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瓦尔，当上克吕皮的办公室主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潮澎湃，像个孩子似的，在大街上又跑又跳。我想到耶尔、吕伊特，甚至想到科波，要跑去把事情告诉他们，不过先得去部里一趟，希望马上拥抱欧仁。办公室全是人，欧仁还没有走马上任。
记得去年夏天他对我说过：“有什么办法呢，老兄！我在生活中，一向只爱好两件事： 一是……还有发号施令。”
在文学生活中，不能回报一点格里凡对我的赞赏，比什么事情都更令我痛苦。
非也： 这就是作为一月的礼物，重新感受他头一批诗作，每读十个词，我的耳朵和头脑就要相互一致和彼此伤害。
然而，品行的某种高尚性——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关于他，我要写什么文章的话，那我就会承认，他是一位大诗人，惟一的过错就是他要用法语写作。
昨天上午，在奥德翁剧院看《欧吕拉丽雅》《一坛金子》。德·马克斯头一回试着扮演通常所说的“滑稽角色”——很出色。不过，有点过分拘泥于细节。我怀疑他达不到尼采所讲的这种简约，这种“轮廓的严重腐蚀”，而舍此则没有完美的艺术品。他的自豪感能对抗批评，却在观众面前低头。这些观众——我主要指他包厢里的人——推动他无可挽回地违反自己的审美观。
昨天在他的包厢里，有半打毫无分量的轻狂后生。幸好还有约泽·德·夏尔姆瓦。总之还有布雷瓦尔，我只是在彩排过程中，借助于对话才认出她来。她并没有生气，同我非常亲切地谈起科波。
昨天晚上，《康多尔王》在柏林首次演出。今天早晨收到哈格南的这份电报：
古尔利特（尼西娅）演得很好对半数观众巨大成功另一半抵制。
首演的次日，新闻界沸腾了。巴尔诺斯基（小剧院经理）吓坏了，赶紧从戏单上取消这出戏。
同哈格南信件来往频繁，他在这种关头表现出的忠诚，使我铭感五中。他的一篇出色的文章，刊登在……（?），力图培养观众。各种批评将观众可能要鼓掌的微弱愿望压回去。
我担心《扫罗》的演出也要受到极大的牵连……
这场较量十分不利。我给哈格南的信留了复件，以备发表，假如情况万一……
要多多表现出自尊而不是抱负，这便是全部秘诀。而且我开始相信，有理由的指责，要比无端非难更令人痛苦。听人说我投机……听人把我当成诲淫者、街头杂耍艺人、通俗笑剧作者，指责我模仿梅特林克！或者模仿我根本没有读过其作品的多奈！老实说，这种攻击简直无的放矢。
对我的批评，没有一个不拉出黑贝尔，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批评在生前将黑贝尔扼杀。大家争相辱骂，而这些文章都惊人的单调乏味，只有头几篇我从头至尾看过。一篇是这样开头的：“《康多尔王》在巴黎获得巨大成功。（!）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等等，——einesolcheSchweinerei……等等。”
夜里一段时间睡不着，脑海里浮现鲁瓦尔的形象。白天我和科波去部里找他，他在和吕伊特谈话。我们四人乘汽车逃离，直奔洛吉埃，冯·赖塞尔贝格夫妇在那儿等我们。
我很欣赏他善于摆出不胜其烦的样子——现在他敢于摆这种样子，只因在谈话中没有什么可捞取的了。他的整个过去，在我看来焕然一新。我相信我能相当准确地勾画出他的形象了。
《柏林日报》的问卷调查。
时值瓦格纳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要预测“全欧洲的艺术大师和知识界英才对瓦格纳体系的影响，尤其在法国的影响有何看法”。
我回答：
我憎恶瓦格纳其人及其作品；从我的童年起，我这种强烈的憎恶有增无减。这个奇才激励人不足，压垮人则有余。他允许大量赶时髦的人、文人墨客和蠢货相信他们喜爱音乐，还允许一些搞艺术的人相信天才是学来的。德国有史以来，也许从未出过如此伟大又如此野蛮的人。
昨天到得太早，离布朗东夫人接待的时间还有四小时三刻钟，我就参观特罗卡德罗博物馆。批评和观赏的安排妙极了。收益颇丰。
我的拜访，对布朗东夫人来说，收益就不大了： 不到五分钟，就来了八位客人；谈话空洞无物，简直令人惊愕。不过，布朗东夫人主要还是跟我交谈。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她说：“能有乐趣与之交谈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其他人听了这种赞美话，都是什么表情。
《法郎吉》杂志社宴会。
本来答应科波决不离开他，可惜我不可能办到。主人盛情给我出了难题，让我坐在鲁瓦耶尔的右首（鲁瓦耶尔左首坐着维勒-格里凡，接着是古斯塔夫·卡恩）。我若是拒绝，就不大通情理了，而且要费多少唇舌。我的右首是罗贝尔·德·苏扎，然后是盖翁；餐桌拐角，坐着汉·里奈、阿波利奈尔、科波、若望·施伦贝格，还有三十多位生面孔。参加宴会的约有一百五十人。红衣主教府二楼漂亮的大厅。菜肴还说得过去；然而我神经紧张，吃不了什么……
记述中断。没有必要复述细节。阿波利奈尔的相貌很有趣，相当吸引人。在祝酒时，一个愚蠢的青年，席间没有说话的机会，他要背诵鲁瓦耶尔的诗作，走到后面去，打破了私人办公室的一面镜子。“十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科波同我返回的路上说道。……
可悲可叹，我的性情，总起而反抗我的思想要强加给它的任何约束、任何规矩。面对失眠，或者令我难以入睡的这种无名的烦躁，该怎么办呢？明日醒来，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吗？度过惶恐不安的一夜，能像睡足觉那样，由衷地投入工作吗？我梦想，我始终在梦想，有哪种方法，连我的胡思乱想都能节制，允许我发挥出最大的能力；而这种方法，每天我都必须改变。昨天午后，如果不睡两小时，我就不可能一直到晚上。——如此类推。
昨夜过得相当不错，因此，今天上午工作也相当好（给埃马努埃尔·西尼奥雷作序）——也能花一小时重新练钢琴。我坚决放弃练琴已近两个月，是我状况不佳的写作嫉妒的缘故。
若望·施伦贝格为他的剧本寝食难安，他根据朗诵的效果和每人的好建议，又修改又重写；他追随有影响的人物，打鬼主意，到处活动，对可能有助于他的人笑脸相迎。
“我觉得，自己还不够不为人赏识的那块料。”他说的这句话，由科波转述给我。
“嘿！嘿！这话讲得不赖……”
“可是，我跟您说过，”科波又说道，“他谈得最好的，还是他的不足。”
“这话讲得也不赖。”
重读弗朗西斯·雅姆为夏尔·盖兰写的悼念文章（《水星》杂志1907年4月1日）。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糟的文章。我不喜欢他将亨利·德·雷尼埃表彰为崇高的典范，而几个月前还说那是个自命不凡的草包。
“用他的纤指，抓住逃逸到路灯上去的一个司芬克斯的翅膀。”我可以断言那不是斯芬克司。——为什么？——因为斯芬克司的翅膀并不收拢，而且斯芬克司也不停落……不说也罢！
最后这份剪报，完全概括了所有其他德国报纸剪报的愚蠢，我只想保留这一份，并转译如下：
“在黑贝尔的剧本中，”这篇文章开头写道，“康多尔是个野蛮的国王，而吉格斯则是个文雅的希腊人；在纪德先生的小玩意儿里，完全颠倒了，吉格斯是个野蛮人，而文雅的人，则是康多尔……短短几句话就足以表明，纪德先生根本没有理解他写的题材。”
维尔哈伦来给我念了他的《海伦》的精彩片段。
大家谈起德彪西。
“他是一个多么深情的人！”X夫人说道。
“哦！不，夫人： 他喜欢爱抚。”德彪西夫人接口道。
同欧仁·鲁瓦尔一道去奥德翁剧院，听莫雷亚斯的讲座——讲座之后有一场演出： 由菲尔迪南·埃罗尔改编成散文的欧里庇得斯的《厄勒克特拉》。许多朋友前去捧场，讲座者三次谢幕。我也由衷地鼓掌，不过显而易见，大家是为写出《组诗》和《朝香客》的诗人鼓掌。至于说讲座，又长又腻烦，真是难以描摹。莫雷亚斯的声音，在客厅或咖啡馆里很动听，到了剧场，就显得低沉、单调而装腔作势了。其实没有多少想法，又怕缺少内容，他就尽可能地东拉西扯，漫无目的，将自己的老底全抖搂出来，不谈或极少谈《厄勒克特拉》或欧里庇得斯，而是大谈特谈高乃依、莎士比亚、尼采、马莱伯、亚里士多德、奥特韦、伏尔泰，等等，——往往还满足于念报刊上的旧文章，我基本上记得，能听出引用的那些话及其下文。在那些文章中，当初我觉得精巧而审慎的地方，如今却不疼不痒了，我无论怀着多么良好的意愿，从中也品不出什么滋味了。不少观众掏出书或报纸。有几个人弄出很大响动，干脆不听了。差一点儿也就喧闹起来了。
演员念白口齿含混，演没演技，我们实在受不了，幕启之后不久便走掉了。
一篇演说的点自有用处；必须了解讲到哪里了。
莫雷亚斯决没有穷尽这个话题，而是穷尽了他自身。人们感到他什么都讲了，而讲完之后，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原先我还真不知道，莫里哀写作很缓慢！非常重要，勒迈特尔在他第三讲座中引用格里马斯特的这句话：“他写作起来速度不快，但是别人以为他写得快，他并不恼火。”
安德莱向马塞尔·德鲁安讲述，他有机会看过尼采由于多种原因尚未发表的信件。看后就可以明白，他在巴勒授课一点不成功。还可以看到，他根本不尊重他妹妹： Eine dumme Gans，他就是这样称呼她的。
“这些人，屁股在教堂，脑袋在法兰西学士院。”瓦莱里如是说。
昨天晚上去“奇境”，设法暂时忘却小路易·鲁瓦尔的信： 这封信叫我无法入睡。几年前，我们彼此都怀有崇高的仇恨（政治的），那时就断绝关系，事情不是简单多了吗。我们的友谊就像那些痛苦的肺病患者，倍加小心才能延长生命，继续活着只是为了受罪。这一友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快乐，只是向我提供极少自重的理由，同时也没有教会我什么，还伤害我，只因我力图让它再深入我的心。
路易·鲁瓦尔来访，棒极了，我情愿记下这一点，只为我在前面写了那些过激的话。
……
在《水星》杂志（2月16日那期）上，我看了一篇相当愚蠢的文章，谈论《萨朗波》和布匿考古学。“福楼拜的谬误，”他在文章中说，“福楼拜搞错的地方……”我还不能确信，文章作者佩扎尔先生读了《萨朗波》，是不是错得更厉害了。写一篇《萨朗波》的说明文，是挺有意义的。
上个月在意大利，我恰巧又看了这部奇妙的书，初读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书也许有点幼稚，但却是诗人的一种令人无法嗔怪的稚气。我倒觉得，福楼拜在他所依据的资料中，自始至终寻找的，主要不是文献，而是一种授权。他憎恶日常的生活现实，就迷上与现实不同的东西，这部书表现得尤为明显。难道他真的和泰奥弗拉斯托斯一样相信，深色红宝石是由猞猁尿化成的吗？当然不是！然而，他乐得由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一个文本允许，就佯装相信这种事，其余的事情也如此。
崇高的风格——心的直接宣泄；惟有深深的怜悯，才可能达到。
我总是先做梦而后入睡。我借助于梦并截断梦才睡着。
在巴尼奥勒-德-格雷纳德逗留一周。
看本格森的书（《创作进程》），——没有太深入。这本书令人赞叹的重要性： 哲学可以由此再次逃逸。
让我们的智力在持续不断的外界中，切下几块，好能在上面施展，只关注这一点点，而其余的随他去吧……
瓦莱里·拉尔博的这些诗，非常有趣。读了我才明白，我的《人间食粮》，还可以写得更加厚颜无耻。
谈起瓦莱里·拉尔博来，菲力浦对吕伊特说过：
“能遇到一个人一比较，纪德就显得贫乏了，这总是一件快事。”
保尔·洛朗来访，从十月二日住到十二日。
我回到巴黎住了一周。只觉疲惫不堪，甚至在洛朗夫妇走后，这种状态还在持续。然而十五日这天，我还是写完《窄门》，十六日去刮胡子。看到上唇缺乏表情，我不禁愕然（就好像还从未讲话的一样东西，突然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多见老啊！“我可怜的安德烈！”Em见到我时高声说道；接着又补充一句：“你一定能发现你看错了。”（这一点，我没有那么快就发现。）
至少有三周了，天气好得出奇，温度很高。明天我回巴黎。
我们一直特意保护鸟窝，现在斑鸫和乌鸫洗劫果树了。我带着小卡宾枪来到花园，比前几天运气好，头一枪就击中一只乌鸫。上帝啊！我真没有猎人的心灵！我看见那只可怜的鸟，从它啄籽的紫杉上跌落，钻到另一边去了……
昨天跟随三个小娃娃，不久他们就跟上我了。……
十四岁（刚到）、十三岁和八岁。最小的和最大的是兄弟。不久我们就坐到长椅上，他们坐一头，我坐另一头，开始聊天。（开头是在与塞纳河平行的林荫大街上，公交车站点： 欧特伊、圣绪尔比斯两个方向；继而又到莫扎特街街尾；这天是万圣节，做完弥撒出来的人群，车水马龙。）
最大的对我说他是“技工”，老二就笑起来……
“他早就不当技工了。”
“那么现在他干什么？”
“干另一行了。可是，他不愿意跟人讲。”
老大鬼模鬼样，也打哈哈，当另一个说下去时，他也不反驳：
“他跟先生一块干。”
“什么先生？”
“还用问！愿意干的呗。”
“干什么呢？”（两个孩子笑得弯下腰。）
“肮脏的勾当。”
这时，小弟用拳头打老二：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可惜老大并不反驳。老二越发来劲了：
“他还训斥人！”
这些孩子住在同一座房子里，跟母亲（什么母亲？？）一起生活，他们不过凌晨一两点钟不睡觉，泡在下等酒馆咖啡馆里，同大孩子打牌。
亚历山大·纳唐松约莫两点半来接我，带我去看一个波兰青年雕刻家纳代尔曼。
如果不是敌视的话，他也只是若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皮奥的壁画。我们上了他试开的六十马力汽车,驶到布瓦索纳德街。
他的谈话，这里记下几句，不过，应当注意的是他那声调，每句都似乎用语调补充：“我呀，就是这样一个人！”
“同您一分手，我就得去比扬库尔，”他说道。“是的： 参观一家果酱工厂。他们采用全新的方法，制造果酱……”
“不用水果？”
“那倒不是。不过，水果不用煮，而是速冻，放到零下一百一十度的地方。有一天，他们让我尝了……一个草莓；太奇妙了，就像刚摘下来的；对，真的，一点儿差别都没有。”
“您要投资做这生意吗？”
“嗳！不是……况且，我也说不准；同我做事，从来就很难说；同我做事，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我绝不会长时间连续照管同一件事……您可知道，像我这样人，天底下很少见！我活动的范围很大……例如： 在我的皮包里，只保留坏证券： 再也出不了手的证券……噢！只能用来糊我厕所的墙壁！有时候，我兄弟塔德就冲我发火：‘你干吗弄这些肮脏的证券，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回答他说：‘我的朋友，别着急呀。不会让我吃苦头的。事情很简单： 我呀，我从来就不在乎。’”
在纳代尔曼的雕刻室里，主人说话的时候，纳唐松时而朝我俯过身来，快速小声地说：
“人很可爱！对不对？”
而且，对我非常热情；一定要我们再约见一次。我对他说，这半个月我会非常忙……“忙完了马上安排，对不对？”最后，他只同我握手而不说再见。
有趣，不可多得——正如阿尔贝说他表妹伊莎贝尔：“你应当同她接触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