是。他吝啬得要命。连自己拉的屎都要再吃下去。”达维德卡简单地解释说，还微微一笑。
“钩儿”和季莫费都赞赏地笑了起来。弗拉基米尔觉得受到了刺心的侮辱。他冷冷地打量了一下达维德卡。
“那么说……你是很不满意啦。”
“你过来，和一下泥试试看，你就明白啦。什么样的傻瓜会满意呢？应该把你爸爸弄到这儿来，叫他的大肚子晃荡晃荡才好呢！”
达维德卡摇晃着身子，艰难地在黏泥里走着圈子，把脚抬得很高，现在他已经是在毫无恶意地、愉快地笑了。弗拉基米尔感到一丝的快意，他搜尽枯肠，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回答。
“好，”他一字一板地说道，“我去告诉爸爸，就说你不满意这里的工作。”
他斜睨了一下达维德卡的脸，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使他吃了一惊：达维德卡的嘴唇既可怜，又勉强地笑着，另外两个人也皱起了眉头。三个人都一声不响地在稀溜溜的黏泥里和了一会儿。最后达维德卡把眼睛从脏脚上移开，恨恨地、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是说着玩哪，沃洛佳……喂，我是说着玩哪……”
“我要把你说的话全都告诉爸爸。”
弗拉基米尔为父亲和自己受到的侮辱，为达维德卡可怜的笑容感到难过的眼泪正夺眶而出，便绕过油罐走去。
“沃洛佳！……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达维德卡惊呼道，跳出烂泥堆，把裤腿从溅满污泥的膝盖上撸下来。
弗拉基米尔停了下来。达维德卡跑到他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央告说：
“不要告诉你爸爸啦。我是逗你玩才说的……请原谅我这个傻瓜……真的，我没有恶意！……是为逗你玩才说的……”
“好吧。我不告诉啦！……”弗拉基米尔皱着眉头喊道，然后向板栅门走去。
可怜达维德卡的心情占了上风。他怀着轻松的心情，顺着板栅走去。从磨坊院子角落里的铁匠作坊那里传来杂乱的打铁声：先在铁上敲一下——声音喑哑、柔和，再在铮铮响的铁砧子上打两下——发出叮当的响声。
“你惹他干什么？”“钩儿”压抑的低音传到正走开去的弗拉基米尔的耳朵里，“不碰他，就不会散发出臭味来啦。”
“瞧这混蛋，”弗拉基米尔恨恨地想，“骂得多难听……告不告诉父亲呢？”
他回头看了看，又看到了达维德卡往常那种露出白牙齿的笑容，于是下了决心：“要告诉父亲！”
商店前的广场上，停着一辆套好的大车，马拴在拴马桩上。一群孩子正在从消防棚子的顶上轰一群灰色的、唧唧喳喳叫的麻雀。从阳台上传来大学生博亚雷什金的洪亮的男中音和另一个人沙哑的颤音。
弗拉基米尔走上台阶，爬满台阶和阳台的野葡萄的叶子在他头顶上飘动，它们从蓝色飞檐的雕花上垂下来，像一顶顶鼓胀起来的绿帽子。
博亚雷什金摇着剃得光光的紫红色脑袋，对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但是却留着大胡子的教师巴兰达说道：
“虽然我是一个哥萨克农民的儿子，对一切特权阶级怀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仇恨，可是您简直想不到——读他的作品，我竟非常可怜起这个垂死的阶级来了。我自己几乎要变成贵族和地主了，狂热地研究起他们理想中的妇女，为他们的利益担心，——总而言之，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亲爱的，您看，天才有多么巨大的威力！它可以改变你的信仰。”
巴兰达玩弄着丝带的穗子，讥讽地笑着，仔细打量着衬衫前襟上绒线编的红花。丽莎懒洋洋地坐在沙发椅里。显然，她对客人的谈话毫无兴趣。她那总像是丢失了什么东西和在寻找什么东西的目光在无聊地看着博亚雷什金伤痕斑斑的紫色脑袋。
弗拉基米尔行了个礼，走了过去，敲了敲父亲书房的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正坐在皮凉椅上，翻阅六月份的《俄罗斯财富》。地板上放着一把骨柄已经发黄的裁纸刀。
“你有什么事？”
弗拉基米尔把脑袋往肩膀里缩了缩，神经质地理了理身上穿的衬衣。
“我刚从磨坊里回来……”他迟疑地开口说，但是他看着父亲裹在丝绸背心里的圆滚滚的肚子，想起了达维德卡的刺眼的笑容，就坚决地说了下去，“……听见达维德卡说……”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仔细地听完他说的话，然后说道：
“咱们叫他滚蛋。你去吧。”他哼哼着弯下腰去拾裁纸刀。
晚上，村里的知识分子都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家里聚会：博亚雷什金——莫斯科技术学校的学生；干瘦、自命不凡、患肺病的教师巴兰达；他的姘头，女教师玛尔法·格拉西莫芙娜——一个圆滚滚的、总也不见老的大姑娘，她的衬裙总是很不雅观地露在外面；邮政局长是一个古里古怪、身上又脏又臭、总是散发着火漆和便宜香水气味的光棍汉。年轻的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也偶尔从自己的庄园上到这里来，他正在父亲——贵族地主——处小住。他们坐在阳台上喝茶，扯些毫无意义的话，等到无精打采的谈话中断的时候，客人中的一位就会去把主人那镶着宝石的贵重留声机开开。
有时候，在重大的节日，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很欢喜显显阔气：大宴宾客，请他们喝贵重的酒，吃特地从巴塔伊斯克定来的新鲜鲟鱼子和上等的菜肴。平常日子，他过得很俭省。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他从不吝啬买书的钱。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很喜欢看书，对什么都要用自己像菟丝似的顽强的头脑去研究一番。
他的合伙股东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是个浅黄头发、蓄着尖尖的小羊角胡子和眼睛深藏在细眼缝里的人，他很少到这里来。他跟梅德维季河口修道院的一个还俗的尼姑结了婚，同她过了十五年夫妻生活，共生了八个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家里。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是从当团队文书发迹的，他把军队里那种拍马和奉承的腐败习气也带回家里来了。孩子们在他面前都要踮着脚尖走路，小声说话。每天早晨，孩子们盥洗完毕，就在餐厅里挂的像口黑棺材似的大钟下排成一队，母亲站在队后，一听到父亲的干咳声从卧室里传来，立即开始用各种声调，装腔作势地依次朗诵祷词：《主啊！救救你的子民吧》和《我们的父》。
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正好在他们祷告完了，也就穿好衣服，走出卧室，来到餐厅，眯缝着白菜叶色的小绿眼睛，像大主教似的伸出一只肥胖的光手。孩子们依次走过去亲吻。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吻过妻子的脸颊，就开口了，“奇”音总是发得模糊不清，成了“茨”音：
“波莉茨（奇）珈，擦（茶）泡上了吗？”
“泡上啦，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
“倒一杯浓一点的。”
他管理商店的会计事务。在每页的“借方”和“贷方”的粗体字栏下，都写满了文书们惯用的、花哨字体的数字。他每天读《市场报》，毫无必要地在疙疙瘩瘩的鼻子上带上金框夹鼻眼镜。对待店员们却很客气。
“伊万·彼得罗维茨（奇）！请您给这位乡亲量几尺道利花布。”
他的妻子称呼他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孩子们都叫他金（亲）爱的爸爸，店伙都叫他“擦擦儿”。
两个神甫——威萨里昂神甫和监督司祭潘克拉季——都和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没有什么交往，因为他们跟他有宿怨。两个神甫彼此也不很和睦。刚愎自用、喜欢挑拨是非的潘克拉季最善于在邻里之间制造不和；而威萨里昂是个单身汉，跟乌克兰女管家姘居在一起，因为生梅毒所以说话瓮声瓮气，他生性随和，所以很少与这位监督司祭来往，而且不太喜欢司祭那种自高自大和爱拨弄是非的性格。
除了教师巴兰达以外，其余的人在村子里都有了自己的私宅。莫霍夫那油漆成蓝色的、薄铁顶的宅子坐落在广场上。商店就在家对面——耸立在广场正中央，装着玻璃门，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
谢·普·莫霍夫与叶·康·阿捷平合营商店
和商店毗连着的是一长排有地窖的低矮板棚，离这里约二十沙绳，是教堂的圆形砖围墙和圆顶的教堂，这圆顶很像是熟透了的绿洋葱头。教堂对面，是一带粉刷得庄严、肃穆的学校围墙和两座漂亮房子：一座是浅蓝色的，花园的木栅栏也漆成同样的颜色，那是潘克拉季司祭的；一座是褐色的（避免两座房子一样）、有雕饰的围墙和宽大的阳台，那是威萨里昂神甫的。然后从这个街角直拐到另一个街角，是阿捷平的怪模怪样、狭长的二层小楼；再过去，就是邮局、哥萨克的草顶或铁皮顶的家舍，屋顶倾斜，上面装着一只生锈的铁公鸡的磨坊。
村子里的人关上里里外外的百叶窗，过着与世隔离的幽静生活，如果不去作客，天一黑就都把门闩上，放开铁链锁着的狗，寂静的村子里就只听到更夫的梆子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