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一月
我认为我旅行年龄已经偏大。景物的相似引起我的厌倦，已然超过景物不同造成的异乡不适感，而我今天穿越的地方，缺乏令人渴望居留的这种舒适。
日落时分，这地方一马平川，只见杨树枝后面金黄的天空，一直连到地面。
我喜爱运河中马拉的大平底船；还有高炉浓烟的后边，或者我记不清是哪个边境小城，落日完全沉浸在血泊中。
工厂夜晚，高炉烈火熊熊——小丘冈上孤零零的人家——文明的重负……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重又引发一种史诗的印象（给我这种感觉，也许是因为我通过维尔哈伦重又看到这些）。
不管怎样，这次长途旅行，三人中我最感失落，觉得无聊——是的，无聊。——列举出来也没有意义。每次大自然不愿意对话了，冷场了，我们就会这样称呼。幸而我们还能一起聊天。
我们通过一片片工厂、一座座煤山。丑陋得令人赞叹。烟囱的浓烟全扑向地面。
在这个国家，我当上工人之前就要罢工。
为了做出反应，我阅读了（真的勇气十足）薄伽丘的长卷。我不喜欢快感是一种反应的起因的这类地方。在这样处处灰暗的景色中，我怎么能写我的《人间食粮》呢。我仅仅以为能写，还是不抱任何希望，要等待我们往东方的大逃亡呢？
今天早晨，瓦莱特表现十分出色，他借口帮助排字工人辨认，就用篮铅笔在我的整洁手稿四处乱划。当他划到《石榴谣》时，我感到忍不住要流下泪了。
这篇《石榴谣》，我本来应当完好无损地自己保留，放在我的小书房里。这是你给我抄写的第一样东西，不知道你是否完全领悟，这几页稿子对我来说，意味一种同心相连的保证——在你的笔体中见到我的思想，等等。——总之，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快乐，当时我还不知如何向你表达。
文学家可怕的怪癖： 将一切感情同它的表达方式分开。先审视这项，再审视那项——审视这项或那项——审视一项而不考虑另一项，这会导致严重后果。
此前，我还没有如此深切地理解，我是多么爱她。
我和叔父夏尔，于7月3日到达，他还没到过拉罗克。昨天我在卡昂过夜，前天则在鲁昂。……
上星期天，上午冒着倾盆大雨去康布尔迈尔（看望邮递员的孩子），参加村长大会。下午，在颁奖仪式上演说。……
我和保尔走到洛日，我们重又拾起前天中断的谈话。保尔说他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天生的天主教徒，就像天生金发或褐发一样。”当然了，临终的时候，还得请来个神父——走走形式，但是必要的——恐怕得对神父说：“快点儿。”
（——为什么记下一些话？这些话语，只有在头脑里从容地变异，才会有教益——对，不过……毫无参照，事后难以判断究竟变异多大。）
愚蠢的讨论，起初我还（不由自主地）激化一点儿，反对保尔的看法，因为保尔（在伊波尔的晚餐桌上）主张阿贝拉尔，就是拉鲁迈，他完全倾向于圣贝尔纳尔。难道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对自己的无知，我心中十分难过。三天前，我开始阅读一本英国历史概要……可是得花多少时间。
地下的精神又反转。
几个梦境： 玛德见我走到面前，抱着一捆稿纸，她知道是要送交印刷厂。她问我是什么，我就回答：“这些要投入巴比伦的大火。”
另外一个。我对保尔说： 你知道，伊波尔的肥皂要好得多；我们用的很难闻，于是保尔明白，这种肥皂每块只值半法郎。
一位外科医生给我动手术，剖开肚子，他在手术中间俯下身，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您付给我多少钱？”
丽达离开的日子。她这趟来只住了三天（六月或七月份，她和雅娜、德鲁安、鲁瓦尔一起，在拉罗克呆了一周）。这种小住，我在她身上可能要看到一个无意的情敌，恐怕她会把我的心思从M身上逐渐引开。
在拉罗克那里，我们就已经谈得很投机。她的性情极好；她说是由于仇恨（这样一个人所构想的，如果能称为仇恨的话）别人的不冷不热，她才满腔热情。德科佩（或者贝尔西埃）先生在一场非常虔诚的布道中，说基督从来没有要求人全部奉献自己的财产，以及做出别的令我愤慨的妥协。我们就此话题聊了一会儿。有人给她念了雅姆的诗和《李尔王》。晚上，她对玛德莱娜说：“我了解的事情太少，太少了。”继而她又补充道：“不过，这样也许更好，因为，我若是了解很多事，也许就不会一心投入我的慈善事业了。”她回到鲁昂，心情还平静不下来，就写了一封出色的信，玛德一定还保存着： 她生活在救世军和忘恩负义的“失足少女”中间，她第一次觉得这种生活丑陋了。她已经隐约看到了“别的事情”。
我们动身去埃特尔塔，同行的有巴图什卡、弗拉乌兰，车座位上甚至还有胖厨娘玛丽；携带的书籍有： 维泽瓦的《外国作家》、《英国文学史》第三卷、托尔斯泰的《回忆录》，还有一份《辩论报》；报上刊登安德·米歇尔的一篇文章，评论为给勃克林祝寿不久前在巴勒的那场愚蠢的戏剧演出。弗拉乌兰对巴图什卡说：“我认为这篇文章不十分坦率。”（大家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而且她讲这话，就好像让我明白我不会理解，她不是讲给我听的。昨天晚上，丽达认为（口气十分婉转），鲁瓦尔的字体就像他的领带；由于这话切中要害，我不免有点恼火。我的话说得不多，已经“醉意”醺醺了。我看了几页托尔斯泰的书。天气十分炎热，尽管还不到季节。到了埃特尔塔，大家首先分散活动： 几位妇人去裁缝店给小姐做衣裳；我和巴图什卡去海滩。天气好得叫人感动。晴空如洗，平静的大海，宛若我在杰尔巴所梦想的，右侧的悬崖映在水中。新涂了沥青的渔船准备出海（下午四点钟起锚），桅杆已经挂上了帆，都是鲜亮的淡褐色。船员有的非常忙碌，有的趴在那里，仿佛听一个故事而悠然神往。令人赞叹，所有人都令人赞叹，此情此景，怎不叫人潸然泪下。我对巴说：“你渴望旅行吗？”他发自内心一声喊叫来回答我，我们有一种共识，即人越是身处“令人赞叹”的环境中，就越渴望看看别处——（这种意思很难表达）。下雨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哪儿也不想去。巴想游泳，我们就去道克家要浴巾。
我们像两个顽童，兴冲冲朝小门跑去。然而我们错过了时机，玛德和丽达也来了。我对什么都不满意： 不能独自一人，或者不能和玛德单独在一起，别人讲的闲话令我恼火，然而，巴让我着迷，我越来越喜爱他了。大家观赏绿色的海葵、森林般的墨角藻、海星；网中有两大条鲭鱼，穿上了鳃孔，不过我们想是放进网里的。我们通过管道。景观相当美。我们又回来： 小渔夫始终在原地，褐藻上面的小腿非常美妙。
我们又同弗拉乌兰会合，并一再自责，不该把她一个人丢下。（每次都同样自责，因为每次总是重犯。）
我又独自朝崖门走去。
海水异常低落，可以走崖拱门和基础完全裸露的针石的脚下。拱门后边，天空颇为奇妙，但也相当诡谲，呈现冻了的醋栗色。其他人都同我会齐。
大家赞赏，陶醉在这景色中。我略微落在后面，心中无限惆怅。——一名小渔夫在唱歌，我走近前，只见他一副可爱的面孔，可是神态却莫可奈何地稳重。他对我说他不愿当海员，倒不是害怕，而是因为挣得不多，总之不是他想干的。他要当木匠。
他几乎同我一道回城，走走停停，想抓蝙蝠。这方面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记下一笔，事后好能勾起回忆。丽达走了。
应当回忆，因为那个孩子妙不可言，他又卖蜂窝饼又卖欢乐，他叫彼德罗，是桑坦德人。我多次买他的蜂窝饼，同他说过话。有一天，他随我到地狱崖上，坐到我身边，姿势非常可爱。他对我说，他叫皮埃尔，但是西班牙语不这么叫，于是我接口说：“哦，对，叫彼德罗！”他格格笑起来，我感到这样叫，他特别喜欢。
后来，有一天傍晚，我和保尔、罗森堡从埃特尔塔往回走，上坡走到维兰维尔村附近，正巧遇见他下坡，还背着他那大箱子。他对我说，冬季他住在克里克托。想到还能同他见面，我乐不可支。可是我完全打听清楚，现在知道他住在费康。
为了再见到他，好几天在乡间游荡，才了解这一情况。况且，我也这样寻找过别人，实在无需大惊小怪。
我还记得小埃哈迈德，那个特别不安稳的孩子，我直到动身的那天，才在比斯克拉又遇见他——我坐在咖啡馆里，看恩巴尔卡为我跳舞，他同大萨代克进来，在我身边坐下。
记下十月二十八日这天，玛德同时接到玛蒂尔德一封信和丽达一封信，两封信都很出色，值得再读。
同罗森堡合作的翻译，于昨天晚上，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完成。今天是他在这里逗留的最后一天。我们一道去埃特尔塔，他要试试鞋子。只有我们两人。这几天风和日丽——风和日丽——一清早我们就打网球，午饭之后又接着打。
我们同罗森堡登上悬崖，就坐在崖门上面。他对我说，关于《人间食粮》，别人对我应当说的话，正是天使对诗人，我们刚译完的琐罗亚斯德传奇的作者说的这句话：“给这部作品娶个妻子。”我还考虑善良的雅姆热切盼望的《天上食粮》可能是什么样子。
丽达对玛德说：
“一切丑陋的、凄惨的、痛苦的东西吸引我。可怕的东西吸引我，我要投身进去。”
玛德的看法（她懂许多事——总是那么温婉，以女人的方式——不过，她的善良是超乎自然的）。
在阮家用晚餐。玛德感冒了，留在家中。拉弗里两个后生够蠢的，居然嘲笑阮老头的俊美的面孔（以及我的面孔）。
在勒阿弗尔。我走进刑事警察局。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后，正是在这里能见到人类最令人悸动的形貌。
马塞尔·德鲁安受聘到阿朗松中学任哲学教师。他是玛德莱娜的妹夫，雅娜·隆多的丈夫。纪德和玛德莱娜分头去阿朗松探望。
在拂晓之前，凌晨时分，有时极清新，极明澈而寂静，能听见鸡鸣。
集市上，所有女子都戴着同样的帽子，站在她们所卖的货物后面，货摊摆在眼前，她们一动不动，从早晨九点钟站到十二点半，沿着整条大街构成了人行道。
今天上午11点离开阿朗松。
玛德莱娜极力忍住眼泪，眼泪是忍住了，却招来偏头痛。别人需要我们才感到幸福；而我们却不需要别人。
我继续看《无根的人》。
那些人要将我一笔勾销；我生存的理由，纯粹就是同他们对着干。我要考虑唱对台戏时，能打着什么宗教或道德的旗号，如何名正言顺。
我想到普罗米修斯的箴言：“献身给他的鹰，这就足够了。”
另一个问道：“这就是您的全部发现？”——那就回答：“对，是我的最好发现。”
疲倦和忧伤。想要为国效力；感到她的力量，又根本不明白怎样才能效力。国家似乎不需要你。她本应该需要你——可是，如何让她感到这种需要。
一种未得到满足的巨大的自尊，又返回我的内心，犹如一个既不能行动，又不能安眠的恶魔。
“我心中的恶魔”，大概是勒内如是说。
一到巴黎，我就跑去看瓦莱里，到他家不见人影儿，却在奥德翁剧院，看见他和什沃伯及马尔诺在一起。——瓦莱里和我——交谈几乎很吃力，谈些社会新闻。我没完没了地道歉没有给他写信。他对此似乎耿耿于怀，当时就令我很伤心。
我回到家中心灰意冷。怎么办呢？人走了： 社交圈子重又关上门。自己不知道讲什么好了，而他们所讲的话，你只是出于好奇才感兴趣。他们怪你用不着他们了，觉得你变得陌生了——也就成了敌人。开头还没有觉察到。数月孤独的生活，使你看到任何朋友的面孔都感到可亲，想扑上去搂住脖子，可是对方却微微一笑，——审视你——对你说：“嗳！嗳！”你就丧失了分寸感，不知所措。就像一条狗似的示威。而在外边，天地辽阔，你的激情就毫无阻碍，只有自然的约束了。
可是在这里，自然的约束隐蔽在人身上，这便是他们的谴责、嫉妒、仇恨。只要我不敢公开仇视别人，我面对他们，就自我感觉尴尬、趋奉、虚伪。这绝非我的价值，如果我根本不以自己的价值为取向，那就等于自我扼杀。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今天还根本谈不上险恶，只不过离开了数月。然而，再过三四年——到那时我想重新露面呢？别人忙什么事儿，我已不感兴趣了。我到了他们面前，成了陌生人，成了敌人。——我在他们中间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摆出同他们对立的姿态；我势单力孤，就必须有特别大的能量，——否则就销声匿迹。
这种双重背叛，保尔至少应当亲口讲，而不应该坐等别人告诉我。说背叛未免重了些，不过，说是懦弱，我还不大理解……果真如此，他为什么把我的版画给了皮埃尔·路易，让他看到玛德的肖像。
在库沃维尔他对我说：“唔，我呀，在这种事情上是一丝不苟的，一幅版画属于画上的人，而不属于作者。要版画我得向你讨。底版是你的。”须知我已经对他说过，我打算送给皮·路一幅版画。
这还没什么。事关玛德的肖像画，就严重得多了，我尤其感到难过的是，这事玛德已经知道了。
怪事： 回想不起来在哪里，什么时候第一次读斯温伯恩的作品了。
后来，场景浮现在眼前： 我给玛德莱娜朗诵《时间的胜利》（在比斯克拉她的客房里），还有在科马伊街的办公室，当着保尔和德鲁安的面，念了《普洛塞耳皮娜的花园》。
我认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惠特曼也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初读《时髦》杂志上的译诗；我想是什沃伯告诉我的，后来又有维泽瓦的文章。
关于R： 他只有可爱的缺点——他的优点本身倒是叫人受不了： 别人感到自身缺乏。
因为，雅娜令人佩服——我们大家都忘不了。她回答××对她说的话：
“她真可爱，这位小小的德鲁安太太。她总是笑呵呵的。请问，太太，您是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哲学？”
“这还用问，博士： 从我丈夫那儿呗。”
在库沃维尔最后那几天，既有益又惬意。只有玛德和弗拉乌兰我们三人，我开始整理我的全部回忆。
正是今年秋末，出现所谓“倒霉的”时期： 今天晚上，我吓着了勒迈斯勒农场的人，我的面孔酷似一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那人的行为举止跟我的相差无几，事情可能变得非常严重。